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之三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研究
军事是一个传统课题，近期陆续有多种专著问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全5册，中华书局，1982），考订和叙述甚详， 优于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海燕书店，1949），不足之处是单纯研究战争史，且理论分析较略。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共分“战争”和“军事”两编，上编专论影响乃至制约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下编探析太平军的领导体制与军队编制，以及军纪、训练、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阵法与战法、战略、军事思想等，内容更为系统全面。作者认为：“综观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士们，在战术运用方面，可谓灵活多变，得心应手，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卷。在战役指导方面，虽有‘得意之笔’，但从总体上看，仍显得有些机械、呆板，缺少灵活应变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重大决策屡屡失误，终于导致战争的最后失败。”（注：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420页。）这种分析很有启发意义。
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在定都之初相继发起的重大战略行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朱哲芳《太平天国西征史》（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分别就这两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包括其战略、战术的得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关于太平军北伐失败的具体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定都天京，太平军便不倾全力或以主力北伐，导致北伐军孤军深入，最终全军覆没。张守常则分析指出，导致北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建都天京和孤军深入，而是在于天京领导层的决策失误，首先表现为指示北伐军快速前进，直取北京，忽略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己力量和政权建设；其次是命令北伐军在攻取北京之前“先到天津扎住”，结果北伐军屯扎独流、静海三个多月等待援兵，自动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就成为太平军北伐从胜利推进到终归于失败的转折点”（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1—13页。学术界对建都天京与北伐之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在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一书中，牟安世指出，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后，未倾全力北伐，错失了攻取北京的良机，进而认为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1963年，茅家琦、方之光刊文对前说提出质疑，认为从全国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建都天京，据长江之险，分攻东南，徐图北伐；牟安世撰文回应，力持己说（详参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80年代初，学术界再次就此展开讨论，但仍然未能取得共识。）。这一论断较有说服力。
安庆保卫战是关系到太平天国后期整个战局命运的一场生死决战。张海鹏从湘军的角度剖析此役，认为湘军取胜的原因在于客观估量军事形势，正确决断战略方向；总结失败教训，灵活运用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中心的各项战术原则；统一调度与协同作战（注：张海鹏：《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88年5期。）。 这种分析深化了人们对太平军此役失败原因的理解。王建华则考察了太平军二破清江南大营一役，认为导致江南大营溃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欠饷问题；李秀成“围魏救赵”计略之所以奏效，与何桂清出于与曾国藩争夺浙江地盘的考虑，有意阻滞江南大营援浙部队的行动有很大关系（注：王建华：《关于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几个问题》，收入《历史与社会》1辑，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80—190页。）。 张铁宝首次考订出天京重要堡垒地保城的确切地点和范围（注：张铁宝：《天京地保城考略》，《江海学刊》1986年3期。）。舒翼、 沈渭滨等学者对太平天国军事史也颇有研究，兹不一一详述。
外交是早期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关论著主要局限于探讨太平天国的反帝斗争。这一情形在近期有了很大改观。茅家琦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成就，所著《太平天国与列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是其旧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增补本，写得颇具功力。该书在利用、参考大量西文资料和论著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与西方朝野交往、接触的历史，以及后期太平军与外国侵略军交战的经过，并探讨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外经济往来，英、法、美等列强“中立”政策的实质及其演变，分析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得失。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两个论点：一是认为当时英国侵华的主旨是扩大通商利益，包括鸦片贸易和正常商品的贸易，而俄国侵华的主旨则是侵占领土；二是认为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在于未能利用清王朝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阻止两者互相勾结反对自己。
