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大众文艺丛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丛刊论文,大众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大众文艺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1948年3月创办于香港的一个文艺刊物，至 1949年3月，共出版六辑，据说“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①(注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3页。)。《丛刊 》“不设主编，每期以主要文章为刊名，署主要文章的作者名”，②(注：周而复：《 往事回首录》(一)，《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著作者 为“荃麟、乃超等”，1948年3月出版，第二辑《人民与文艺》，著作者为“乔木等” ，1948年5月出版，第三辑《论文艺统一战线》，著作者为“肖恺等”，1948年7月出版 ，第四辑《鲁迅的道路》，著作者为“胡绳等”，1948年9月出版，第五辑《怎样写诗 》，著作者为“马雅可夫斯基等”，1948年12月出版，第六辑《论电影》，著作者为“ 于伶等”，1949年3月出版。第三辑的出版者署“大众文艺丛刊社”，“总经售”为“ 生活书店”，第四辑的出版者署“文艺出版社”，第五辑的出版者署“诗学书屋”，第 六辑的出版者署“艺术社刊行”。从第四辑开始“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邮件查封”，“ 改为书籍的形式”发行。③(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62年编印：《1937～1949年主 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目前要完整地看到这六辑的原貌，已不太容易，特别是后三 辑——北京大学图书馆“过刊阅览室”亦仅藏第一、二、三辑。1949年6月，“大众文 艺丛刊社”编辑了《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共收六辑“批评论文”三十八篇中 的二十六篇，占总篇数的三分之二。“选集”未“选”的十二篇“批评论文”中，包括 《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略论沈从文的<熊公馆>》(乃超)、《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 》(荃麟)、《有奶便是娘的乾妈妈主义》(绀弩)、《萧军思想分析》(周立波)、《哈尔 滨文化界批评萧军的思想》(柳晨)等。“选集”的著作者为“荃麟、胡绳等”，由北平 “新中国书局”出版发行，印数为5000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现藏存有三本。“ 批评论文选集”的“编者”④(注：“批评论文选集”的编者应为邵荃麟，邵小琴的《 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一文中(《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写道 ：“1948年我父亲主编了一种以文艺批评为主的《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一些文艺思 想上的斗争，后来这些批评论文曾汇集成《大众文艺论文批评集》(应为《大众文艺丛 刊批评论文选集》，笔者注)。”)在“选集”前言中这样写道：“因为过去这个刊物的 发行区域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所讨论的内容大体上均针对国统区内的文艺运动中的问 题。”
《丛刊》是一个“以发表文艺理论为主的刊物，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也刊登少量的 作品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⑤(注：周而复：《冯乃超同志二三事》，《新文学史 料》1983年第2期。)六辑《丛刊》先后发表“战斗生活的报告，速写，实在的故事，诗 歌，小说”⑥(注：《致读者》，《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共约60篇(首)，它们大多 数取材于当时解放区的战斗生活，其中“实在的故事”15则，诗20首，小说4篇，还有 散文、通讯、特写若干篇。此外，《丛刊》还发表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6篇。
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刊物的一些细部问题终未有个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即在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48年——40年代末——到共和国50年代的“过渡”与“转 型”中，其意义与影响均是其他刊物所无法取代的。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之“ 南方大出击”一章中提及“《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就在香港与国民 党统治区的文坛上产生震动，引出各种反应”，“以致今日要了解与研究1948年的中国 文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就一定得查阅这套《丛刊》”。⑦(注：钱理群：《1948年： 天地玄黄》第23页。)洪子诚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文学的‘转折’”一章中认 为《丛刊》中有些“批评论文”的“描述成为政治权力话语，它不限于‘反动作家’， 而且在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 进程”。⑧(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第 9页。)
但事实上是，《丛刊》的这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根据 笔者目前所了解掌握的有关材料，拟就《丛刊》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 文学进程”这一角度，在对《丛刊》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与思考， 以供商榷。
二
与《现代》(1932年创刊于上海)和《中国新诗》(1948年6月创刊于上海)不同，《丛刊 》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同人刊物，而是当时左翼文学人士在香港创办的一个机关刊 物，隶属“文委”(即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这便是《丛刊》在第一 期《致读者》中为什么要强调“这不是一个同人的刊物而是一个群众的刊物”的原因。
但依常理，如果纯粹是一个“群众的刊物”，即或是一个机关刊物，《丛刊》的影响 都是不可能那么大的。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换句话说，《丛刊》究竟是在什么背景 下创办起来的?刊物的机构与主要负责人是谁?主要的工作者又都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些 问题，已成了我们进入《丛刊》批评论文具体语境的首要关节。
