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口、消费和投资看当前国债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8年以来通货紧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激活内需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最大的难题。1998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启动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倒逼机制”下形成的过度依赖银行信用扩张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使得以国债政策为核心的财政政策首次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力。从绩效方面看，财政主体进入市场往往存在着支出效率不高，供给结构不合理，以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弊端。从债务指标看，虽然国家财政30%的债务依存度，6.83%的国债负担率(1991-1998)和45%的居民负担率，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赤字规模较大的国家，或是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都处于较低的层次，但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50%)却高于国际安全线(10-30%)，国债偿债率1997年就超过15%的安全上限。1998年我国国债余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预计2000年国债规模在1999年4015亿元的基础上，将突破4500亿元大关。国债规模的扩大将直接导致财政债务压力急剧上升，如何看待这一时期迅速扩张的国债政策，需要从国债出台的宏观背景分析入手。
二、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出口环境分析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增长模式之中。80年代以来中国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等低成本优势，成功地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进入90年代，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主基调的东南亚各国在本币大幅贬值后，在供给成本方面成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强有力的对手，一度占据部分原本属于中国的市场份额。人民币的实际升值，也造成中国出口迅速下降，出口增长率从1997年的20.9%骤降到1998年的0.5%，这意味着相当于占GDP4%的（1997年出口总额1827亿美元计）出口商品将被迫从国外市场转由国内市场消化，造成国内总供给上升4%，加重了国内通缩压力。9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加快，大大地提高了资本的效率，使资本的收益率得到大幅提升，而劳动收益却显著下降，1998年世界资本收益率高达25%左右，而劳动收益率仅为5-7%。国际市场受康德拉耶夫长周期影响，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也出现下降趋势。这些负面因素必将导致在中国出口份额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利润率大幅下降。
从净出口方面看，我国1990年开始打破了出口“负”贡献率的局面，在1996年达到6%的贡献率。但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净出口增长率呈走低趋势。从长远来看，我国多数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质量竞争力相对于价格方面的优势来说相对较弱，而基于劳动力因素的价格比较优势随着国际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正逐渐弱化。因此，当各国普遍都面临着产品过剩的经济格局时，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从长期发展来看，在加入WTO后，国际市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出口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靠出口来拉动内需的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国内经济活动在一国的经济总量中占主体部分的事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内需依然是各国实物生产和服务体系的主要承接对象，据统计，美日两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仅为10%，欧共体国家为25%。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19%，虽然加入WTO后，这一比率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增速放慢是必然。因此，中国经济将面临着净出口增幅和净出口贡献率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窘境。统计也表明，1993-1999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一直稳步攀升，从1957.1亿美元上升到3607.0亿美元，贸易顺差在达到1998年435.9亿美元后，开始出现滑落趋势。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新经济推动下实现了战后最长时间的繁荣，但随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美国经济在2000年出现的调整，将影响到亚洲和我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对短期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单纯依靠扩大外需来缓解国内通货紧缩的措施很可能难以奏效。
表一 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三、居民收入状况与消费倾向分析
（一）消费已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因素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随着我国经济从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向以质量效益型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由短缺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市场需求规模成为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理论上讲，需求约束型经济增长通常要比资源约束型经济增长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年均9.8%的增长，这与消费的持续增长密不可分。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社会总需求中，消费需求一般占到60%以上(1)。相对于投资、出口需求而言，消费需求弹性低，对经济增长影响大，但其效应受制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需求增加对价格的影响又取决于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的缺口大小。1992年至1999年GDP增速分别为14.2%、13.5%、12.6%、10.5%、9.6%、8.8%、7.8%和7.2%。据预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大致在8-9%。1997年与1998年相比，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名义增长5.98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仅增长2.0倍。因此1997年以来GDP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上存在供大于需。
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阶段性的供给过剩已经出现。据国内贸易局对609种主要商品2000年下半年全国市场供求情况排队分析，供过于求的商品仍有485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9.64%，与2000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1.28个百分点。1992年之前，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但从1992年之后，消费贡献率连续6年低于60%，这6年的平均贡献率比前几十年的年平均贡献率低6个百分点左右。边际消费效益的下降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国债为核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市场的效果。在消费增速低于投资增速的前提下，投资转化为最终消费的比例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的减弱。因此需求不足是影响GDP增速回落和投资边际效益下降的主要因素。刺激消费增长成为启动内需的重要环节。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依赖收入的增长。在经济紧缩时，阻碍意愿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的因素中收入约束远大于流动性约束。