王庆成则对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宗教、伦理思想有关，有着特别的含义。他指出，太平天国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无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从宗教上的“天下一家”理论出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国家持友善态度，引对方为打击清政府的同道，另一方面，又与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相混合，奉洪秀全为“万国真主”，从而难以为西方各国所理解和接受。他认为，即使太平天国在国际观念上没有缺陷，也不会改变列强既定的外交投机政策，而“光复全部疆土，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和“我争中国欲想全图”的强烈使命感，最终引导太平天国做出了反侵略的业绩（注：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观念》，《历史研究》1991年1期。）。此外， 关于太平天国的对外军火贸易和太平军中的外国雇佣军问题，近年来也均有专文进行了探讨（注：许金芳：《太平天国对外军火贸易的探讨》，《安徽史学》1993年2期；夏春涛：《太平军中的英国雇佣军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5期。）。
经济研究在近期续有进展，其扛鼎之作为郭毅生著《太平天国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该书系作者据旧著《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修订扩充而成，分别探析了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和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洪秀全的经济思想，《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和性质，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施，后期两种并行的土地政策，“着佃交粮”制问题，田赋与税收政策，商业政策与货币。对于一些较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着佃交粮”制问题，作者分析指出，该政策在前期就已付诸实施，后期则在苏、浙两省的许多县镇广为推行，“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创举，是它区别于历代封建政权土地政策的重要特色”；鉴于佃户纳粮后不再向地主交租，加之通过领取“田凭”获得了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变相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此，该政策“是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破坏”（注：详参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238—282页。罗尔纲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
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摒弃了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期间视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之先声的说法，在认识上渐趋一致，认为洪秀全反孔主要是出于独尊上帝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其反封建斗争的深化。其中，王庆成就太平天国对儒学态度的演变及其影响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在1853年以前，太平天国并没有否定和打倒孔子，相反，对孔子和儒学还相当尊重；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转而否定儒学，排斥古人，进行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这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试图造成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前无古人的局面；在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后，洪秀全被迫下令停止焚禁古书，规定四书五经待删改后仍准阅读；杨死后，洪禁绝儒学的态度虽小有松动，但基本上仍坚持到底，遂使太平天国较难吸引知识分子，人才匮乏，成为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有学者据曾国藩致刘蓉书中“粤匪去冬未平，且复加厉。所睹四书，当以奉诒”等语，断言太平天国出版过删改本“四书”。王庆成根据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收藏的刘蓉契据残片，考订出“睹”应作“赌”，“所赌四书”指曾、刘二人为分析时局而互相打赌押注的四种书，与太平天国曾否出版四书毫不相关，认为太平天国从未出版过四书五经（注：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379—398页。）。
6.典章制度研究
太平天国有着一整套较为系统周密的典章制度。该课题研究虽然一直受到重视，但由于难度较大，故直到近期才陆续有一批总结性研究成果面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中华书局，1989年第二次修改本），探讨了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官制军制、乡官制度、赋税制度、供给制度、教育考试制度、城市组织等，是最早一部较为系统的典章制度研究专著，但缺漏尚多，尤其是在头绪繁杂的官制研究方面。近十年来，华国梁、盛巽昌等学者拾遗补阙，就官制撰刊了多篇富有创见的论文。例如，华国梁通过考辩陈玉成封官受爵的经历，探讨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变化规律，认为“前期级别简明，升陟有制；后期级别繁多，迁调无定”；另考证出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等级共划分为5等24级，认为官员等级的增加与官员的冗滥互为恶性循环，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办事效率低下（注：华国梁：《陈玉成官爵考》，收入《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507—519页；华国梁：《太平天国的官爵等级》，收入《太平天国史学导论》，293—309页。）。