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价值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价值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导论
一般普遍认为，最近20年，伴随在引进西方的市场制度和接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中国实行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战略对西方的经济伦理看上去采取了开放的和主动的应对方式。也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正在被以私人产权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所取代。至少，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基本的伦理已经具有很强烈的西方色彩。于是，在相当多的经济学家那里，“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对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解释，这种解释特别强调了私人产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另一种观点则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过去一般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始终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困扰。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和社会间的交往日趋紧密，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区域化与全球化过程中相互作用，或亲和、或冲突，都不可避免。这种困扰自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增长。而今天，当面对中国经济高速现代化这一现实的时候，他们则突出地表示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批判和对所谓的“现代化陷阱”的过分担忧之中（何清涟，1996）。在他们看来，将中国文化的内涵重新注入经济发展的观念之中才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在以上两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忽视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文化和价值观搁置一边，这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一贯的传统。第二种观点的理论基础自然不是经济学，但似乎承认了第一种观点所给出的解释，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产权制度变革和市场制度胜利的结果，但却认为这个结果同时也是传统价值观的沦丧。这种价值观沦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腐败和裙带关系、假冒伪劣商品的猖獗、社会堕落现象的出现等等。显然，后一种观点本身已具有较强的价值判断。不过，总体而言，前一种观点虽然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不能解释第二种观点所关注的那些伴随经济发展中的所谓“价值观”沦丧的问题。
可是，当我们“实证地”而不是“规范地”来考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产权的变迁方式和市场制度的建设本身是不可能独立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之外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路径是与传统价值观密不可分的，传统的价值观对经济发展必有相当的影响。而这正是最近20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出发点。如能带着这一观点来观察中国经济2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我相信那种对中国面临的所谓“现代化陷阱”的过多议论其实是多余的。
在本文，我们将从关于财产权利的价值观入手来分析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影响，以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价值观如何发生着变化。我们选择财产权利价值观的角度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传统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使中国没有形成一套西方意义上的财产权利制度；第二，30年的计划经济制度又塑造了“财产共（公）有”的价值观。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公众对财产制度和产权的基本取向。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就是在流行这样的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因此分析这种价值观对经济改革路径的影响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2 对中国经济的制度和产权变迁的简单考察
(1)农业制度变革
对中国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长达30年的农业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最终瓦解，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承包制”）取而代之。众所周知，中国农村自从50年代开展合作化，实行公社制以来，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业产量下降，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许多公社依赖政府救济才得以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生产队“偷偷摸摸”地实行了土地使用权的民营化和“包产到户”，也就是将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等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粮食剩多剩少都归农户自己所有，这相当于将“剩余索取权”界定给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户，这种责任到户的农村“承包责任制”的绩效证明了承认个人财产权利的重要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中国农村推广实行（见表1），极大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产量迅速增加（见表2）。
表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率(%)
19791%
1980
14%
1981
45%
1982
80%
1983
98%
1984
99%
数据来源：张军，1998。
表2：中国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1957-19782.3%
1980-19858.2%
1985-19904.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不过，中国农业的非集体化运动和农业耕作制度的变革模式却是值得关注的。基于我们的观察，第一，农户自愿选择的耕作制度并不是私人农场模式，而是家庭模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家庭里面仍然继续着合作生产。第二，农户接受和选择了生产的“承包责任制”，而不是土地所有权。生产的“承包责任制”仍是一种“租金契约”，而不是土地所有权的买卖。第三，农户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基本上还是均等分配的。
以上观察引出的问题是，当农户可以自愿选择制度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彻底的私人财产权模式？为什么土地的产权依然归属于政府和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依然带有均分主义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的生产力却能够获得大幅度改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无法用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来加以解释，因为在农业中我们仍然缺乏生产要素的完全可交易的私人产权和保障。
(2)乡镇工业的发展
在中国改革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和贡献已占半壁江山（见表3）。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乡镇企业是农村地方社区政府主办或参与经营的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从产权的性质上说，乡镇企业的产权并没有真正达到清晰的界定，以致于有的经济学家将之称为“模糊产权”(Li,1996;Weitzman and Xu,1994)。还有的经济学家甚至用中国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来挑战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对私人产权的过分强调(Stiglitz,1994)。