（二）居民收入下降成为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1994年以前的改革重点是让利放权，人人得利，居民收入在这一时期大幅上升，收入预期乐观，即期消费呈快速增长。1994年以后，那种利益均沾的格局不复存在了，利益分配呈现出明显倾向性，加之长期以劳动供给过剩抑制了工资率增长，制约了均衡工资率的提高，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1986-1998年，GDP年均增长9.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2%。自1998年扩大内需以来，城镇居民受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影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1998年的5.1%上升为2000年上半年的8.7%，收入上升对消费需求回升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持续三年回落，2000年上半年仅增长1.5%(2)。在总体经济形势向好的2000年上半年农民的收入即使换算成物价可比收入的话也只增长1.8%，这个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3)。1996年以年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减少，1996-1999年各年农业收入环比增量分别是73元、-28元和-53元，1998年和1999年是负增长，制约了当期农民收入增长(4)。农村居民收入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农村劳动力跨产业、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构成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之一，初步估计，其对GDP的贡献率在16-20%之间。同时，劳动力流动收益也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90年代以来，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劳动力素质障碍，信息障碍，偏见障碍和制度障碍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从劳动流动中获取收入的增长幅度(5)。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持续回落，不仅对当前消费需求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大大延缓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对未来经济增长造成潜在的危害。
（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整体消费倾向降低
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行业差距也从1990年的1.29∶1上升到1995年的2.23∶1，1999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等多部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比例已高达2.55∶1(6)。不同阶层、地区、行业收入差距拉大造成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库兹涅茨基通过对14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考察的研究也证明收入分配差异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逐渐趋于扩大，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差异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即收入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7)。但如果这种差距调整的过快和过大，则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特别是这种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拉大往往与失业上升，寻租腐败，最低收入层相对或绝对恶化交织在一起，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中国财政在转移支付调节方面的力度不到2%，低于发达国家该20-30%的水平(8)也助长了这种趋势。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差距有日益扩大之势。统计显示，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1991年的992元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3265元。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财富逐步向少数人集中，造成消费倾向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测定，全国1988年基尼系数为0.382，1995年为0.455，其中，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分别从1988年的0.233和0.338上升到1995年的0.286和0.429(9)。另据统计，高收入户的生活费收入占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从1991年的26.5%上升到1998年的30%，低收入户同比由14.5%下降到12%。据估计我国近6万亿的储蓄存款中80%属于不到20%的储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达3.71，远高于国际平均指数1.7(10)。高收入户人均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户20%，导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94年的80.5%下降到1998年55.1%；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94年82.6%下降到1998年的-37.5%。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或深层次来看收入差距扩大过快是导致消费增长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收入增长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破坏GDP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导致最终消费需求在GDP支出中的比例由60年代的80%下降到90年代的60%以下，1998年该指标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11%。
（四）积累性、预防性的储蓄特征和消费信贷市场的欠发育影响了消费增长
生命周期论和永久收入假说在西方经济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却无法解释中国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现象，这要归因于中国居民储蓄所具有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积累性和预防性。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改革加快，失业风险上升，均不同程度强化了上述特征，降低了储蓄利率弹性。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分别从1994年的18.4%，16.7%上升到1998年的20.1%，26.5%。此外，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商业信贷格局制约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加之配套政策滞后，消费观念及社保体系不键全等致使消费信贷增长滞后，降低了利率杠杜对居民消费——储蓄替代关系的影响力。据统计，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信贷比率仅为5%，消费信贷额占商业信贷总额的比率低于1%，而美国仅个人住房消费信贷一项就占商业信贷总额的20-50%(11)。
四、国债政策——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
哈罗德－多马模型告诉我们，投资是经济增长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投资增长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在社会投资增长下滑趋势未得到遏制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结构中企业投资增长份额下降，政府投资所占份额上升较快，甚至出现了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尤其是国债投资的倾向。1999年全社会投资新增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1998年的34.66%上升到101.24%(12)。其次，我国经济启动秩序即国有经济→集体、三资经济逐步扩散模式的影响力今非昔比，国有经济投资连续两年增长，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却反应平平。而社会投资活跃是我国每轮经济启动的重要标志，民间投资增速往往影响国债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带动和引导作用。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民间资本的利率弹性极低(13)，民间投资增长更多地受到需求约束和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的羁绊，表现为社会平均利润率低于平均预期利润率。因此社会投资持续增长的迹象尚未出现。但投资增长单靠国有经济投资和企业投资难以形成持续增长态势，特别是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有利社会投资较快增长的机制和环境。因此，从短期来看，投资的增量部分将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的增长，只有依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社会总投资的适度增长，避免经济反复。目前基础建设对整个投资形势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2000年1-5月份基本建设投资同比仅增长4.4%，增幅又比前4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社会投资增长偏低也将进一步加重经济回升对国债投资的依存度。另外国债投资的项目储备情况也并不理想，2000年1-4月各地区施工项目总数50589个，比去年同期减少2616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仅增长4.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债投资下降，全社会投资增长就会加速下滑。因此，在启动内需，刺激经济，缓解社会矛盾方面，继续增发国债，发挥国债投资的资产效应和拉动效应就显得非常适时和必要。但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债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风险，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不能依赖国债扩张的。因此，当前在保持国债投资力度的同时，启动内需的政策重点应放在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出口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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