盛巽昌分析了太平天国设置天侯爵的历史含义，认为此举表明农民领袖热衷于亲族地域网络，试图借此来维持与巩固既得的财产和权力，是一种等级世袭制的调节和均衡；侯爵在前后期由尊转贱，正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过程的写照（注：盛巽昌：《太平天国天侯爵考——兼论农民亲族地域圈》，《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4期。）。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同时又是盛行的习俗。吴良祚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造诣，所著《太平天国避讳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综合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方法，考察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产生、发展与终结的历史，探讨了其避讳的分类、方法及其具体实施情形，论述了避讳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版本校勘、训诂翻译、辨伪考信等方面的作用；末章附有避讳禁用字160多个， 使该书同时又兼有工具书的性质。作者认为，该制度“承袭了我国历代的颁讳制度，但又体现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一些特点。它的浓厚的封建性与落后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同时又透露了太平天国进步文化政策的微弱折光”（注：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研究》，304页。）。史式撰《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探讨了太平天国词语的六个来源及其衍生、发展的过程，太平天国推行专用词语的目的、方式和实际效果，并附有词条2000余。以上两书均将各自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太平天国政权不稳，且洪秀全后期立政无章，加之相关史料零碎分散，故太平天国地理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太平天国政区地理的全貌，以政权建设相对完备的江南、安徽、湖北、江西、天浦、苏福、浙江七省和京城天京为主，对郡县之地理沿革、疆界四至，太平天国新建省郡县和避讳改名情况、攻占退出时间，各郡县守土官、驻防官等，进行了详细考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马定祥、马传德撰《太平天国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4年再版），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国货币制度的专著。该书系统探讨了太平天国钱币的铸期、铸地、流通、折值、版式、特征、多寡以及鉴定真伪的方法，并将“天地会钱币”列为附录，填补了太平天国史和中国钱币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研究》从历史和法学两个角度，依次考察了太平天国刑法的历史演变，刑律、刑罚和审判制度的来源及其内容，并就洪秀全与洪仁玕的刑法思想，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刑法，做了比较研究。“天历”是太平天国自创的一种历法，谢兴尧、郭廷以、董作宾、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学者都曾对之进行过研究。吴善中的《太平天国历法研究》（与周著为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史实与历理并重，对天历的历理、创制与颁行问题，天历的特点和天历六节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且富有新意。例如，作者否定了天历“是历史上空前进步的历书”一说，认为太平天国颁布天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意在通过重定“正朔”来否定清政府的合法性，但由于漠视天象，片面追求“平匀圆满”，忌讳“亏缺”，天历编制得十分粗疏，不合农时，在科技方面并无可取之处（注：吴善中：《太平天国历法研究》，269—274页。）。
此外，郭存孝探析了太平天国官印的颁发时间与颁发规程，以及它的种类、功能和特色；另考察了太平天国音乐活动的适用场合、乐器种类、音乐主管人员和机构等问题（注：郭存孝：《太平天国官印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2期；《太平天国的音乐活动》， 《太平天国学刊》2辑。）。张铁宝则研究了太平天国绘画方面的定制， 认为其绘画以吉祥鸟兽、山水风景和花草图案为主要内容，这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规定有关（注：张铁宝：《从南京黄泥岗新发现的“作战图”谈太平天国人物画问题》，《文物》1986年4期。）。
与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相比，上述研究或填补了空白，或将同类研究推向了深入。
7.宗教和区域史、社会史研究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因此，研究太平天国不能撇开宗教。但宗教通常被视做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使得在一味正面讴歌太平天国的年代里，学者们讳言宗教，宗教因而成为研究工作中一个无形的禁区（注：前期正面探讨太平天国宗教的论文仅有一篇，见徐绪典《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文史哲》1963年5期。）。70年代末，该课题开始引起少数学者的重视。其中，王庆成对其教义等做了若干开拓性研究，且视角独特，通过研究宗教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历史。他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宗教，具有中国宗教物质性的、形而下的特色，起着兴奋剂和麻醉剂的双重作用，其研究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中华书局，1985）。
夏春涛著《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则是国内第一部以此为题的研究专著。该书系统考察了上帝教的创建过程、教义内容、宗教仪式和宗教经典，与西方基督教、中国民间宗教和儒家孔学之间的关系；另逐一论述了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对外观念和文化政策的影响，在太平军内部和民间传播的情形，以探讨宗教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关系。针对上帝教创建于1843年的说法，作者认为，宗教的基本要素由内外两部分构成，内在因素为宗教观念和宗教感情，外在因素为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直到1847年，洪秀全重游广西、正式出任冯云山手创的宗教组织的领袖后，上述宗教的内外因素才大体形成，即上帝教正式问世于1847年（注：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28页。）。