关于《丛刊》到底是怎样创办的，目前可资参考的直接材料几乎没有，而只能借助一 些回忆性的文字材料。当年《丛刊》主要作者之一的林默涵，40年后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 临全国解放的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通过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 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 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上。”⑨(注：林默涵口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 件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林默涵当时是中共在香港的报刊委 员会书记，并主编中共在港的政治性刊物《群众》周刊，因此他的回忆具有相当的可信 度。但他的回忆显得有些普泛，没有切中“要害”，关于《丛刊》的许多细部问题仍不 明朗。
比较详细全面为我们提供有关文字材料的，还是当时被周恩来分配去香港做文化方面 的工作，后来又参与《小说》月刊(1948年7月创办，茅盾主编)的周而复。在1982年底 撰写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作者曾这样说道：
胡绳和邵荃麟同志也先后到了香港，增强了文化界的领导力量。1947年秋，夏衍同志 又从新加坡回到香港。乃超同志和大家都感到不少文艺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需要出版一种以发表文艺理论为主的刊物……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8年3月1日， 《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在香港出版了。⑩(注：“批评论文选集” 的编者应为邵荃麟，邵小琴的《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一文中(《 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写道：“1948年我父亲主编了一种以文艺批评为主的《大众 文艺丛刊》，展开了一些文艺思想上的斗争，后来这些批评论文曾汇集成《大众文艺论 文批评集》(应为《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笔者注)。”)
这里，《丛刊》为什么要创办，周而复的回忆已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现场感”了。不 过作者说《丛刊》“大概出了五期”，则显然是误记——后来，在90年代初的《往事回 首录》(一)中，已有所更正。但“回首录”更可贵的，是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到目前 为止关于《丛刊》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办的最为详尽的资料。内战爆发后的香港成 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大量的文化界人士纷纷从内地来到香港。文章提到“逐渐汇集到香 港的文化界人士，来自如下几方面，后来的广东作家和画家；其次是由重庆来的；第三 是从上海来的最多”。(关于这时期作家南下的情况，还可参考犁青发表在《新文学史 料》1996年第1期上的《从“南来作家”到“香港作家”》一文。)1946年底夏衍离开香 港到新加坡参与胡愈之主办的《南侨日报》的编辑工作后，“冯乃超继任文委书记，并 参加工委，邵荃麟任副书记”。怎样利用全国著名的文化界人士汇集在香港这一有利时 机和形势开展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成为文委的中心议题。对此，周而复回忆道：
为了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并有计划澄清和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 想，乃超、荃麟和我们经常在酝酿准备创办一个以文艺理论为主的刊物。如果创办月刊 ，一要登记注册，二要足够稿件来源，三容易引起英港当局注意等。我说，最好办不定 期刊……乃超认为是一个办法。荃麟也赞成，他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此，比任何人都 积极。仅仅由文委几个委员撰稿非常不够，要办成在党领导下统一战线性质的带有战斗 性的进步的丛刊，除了以文艺理论为主，也选择刊登一些文艺创作，特别是解放区的文 艺创作。这是文委下的丛刊，定名为《大众文艺丛刊》……除文委主要委员参与外，重 要文章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积极参与其事者有潘汉年(曾以肖恺笔名为丛刊撰稿)、胡绳 、乔冠华、林默涵、周而复等。夏衍从新加坡回到香港，也大力支持。实际负责的是乃 超和荃麟。(11)(注：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一)，《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由此可见，《丛刊》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人的刊物”，但也不是一般的“群众的 刊物”；它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要办成在党领导下统一战线性质的带有战斗性的”) ，也有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除文委主要委员参与外，重要文章有关人员开会研究… …”)和负责人(“乃超和荃麟”)。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周而复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也是《丛刊》主要批评论文作者的情 况(这些批评论文作者1949年以后的任职情况主要是指在五六十年代的)：
冯乃超，在《丛刊》先后发表《战斗的诗歌方面》、《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 评<我的两家房东>》、《从<白毛女>的演出看中国新歌剧的方向》等5篇文章，当时为 中共华南局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委员，文委书记，1949年以后曾任中共中央 宣传部人事处处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邵荃麟，在《丛刊》先后发表《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署名“同人”)、《朱光潜 的怯懦与凶残》、《论马恩的文艺批评》、《论主观问题》、《新形势下文艺运动上的 几个问题》、《敬悼朱自清先生》(署名“同人”)、《罗曼·罗兰的<搏斗>》(署名“ 力夫”)等文章。当时为香港工委副书记、文委委员，1949年曾任作家协会副主席、作 协党组书记等职。
胡绳，在《丛刊》先后发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鲁 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等文章，当时为中共香港文委委员，1949年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 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等职。
林默涵，在《丛刊》先后发表《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略论文艺大众化》、《 论文艺的人民性与大众化》等文章，当时为中共香港报刊工作委员会书记，《群众》周 刊主编，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乔冠华，在《丛刊》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署名“乔木”)，当时为中共香港 工委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 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
