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与历史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Piketty，2014a）成为全球学术界最为火热的话题。该书在亚马网站的畅销书单上长期名列第一位，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棒上蝉联22周，评论认为该书可能是最近十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英国的《卫报》以经济学家中的摇滚巨星来形容这位70后学者的蹿升，以及该书所引发的皮凯蒂热。这股热潮甚至蔓延到了中国，该书英译本在同年3月面世，9月便推出了中译引进本。中国出版界的反应堪称迅速，《光明日报》、《红旗文稿》和《国外理论动态》等权威媒体均有讨论。 随着该书在诸种媒体上的大热，《英国社会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4）发行了一期专刊，讨论皮凯蒂的不平等研究——这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之于社会学的意义。在编辑导言中，认为期刊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及时地围绕此书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和讨论，甚至在期刊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本历史悠久的社会学期刊认为，皮凯蒂的著作不仅仅是简单的不平等或者社会阶层研究，它还引发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对历史和社会变迁、资本与财富的社会和政治性质的讨论。专刊甚至对所有文献进行了开源处理，任何人均可以免费下载。可见英国社会学界对皮凯蒂热的迅速反应及重视程度。 该书虽然被归为经济学类著作，不可否认的是，皮凯蒂所关注的不平等机制和阶层分析同样也是社会学的经典课题。他提出“世袭资本主义”与“食利者社会”这两个概念，描述资本与遗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围绕这两个概念，可以衍生出社会公平、社会再生产、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等主流社会学研究议题。其中，代际流动与阶层固化的变化趋势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一方面，在相对具体的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与内容上多有重叠之处；另一方面，偏执地选择固守学科界限，显然无助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的展开。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即：皮凯蒂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可以为社会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随着皮凯蒂热的兴起，出现了大量文献对其著作进行讨论。在一些质疑中，批评者认为皮凯蒂混淆了财富与资本的概念，或者质疑全书的核心公式，资本回报率（r）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的可比较性，又或者对皮凯蒂使用的财政与税收数据提出疑问等等。然而，在经济学意义上探讨皮凯蒂的著作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尝试对皮凯蒂及其著作进行社会学视角的解读，尤其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历史与经济学的结合之于社会学的意义。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皮凯蒂批评美国化的经济学研究过度依赖于建立抽象的数理模型，忽略了对真问题的讨论，因而提倡进行多维度的跨学科研究。这种将历史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对于提倡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和向历史纬度回归的社会学而言，极具借鉴的价值。其次，历史研究同样是社会学的课题，在学科中存在历史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变迁的议题上，后者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关注时代性抑或纪元性（epochal）的社会变迁。而皮凯蒂侧重描述的长时段经验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另一种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最后，法国和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和人口数据构成了皮凯蒂经验分析的基础，这些数据的产生蕴含着客观的历史因素，它们与现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进展息息相关。这种“数据”的历史情境性因素，也对皮凯蒂研究在不同地区的可复制性提出了疑问。 一、问题的回归：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的结合 在经济学家的研究实践中，遵循严格的方法论准则建立和分析数理模型，从而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种标准化的研究过程是经济学的学科实践带给人们的印象，但是社会科学知识并不是孤立而封闭的专家知识系统，它还具有潜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对于这点，皮凯蒂清楚地指出，所有的经济学概念，不管它们装得如何“科学”，都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知识建构（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s）。并且，它们经常被用以提升（promote）特定的观念、价值和利益（Piketty，2014b）。 在《21世纪资本论》中，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是皮凯蒂著作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参照。