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真语文研究50年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真论文,述评论文,日本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东方学家白鸟库吉于1898年发表《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①，揭开了日本女真语文研究的序幕。到本世纪30年代，在日本学术界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女真语文研究队伍。女真语文研究在日本学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3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的。本文所指女真语文研究50年，即指30年代至80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在此期间（尤其前30年）日本不仅研究人数多于其它各国，而且学术成果（不论质量还是数量）也处于领先地位，成为世界女真语文研究的中心。其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到女真语文各个领域：汇集，考证和补遗女真语文资料；研究语法特征和语音构拟；探索文字结构和制字规律；从事碑刻释读和语言比较研究以及文字沿革讨论等。
根据日本女真语文研究特点，本文试就日本50年研究概况做一简要归纳和浅显探讨，遗漏或不妥之处，敬请国内外有关学者指教。
一、概略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日本女真语文研究仅局限于整理和介绍资料工作。白鸟库吉1898年发表《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虽然内容比较粗略，但它却成为日本人开始研究女真语文的重要标志。随后，桑原
藏在1910年《历史地理》上发表的《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中，对开封《女真进士题名碑》做了介绍②。1913年，鸟居龙藏在《朝鲜及满洲》学刊69号上以《女真文之碑》为题，对《海龙女真国书摩崖》的地理位置，刻石年代等做了介绍。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谷川济一和今西龙发现《朝鲜庆源女真文碑》，后朝鲜二石（另一是《北青女真国书摩崖》）收录于《朝鲜金石总览》上卷中。1925年渡边薰太郎发表《满洲语、女真语和汉字音的关系》一文③，是早期女真语文专题研究的重要论文。
到3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具备专业知识的女真语文学者。其中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有渡边薰太郎、石田干之助、田村实造、园田一龟和山下泰藏、须佐嘉橘、石滨纯太郎等。1930～1934年，石田干之助接连发表《关于女真语的研究资料》、《契丹女真西夏文字》、《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三松庵读书记》等论文④，对女真语文资料（包括丙种《女真译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和考订。1933年渡边薰太郎对《女真馆·来文》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⑤。他的《来文》研究同两年后所发表的《女真语的新资料》论文⑥，首次发现了女真语的格的附加成分。这一时期，园田一龟和须佐嘉橘对《大金得胜陀颂碑》进行了考异工作；山下泰藏对《海龙女真国书碑》进行了考察。1936年满铁调查部撰《满洲金石志稿》第1册，对东北地区女真文物做了系统收录。还应该指出的是，1937年田村实造首次释读《大金得胜陀颂碑》⑦，把女真文石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田村氏释文尽管很粗略，但不失为一篇石刻释读专题性论文，其意义是深远的。1938年，外山军治介绍、整理了阿波文库本会同馆《女真译语》。
到40年代，由于战事原因，日本女真语文研究受到极大冲击。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943年安马弥一郎所著《女真文金石志稿》和山本守所撰《静嘉堂本女真译语考异》两篇论著。《女真文金石志稿》收录当时已出土的几乎全部石刻资料，并进行了译释。这一工作为女真语文研究提供了实用而系统的资料。在《静嘉堂本女真译语考异》中，山本守首次对丙种《女真译语》进行考释，为女真语文研究增添了重要语言资料。这一时期，石田干之助简略考异东洋文库所藏永乐《女真译语》⑧，并对女真大小字问题也进行了试探。此后，长田夏树曾做女真语和满语的比较研究⑨；内藤虎次郎展开了对《永宁寺碑》的释读工作⑩。