潘汉年，在《丛刊》上发表《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署名“肖恺”)，当时 为中共华东局主要负责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上海副市长、统战部部长等职。
夏衍，在《丛刊》上发表《“五四”二十九周年》等文，当时为中共华南局委员，香 港工委委员、书记，1949年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周而复，在《丛刊》上发表《评<万家灯火>》一文，当时为中共南方局文化工委委员 ，副书记，参与《群众》周刊、《小说》月刊的编辑工作。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南 局统战部秘书长，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此外，《丛刊》的其他一些作者，如郭沫若(在《丛刊》上发表《斥反动文艺》等文) 、茅盾(在《丛刊》上发表《再谈“方言文学”》等文)、丁玲(在《丛刊》发表《我怎 样飞向了自由天地》)等，也都不是一般的“群众”作者，如郭、茅在当时都是著名的 “民主人士”，1949年后，他们都先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郭)，文化部部 长(茅)等职，丁玲则曾任中共中宣部文艺处长等职。(12)(注：本文关于《丛刊》的主 要作者的情况部分参考了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丛刊》主要作者以上这样的身份背景，对提高《丛刊》的权威性与扩大《丛刊》的 影响，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1948年前后香港的日报晚报不下二十家，期刊杂志的创办亦“空前繁荣”，仅是跟中 共关系比较密的便将近有十家。这一年7月28日《益世报》(天津)曾刊载一篇文章，谈 到当时在香港的报刊——
在香港出版的刊物里面，几乎没有一本是拥护政府的(这里的“政府”，是指“国民政 府”——笔者注，下同)。所有杂志都是反对政府批评政府的，不同的只是态度与方式 而已。如果说政府在香港的新闻界还有若干的防御力量的话，那么在杂志界则简直就无 一兵一卒，任它的敌人纵横驰骋了。你走进任何一家书店，要找一本拥护政府的刊物， 实在难乎其难，连国内出的有名的《新路》都不大有人购买，其他也就可想而知。(13) (注：参看《香港的文化形形色色》，《益世报》(天津)1948年7月28日。《自由批判》 (北平)1948年第4期(8月10日出版)转载。)
而在这种情况下，《丛刊》的发行量却“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以致最后受 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邮件检查”，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显然，《丛刊》虽是一个“群众的刊物”，但它更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左翼文艺界 在港的一个机关刊物。“《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时刻，强 化其对于文艺(以及知识分子)的领导(或称引导)的一个重要举措——这时的‘领导’( ‘引导’)还主要是通过‘文艺批评(批判)’的形式。对处于夺取政权的胜利前夕的中 国共产党，这种领导是迟早要体现为政权意志的，这就使得《丛刊》的言论从一开始就 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性。”(14)(注：《1948：天地玄黄》第27～28页。)——从 这一点上看，《丛刊》最后会“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进程”，亦是必然 的。
三
但《丛刊》产生巨大震动的更大震源，主要还是来自其中的批评论文，尤其是对胡风 文艺思想的“正面展开讨论”和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自由主义作家“毫不容情地 举行大反攻”，这实质上已构成着40年代末中国文坛上两大重要的文学事件。
对《丛刊》为什么要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如此“正面展开讨论”，当时文艺圈内的不少 人，包括胡风本人在内，都并不太理解。诗人邹荻帆在1989年的《往事琐忆》写到：“ 那时，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正接连许多期批评他的文艺观点，把在重庆未曾公开的 议论，不知怎么选择了这个时间和地点展开。”(15)(注：《我与胡风》，晓风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27页。)楼适夷在《记胡风》一文中说：“不知什么缘 故，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又在香港重新燃起了火花。”(16)(注：载《新文学史料 》1987年第4期。)另一个后来的“胡风分子”绿原在《胡风与我》一文中亦这样写到： “香港那场批判尽管大有来历，却不能不使我疑虑重重，以致愤慨起来，至少是想不通 ，在新时代即将来临之际，党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正在社会各界开展团结工作， 这几位党员作家却这样一笔抹煞地对待胡风、路翎，到底又预兆了什么呢?”(17)(注： 《我与胡风》第519页。)而胡风一开始更是感到困惑。因为虽然在思想理论上有些分歧 ，但胡风以为自己跟他们的关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融洽的。胡风回忆录中曾谈到就在 这些左翼文艺界人士去香港以前，在上海的那段日子(1946年初到1947年底)里跟他们交 往的情形，如他觉得冯乃超“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办事虽然魄力不大，但态度好，肯 负责。现在他来了(从重庆——笔者注)，我如果仍由他领导，今后的事就好做多了。” (18)(注：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7页。)对于乔冠 华等，胡风亦为自己“又能和重庆时一样地见到他们，很愉快。从他们那里，我能够了 解到国内外的一些情况，有些问题和看法能事先向他们请教，尤其使我高兴。他们也来 过我家看我。”(19)(注：《我与胡风》第369页。)至于跟邵荃麟的关系，胡风回忆更 是由来已久，“在上海左联同事时就认识”，“我俩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他在文艺 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20)(注：《我与 胡风》第285页。)正因此，当1948年春节姚篷子在作家书屋告诉胡风，说他从刘百闵( 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公司的老板)那里得知香港在发动批判胡风时，胡风“感到诧异， 怀疑它的真实性”，“猜测是刘百闵造谣中伤”，觉得他们“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对我 进行批判”?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胡风回忆道：“不久，我收到冯乃超从香港寄来的 信，提到他们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还很客气地希望我看后提意见。第二天，刊物寄 到了，是香港生活书店赠阅的。没有看内容，只看目录就明白了八九。《对于当前文艺 活动的意见》(应是《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笔者)是对我而来的。”(21)(注： 《我与胡风》第411页。)
