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保税区转型的交易成本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贸组织论文,保税区论文,成本控制论文,框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1.2文献标识码：A
经过10多年的建设，保税区已成为我国拉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并在促进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沟通国内外市场，推动对外贸易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保税区如何与国际惯例接轨，全面构筑综合竞争优势，实现再创新辉煌的目标，已是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一、我国加入WTO承诺与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区
（一）我国加入WTO承诺要求保税区转型
我国的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在靠近港口、机场等交通枢纽地带设立，实行围网封闭管理和特殊的贸易政策并由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其基本功能是出口加工、开展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和商品展示。保税区是我国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开放区域。设立保税区的根本目标，是改善投资建设软环境，特别是利用海关保税的独特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加入WTO后，我国国内外市场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遵循WTO的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贸易政策的全国统一实施、透明度等基本法律原则，无疑会给保税区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比如，我国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将从17%降低到9.4%，工业品降至8.9%，虽然保税优势尚存，但幅度极其有限，这必将削弱保税区的保税政策优势，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必将相对降低。同时，中国在加入WTO三年内将逐步放开工业品贸易权，五年内将分阶段取消各类商品的市场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这些承诺很可能使原先在保税区投资贸易公司的外商，依据整体投资环境的优劣重新选择投资区域，导致保税区内贸易公司数量减少。而且，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日益加重，中国也将按照WTO市场准入原则，实施国民待遇原则，最大限度地对其他成员开放服务业，届时，我国将对外资和非公有制企业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保税区的服务贸易功能优势也将逐步弱化。此外，保税区内企业曾经享有的所得税优惠、地方税收返还，不论其经济成分均可开设外汇账户，经营所得外汇可保留现汇、周转使用等特殊经济政策，有的要取消，有的要在区内外普遍实行。这一切都使保税区面临新的挑战，也迫使保税区进入转型阶段，加快政策调整的步伐，打破目前的锁定状态。
（二）保税区转型方向是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置于一国或地区海关管辖界限以外、无贸易限制的关税豁免区，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采用、为解决区域性经济问题或促进整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目标而采用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行为、境内关外、功能突出、高度自由。世界上建立自由贸易区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近200个，并正在建设全球第一个网上自由贸易区；日本、韩国、我国台湾、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其中多数国家或地区是WTO成员国。纵观世界各地的自由贸易区，在本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WTO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自由贸易区非但没有受到冲击，还有逐渐增多和扩大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自由贸易区在政策方面具有灵活性，运作程序上更简便快捷，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从而使其能够在WTO成员国的经贸交流、互惠中保持活力。
保税区是中国开放度大、经济活跃、效益好的经济区域，有条件率先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率先受益。如果我国的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那么就可以解决由于国家不同管理部门对保税区认识不一而导致的政策矛盾与冲突问题。此外，从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角度进行立法思考和政策定位，还可以使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和实施管理过程中，找到一个共同和明确的基点，进而在统一的认识下促进我国保税区的运作模式与国际惯例相接轨，并保持政策的一致和稳定。因此，在我国的保税区制度变迁已经完成一个周期之后，保税区要发挥更大的体制创新和示范辐射作用，必须向更加开放的自由贸易区转型。
二、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摩擦导致转型过程中交易成本上升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95-196页）。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确立了竞争与协作的秩序。无约束的竞争行为必定会加剧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有理性的行为人总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种制度安排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特定制度安排的变革，将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反之，如果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变革的过程过于迟缓，或与该特定制度安排不相容，那么该制度安排的变革就会受阻、变形甚至完全失败。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但是与之伴生的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要差得多。一种非正式制度尤其是组织文化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后者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如果相容性较差，那么就会引发制度摩擦。