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分析了美国1913年至1948年收入不平等的演化，认为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公众将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结论虽然只是一个理论推断，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这种乐观理论蕴含着成为政治武器的巨大能量。它不仅符合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支持了一个美好的美国梦，更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广。正如皮凯蒂所言，这条曲线本身可以视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产物。 皮凯蒂的研究将库兹涅茨曲线置入跨度更长的历史背景中，从而颠覆了后者的乐观主义理论。显然，这种颠覆引起的冲击和后续效应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或者纯社会科学领域。皮凯蒂的结论对于曾经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了的西方社会，其冲击力和颠覆性是不言而喻的。皮凯蒂给西方社会投入了一个震撼弹，实现个人价值的美国梦、自由市场的进步神话、福利国家的公平承诺均会受到皮凯蒂及其历史发现的冲击。这种颠覆性，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为何皮凯蒂的著作能够激起如此热烈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皮凯蒂在介绍自己心路历程的时候，表达了对美国式经济学研究的批评。22岁少年得志，博士刚毕业便获得美国高校的教职。仅仅3年后，皮凯蒂表示自己迫不及待要回到欧洲。在美国时期的论文是由抽象的数理模型构成的，虽然可以获得同事的认可，但是皮凯蒂夸张地表示自己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他进而批评当代的经济学研究盲目追求数学模型，追求复杂抽象的纯理论推测。经济学问题变成了数学问题，生活世界中的问题则被彻底忽略了（皮凯蒂，2014：33）。在斯蒂文·普瑞斯曼（Steven Pressman）（2015：9）对皮凯蒂个人经历的介绍中，指出了后者对回家的渴望。那里可以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科领域的学者共事，经济学家也不用假装他们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皮凯蒂并不讳言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对其影响，他提倡摒弃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进行多维度的跨学科研究，将历史重新带入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在这本大部头的著作中，皮凯蒂的个人经验与方法论选择的阐释仅占非常小的篇幅，但是其对过度数理化经济学研究的批评，同样值得社会学重视。一方面，量化研究是社会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本身也面临着过度数理化的窘境。另一方面，回顾社会学的历史会发现，这是一门具有极强批判和反思精神传统的学科。不管是“社会学将要到来的危机”（Gouldner，1970），还是“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2000），对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均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当然，这里谈到的过度数理化，并不是要老调重弹，对量化研究进行盲目批判。事实上，在皮凯蒂掀起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为科学的经济学作辩护。保罗·罗默尔（Paul M.Romer）（2015）就强调科学研究有自身的规范和标准，他批评皮凯蒂的长时段收入和财富研究，认为它虽然很好的呈现了数据，其经验分析也非常清晰与精确，但是这种研究似乎顺应了“经验研究才是科学，理论只是娱乐；提出模型就像玩纸牌把戏”的期待。弗兰克·科威尔（Frank A.Cowell）（2014）也指出，在经济学分析中，有时候不难发现一些数学模型表现出没有必要的复杂性。犬儒主义的观点也许会认为，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经济学模型制作得足够复杂，使得一般的读者难以抓住其要旨。但是，在科威尔看来，当我们研究财富分配的长期发展，面对如此重要议题，复杂化有时候甚至是必须的。 在技术维度的讨论中，关于数学模型的选择和取舍，这样的争论显然难于获得共识。对于社会学而言，这门学科并不缺乏对方法及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然而，即便是围绕技术的讨论，背后也蕴含着社会与历史的情境性因素。正如皮凯蒂将库兹纳茨曲线解读为历史上的“冷战福音”。与库兹涅茨同时代，社会学在美国也存在一个黄金时期。这门学科在大学中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理论上确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王朝。但是，战后的和平发展与经济繁荣很快被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所打断，这是一个冲突取代均衡，现实取代乌托邦的历史时期。强调社会整合、系统稳定和均衡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社会学中扮演了库兹涅茨曲线式的乐观主义角色，它成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科学写照。受到彼时社会思潮的冲击，它被认为无力反映激荡的社会现实。其保守主义立场需要面对激进社会学的指责，以及冲突论等后起诸理论的挑战。 在方法上，除了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一度被奉为圭臬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受到质疑。激进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将学科危机概念引入社会学的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1963）认为，教条性的追求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一种亟需推翻的神话，这种理论要求就像是对理性的盲目献祭；作为社会学的米诺陶洛斯（Minotaur，希腊神话中有名的人身牛头怪），需要被社会学抵制。