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新贡献——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无产阶级论文,学说论文,晚年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提出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新理论：首先论述了建党的必要性；党纲是党的标志，制定党纲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党的纲领能否实现，取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否正确；在强调集中领导的同时，阐明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的意义；阐明了机会主义的实质、特点、活动规律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最后，学习恩格斯：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场合都不能发表离开党的立场的见解，为党的工作奋斗终身，坚信共产主义必胜。
关键词：恩格斯 晚年 无产阶级 建党学说 贡献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承担了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19世纪80-90年代，资本主义得到了相对和平发展，国际主义运动向横广方向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提出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新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作出了新贡献。当前，学习恩格斯的这些新理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建党的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一向认为，无产阶级要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①。恩格斯晚年，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1884年，恩格斯指出，建立独立的政党，是无产阶级成熟的标志；否则，无产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②。
1889年12月，恩格斯在给特利尔的信中，阐明了马克思和他从1847年以来就始终坚持的立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③1894年6月，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谆谆教导说，要保证胜利，要摧毁资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你们需要一个比你们现在所指挥的更加强大、人数更多、更加可靠和觉悟更高的社会主义政党”④。直到恩格斯逝世的前夕，他还留下政治遗言：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政党，“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会付出更大的牺牲”⑤。
但是，恩格斯在指导美国工人运动的时候，根据欧洲工人阶级建党的经验指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人数众多的、觉悟更高的政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相信，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在现存社会关系下是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于统治阶级各种派别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并同这些政党对立的政党。”⑥
（二）关于党纲
党纲是党的标志。党要活动，就必须有一个全党统一行动的纲领。1890年10月，德国党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决定制定一个新的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一个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如何制定自己的纲领？恩格斯经过说服和斗争，促使考茨基在1891年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于1875年针对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草案写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为各国党制定纲领奠定了基本原则，提供了光辉榜样。
但是，德国党的某些领导人并没有完全遵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去制定新的党纲，在草案中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政治要求。1891年6月18日，恩格斯接到提交给即将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草案后，在18-29日期间，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写成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或称《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
恩格斯针对党内一些人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驯、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⑦思潮，认为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必须正确阐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纲领草案的一个很大缺点是没有写入作为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改造德国国家制度。恩格斯认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⑧。他还说：“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发展。
这时，法德两党在纲领中关于农民问题也犯有错误。为此，恩格斯在1894年写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光辉论著。
恩格斯还认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最高纲领和最终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各国党的纲领要求“在每个国家中，由于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⑩。“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做法，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绝对行不通甚至是有害的。”(11)根据这个基本原理，恩格斯教导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12)。
恩格斯对纲领的形式也作了论述，认为必须根据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来制定纲领，不能弄得罗里罗嗦，拖泥带水，“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13)。
恩格斯针对右倾机会主义情绪滋长，特别强调制定党纲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党纲的正确与否，实质上是能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思维上的成熟，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理论上的失误，必然导致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失误，甚至使革命遭受失败。恩格斯还以李卜克内西为例，说明他之所以在制定党纲中犯错误，是因为“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14)。所以，恩格斯在给德国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明确指出，德国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15)。
最后，恩格斯教导说：“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16)
（三）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纲领能否实现，取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否正确。恩格斯通过第二国际初期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了党的策略思想。
19世纪80-9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反对党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恩格斯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可笑的模仿，对历史的变化一无所知，但却表现出十足的狂妄自大。恩格斯说，如果按照他们的冒险主义政策和策略，“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17)。