进入50年代，日本女真语文学界走出低谷，重整旗鼓，使女真语文研究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时期。山本守、川崎忠、长田夏树对《女真译语》和女真语言做了深入研究(11)，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长田夏树对《永宁寺碑》进行考释和研究(12)，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女真文石刻资料的广泛探讨。而这一时期成果最多的首推山路广明先生。山路氏从50年代初年起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对永乐《女真译语》整理和考异做出了重要贡献。山路氏对女真字制律的探索用力甚勤。他在1958年所著《女真文字制字研究》中，曾对女真字制律归纳为10类，虽然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为后人从事女真制字规律研究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60年代至80年代初，日本女真语文研究又有所滑坡，但研究工作并没有中断。这一时期从事女真语文研究的主要学者是田村实造和西田龙雄。1976年，田村实造在《东洋史研究》第35卷3号上发表《契丹女真文字考》一文。该文的第二部分《女真文字考》推断，现存女真字应是女真大小字的混合字；其第四部分对《大金得胜陀颂碑》进行了第三次释读，到此时为止，田村氏成为得胜陀碑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西田龙雄是日本女真文学界中的后起之秀。1970年发表《女真馆译语之研究——女真语和女真文字》一文(13)，把注意力开始集中于《译语》这个重大科研项目上。1980年，他在《言语》12期上发表《女真文——它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论文。该文利用新出土的西安碑林女真文书，对女真字创制、演变规律提出了新见解。他是日本学界中第一次涉及、研究西安女真文书残页的学者。
二、永乐女真译语
在女真语文学界，永乐《女真译语》（简称永乐《译语》）一直被认为是女真语文研究最重要的基本资料之一。所以，对它的研究成为女真文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和焦点之一。日本学者对永乐《译语》研究始于30年代初。1933年，渡边薰太郎在大阪发表《女真馆·来文通解》的专著。他收录柏林本和东洋文库《女真馆·来文》共40通，对每个女真字注上汉字注音，详尽考释了《来文》中的每个女真词语。该文不仅收入《来文》数量上多出葛鲁贝20通，而且考订工作比葛氏也精确得多。渡边氏充分利用其满语知识，从而发现了两点语法现象：（一）女真语中变格是以i、ni、do、du等附加成分所完成；（二）女真语法结构、特点与满语基本相同。但是，渡边氏对《来文》中存在的句子成分颠倒、语词结构混乱等处没有给予正确纠正。如“老实”一词，《来文》读音做“撤刺大牙刺”。“撒刺”为老幼的“老”，不是老实之“老”。而渡边氏却认为，该词基本能表达“老实”之意，显然错了。然而，渡边氏在《来文》研究中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是不能否定的。
1940年，石田干之助发表的《jur
ica》一文第二部分，对葛氏本没有收录的46个单词进行了考证。这是石田氏对葛氏译语的重要补遗。此后，山路广明于1953年发表《葛氏译语之检讨》一文(14)，纠正葛鲁贝考订方面的错误51处，对柏林本译语错处的订正提供了重要线索。
斋藤武一于1941年曾试探契丹、女真字的比较研究(15)。这种契丹、女真字的比较研究方法，当时虽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种比较研究方法逐渐被学术界所公认，成为一种必不可缺的研讨方法，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1949年，长田夏树依据永乐《译语》这一基本资料，曾进行女真语和满语的比较研究(16)。女真语是满语的古语，二者的比较研究，无疑为女真语研究新领域开辟了广阔前景。
1952年，山路广明发表《女真语中的完全意字和不完全意字》一文(17)。这是永乐《译语》词汇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章。山路氏认为，永乐《译语》中一个字表达一个词语的女真字为完全意字；词干和词缀所组成的女真字为不完全意字。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上述意字说有争论，但山路氏的论说在女真文学术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1976年，田村实造在《契丹女真文字考》中，对永乐《译语》类形文字的性质做了新的探讨。他根据现存女真文资料中词字性文字和音符文字同时并存的现实，认为所谓女真大小字是意字和音字的区别。田村氏之推测，由于缺乏相应的依据，显得说服力甚微。近年来，随着西安碑林女真文书残页和金代金银牌等重要资料的出土，学术界对女真大小字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当年田村氏的推理对后人的研究，无疑产生了重要启迪作用。