不过，尽管胡风感到“诧异”，但在《丛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却是有 组织有计划的。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曾这样谈道：“在光明与黑暗进行 殊死搏斗，在新中国艰难诞生的前夜，迫切需要各种思想武器来帮助催生的时候，在进 步文艺阵营内，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谈清楚一下，以便统一步调，加强战斗力，不能不说 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22)(注：参看《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如果说林的 表述还比较笼统的话，那么“主编”邵荃麟的“意见”则可谓是“一针见血”了。楼适 夷回忆当年自己到香港后，“……在香港工委管文艺工作的邵荃麟同志把我叫去，告诉 我：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 搞自己的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这回掀起对文艺思想论争，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 共同斗争……”(23)(注：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由此看来，要把胡风文艺 理论的思想观点统一到“我们”的认识上面来，是“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和地点跟胡风 “正面展开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若进一步深入历史，我们还会发现胡风与“我们 ”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其实并不止是思想理论方面的，且颇有些年头了。暂不去提1936 年前后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不休及“两个口号”之论争一事在胡风与“ 我们”之间的关系中所投下的阴影，仅40年代初以来，胡风与“我们”之间的“摩擦” ，便呈日益剧热之势：先是在1940年发生在重庆的那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中，胡 风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郭沫若、胡绳、周扬、何其芳、陈伯达等人的观点(详见胡风的 《论民族形式问题》，海燕书店1940年12月出版)，结果受到上纲上线的批判；继而在 桂林时期(1942年上半年到1943年3月)对一些“宣传色情”、“同情叛徒”的“共产党 员作家或以进步面目出现的作家”与“骨子里虚伪腐烂但表面上进步热闹”的文坛假相 的戳破，又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快；后来，1945年在《希望》第一期上发表舒芜的 《论主观》、尖锐批判姚雪垠的文章，并提出“客观主义”的观点，再次“招了一些人 的怨”。如发表批评姚雪垠的文章，等于给“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乔冠华 “吃了闭门羹”。《希望》第一期的出版招来了不少左翼文艺人士的批评，周恩来因此 召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开了一次讨论 会，试图协调一下，但收效甚微。胡风认为茅盾“批评《论主观》不过是借口，实际上 是不满意有的文章批评他所欣赏的姚雪垠，并且以为我批评客观主义是针对他的。”(2 4)(注：《文稿三篇》，胡风遗稿，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1945年在重庆由 于《希望》的出版特别是《论主观》的发表而引发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后来随着 抗战的胜利，“文艺界在新的形势下急于解放一些新的迫切问题”，“势头才暂时沉寂 下来”，(25)(注：冀汸：《历史法庭上的证词》，《我与胡风》第407页。)但它却为 后来《丛刊》“集中火力，采取高屋建瓴的姿态，开始了更大、更有系统地对胡风文艺 理论的批判”(26)(注：冀汸：《历史法庭上的证词》，《我与胡风》第407页。)埋下 了伏线。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公”还是从“私”的角度，《丛刊》对胡风批判，都是不可避 免的。六辑《丛刊》，“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第一辑) ，乔木(即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第二辑)，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第 一辑)乃至《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第四辑)等，均从不同侧面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 批判。70年代胡风在四川监禁期间曾有过这样的回忆：《丛刊》“第一期或第二期发表 了邵荃麟的，领导国统区文艺的纲领性的文章，其中批评我的‘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是 中心之一……接着次一期就发表了乔冠华写的专门批评我的文章。这就清楚了：邵荃麟 的所谓全面批评，不过是表示不专门攻击某个对象的表面文章，乔冠华完全批评我的专 论才是正戏。”(27)(注：《文稿三篇》，胡风遗稿，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
关于这次批判的主要内容，胡风在近40年后曾有过这样的概括：
香港友人们针对着我的几个论点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人民大众身上有统治 阶级加给他们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反动环境下也还有 可能用真诚的态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结合，锻炼自己，担负起有某种积极性的工作任务 ，随着人民斗争的深入推动历史前进……(28)(注：胡风：《<胡风评论文集>后记》， 《胡风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406页。)
胡风认为“友人们”“没有能够说服我和有关的人们，更不能说服在国民党压迫下抱 着斗争要求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读者(职业青年和学生)，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相当严重 的惶惑。”(29)(注：胡风：《<胡风评论文集>后记》，《胡风评论文集》(下)，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406页。)这情况完全是可能的，但胡风也许不知道这其中更 大的机关，即是“友人们”不能容忍胡风及其随从者“处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 者自命”，“引起了不少误会”，(30)(注：彭郊燕：《荃麟——共产主义圣徒》，《 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让不少人认为胡风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以致使“友人 们”觉得“有责任予以澄清”；更不知道自己“问题的要害是‘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 抗拒’”，(31)(注：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转引自《1948：天地玄黄》。) 而这又有可能影响与动摇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今后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权威性。