恩格斯晚年主张一些国家的党进行合法斗争，还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增大了。过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美国和荷兰就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恩格斯认为，除上述三国外，法国也有这种可能性。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18)
恩格斯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必须是武装掌握在工人手中。1891年，他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再版导言时就强调：“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胜利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他甚至采用排他性语言说，这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19)恩格斯逝世前夕还严正警告德国党领导人的右倾思想：“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20)
但是，如何进行暴力革命呢？恩格斯在逝世前夕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中，总结了欧洲1848年革命以来的经验和形势的变化，认为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采用街垒战的武装起义，实现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必须研究新的革命形式。新的革命形式是什么，恩格斯生前没有论述，他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聪明，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恩格斯仅仅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进行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惶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21)其次，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22)。
恩格斯晚年经常教导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实事求是”是“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23)。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4)
最后，恩格斯认为，效益是判断政策和策略好坏的标准。他说：“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25)
（四）关于党的组织生活
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和指导各国党的活动中，发展了关于党的组织生活的理论。
恩格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德国党某些领导人压制民主的斗争中，强调加强集中领导的同时，着重阐明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的意义。
由于德国党的某些领导人在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压制批评。恩格斯明确地肯定了发扬党内民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
恩格斯教导说：“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26)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从支部到中央的各级工作人员是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仆人”。人们有权而且必须对自己的“仆人”的错误进行批评和监督。
恩格斯还教导说，压制批评是错误的。“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27)因此，恩格斯在1891年5月1-2日致倍倍尔的信中，批评德国党的某些领导人，“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28)。
党内如何开展批评呢？恩格斯说，要“满怀和意”，“没有任何理由发火”(29)，即满腔热情地、耐心地进行教育。
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开展批评，而且要开展自我批评，这是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当时有人耽心，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发表以后，被敌人利用怎么办？恩格斯坚定地回答说：“此文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会使我们敌人的进攻锋芒减弱，也使我们能够这样讲：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30)《批注》发表以后，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31)
恩格斯特别强调在党内产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他说：“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32)因此，恩格斯认为：“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33)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每个党内进行自由讨论时，“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34)。恩格斯还具体地说：“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35)为发扬党内民主，进行自由讨论，恩格斯认为，要定期召开党的代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36)。1894年11月，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37)在党内争论中，恩格斯还特别指出，作为党的领导者，“不要那么器量狭小”(38)，要善于容纳不同意见，不要热衷于用强制手段来解决党内矛盾，一些暂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要让实践来解决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讨论和新事件的发生，自然而然会取得一致意见”(39)。
是否形成领导核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要维护领袖们的权威，但要反对个人迷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征之一。马克思早就指出：“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文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40)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承担了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在国际无产阶级中享有崇高威望；这时他总是把在理论和运动上的成就归功于马克思，反对对自己的颂扬，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理论。
个人迷信是小生产者思想体系的产物，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表现。恩格斯强调，为发扬民主，党内要严格实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是为了共产主义而走到一起来的，相互间不要加称号，“只是称呼名字”，称“同志”(41)。他说：“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42)。宣传马克思主义立下汗马功劳的普列汉诺夫很尊敬恩格斯，在信中称他为“导师”。他回信说：“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43)恩格斯也不准高呼他“万岁”。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恩格斯发表演说结束时，2000名与会者报以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并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后来他在给劳拉的信中说，他曾尽力抵制，但毫无用处，“好了，这是最后一次”(44)，以后再也未发生过。1891年恩格斯71岁寿辰时，他拒绝出席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为他举行的音乐庆祝会，而去了一位朋友家的约会。他说：“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45)
恩格斯晚年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选拔和培养领导干部的原则。他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46)。恩格斯在这里讲了党内每个领导人都是普通一兵，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讲了德才兼备、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统一，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关于党内斗争