直到本世纪30年代以前，欧亚各国学者对永乐《译语》的研究成效甚微。葛氏研究成为唯一的权威性成果。30年代发展起来的日本对《译语》的研究工作，大大突破了葛氏的研究，并开辟了不少新领域。这是日本学者对女真语文研究成果中的一项重要突破。
三、会同女真译语
在明代，掌管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语言文字的官方机关有两个，即四夷馆和会同馆。四夷馆初隶翰林院，后隶太常寺，其主要业务是边疆民族和邻国往来文件的翻译工作。会同馆隶礼部，其主要业务是接待边疆民族和邻国使臣，负责通译、伴送等项工作。二者分工是，前者主要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后者主要掌管口译等事务。所以永乐《译语》（四夷馆编）有女真字，会同《译语》（会同馆编）没有女真字。日本称前者为乙种《译语》，后者为丙种《译语》。
由于会同《译语》没有女真字，长期以来没有被女真文学界所注重。这一局面到目前为止仍未彻底改变。日本学者对会同《译语》研究最有成就的主要是山本守。1931年，石田干之助以《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为题，把静嘉堂本会同《译语》公布于世(18)。阿波文库本会同《译语》藏于日本德岛市，山本守在《阿波文库本女真译语》一文中公布该抄本。
会同《译语》抄本很多，由于传抄致误，静嘉堂本和阿波文库本中都存在着很多错误。考订、校勘会同《译语》，成为女真语文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山本守以阿波本为底本，曾做逐条考证。加注百余条，山本考证以满语和永乐《译语》做基本依据，校订出近百处误笔，从而在女真文研究领域中大大提高了会同《译语》的利用率和作用。但是，山本守考证中疏忽之处也甚多。如时令门语词有81条，而山本守误计91条，因而阿波本语词总数也多出10条。又如阿波本人事门“年年进进贡”一条，女真语记为“阿捏阿捏忒得墨丢”，据永乐《译语》考，该词汉译多出一个“进”字，而山本守未能发现此笔误。山本守考证虽然疏忽之处甚多，但对静嘉堂本语词排列混乱现象却一一作出了注明。上述两种本子比较，以阿波本为优。山本守的考异基本上还是成功的。
1951年，山本守在《神户外大论丛》11卷12号上又发表《女真译语研究》一文。该文抄录永乐《译语》和会同《译语》共有的语词，进行了两种《译语》词汇的比较研究工作。该文又通过与满语比较，加注40余条。山本守成果为乙、丙两种《译语》的比较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
山本守致力于会同《译语》的研究，获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无疑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中争得了会同《译语》应占的重要位置。此后，人们在女真语文研究中也逐渐注重会同《译语》，这是与山本守的多年探索密切相关的。
石田干之助在1931年公布静嘉堂本会同《译语时，仅简单介绍了丙种本的概况，未作深入探讨。此外，日本学者外山军治也曾介绍、整理阿波文库所藏会同《译语》(19)。然而外山的研究成果比起山本守却晚了好多年。
四、石刻资料研究
女真语文资料，大体上可以分为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两大类。本节中将专门介绍日本学术界对女真文石刻资料的研究情况。
《女真进士题名碑》发现于开封附近，早为人知。1910年，桑原藏所著《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20)中曾介绍此碑。《东洋历史参考图谱》第10辑也曾录该碑。1930年，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第18卷收录《女真进士题名碑》全拓本，并附有概说、释文和解说。该集释文现在看来虽然很粗略，但它却开创了日本学界释读女真文石刻的新时期。
日本对《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1933年须佐嘉橘在《盛京日报》上发表《得胜陀碑行记》一文，详尽叙述了探查此碑的经过。于是满医大学教授山下泰藏派人前往摹拓。拓本传出，开始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从他们的考察和摹拓中证实，该碑当时额、身曾断离，相接时竟出现表里倒置的情景。1933年，园田一龟著《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一文发表于《奉天图书馆丛刊》第12期。1934年，石田干之助在《三松庵读书记》中也记录和解说该碑(21)。这些报道和介绍性工作为后来得胜陀碑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36～1937年间，田村实造首次释读《大金得胜陀颂碑》(22)，对该碑女真、汉文部分都做了注释工作。田村氏研究论文包括解题、译读、汉文部分解说三部分组成，对女真文基本译出大意内容。田村氏研究对以后学术界影响很大。然而由于他对拓本未作详尽的考校工作，影响了译读的准确性。除此，得胜陀碑女真文部分并没有严格对译碑阳汉文，而田村氏过于拘泥于其汉文，使其思路不能放开。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释文。时隔不久，田村氏又一次译读该碑。直到1976年，田村氏仍对该碑留恋难忘，第三次释读其女真文(23)，做了不少补充和订正。但释读研究中仍不免疏忽。如从第二行开始弄错了行数。几十年的努力，使田村氏成为日本得胜陀碑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