目前，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竞争(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Streit 2000)。为了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的保税区制度变迁过程不仅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做出被动反应，而且还将为进一步动员生产要素取得竞争优势而对现有制度进行主动调整，即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移植新的制度安排。
市场化制度安排中的保税区转型主要是在求强求富的目标指引下，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择过程而导入的。但保税区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续的非正式制度却更多地表现为以适应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体系。这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自由贸易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保税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转型，引入外部的竞争因素，要求保税区的制度安排必须相应地改变，使公有资源的效率必须改善，减少寻租活动。同时，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中要求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等交易成本，即要求保税区在总体上增进开放，削弱保税区制度的僵滞。另外，市场化的扩大要求保税区建立能够有力地激励人们投入信息成本，并奖赏一般性的规则。在一般性的竞争中，在外部冲击下，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进一步开放，要努力促使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这种遵循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新制度安排，在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与旧制度安排相遇时，二者之间就会产生摩擦、震荡和冲突。保税区转型中的这种制度摩擦必将提高交易成本，降低转型带来的福利效应。如果不妥善处理，那么保税区转型的制度安排将会出现变形，行为人的交易预期将会降低，机会主义和短期市场行为将会盛行，这一切都会扰乱保税区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三、保税区转型中交易成本控制的理论依据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存在着以生产为代表的技术成本与制度为载体的交易成本。技术成本或直接成本，一般体现为生产成本的形式（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1993），主要包括基础设计、建造与加工、运行和维护等方面的成本。交易成本从会计学角度考虑，分为销售人员薪酬、广告费用、公关费用、业务费用、售后服务费用、销售业务费用等；从运营角度分为市场信息成本，合同谈判成本，合同履行成本；运输成本。
“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是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1)市场信息成本，即有关收集和传播市场信息的成本；(2)合同谈判成本，即为订立合同而进行谈判所付出的成本；(3)合同履行成本，即为使合同得以履行而必须支出的成本，如制定与执行经济法和进行诉讼的费用；(4)运输成本，即企业之间为购买原材料和将产品送往市场时发生的费用。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以来，相继出现许多文献扩展交易成本的内容并用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Alchina-Demselz1972,Hart-Moore1999)。扩展后的交易成本概念一般包括：协调成本、信息成本和策略成本。协调成本是经济活动过程中在投资协商、监督和实施协议方面的时间资本和人员的成本总和。信息成本指搜集和整理信息的成本与有关空间变量和一般科学原则的知识缺乏或无效混合所造成的错误成本。策略成本是指当个人利用信息、权力及其他资源的不对称分配，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情况下获得收益，从而造成的成本增加，如搭便车、寻租和腐败。实际上，这些都是市场交易时发生的各种成本，而广义的交易成本还包括度量和界定产权的成本、为约束权利斗争而制定各种规章的成本、监督和衡量产出的成本、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中的直接成本比重已经越来越小，而交易成本的比重则越来越大。在香港，交易成本占整个成本比重80%左右（张五常1995）。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行为人也应重视这一发展趋势，加强成本意识，尤其是交易成本意识。否则，就不会主动通过行为选择和制度选择来降低交易成本，那么帕累托改进将无法实现，经济人的行为也无法得到有效规范，经济绩效就会受到影响。
交易成本概念的建立对成本与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交易成本概念的建立使得成本管理从新古典生产过程转向对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易行为摩擦的研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区使物质转换成本较低，但交易成本却很高，如果能够降低保税区转型中的交易成本，减少交易冲突与制度摩擦，那么必然会给行为人带来福利的改善，这种保税区也必然成为理性交易商的最佳选择。为此，必须从健全制度、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和改善行为人诚信状况等方面对转型中的保税区交易成本进行治理，即通过制度安排控制（主要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导致的行为摩擦成本），构筑以制度结构为基础的保税区转型交易成本治理框架。
四、保税区转型过程中交易成本控制框架
（一）转型中的保税区技术层面的交易成本控制
转型中的保税区业务服务能力资源既包括业务服务所需的有形的实体资源，如必要的仓储设施和运输设备等，又包括业务服务所需的无形的技能资源，如货运组织方式和存货控制能力，还包括国际业务服务的知识资源，如丰富的业务管理知识对具体产品的业务运作具有透彻的了解和有效的国际业务管理团队等。由于我国保税区未能在服务理念、客户需求分析、组织管理模式、横向协作联盟等方面有所突破，导致在过去的业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际业务通道服务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目前，国际业务通道能力资源整合方面所出现的偏差是：过于看重有形的实体能力资源的建设，而忽视了无形的组织管理能力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转型中的保税区国际业务通道的服务项目中应明确整合目标，进一步简化国际贸易程序和推进贸易便利化。例如，临近港口的保税区应通过加强各部门的战略协同，减少海运货物的陆上停留时间和环节，加速海运过程。该服务的技术层面交易成本治理价值在于直接的客户价值，省去若干分销或配送中心，发货人基本上可以不要仓库，国际业务过程中搬倒次数降低到最少。