关于“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是否存在、该名称是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拜会结盟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固有的传统，清广西官府在道光元年（1820年）颁行的《乡约条规》中便有“劝我民，莫拜会，拜会结盟罹重罪”等语，因此，上帝信徒秘密形成一个实际存在的宗教组织，这应是无可置辩之事；至于后一个问题，由于辩驳双方都未能拿出铁证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目前还难下定论。事实上，在中外文史料（不包括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除“拜上帝会”外，该宗教组织另一更为常见的名称是“上帝会”。西方的一些早期报道甚至明确指出“上帝会”这一名称是太平军的自称，并说其旗帜上写有“上帝会”三字；太平军士兵李进富在起义初期被俘后，也供认当年曾与其兄一同去“拜会”，所拜的组织名曰“尚弟（上帝）会”（注：P.Clarke and J.Gregory 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pp.19,31;《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18页。）。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线索。需要指出的是，范文澜、罗尔纲均将太平天国宗教冠名为“上帝教”，但后有学者据“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名称相推衍，改称“拜上帝教”，似欠妥。太平天国宗教以上帝为核心，称之为“上帝教”最为妥贴，前面不应再画蛇添足，加上“拜”这一动词。
近期区域史研究方面的著述首推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该书利用翔实的资料，系统考察了太平天国营建苏福省的军政、经济举措，苏州士绅在中外反动势力合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太平军苏州保卫战的经过及其失败原因，分析了苏福省的得失与太平天国存亡之间的关系，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作者认为，苏福省根据地的开辟迅速扭转了太平天国的财政经济危机，并使兵力得到了补充，尽管后来随着安庆保卫战的失败，安徽根据地全部沦陷，但太平天国仍能倚仗苏福省根据地支撑残局，进而开辟了浙江省根据地；正是凭借苏、浙根据地，太平军才能将抗击内外敌人的革命战争又坚持了四年之久（注：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139—150页。）。此外，王天奖对河南、徐川一对安徽、杜德风对江西、王兴福对浙江的研究，均各有建树。
李文海、刘仰东著《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从宗教活动、服饰装束、婚丧礼仪、过年度岁、家庭结构、巾帼风貌、戒赌始末、烟娼之禁、文化心态九个方面，考察了太平天国境内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是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拓荒之作，给人以清新之感。
此外，邢凤麟等探讨了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灾荒等问题，近年来也有专文面世（注：参见邢凤麟《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收入《太平天国史论文集》；钟文典《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广西师大学报》1991年1期； 姜涛《人口与太平天国革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1期； 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 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北方论坛》1995年6期。）。这些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史研究课题的拓展。
8.一批工具书和大型通史类专著的问世
姜秉正编《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共收5000多条目，内容包括1853—1981年间海内外有关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资料和专著、论文等，分全史、人物评传、文物、史料、学术思想和书志学五大类编排，内容较张秀民、王会庵合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更为完备，但在史籍的版本源流和外文书目的翻译上略有失察之处。该书的下限为1981年，因此，编排近20年来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的工作仍有待继续下去。
聂伯纯、韩品峥编著《太平天国天京图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计收天京城内和郊区地图18幅，文字说明12万字，图文并茂，对太平天国都城的兴废沿革考释甚详。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前者是一部以战争为主线的专史地图集，由地图104幅，文物、 遗址与景观图片132帧，图说10万字和大事记四部分组成；后者系前书的姐妹篇， 共收相关考释文字40万言。两书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10万字），为太平天国史专业辞典，共收词条4000余，分总叙、词语、人物、军事与战争、地理、经济以及文物、史料、著作七大类编排，并附表20种，是一部权威性工具书。不过，该书“史料”、“著作”类仅收已译的外文史料和专著，未将重要的外人原始著述和研究专著一并收录在内，内容上稍欠完备。个别词条也有讹误之处，例如，王重民辑《太平天国官书十种》于民国37年（1948年）被简又文、叶恭绰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次年正式出版，而该书却将其出版时间误作“1937年”。
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两部大型太平天国通史类专著也在90年代初相继问世（注：此前，近期出版的太平天国通史类著作主要有：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合著《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合著《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饶任坤、陆仰渊、李福彦合著《天国兴亡》（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篇幅均在30万字上下。）。