日本京都吉田第三高校图书馆员安马弥一郎，自1933年起收集、整理女真文资料，立志研究女真文石刻。1938年，他在《东洋史研究》3卷6号上首次发表《大金得胜陀颂碑》一文。到1943年，推出《女真文金石志稿》一书（京都碧文堂版）。该书不但是40年代女真文金石资料之集大成者，汇集了当时出土的全部女真文石刻，也是日本女真文研究史上的重大成果。安马氏对每一块石刻的研究包括译文、解说、注释三部分。其中对难度较大的《得胜陀碑》、《进士碑》和《永宁寺碑》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成功释读。该书还附录了大篇幅的女真语法和女真文研究论著目录，使本书显得更为完整。在语法概说中，还把石刻女真文词句与文献资料相比较，探索性地讨论了女真语法特点。当然，安马氏的研究，现在看来还是浅薄的，很多注解尚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对女真文资料的摹写也不很准确，但这些微瑕并不能冲淡他所取得的成就。
《永宁寺碑》原立于黑龙江口，由于清末该地区被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割去，曹廷杰虽曾拓回拓本，但流传至罕。日本内藤虎次郎曾乘日俄之争请梅原拓回3份拓本详加考证，因而内藤氏摹本比较精核，为《永宁寺碑》研究提供了较全的资料。对《永宁寺碑》女真文部分的研究，到50年代有所进展。其标志是长田夏树所著《奴儿干永宁寺碑蒙古文、女真文释稿》一文(24)。长田氏对于女真文部分的释读十分详密，其准确性和完整性，在安马氏释读基础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从而推动了《永宁寺碑》的研究工作。
除安马氏外，日本学者对《海龙女真国书摩崖》等诸石也曾进行过研究。1913年鸟居龙藏曾发表《海龙女真国书摩崖》论文(25)。山下泰藏在沈阳任医期间广泛收集女真文物。1934年派拓工往海龙县拓回所谓《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本，并以《关于新女直国书碑》为题公布于世(26)。但据近年学界考证，该碑是近代人的伪刻，并不是金代刻石(27)。
日本对女真文石刻资料研究，同30年代相比，40年代以后明显进入低潮。然而就所获得的学术成就而言，却比30年代大得多。石刻研究最有成就者为安马弥一郎、田村实造和长田夏树三人。
五、关于制字律研究
女真字制律探讨，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位置。探讨女真字制律的开创人是日本学者山路广明。
1953年，山路氏在《言语集录》上发表《契丹女真制字方法的比较研究》一文。他依据契丹大字（即锦西萧墓式文字）结构，开创了从契丹大字寻找女真“基”字的方法。同年，他又接连发表《女真文字的构成》和《女真制字中加点的研究》两篇文章，把女真字制律研究逐步引向专题化。1958年，他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终于撰出《女真文字制字研究》的专著。这是山路氏多年研究制字律的结晶，也是他的代表作。
山路氏把女真制字方法归纳为10种，几乎把所有女真字都归类于这10种方法之中，并以公式形式做了说明。如，其第6种制字方法是：
山路氏对女真字构制方法想得过于复杂化了。在女真字创制之时，未必如山路氏想得那么复杂。据女真字形分析，只是增损汉字和契丹字笔画而构成。关于这一点，我国海峡两岸学者已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山路氏10种女真制字方法，都是说明汉字和女真字的关系，没有更多的牵涉女真字与契丹字的联系。这也是山路氏女真制字方法论的一个缺欠。有些女真字的构成，不一定如山路氏所说的都有汉字“基”字，不少女真字也有派生其它女真字的现象。如意思相近的一些女真字，其字形也往往十分相近，很容易看出其相互依仿关系。而山路氏所举有些女真字是属音符字。音字是在女真字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成，不一定是初创时的文字。一些初创时期的女真字，在现存女真文资料中多已消失；而有些字是在使用过程中才逐渐产生的。这一点，西安碑林出土的女真文书残页上的女真字可以证明上述推测。
学术界尽管对山路氏制字律提出过很多商榷，但其研究方法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启示，从而促进了女真制字研究向切实可行方向的发展。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六、结束语
在半个世纪中，日本女真语文学界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国内学术结构、占有资料和收集资料状况有直接联系。