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乔冠华在临终前的“身世自述”中曾提到 当时延安的“有些领导同志”，对他那篇文章的“肯定”。(32)(注：《乔冠华临终前 身世自述》中谈道：“……关于这篇文章(即指1945年的《方生未死之间》，笔者注)的 缺点和错误，我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作自我批评，这是在1947年或1948年，在香港胡风 的论战当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文艺创作与主观》。在这篇文章里，我批评了所 谓到处都有生活这片面的提法。……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 的态度是肯定的……”转引《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丛刊》第三辑刊发了一批 “读者来信摘录”，其中一个“读者”“来信”认为，《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由 于非群众的观点，没有群众联系，以致产生各种不同的左倾倾向；而要克服这些倾向， 惟有与群众联系，从群众观点出发”，“确确实实抓住了根并下对症的药”；另一个“ 读者”“来信”认为，“同人文章”“指出个人主义一点”极为重要，认为“这是今天 许多退后倾向的来源”，并“希望有材料，在这个问题上再论一下”，“想会有更大意 义的”。(33)(注：参看《大众文艺丛刊》第三辑“关于‘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的 讨论”的有关内容。)不过当时上海在文艺方面负责的蒋天佐却“认为他们(即《丛刊》 的批评者们——笔者)是在脱离国内斗争国际情况下凭宗派感情任意行事”。(34)(注： 《文稿三篇》，胡风遗稿，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而震动更大的还是胡风本 人及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们。胡风认为《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是对我而来的， 但很多地方误解了甚至歪曲了我的原意。”(35)(注：《胡风回忆录》第411页。)在“ 回忆录”中胡风提到“我收到不少新老朋友的来信，都同我提到香港的文章，问我的意 见。更多的是同情我，甚至认为我如不写文答辩是不负责。冯雪峰看到第二辑后就曾气 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旧伎?我们内地的人怎么做事?’”(36)(注：《胡风 回忆录》第414页。)胡风认为《丛刊》的批评者“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了实际的教条主 义，即唯心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要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我无法回避这个斗 争。于是开始写了反批评。”(37)(注：《文稿三篇》，胡风遗稿，载《新文学史料》1 995年第2期。)这便是后来用了三个月写成的《论现实主义的路》。至于与胡风关系比 较密切的一些作者们，反应颇为强烈。冀汸认为《丛刊》的批评文章，每篇“都是一 个调门，都像法官的判决词”，“我们，这些评论文章的年轻读者，心里当然不服。” (38)(注：冀汸：《历史法庭上的证词》，《我与胡风》第407页。)方然也认为“那‘ 判决词’式的批评脱离了斗争实际，用隔岸观火的态度说风凉话”，“这种批评能叫人 心服么?”(39)(注：《我与胡风》第435页。)为了表示“不服”，他们陆续在北平的《 泥土》(朱谷怀等编辑)、南京的《蚂蚁小集》(冀汸、欧阳庄等编辑)、成都的《呼吸 》(方然等编辑)等上面发表一系列“反批评”的文章。其中仅在《蚂蚁小集》上，便先 后发表了《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冰菱即路翎作，2期)、《略论普及与提高》(怀潮，3 期)、《论艺术与政治》(怀潮，4期)等文章，对《丛刊》的批评进行反驳。尤其是路翎 化名余林在《泥土》第6期(1948年7月20日出版)发表的《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 ，影响更大。余林开篇明言“本文系就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乔木先生底论文 《文艺创作与主观》里的某一些论点，及同一丛刊第一辑荃麟先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 运动的意见》里面的性质相同的论点，提出讨论”。文章先后就“主观的精神要求究竟 是指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和人民相结合”、“‘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关 于知识分子和个性解放”、“文艺究竟是什么和表现什么”等问题驳答了《丛刊》的批 评。余林最后在“附记”中补充说明以上这些问题，“实质都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 文艺实践底基本问题。由于乔木先生有意或无意的歪曲，这些问题呈现出可惊的混乱， 一面也就显出了我们底理论家底可惊的无知”，如在“知识分子和个性解放”一节中， 余林认为“我们底理论家”一提到“个性解放就联想到资产阶级的那一大串逐渐堕落的 行动，好像资产阶级把这任务执行坏了，我们就不要执行它似的。好像今天的中国既然 没有了资产阶级的战斗，也就没有了这一任务似的。于是，他们把个性解放看成是个人 主义，看成‘超阶段的人性论与人格论’，‘死和虚无的象征’，这样战战兢兢，真是 叫人不知从哪里说起。”造成这样的情形，余林认为“说是由于对现状的空洞的焦躁而 急切的心情，倒是可以理解的罢。但必须说明的是，对于现状的空洞焦躁和急切，是必 须用实践来克服的”。(40)(注：《泥土》第6期，1948年7月20日出版。)
邵荃麟强调《丛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以统一战线的立场来进行”的，“ 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加强团结”的目的，但最后从“主观论者所得到的答复”，却是 一些“无原则的诬蔑的谩骂。”(41)(注：转引林默涵《胡风事件前前后后》。)
而关于这场“讨论”的最后情况，胡风的回忆录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潘汉 年终于出面找我谈话。可能和乔冠华商量过，希望我进解放区之前关于我们的讨论取得 一个解决，例如我们分别写个什么表态文章，都承认自己有错误，要用党的文艺路线来 改正错误之类吧，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朝这方面想，以为文艺理论问题没有可能也没有必 要急于求得什么解决。”(42)(注：《文稿三篇》，胡风遗稿，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2期。)
胡风这一“没有必要急于求得什么解决”的想法，最终导致了50年代那场更大规模的 致命的“讨论”。
四