表3：乡镇企业的增长率和产出比重(%)
年增长率产出比重
1978
10.69.1
1979
19.29.9
1985
90.318.8
1990
10.625.3
1994
36.142.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私人产权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产权的模糊或让产权不太清晰似乎是一个有道理的制度选择。而我们则在后面解释，这和社会流行的传统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
(3)私人部门
实际上，即使对于私人部门，社会上流行的传统财产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态度有了根本性转变之后，我们仍然发现，纯粹的私人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仍是凤毛麟角。这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政府政策限制和干预的结果。
虽然在70年代，私营经济以“专业大户”、“个体大户”、“雇工企业”的名义艰难生存，一些依靠勤劳致富的个人一度被视作“投机倒把分子”而成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受害者。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思想解放，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出现规定了“不宜提倡，不宜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之政策。1988年，中国以法律的形式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社会上流行的传统价值观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不可能随着法律条文的颁布而立即消失。事实上，这时候许多实属私营性质的企业也不得不假借集体企业之名义而注册经营（俗称“戴红帽子”）。
3 关于传统价值观和产权变革的基本假说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思想在经济事务上长期以来被“重义轻利”的观点所统治，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利”采取贬抑的态度，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更是蔑视求利活动。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直接导致对商业发展之抑制，也不利于个人积累资本。于是，与西方尊重私人产权，以法律保护合同、契约之有效执行相比较，中国的传统社会明显倾向于用伦理替代法律来证券是非。如明朝的海瑞在民事案件的审问中主张：“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颜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种关于产权的价值观表现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当时象征先进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很难从封建社会中自发地产生。
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历程是以吸纳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和产权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但是制度的变革和变迁是遵循“路径依赖”的。传统的东西，特别是价值观，对制度的选择和接受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影响的方式可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假说：对产权和制度的选择是一些变量的函数。当社会的价值观（而不是政策）还不能接受完全私人产权的时候，产权的模糊或让政府分享部分产权可能是社会最优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流行的财产价值观代表了选择新制度的一个递增的社会成本。
因此，我们对农业生产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80年代以来的迅速普及的解释是，一个彻底的或完全的私人农庄制度由于缺少社会的伦理基础，或受制于流行的产权观念而无法成为中国农户的选择。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地区。私人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将不可能成为社会可接受的财产制度，因为它与当时流行的社会价值观是有冲突的。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和“红帽子”现象都帮助说明模糊产权是对清晰界定产权的高昂社会成本的一个“解”。
4 一个讨论：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步骤也明显加快（在此过程中，台、港、澳及海外华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中国自身的经济改革，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迁，特别是对中国这个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在快速变动的时期来说更是如此。但我们的观点是，这种变迁应该不是用新的制度能带来更大的利益而是用原来的制度不能再带来更多的利益来说明。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目前政府已经彻底摒弃了给每一个城市劳动力都安排就业岗位的计划就业体制，劳动力供求由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来调节，“下岗”、“失业”现象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失业”开始在观念上逐渐被社会所接受，而这在10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政府逐步废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实物福利性质的住房分配模式，居民需要自己到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同时也能够拥有对房屋的个人产权。与此同时，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项改革也正在积极推行之中。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些制度的变革所以能得到社会的接受，主要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些观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传统就业和福利制度已经不能再继续提供更多而只能是更少的利益了。
当然，价值观及其变化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社会对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从长远来说也反过来受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
5 结论
在本文，我们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对选择经济制度和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我们想表达的一个明确观点是，当财产制度的清晰界定或私有化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的时候，模糊产权是在给定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条件下的一个最优选择。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我们就能理解和解释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背景和社会基础。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的确是在一个从西方价值观来看是有严重缺陷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我们认为，如果忽视社会价值观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来孤立地讨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不可能理解中国20年来的经济成长道路的。当然，在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经济发展对社会价值观发生变迁的长期影响。但我们相信，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发生变革的时期，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对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制度的变革方式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