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属性的彰显——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结合的理论前提与现实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资本市场论文,属性论文,前提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中，教育体制的变革从未停止。在这种教育体制变革的背后，根本的是教育属性的变化，其中教育产业属性日益彰显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本文在对教育属性进行新的认识，对我国教育产业属性日益彰显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用这一理论框架对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做出一些阐释。
一、关于教育属性的再认识
属性的概念可以从哲学和逻辑学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在哲学上，属性一般指实体的本性即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特性，如，笛卡尔认为物质实体的属性为广延，精神实体的属性为思维；斯宾诺莎认为实体具有无限多的属性，但人仅知其二，即思维和广延；马克思哲学认为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如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在逻辑学中，属性是指对象的特性、特征，包括状态、动作和关系等，属性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1]事实上，哲学和逻辑学的属性界定并不矛盾，逻辑学的属性概念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哲学上对属性的界定主要是指出了本质属性的内涵。据此，笔者认为教育属性可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规定教育是什么”的本质方面的特性，它是教育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内在标志，因此，教育的本质属性具有稳定性，教育本质属性的内涵与哲学上的本质是一致的。教育的本质属性可以通过一个特性，也可以通过一组特性来表达。但教育的本质属性究竟是用“一”还是“多”来表达，这要由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的认识状况和认识水平来决定。就目前而言，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集中体现于：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笔者认为，这一认识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可能已经接近教育的本质属性，也可能处于对教育本质属性认识的起步阶段。总之，人类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能处于“在路上”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是非确定性的。但是，就教育本质是对教育内在稳定特质的界定而言，教育本质属性又是确定的，它不因教育的运作方式和外部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这又决定了人类对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具有确定性的意义。
教育的非本质属性规定的是教育活动的表现形态和外部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教育活动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其运作方式和表现形态也不相同。如果把教育比喻为一个苹果，教育的非本质属性恰如苹果的色泽、香味、口感等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一是它们并非为该事物所专有，二是这些特性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但它们的确是该事物所具有的特征，并且它们可以是共存的。人类整体或个体对事物非本质属性的认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而是在实践的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丰富。教育的上层建筑说和生产力说是分别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背景下教育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及人们的相应认识成果，这就如同把苹果放在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闻到它的清香、触到它的手感，而放在黑暗中只能闻到它的清香和触到它的手感。
教育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关系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非本质属性总是在一定程度和某些侧面表达着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也要通过非本质属性来体现和说明。因此，人类对非本质属性的认识总是丰富的、多样的，而对本质属性的认识总是艰难而曲折的。对本质属性人类只能无限地去接近，而对非本质属性却可以无限地去丰富它。
二、我国教育产业属性彰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自建国以来，我国经济走过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发展阶段。相应地，教育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完全是政府的事，教育规划由政府统一制定，教育投入由政府全权负担，教育资源由政府统一使用和管理，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由政府统一分配。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计划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政府不再对教育大包大揽，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走向间接和宏观，学校自主权不断扩大，教育筹资渠道多样化，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走向市场，进行双向选择。
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被看做纯公益事业，以公益事业的模式来运作。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再按一种模式来运作，在不同的教育系统、同一教育系统的不同教育层次或同一教育机构中教育的不同方面往往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运作。在多种可能的教育运作方式中，其中教育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在我国教育改革的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点从我国教育理论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教育产业性或产业化的大讨论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我国教育产业属性的彰显，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教育运作方式的体现，而不是教育本质的改变。从教育产业性与教育公益性在一国教育系统中的关系来看，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绝对的对立关系，也可以说是“你存我亡”的关系，即在某一时代背景下，教育活动仅仅表现出公益性特征或产业性特征。我国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教育活动的运作主要体现的是教育公益性的特征。这种状态往往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特例。
第二，共存关系。即在一国的教育系统中，既有教育公益化的运作方式，又存在教育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只是二者作用的范围和方面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运作的模式由单一逐步走向多元。目前整个教育活动充分地体现了教育产业性与公益性共存的特性。这种共存主要有三种体现：一是在不同教育系统（如军事教育与普通教育）或不同教育类型（如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中采用不同的教育运作模式，分别体现出教育的公益性或产业性；二是在同一教育系统或教育类型的不同的教育层次（如公立基础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上采取不同的运作模式，从而使教育的产业性或公益性在不同的教育层次有不同的体现。三是在一个教育机构不同的教育活动层面（教学工作、管理工作与后勤工作）上，采取不同的教育运作模式，从而使教育的产业性和公益性在不同的教育层面有不同体现。如学校教育中最内核的部分即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方面如教学、德育等方面的活动应遵循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来安排，而离教育内核较远的后勤领域可以充分发挥教育产业化运作的优势。当然，这种教育产业性与公益性作用范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教育产业性与公益性作用强弱的比较中得出的一个相对的划分，旨在提供一种理论研究与解释问题的框架。