在恩格斯的晚年，第二国际和各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泛滥，恩格斯英明预见这有使党蜕化的危险。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发展了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
恩格斯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了‘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47)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一次对机会主义下的经典定义，论述了它的特征和活动规律，为反对机会主义斗争指明了方向。
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资产阶级获取高额利润而对工人采取收买政策，这是机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1885年和1892年，恩格斯两次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48)恩格斯这里讲的“少数”，就是“工人阶级中的贵族”(49)。他们既然在经济上依附于资产阶级，自然就会在政治上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在党内就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资产阶级统治政策的变化，是机会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资产阶级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会使某些意志薄弱者发生动摇，以至叛变；同样，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比较稳定、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则经常采取自由主义政策，以麻痹工人的斗争，这就更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晚年看到了这些事实，在德国就是福尔马尔那样的人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在法国就是可能派“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等等）”(50)。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带入和侵蚀，是产生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恩格斯在讲到德国的情况时说，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就在蔓延，现在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了德国人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贴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的恶习的亲姊妹。……它是我们当中一片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主要原因。”(51)他还说：“德国党内的争吵，并没有使我惊讶。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52)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腐蚀和影响，“可能有人越出对我们党来说根本不许可的界限，那时就要引起某种意见分歧”(53)。因此，恩格斯认为，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受了资产阶级熏染的社会主义者”(54)。
工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残余影响，是产生机会主义历史根源。1891年3月24日，恩格斯说，蒲鲁东理论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它必然是西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取得麻痹工人的空洞词句的一个巨大武库。而既然西欧各国的工人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套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那末，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里激进派的那套娓娓动听的空话就还能引起反响。”(55)恩格斯具体论述各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德国是来自“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56)；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57)；英国工人重新动起来时还被各种传统束缚着，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传统以及许多旧工联的传统(58)；西班牙党的机会主义思潮也是“蒲鲁东的思想”(59)。
根据上述四个方面，所以恩格斯论述了产生机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说：“每个大党都会有一个首要的阴谋家，即使你们摒弃了这个，仍然会出现另一个。”(60)
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泛滥并产生恶果，因而恩格斯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痛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也是我大力进行工作的原因。”(61)恩格斯的斗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错误倾向和反对机会主义树立了光辉榜样。
恩格斯认为，对机会主义必须进行彻底批判。他说：“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62)
恩格斯晚年以自己的言行表明了如何对机会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首先，必须揭露它的阶级本质。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费边派“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他们不肯发动无产阶级去完成社会革命，而是“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为自由党而工作。其次，必须剥掉机会主义者的画皮，暴露它的原形。如恩格斯揭露的：“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63)第三，与机会主义要彻底决裂，但要注意斗争策略。恩格斯在给德国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说，对福尔马尔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叛徒，“要同他决裂”，“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彻底暴露以前，采用纯防御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在他们彻底暴露以后，发射速决的、毁灭性的炮火，展开决定性的白刃战。”恩格斯还说，“只要背离了这些准则，到头来我们都要为之付出代价”(64)。最后，肃清机会主义的流毒，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恩格斯在1891年说：“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但还要进行“历史的批判”，以便“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65)。
恩格斯晚年认为，党的蜕化的危险性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大批的人入党而又未受到真正锻炼”(66)；“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67)；此外，还混进一些资产阶级的阴谋家，他们“企图用强力来使自己的自大狂得到满足，竭力搞阴谋，卖弄聪明”。这样，“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68)所以恩格斯强调说：“党不断加强的、不可控制的向广度扩张，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即新党员比从前入党的人难于消化。”(69)
恩格斯不仅指出了党蜕化的危险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防止党蜕化、使党健康发展的路线和措施。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恩格斯说：“群众是很出色的，大都胜过领导人，至少是胜过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人。有了这些人，什么都能办得到。”(70)“群众虽然不如个别领导人清楚，但他们仍然比所有的领导人加在一起好许多倍(71)。恩格斯在具体讲到美国改良主义者格朗隆德的言行时说：“只要群众一动起来，这些自吹自擂的大人物就会找到相称的位置。那时他们会很快地被放到自己的位置上，快得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吃惊。在德国和法国以及在国际里，我们都看到这样情况。”(72)