转型中的保税区国际业务通道在技术层面的交易成本治理应建立一个系统，发展保税区的多功能经营，提供高效快捷的全方位服务，努力向自由贸易区方向迈进，使转型中的保税区在客户服务、市场竞争及技术支持方面形成彼此协调的全新关系实体，并通过将人力资源、业务流程与专业技术进行有效整合，最终集成保税区的各个作业流程，使企业可以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满足顾客需要，即简化国际业务企业与保税区之间的搜寻成本、谈判签约成本和履约成本。从而让国际业务企业针对保税区提供的进出口及转口货物拆并柜作业、货物储存及地区性配送、管理、货物检验、货柜并柜再检验即再贴卷标等服务获得最大限度的满意度并保持忠诚度。这实际上是要求保税区做到一线切实放开，实现业务直通，简化出区环节，保障即时配送，使保税区真正成为周转环节最少，流通成本最低，运转效率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大进大出的绿色通道。
（二）转型中的保税区制度层面的交易成本控制
转型中的保税区业务通道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为政府管理及公用基础设施层，包括保税区管委会、海关及商检、公用信息平台、政府其他部门及其他公用基础设施。第二个层次为国际业务企业层，包括综合业务企业、运输企业、仓储企业、贸易企业等业务增加值加工企业，他们开展中转业务、区域业务和保税业务等业务。第三个层次为基本功能层，包括运输、保管、搬运、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保税区国际业务通道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具有保税特征的业务，以一般贸易与转口贸易为主，融运输、仓储、贸易、流通加工等于一体。近年来，全国各保税区始终不渝地在规范政府行为、精简审批事项、减少行政干预、提供优质服务上下工夫，努力使保税区成为审批时间最短、办事效率最高、优惠力度最大、经营成本最低、实行国际惯例最好的先行区，已初步形成了参照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范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国际投资环境。
但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制度层面降低交易成本对转型中的保税区的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政府机构和公务员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转变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各部门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提高工作效率，突出服务化工作思想。在依法监督方面，不仅要强调各级政府的行为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且要强调公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为的监督。为了将保税区建成公有资源运行高效率的绿色国际业务通道，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按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内涵，落实其制度安排，落实“境内关外”性质，落实综合性功能，落实统一的、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即保税区要想在竞争中求生存，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向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转型，制订中国保税区或自由贸易区条例，明确保税区的国家主管部门，加快调整和优化保税区转型的具体制度安排，努力营造可持续发展的一流综合投资环境。
制度是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包括基本的制度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因此，保税区业务通道交易成本行为的制度治理，一方面需要从制度环境（产权制度）进行，即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行为关系，界定使自己或他人受益和受损的行为权利，对保税区各职能部门形成一定的交易预期激励生产行为，抑制资源浪费行为，减少与企业的交易摩擦；另一方面，需要从成本行为的激励约束方面，通过制度安排来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
（三）转型中的保税区组织文化层面的交易成本控制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我国保税区转型也面临着战略变革问题，而战略变革首先涉及到的是组织中的人和文化，它主要是组织的非正式制度在发挥作用，战略变革会影响到组织中某些群体的利益，如果对他们而言是有利的，这种组织文化便会支持战略变革，但一旦这些群体不喜欢战略变革所带来的结果，组织文化便会成为问题之源。因此对于保税区而言，如何在变革既有战略的过程中从文化层面对交易成本进行控制，以适应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要求，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从动态角度看，组织文化对成本行为的控制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效用函数结构来实现减少由于效用不一致所引致的交易摩擦行为。从静态上看，组织文化降低了行为不确定信息，从而减少了机会主义摩擦行为的发生。组织文化管理作为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强调在建立共同的远景和价值观后，通过组织氛围的建立，塑造好的工作环境，来让每个人都自觉的为组织努力工作。但是，组织文化被娱乐化、政治化、形象化、口号化的现象在我国较为突出。所以，要使文化真正发挥它应该有的效用，降低机会主义摩擦行为造成的交易成本，首先要从观念上对它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才有可能让它和其它管理职能一样，对组织的发展起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保税区转型中组织战略的变革会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由于不同个体对战略变革的结果接纳性及风险意识不同，对转型的态度就自然不同，甚至会激起抵制，从而导致战略变革的失败。这些压力可能来源于几个方面：领导层、员工、企业、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并不像战略、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等管理职能一样清晰可见，也无法在短期内见效，要使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相信并愿意去实践共同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人们的效用函数结构来实现减少由于效用不一致所引致的交易摩擦行为，或降低行为的不确定信息，从而减少了机会主义摩擦行为的发生，最终从文化层面有效控制转型期保税区的交易成本，领导团队的身体力行最为重要。如果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停留在口头、文字、会议等形式上，不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是不可能让人们折服的。要员工信奉共同价值观，必然就要让他们相信这样的价值观是能够给保税区转型带来绩效的，无论是在业务拓展或者是个人收益上，必须有一个体现的载体。所以要有意识地向员工表明新的战略变革是如何帮助保税区提高工作绩效，降低交易成本的，从而使他们对战略变革的作用有所认同，从而愿意去坚持这种价值观。
收稿日期：2003-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