教育产业性和公益性发挥作用强弱的范围示意图
图文示意一：“核”指军事等国家控制较强的教育，“幔”指国家与市场共同作用的教育，“壳”指完全由市场操作的教育。
图文示意二：“核”指义务教育，“幔”指中等教育，“壳”指高等教育。
图文示意三：“核”指与学校培养人才最直接相关的教育教学与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幔”指学校内部管理活动，“壳”指学校与外界的物质与能量交换活动。
教育产业属性在我国现阶段的彰显是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的结果，是政府对教育重要性不断提高的认识力、教育规模不断增长的扩张力、市场向教育不断趋近的渗透力彼此推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科教兴国”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教育投入无法完全满足教育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这就决定了非国家财政资金进入教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由于非国家财政与国家财政具有不同的性质，其投入教育后的运作模式就必然与国家财政不同。那么，这种新的运作模式会是什么呢？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市场化运作是一切非国家财政运作的主要方式。介入教育的非国有资金也必然采取这一运行方式。另一方面，“教育作为第三产业部门”的界定也为这一运作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传统产业观认为，产业就是生产物品的行业。市场经济条件下，新产业观认为，生产不仅包括对物品的创造，还包括创造或提供满足人的某方面需要的非实物形态的服务。[2]根据这一新的产业观，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运营方式有三种：一是服务的市场分配方式，即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均通过市场实行分配的方式，主要包括营利性生产服务业和大部分生活服务业；二是服务的非市场分配方式，即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完全不通过市场实行分配的方式，如国防、环境保护、政府管理服务业；三是服务的半市场分配方式，即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通过不完全的市场实行分配的方式，如基础教育业，部分文化、卫生服务业等。[3]这就是说，教育走上产业化的道路是非国家财政介入教育后，教育运作的必然选择，但是教育的产业化并不是把整个教育活动的全面产业化，而是教育的局部产业化。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在国际上已成潮流，西方国家已经把教育当作产业来运作。如果说过去发达国家招收别国留学生的目的还在于传播价值观念和进行文化演变的话，如今则是更多地考虑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据加拿大的测算：招收留学生除了学费收人外，还会相应地增加住宿、餐饮、旅游等方面的收入，每招收两名留学生就相当于给本国带来一个就业机会。澳大利亚的教育通过产业化并致力于向世界各国开拓市场，现已成为国内名列第三的支柱性产业。
在我国大陆，教育产业化的步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悄悄地进行。从民办中小学的萌芽到贵族学校的出现，从最早的个人或合伙出资办自学辅导班到海外华人投资办大学，从公立大学的校外筹资到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出现，从委培生、自费生到大学生全面交费上学，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表明教育产业化的实践从未停止。这一实践过程也在不断地推进人们的认识向前发展，从教育本质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的争论到教育产业性与营利性问题的争论，从“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4]到“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5]，这些变化表明，教育产业化尤其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步伐已经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认识，也在“改写”着相应的法律。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也必将把我国教育产业化的步伐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是我国教育产业属性彰显的新形态
私立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美国营利性私立高校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国际而言，其发展模式与道路是盈利性私立大学通过教育投资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在中国大陆，近几年也出现了资本市场向民办高等教育渗透的现象，主要采取的是资本市场通过教育投资公司向民办大学渗透的路径，可以形象地表达为资本市场“反哺”民办高等教育。[6]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其现实动力在于：一是高等教育资金短缺是制约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二是高等教育投资、融资是高等教育系统离社会系统最近的部分，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重要通道。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投资、融资方式是高等教育系统中最活跃的部分，是高等教育体制深入改革的最好突破口。
资本市场采取典型的产业化运作模式，这就决定了资本市场与民办高等教育的结合会使民办高等教育采取产业化运作，从而使民办高等教育具有相应的产业性。事实上，作为由非国有教育财政投入而建立起来的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决定了其非公益性，而是具有了一定的产业色彩，只是不被当时的法律框架和价值观念所认可，只能处于“先行动后讨个说法”的隐蔽运行状态。如今，尽管这块盖头依然没有被完全掀起，我们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教育产业属性的真面目，但是，教育产业运作的步伐却一直在不断地深入下去，只是这种声音有的人听到了，有的人没有听到，而有的人听到也看到了只是不愿或不能承认。当前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是我国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教育产业属性彰显的一种新形态。
从发展的路径来看，我国之所以采取与国际经验不同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第一，双方所处的经济背景不同。就国际而言，资本市场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一般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资本市场条件下进行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在进一步建设当中，资本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资本市场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这就大大减弱了资本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吸引力。第二，双方高等教育体制不同。就国际而言，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一般比较开放，高等教育与市场耦合的程度较高。在我国大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还很短，教育活动还带有较大的封闭性，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体制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内部管理体制都不够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向资本市场进军的步伐和能力。但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资本市场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结合将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对此，我们只能也只应未雨绸缪，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更加健康而稳定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