罗尔纲撰《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繁体字竖排，计88卷154万言，分订4册。该书在著书体例上有重大创新，共综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例，以新设的“叙论”概括全书，克服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弊病；“纪年”按纲目记大事；“表”标明复杂繁颐的史事，举凡会党起义和各族人民起义，太平天国的王侯百官、各类人物等，均列表以详；“志”记典章制度，包括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宗教、政体、官制、军队编制、刑律、礼制、历法、科举制度、地理、交通、医疗卫生、建筑、艺术、典籍等；“传”记人物，取消了封建色彩较浓的“本纪”。在史书体裁上破旧立新，这是罗先生的一大贡献。全书内容广博，考订缜密。作为当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一代宗师，罗先生以84岁高龄，于1985年撰成这一巨著，融会了他潜心治学50多年的成就，同时也是当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面世后广受好评，被学术界誉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同年，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计5篇22章，135万字，分订3册。该书是受国家教委委托集体撰写的一部太平天国史教材，作者以崔之清等江苏省内学者为主。“导言”部分概述了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和太平天国文献资料、遗迹遗址的情况，并详列研究论著、史料作为“附录”，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正文则论述了太平天国从兴盛到衰亡的全过程，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官制军制、事件、人物评价、民族问题等，富有新意。例如，该书就太平天国的败亡原因做了新的解释，认为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镇压，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衰落，具体表现为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严重的分裂和内耗，自我孤立的政略和政策，宗教功能的转化，而“这些失误虽然可以简单归结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并不是农民领袖们的必然共性”（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358—393页。）。
以上分别从八个方面扼要论述了近20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限于篇幅和个人学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综上所述，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太平天国史研究终于在这一时期步入了其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成果最丰、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分支。
结束语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繁盛兴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趋于冷落，1987年《太平天国学刊》、《太平天国史译丛》因经费问题被迫停刊便是其标志之一。此后，尽管有一大批总结性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但仍然无法阻止颓势。近10年来，相关学术活动远没有以前那么频繁，研究队伍的人数和所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减。太平天国史研究曾经兴盛一时，现今国内近代史学科70岁左右的知名学者几乎无人没有涉猎过这一领域，内有不少人正是借此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但时过境迁，目前仍然专治太平天国史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且后继乏人，研究队伍呈现出青黄不接之势。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曾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太平天国史研究甚至一度被圈内学者冠名为“太学”，如今却不禁令人有寥落之感。海外太平天国史研究趋于冷落的时间比中国大陆还要更早一些。
在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从最初的一哄而起发展到目前的日趋冷落，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研究难度的加大和学者们研究兴趣的转移是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仅就国内而言，太平天国史研究起步早，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因此，早在80年代初就有学者断言该研究已接近终结。正因为太平天国史是块已被许多人耕耘过的熟地，所以，研究者惟有“精耕细作”才能有较为理想的收获。尤其对后来者而言，这意味着首先必须阅读、消化数千万字的史料和千余万字的既有研究论著，这不免让人有点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化历程、社会史等热门专题研究的兴起，原先主攻太平天国史的学者纷纷转移研究方向，从而加剧了研究队伍的萎缩。预计在未来5年到10 年的时间里，该研究将会更加趋于萧条和沉寂。
那么，太平天国史研究是否真的已到尽头？如何才能将此项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呢？
对历史的探索是一个很难穷尽的过程，研究越深入，人们的认识也就越加丰富和深化。太平天国史这一园地虽然是块熟地，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没有继续耕耘的余地。