《丛刊》对以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是从郭沫若的《 斥反动文艺》开始的。继郭文后，《丛刊》又发表了乃超的《略论沈从文的<熊公馆>》 、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绀弩的《有奶便是娘的乾妈妈主义》等文。在《斥 反动文艺》(第一辑)一文里，作者下笔便以横刀直立的战士姿态出现，声言“今天是人 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 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 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43)(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第9页，第22页，第86 页。)作者怒斥“封建性”和“买办性”这两种“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 向和提倡”的“反动文艺”。作者提出在“红蓝黄白黑”“五花八门”的反动文艺中， “今天”要重点打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是以朱光潜、萧乾、沈从文等为 代表的“蓝色”、“黑色”和“桃红色”的这些“作家”，并“号召读者和这些人们绝 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不和他们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44)(注： 《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第9页，第22页，第86页。)
——在同期的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中，作者对“桃红色”作家沈从文 的批判，并不逊色于郭沫若对“反动文艺”的抨击：“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 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 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45)(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第9页，第22页，第 86页。)
邵荃麟在《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第二辑)中，认为朱光潜在1948年《周论》第五期 上发表的《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那样“卑劣，无耻，阴险，狠毒的文字”，在“这 一年”“许多御用文人的无耻文章”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作者认为朱光潜在文中和萧 乾在《大公报》“互相应和地唱着一种类似的流行调子”，“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 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企图在念经拜佛中间，来酝酿更残忍的杀机!”(46)(注 ：《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第27页。)
在《有奶便是娘的乾妈妈主义》中，聂绀弩称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 完善无缺的高明理论家”。文章最后说：
总之萧乾先生的见解是反民主的，同时也是反民族的。他的理想政治，就是美帝国主 义到中国建立开明专制及政府……不用说，和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刚刚相 反；而和南京政权的封建性与买办性的双重反动意识刚刚相合。他是南京政权的最合适 的代言人。无论他和南京政权有没有什么关系，无论他怎样自称为自由主义者!(47)(注 ：《大众文艺丛刊》第三辑，第55页。)
如果说《丛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还是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进行，是属于 进步文艺界内部的矛盾冲突，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共同斗争”的话，那么 ，对光潜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则完全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因此， 对这些自由主义作家批判的“阵地”，并不仅限于《丛刊》；批判的时间，亦不限于19 48年这一年；批判的阵容，亦不仅是《丛刊》的一些作者。如早在1947年第4期的《泥 土》上，署名“初犊”的《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便对沈从文扶持、肯定的新 诗派诗人穆旦、郑敏及其诗论家袁可嘉等予以了尖锐的批评、嘲讽。文章指出沈从文们 用“同行估价”这“偷天换日的窃骗办法”，让那“连‘充数’都不够格的‘诗人’( 主要是指穆旦、郑敏等，笔者注)，去‘承受在文学史上留下那个地位’”，“要他人 认可”“连狗粪和鼻涕都不如的‘诗’”是“最高尚的艺术品”，“还要明目张胆地鼓 吹死亡，用甜言蜜语鼓励人们走向颓废”。作者号召人们“拿起扫把和剪刀来，扫除这 些壅路的粪便，剪断这些死亡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毒花”。(48)(注：《泥土》第4期，第 15页。)在此前后，南京的《蚂蚁小集》、香港的《小说月刊》等，都先后发表有批评 文章。(49)(注：《蚂蚁小集》上的批判文章有阿垅的《诗论二则——自由主义论片· 鉴赏论片》，高丘的《“祥和之气”及其价钱》等(均在1948年5月出版的第二期)，《 小说月刊》的批判文章有孟超的《朱光潜的“粗略”》(发表于第5期)等。)但在这些批 判文章中，威力最大的还是《丛刊》上面的，尤其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
《丛刊》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无疑地跟自由主义作家坚持的文艺立场与思想理论 有关。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作家一度表现非常活跃，他们办报办杂志， 宣传自己的文艺思想主张。1947年6月，朱光潜复刊曾因抗战停刊十年的《文艺杂志》 ，并在《复刊卷首语》中宣称：“我们对于文学底看法，犹如我们对于文化底看法，认 为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他主张消除文学上的“门户派别之见”，“ 采取充分自由的严肃的态度，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一个较合理底文学刊 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纯正底文学风气。”(50)(注：《文学杂志》第2卷 第1期，1947年6月1日出版。)而沈从文当时除在北大上课外，亦主编了《大公报·星期 文艺》和《文艺》等四种报纸副刊，一如既往地宣传他那文艺应独立于政治的主张。他 说：“诗必须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以为‘民主’为‘社会主 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51)(注： 《新废邮存底·十七》，《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51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在于诗本身所蕴含的艺术魅力。至于萧乾，一方面在政治上尊奉“第三条路线”，另方 面在文艺上极力抑制政治权力的粗暴干涉。在1947年撰写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52 )(注：《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5月5日。)的文艺社评中，萧乾在反对当时文坛上 盛行的“称公称老”的“元首主义”(53)(注：“称公称老”特指当时文坛对“茅公”( 即茅盾)“郭老”(即郭沫若)的推崇。1941年和1945年，左翼文艺界先后为郭沫若和茅 盾举行五十寿辰庆典活动。)的同时，也批评了不问青红皂白便以“富有毒素”或“反 动落伍”的罪名摧残作品的左倾主义。自由主义作家以上这些主张疏离文艺与政治关系 的思想主张，在日益强调文艺必须为政治、为革命服务的40年代，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人 民解放军乘胜追击，“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54)(注：沈从文：《写给吉六的 信》(1948年)，《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1948年前后，受到 左翼文艺界的清算，是必然的。钱理群曾对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何以会写得如此“ 激烈”而又“义正词严”所作的背景推论，很能启迪我们思考。(55)(注：参看《1948 ：天地玄黄》第42页，《我与胡风》第519页。)