要教育好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入党时，“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有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可是大家知道，这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73)。恩格斯说，必须告诉新党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74)。因此，恩格斯提出，要“加盐酸”，“溶化他们”(75)，要“同化和教育……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其方法“不可能象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76)。通过这些方式，向新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以“达到老党员的水平”(77)。
要研究党史，总结经验教训。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经验教训是实践中的唯物论认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已被证实的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为有力批判机会主义和错误倾向，恩格斯特别强调：“应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78)恩格斯多次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79)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自己革命生涯开始，对党内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错误倾向，在思想和理论上是绝不让步的，决不拿原则来做交易。恩格斯晚年仍然坚持这个原则。1891年，恩格斯就坚持马克思的《工人党纲领批注》手稿必须发表。恩格斯与李卜克内西关于福尔马尔是不是叛徒的争论也是这样。恩格斯对福尔马尔的言行进行分析后说，难道可以把福尔马尔“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80)为痛击机会主义和纠正党内错误倾向，恩格斯的战略措施之一，就是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过去的一些基本著作并加写再版序言，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正确的，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基本原理是发展的。恩格斯在思想和理论上绝不让步、坚决斗争的同时，认为在组织处理上必须慎重，要区分矛盾和斗争的性质，即区分机会主义路线的“不可救药的狂热分子”和“他们的所有拥护者”。恩格斯反对德国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把党内反对派“赶出去”的做法。他在1890年8月9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说：“我要竭力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采取任何‘赶出去’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样做不是着眼于有说服力地证明这种行动对党的危害，而仅仅是着眼于对成立反对派的谴责。”(81)恩格斯还说：“谁如果不加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82)他对李卜克内西说：“如果非开除不可，那只有举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明显的行为），才能开除。”(83)
最后，恩格斯晚年坚信，机会主义是短命的，注定要失败的。恩格斯在具体讲到拉萨尔主义者在美国的命运时就说：“在他们看来，运动是一桩买卖，那末‘买卖就是买卖’。这种状况不可能继续很久，他们竭力想成为美国运动的主宰，正如他们曾想成为美国的德国人运动的主宰一样，必然会以可耻的失败告终。一旦群众都动起来，就会把这一切都整顿好的。”(84)这是因为，“工人群众是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85)恩格斯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因为它正确，是科学，代表了时代的方向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只能是“自取灭亡”(86)，“觉悟的群众把一切阴谋家和被收买的头头统统抛弃的日子终会到来的”(87)。恩格斯以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斗争的历史说明，后者与其他机会主义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而马克思主义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将磅礴于全世界。1890年5月1日，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序言时，看到这本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有国际性著作，成为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纲领和全世界无产者行动起来时说：“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88)
结束语
恩格斯晚年关于党的理论的新贡献，除上述五个方面外，还有关于各国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党的名称问题等等，由于本文篇幅限制而从略。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列宁当时引用俄国一位伟大诗人的诗句：“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89)恩格斯关于党的理论没有得到贯彻，第二国际及所属各党逐步变修。
恩格斯首先使用“共产党”名称，直到晚年始终以“共产党人”而自豪。他与马克思一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就是要学习恩格斯：
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任何场合都不能“发表离开党的立场的见解”(90)。
为党的工作奋斗终身。恩格斯74岁高龄时，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弗·恩格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91)。
在革命低潮时期，坚信共产党必胜。“要把一个人数以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92)
收稿日期：1994年8月30日
注释：
①见拙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和1987年第4期。
②⑥⑩(12)(16)(78)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97、385、568、390、385、375。
③(27)(33)(50)(57)(61)(68)(72)(73)(76)(77)(81)(82)(83)(84)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21、324、435、222、222、222、435-436、24、441、435、441、436、324、441、25页。
④(11)(20)(25)(32)(37)(43)(44)(53)(63)(66)(67)(70)(71)(75)(80)(85)(86)(87)(90)（91）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5、187、401、47-48、348、315、238、121、349、8-9、918、315、348、346、315、221、273、78、330页。
⑤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9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重译。
⑦⑧⑨(13)(18)(21)(22)(34)(43)(47)(48)(49)(55)(58)(59)(74)(88)(92)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98、274、275、265、273、603、608、480、309、274、323、321、230、360、230、576、68、609页。
(14)(15)(26)(28)(29)(30)(31)(35)(36)(38)(39)(42)(50)(60)(64)(65)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4、88、33、88、33、48、36、517、474、88、64、72-73、182、182、404-405、37-38页。
(17)(19)(46)(62)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9、469、270、432页。
(23)(24)(52)(53)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6、301、325、215页。
(40)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6-289页。
(41)(51)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43、444页。
(79)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45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95页。
(89)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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