首先，审视太平天国史学史不难看出，以往穷尽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较少，粗放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具体地讲，纵然是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至今仍有不少史实还没有搞清楚；几乎每一个课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糊乃至空白之处。学者们在诸如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上至今仍有重大分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一些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不够充分，认识流于表面化。就此而论，几乎业已研究过的所有问题都还值得重新研究、重新认识。至于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这一现象，究其缘由，除了对学术史了解和重视不够外，与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在避免将研究注意力单纯局限于太平天国本身方面，国内学者在近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仍有值得借鉴之处。例如，在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孔飞力（Philip A.Kuhn）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即主张从中国内部事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认为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政权的衰落，中国旧秩序衰落的起始时间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败亡的那一年。又如，在1996年问世的《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中，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教授以宗教为主线，探讨了太平天国兴亡的轨迹，并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相关史事进行剖析，从而勾勒出一幅新颖生动的太平天国史画卷。这些对我们均不无启示。
其次，太平天国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仍有待花大力气进行深入探讨。曾有学者就此提出过具体的构想，主张对太平天国的各类人物（从领导层、将领到士兵、基层行政人员等）分别作为太平天国本身的构成因素，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或选择太平天国境内的某个县或乡镇，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官民关系、生活、社会风习在太平天国统治前后是否有所变化，与清统治区是否有所异同（注：参见王庆成《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经历和体会》，《习史启示录——专家谈如何学习中国近代史》，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118—119页。）。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从而深化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
再者，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虽然堪称汗牛充栋，但就某一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却又往往显得相对不足，这是时常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仍然大有潜力可挖（注：从1982年开始，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罗尔纲、王庆成主持并有龙盛运、吴良祚、赵云田等学者参加，开始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的“续编”。这部“续编”共分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和外人记载三部分，合计约300余万字，收录了多种新史料。虽已全部编译完毕，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尚遥遥无期，而罗、吴等先生均已作古，令人浩叹不已。）。就太平天国自身文献而言，《钦定制度则例集编》、《钦命记题记》等书至今仍未发现，还有大量的各类文书湮没无闻。西文资料是太平天国史料的一大宝库，内有不少记载大大弥补了中文记载的不足，但国内学者挖掘利用西文资料的情况却一直很不理想，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受到限制。倘若能够重视利用西人原始著述，包括重视吸收、借鉴西方学者论著中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会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茅家琦教授利用外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史料固然重要，但研究者在探讨同一个问题时，时常会根据相同的史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牵涉研究方法或研究态度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前已说明，在早期研究中存在着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这种现象至今仍隐约可见。如近有论著居然认为太平天国提倡政治、经济和男女平等，殊不知这种观点早在20年前就已被学术界所否定。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其实，这类观点了无新意，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有人提出。显然，一味肯定或否定太平天国都不是应有的态度，以一种先人为主的观点来阐释历史也决不是科学、严肃的研究方法，都会使研究工作流于简单化，从而使研究的深入受到制约。
太平天国史研究当初之所以兴盛一时，固然与政治气候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由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近50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不久便将播出，可以预料，这将重新引起全社会对太平天国史的关注。将史学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影响大众，这是国内学者一直企盼的事，但做得远远不够，仍然大有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当抓住这一契机，将真实、丰富、生动的太平天国史知识介绍给大众，而这反过来也会促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
总之，太平天国史研究并没有走到尽头。只要在上述几个方面持续努力和改进，新的收获或许就在眼前。虽然热潮已过，但真正有志于继续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应当耐得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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