在《丛刊》发起对自由主义作家批判的同时，《小说月刊》、《华商报》与内地的《 文汇报》、《文萃》等报刊亦曾发表类似的批判文章。
被批判的萧乾，为回复郭沫若的“‘斥’讨”，于1948年4月16日发表了《拟J·玛萨 里克遗书》，借J·玛萨里克之口表明自己的心态：“对于左右我同事进一句逆耳忠言 ……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看，还值得坚持 。”同时，作者还借J·玛萨里克之口，道出了期待“红白双方迟早合拢”的政治理想 的破碎：“我的死，是由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济走 不通的承认啊!”(56)(注：转引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 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22页。)
但与胡风们相比，面对《丛刊》等的批判，自由主义作家的回答的声音显得微弱多了 ，如朱光潜与沈从文，几无还击之力，不仅没有，面对中共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已成定局 的事实，《丛刊》的批判甚至还使他们陷于诚惶诚恐之中。
1948年11月7日，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废名等著名自由主义作家(教授)最后一次在 沙滩红楼召开座谈会，探讨“今日文学方向何在”，从发言的记录可看出，跟以前相比 ，他们各自的思想，立场与主张已在发生微妙的变化(57)(注：参看《大公报》(天津版 )1948年11月14日“星期文艺”第107期。)。
年底，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匆匆南下，后绕道南京离开了内地；此前，另一 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梁实秋已乘火车离开了北平。
“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 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 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58)(注：张兆和1990年12 月7日口述，转引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五
除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与自由主义作家批判之外，《丛刊》还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国统 区内文艺运动中的其他问题。《丛刊》第一辑“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 运动的意见》，可以说是六辑“批评论文”的总纲。该文第一、二部分对抗战以来尤其 是近几年来的文学发展状况做了一次“检讨”和“批判”，指出对于目前的文艺状况， “问题还不仅止于指摘和不满，那还不是一般关心文艺的人底意见，至于广大群众，则 甚至已从我们新文艺背过脸去，采取冷漠的态度了”；(59)(注：《大众文艺丛刊》(第 一辑)，第4页，第7页，第10页，第7页，第4页。)“文艺和群众的需要脱了节，呈现出 一片混乱和空虚”，“投机，取巧，媚合，低级趣味，几乎成为流行的风气，而更恶劣 的，则是那种色情的倾向，这甚至堕落到鸳鸯蝴蝶派还不如。”(60)(注：《大众文艺 丛刊》(第一辑)，第4页，第7页，第10页，第7页，第4页。)文章特别提到目前文艺界 “混乱空虚”的几种倾向：一是“1941年以后，19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在中 国所起的巨大影响”；二是“从技巧形象的追求出发，而逐渐接近于19世纪自然主义的 倾向”，以及“对抗着那些自然主义的倾向，便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6 1)(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第4页，第7页，第10页，第7页，第4页。)此外， 还有“那种打着‘自由思想’的旗帜，强调人与生命本位，主张宽容而反对斗争，实际 上是企图把文艺拉回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域中去的反动倾向”。(62)(注：《大众文艺 丛刊》(第一辑)，第4页，第7页，第10页，第7页，第4页。)文章认为：“这十年来我 们的文艺艺术运动是在一种右倾状态中”，“我们忽略了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坚持，在 克服‘关门主义’的倾向时却也不自觉地削弱了我们自己的阶级立场，甚至这种观念在 许多人的头脑中久已模糊了”。(63)(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第4页，第7页 ，第10页，第7页，第4页。)
——与“五四”时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吸纳外国文艺思潮不同，《丛刊》此时特别 “加强国际革命文艺思想的介绍工作”。六辑《丛刊》选后刊发了6篇有关外国文化艺 术的文章；一类是否定批判的，包括科尔瑙的《论西欧文学的得落倾向》(第一辑)、臧 原惟人的《现代主义及其克服》(第五辑)、A.法捷耶夫的《展开对反动文化的斗争》( 第五辑)；一类是肯定弘扬的，包括L·加萨诺瓦的《共产主义思想与艺术》(第一辑) 、A.塔拉辛可夫的《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六辑)、马雅可夫斯基的《怎样写诗》 (第五辑)。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丛刊》也显得非常革命化。灵珠的《谈纪德》( 第三辑)，对这个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兰西作家，或许有意回避其艺术方面的成 就，而主要集中批判其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这与半年前《文学杂志》上一篇 谈纪德的文章形成鲜明的比照。(64)(注：该文为《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作者为 盛澄华，刊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月出版)。)邵荃麟的《罗曼·罗兰的< 搏斗>》，认为罗曼·罗兰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中心思想，是在于指出 生命的意义即是不歇止的战斗”，但“这样的战斗，如果不是和广大人民力量相结合， 不是和社会实际斗争相结合，不是从个人主义中间挣脱开来，而投身到集体主义的战斗 ，那么，战斗的胜利还是无望的”。(65)(注：《邵荃麟评论选集》(下)，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年出版，第547页。)
——除选刊以上六篇外国文论外，《丛刊》这一时期重点推出了邵荃麟的《论马恩的 文艺批评》(第五辑)。除“前言”与“结语”，邵文先后讨论了“马恩文艺批评的出发 点”、“‘倾向性’的问题”、“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关于批评的态度”等六个 问题，文章的结构与所讨论问题的设计，基本上跟毛泽东的《讲话》对应着。在行文展 开的过程中，我们不时地可看到作者把在对“五四”文学革命话语改造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纳入马恩文艺理论体系的自觉努力：