女真语文资料收藏于日本较多。现将收藏情况列举如下：
永乐《女真译语》：1.日本东洋文库藏明抄本；2.柯劭忞旧藏抄本；3.日本内阁旧藏抄本；4.内藤湖南氏藏旧抄本。
会同馆《女真译语》：1.日本近藤守重正斋书籍考所纪目睹本；2.日本松泽老泉汇刻书目外集著录本；3.京都帝国大学藏本；4.日本水户彰老馆藏本；5.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6.日本阿波国文库藏本。
在女真文石刻资料方面，日本收集的也比较好。如须佐嘉橘和山下泰藏所拓《得胜陀》碑、内藤虎次郎所藏《永宁寺碑》拓本等都是现存优秀的本子。
多年来日本学术界的资料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于女真文石刻资料，早在30年代就收集得很全。木奘三郎《满洲旧迹志》、满铁资料科所编《满洲金石志稿》、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朝鲜总督府所编《朝鲜金石总览》等论著，都曾收录女真文金石资料。内藤虎次郎、山下泰藏、须佐嘉橘等学者为日本女真文资料的收集做出了尤为重要的贡献。
占有资料和整理资料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日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尤显出色。
注释：
① 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分别发表于《史学杂志》9编11、12号，后收录于《白鸟库吉全集》卷5。
② 桑原藏：《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历史地理》16卷3号。
③ 《亚细亚研究二》，1925年。
④ 《东亚》3卷3号，1930年；平凡社《书道全集》15卷，1930年；《桑原还历论丛》，1931年；《史学杂志》45编1号，1934年。
⑤ 渡边薰太郎：《女真馆来文通解》，《亚细亚研究》11号，1933年。
⑥ 《亚细亚研究》12号，1935年。
⑦ 《东洋史研究》2卷5、6号，1937年。汉文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译文集》，1980年，第8册。
⑧ 石田干之助：《jurica》，《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40年。
⑨ (16) 长田夏树：《满洲语和女真语》，《神户语言学会会报一》1949年。
⑩ 内藤虎次郎：《明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考·补考》，《读史丛录》第511～524页。
(11) 山本守：《女真译语之研究》，《神户外大论丛》11卷2号，1951年；山崎忠：《我国华夷译语研究补遗》，《朝鲜学报》5、6号，1953年；长田夏树：《女真语资料之语言学的研究一一阿尔泰诸语言史的比较语言之一环》，《文部省科学研究·研究报告集》，1951年。
(12) 长田夏树：《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蒙古文女真文释稿》，《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第36～37页。
(13) 《华夷译语研究丛书》第5种，京都松香堂，1970年。
(14) 《言语集录》第5号，1953年。
(15) 斋藤武一：《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11号，1941年。
(17) 《言事集录二》，1952年。
(18) 《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
(19) 外山军治：《关于阿波文库华夷译语》，《东洋史研究》3卷5号，1938年。
(20) 《历史地理》16卷3号，1910年9月。
(21) 《史学杂志》145篇12号，1933年。
(22) 田村实造：《大金得胜陀颂碑之研究》，《东洋史研究》2卷5、6号，1936～1937年。汉文译本见《民族史译文集》1980年第8册。
(23) 《东洋史研究》第35卷3号；第二次释读见于《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卷；第三次释读的中文译文见《白城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24) 《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1958年。
(25) 《女真文之碑》，《朝鲜与满洲》第69号，1913年，后收入《鸟居龙藏全集》第12卷第691～692页。
(26) 《满蒙月刊》1934年9月号；《满洲图书馆丛刊》第18册。
(27) 冯永谦：《海龙金汉文摩崖是近代伪刻》，《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道尔吉、和希格：《海龙汉文女真文对译摩崖真伪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