但是古尔德纳并没有简单地推翻价值中立。一方面，他对其进行历史情境性的解读，认为韦伯对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追求，体现了深藏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而韦伯尝试调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反对将价值中立当作社会学的仪式性的教条，因为这样会否定社会学的一切价值因素与道德意涵。价值中立本身也蕴含着一种潜在的矛盾性：它可以使研究者暂时悬置自己的道德直觉，从而获得更好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在面对自己不熟悉的群体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导致一些消极的后果，研究者借此选择逃避道德担当，甚至引发研究者的自我疏离。 可以看到，价值中立原则在社会学的历史中，虽然一度被当作行业的准则和科学研究的保证，但是这种理解，随着社会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动摇。关于价值中立的争论并不限定在纯粹的技术或者学术领域，它的出现本身便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反映。当社会学强调自己的价值追求，以及需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它成为了一项被挑战的准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抽象的数理模型固然是学科技艺的一种展现，但是皮凯蒂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简单的技艺向具有公共关怀的研究问题回归。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方法都会强调自己在收集与呈现“事实”上的优势及合法性。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争贯穿了社会学方法实践的历史，单纯从技术和工具主义视角进行讨论，显然无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本文也无意于对某种方法论选择进行褒扬和贬低。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将历史带入了经济学研究，他并没有在修辞上强调这种研究方法的优越性，而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实验性（tentative）和不完美性，没有必要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化为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s）。但是，通过耐心地寻求事实与模式，冷静地分析背后的诸种机制，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促进（inform）民主讨论与聚焦正确的问题（right questions）（皮凯蒂，2014：3；Piketty，2014a：3）。可见，与其对方法论过分偏执，不如回归正确问题的讨论。对社会学而言，在市场化及其后果的问题上，社会学家和皮凯蒂关心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皮凯蒂揭示了世袭资本主义以及食利者社会的到来，社会学显然不应该缺席这样的讨论。 二、历史的想象力：社会变迁与描述的胜利 历史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学关心的内容，用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2007）的话来说，社会学从来就是一门以历史及其取向为基础的学科。在发端时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是社会学奠基人们关注的主题，社会学也存在历史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个人生活历程（biography）与历史在社会结构中的交集（intersections），这条路径是许多社会学实践者放弃了的经典传统（Mills，2000：143）。因而，他提倡在社会学研究中对历史的运用。 在《历史社会学手册》中，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和伊金·埃辛（Engin F.Isin）（2003：5）将历史社会学区分为科学的与阐释的两种方法。前者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关注历史过程中社会的规律与法则；后者更侧重历史性与经验性的分析，它表现为内容广泛的社会史研究。德兰迪和埃辛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已经进入了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时期，并不存在唯一的方法论准则，两种方法各有解释力，无法相互取代，形成了共存与竞争的领域。 受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菲利普·阿布拉马斯（Philip Abrams）（1982）曾强调历史和社会学之间不存在太大的差异，认为没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必要的区分。他通过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元论来解释社会学的历史性，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在解释逻辑上是一致的，都需要解决结构化的问题。所有的社会行动都要在社会中展开，作为一种事实，在时间上它具有历史性。并且行动生成了制度，所生成的制度又反过来改变行动。其中的发生过程，联结了行动与结构。因而社会学的解释是历史性的，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它是社会学的核心要素（Abrams，1982：17）。 阿布拉马斯进而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首先是在研究主题上关注工业主义的转变；其次是追寻个体生活史中自由与限制的模式；最后是社会学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即：个体作为有目的、期待和动机的行动者与社会作为限制性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Abrams，1982：7）。