……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批评特点，它总是从阶级观点，从革命利益观点去处理作品 ，而把原则结合于现实与作品分析之中……从这一特点，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文 艺批评上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和马恩的批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66)(注：《邵荃 麟评论选集》(上)，第181页，第182页。)(《论马恩的文艺批评·马恩文艺批评的出发 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是要求以客观实践出发的，席勒主义却是从作者主观的要求出发…… 我们中间也常常有这种倾向，即是把作品中人物作为作家自己精神的化身，把作家的精 神不适当地放在人物身上去，把自己知识分子的精神装在工人的身上，或是曾经被毛泽 东批评过的，以超阶级的爱和人性论出发的倾向，都可以说是属于同一型的创作方法。 (67)(注：《邵荃麟评论选集》(上)，第181页，第182页。)(《论马恩的文艺批评·“ 席勒化”与“沙士比亚化”的意义》)
在“‘倾向性’的问题”一章中，文章认为马恩反对的“倾向性”，是“错误的空想 的‘倾向性’”，而不是“正确的革命政治倾向”；恩格斯反对“公式主义地表现倾向 性”，因为这是“不能达到教育的作用的”。邵荃麟认为这和毛泽东所反对的“缺乏艺 术性的作品……‘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的情况也是完全同一意义的。
——根据同人文章的意见，为真正使文艺“能表现出人民大众今天的要求和意志”， 被人民大众所喜爱和接受、承认，关于“方言文学的创作”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也 不断地被提出来。茅盾的《再谈方言文学》(第一辑)认为解放区文学“尽量采用当地人 民的口语(方言)”，“旧形式和‘民间形式’”，并“大胆地把新的血液注入”其中的 情况，“都是值得我们取法的”。而穆文(即林默涵)的《略论文艺大众化》(第二辑)、 《论文艺的人民性与大众化》(第五辑)，则结合现实，对文艺大众化的历史的必然性与 现实迫切性及其“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究竟是“大众化还是‘化大 众’”等一些基本认识的偏颇，在大众化实践中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有 怎样的立场和态度等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意见。作者尤为强调作家在大众化过程中思想 改造与立场转变的重要性，坚信“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都是做不好的 ，都是格格不入的”。(68)(注：转引《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出版，第729页。)
——为壮大左翼文学队伍力量，“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69)(注：《毛泽东 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848页。)在对作家进行“类型”划分，“ 斥反动文艺”的同时，《丛刊》还就如何加强“当前”文艺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建设的问 题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意见。肖恺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第三辑)，回顾检讨 了抗战以来文艺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分析文艺统一战线的“一般性”与“特殊 性”，批评阻碍“当前”“既团结又批评”的“正确的统战方针”的“嬉笑怒骂，任性 由之的批评文字”，以及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倾向，提出“从一切献身于劳动人民解放斗 争的革命作家到敢于暴露帝国主义侵略阴谋，憎恨封建独裁专政的残暴的一切爱国主义 的民主作家，一直到表现小资产阶级对旧社会不满苦闷而有所反抗的各种不同阶层的作 家，都应团结起来，结成强大的战线，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下，从事文艺为人民 服务的光辉事业”。(70)(注：《大众文艺丛刊》第三辑，第4页。)
此外，《丛刊》还对“文艺的新方向”进行了设计。其中最能体现同人们对这一“新 方向”设计指导思想的是《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的第三部分。《丛刊》把1947年12 月25日那个“历史性的文件”(即毛泽东的报告《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作为“文 艺的新方向”设计的指导思想，自觉地把文艺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 ”。《丛刊》认为“今天的文艺的运动”(基本上可以说是“今后的文艺运动”)，既要 “担负起思想意识一翼的战斗”，又要“满足广大群众实际战斗需要与文化生活的要求 ”。对新文艺的“性质和内容”，“作家的思想改造，批判和创作方法”、“文艺统一 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文艺的“思想斗争”与“大众化”等具体问题，《丛刊》同人都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既然新文艺事业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丛刊》同人特别强调新文艺必须无条件接受与服从党的领导，强调作家为创造出能更 好地满足人民大众需要的作品，必须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强调要“发掘旧的民间文艺中优美的作品，发展方言文学，向群众学习，和群众合 作”。在谈到新的文艺运动中文艺如何更好地“担负起思想意识一翼的战斗”时，《丛 刊》同人特别指出“要无情地加以打击和揭露”“各种反动的文艺思想倾向”。除同人 文章外，于伶的《新中国电影运动的前途与文艺》(第六辑)等文，亦从其他角度与侧面 对“文艺的新方向”做了一番设计与展望。于伶提出“今后电影运动的方向，当然是和 整个文艺运动底为人民的方向不可分的”，提出要大大加强电影的“教育性”，建立“ 编导和表演上的民族风格”等等。
根据林默涵的回忆，《丛刊》“也向内地发行，引起上海、北平等地文艺界人士的注 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71)(注：林默涵口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 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和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 ，反响尤为强烈。而对同人文章《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的“意见”，编辑部亦收到了 近十封的“读者来信”，另有两篇系统评论同人文章的“读者”来稿。
《丛刊》对“当前文艺运动”的不少“意见”，成了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制定 共和国文艺发展方针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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