在阿布拉马斯对历史社会学建立的类型学分工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色彩。一方面，它是社会学中关乎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终极命题，二者的联结可以建立历史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综合；另一方面，阿布拉马斯尝试将时间与历史性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的讨论，发展出一套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准则，避免将其处理成抽象的脱离了历史情境的理论话语。但是，对当代社会学而言，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解释力不同于彼时。阿布拉马斯提出的结构化问题，作为其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恐怕还需受到还原论与本质主义的质疑和挑战。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社会学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约翰·古德索普（John H.Goldthorpe）（1991）强烈反对那种将社会学与历史视为同一性的观点，他指出两门学科在对待证据（evidence）的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历史研究依赖于对遗迹（relics）的推论，没有遗迹就没有历史。这种证据是有限而且不完整的。社会学虽然也会使用相同的证据，但是它还可以通过田野调查生产以前没有的证据。古德索普使用考古学术语来表示研究者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材料（material）或者数据（data）。在证据的可利用性上，古德索普使用“裁缝定制”（tailor made）的隐喻来描述前二者的区别。社会学家可以根据需要剪裁出自己的数据，而历史学家却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来缝制衣服。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并不是要鼓吹社会学在数据上的优势。古德索普实际上指出了历史研究的限定性条件，强调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必须小心谨慎地推论。他批评宏大历史社会学（grand historical sociology）依赖历史观念而不是根据事实进行推论，并且很多阐释是建立在二手资源的基础上，属于对阐释的再阐释，古德索普将此称为宏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盲点。 古德索普的观点代表了英国社会学的经验主义传统，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麦克·萨维奇（Mike Savage）（2009）拓展了古德索普的讨论，反对社会变迁研究中的纪元主义（epochalism）叙事。认为后者受困于进化论的框架中，只能静态地通过对时间性的二元分类来描述社会变迁。于是在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社会之后，出现了后工业、后现代、后福特主义、个体化和网络社会等概念。萨维奇认为这种纪元主义的叙事含有内在的矛盾性。在二元分类中，“过去”被描述为比照新事物的化石，以形成对比强烈的比较。但是，即便是社会学家鼓吹的新时代，也很快被新的概念所取代，理论家们仿佛陷入了揭示社会新时代与新纪元的术语竞赛。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学，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取代了之前流行的诸种纪元性概念。 萨维奇（2009）比较了纪元性思维在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情形。在美国，它主要出现在政治学领域，而社会学研究表现出关心“共同体衰落”的怀旧传统；以布迪厄、福柯和拉图尔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侧重关注“过去”的模式如何在当前重复和完成社会再生产；德国社会学则将当前的发展视为现代性的一个长期过程，而较少采取纪元性的叙述。萨维奇批评了吉登斯、贝克和厄里等人的研究，同时认为这种纪元主义的叙事是英国社会学的特殊传统。因为这门学科的制度化历史比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要晚，所以社会学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竞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概念以强调自己的新颖性与合法性，以期获得更多的认同。①此外，大部分宏大理论家都不从事经验研究，尽管经验研究所采用的扎实数据本身足以反映社会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像古德索普那样强调有事实依据的历史推论，萨维奇（Savage，2010）的研究指出了经验研究揭示社会变迁的能力。一方面，抽样调查和访谈方法在战后的兴起，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对不同群体和时点的经验研究进行比照，可以经验性的揭示社会变迁。萨维奇强调在社会和历史情景中理解方法的展开。事实上，社会科学方法在西方社会中的实践，越来越成为当代生活日常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在追溯研究方法的时候，它所还原的并不是作为记录的经验性的数据，同时还呈现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 在萨维奇看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阐释，皮凯蒂揭示了人口与经济在过去300年所发生的变化，这种方法为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历史研究范例（Savage，201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那些宣称新时代与新社会形态到来的宏大理论家不同，皮凯蒂的结论却是我们当前的社会正在向旧有的模式复归，仿佛回到19世纪的“美好年代”（B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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