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代论文,集体论文,说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编创方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它们都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说法是由徐朔方提出的，由于它建立在对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成书过程的考证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编创方式的相似性，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古代通俗小说的生成史，故而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考虑到此说关涉到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关涉到对古代一些文学名著创作性质的认定以及对古代小说史的深入认识，所以有必要对其偏颇失误之处进行辩驳。
一、徐朔方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徐朔方在其《小说考信编》“前言”中曾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做过这样的表述：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手笔。任何一个说书艺人都继承原有的模式或版本而有所发展……所谓发展，既有精心的有意修改，也可以是无意中的逐渐失真或走样。同样，任何一个出版商都可以请人重写、润色或照本翻印，而在翻印中有所提高。并不是每一个说书艺人、每一个出版商都只会越改越好，而不会改坏。改好改坏两种情况，甚至比例不同、得失参半的多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在这里同样发生作用。我把这种形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1] (P2-3)
徐朔方的这一说法有合乎实际的一面，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成书之前，其所写的人物故事确曾以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对民间的创作成果进行取舍、加工、改造、整合乃至于重新创作，那么它们恐怕仍就是《三国志平话》、《宣和遗事》等粗陋、朴拙的民间形态的东西，而不会自动地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名著。至于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成书之后不断地有人对之进行修改，这也是事实；但这些修改毕竟是次要的，不会改变原书的主要精神面貌，我们总不能说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宗纲评改的《三国演义》是性质不同的两部书。因此，集体创作这一提法，无疑轻视或贬低了罗贯中等写定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景行之在《徐朔方先生的学术道路》一文中就说：“徐先生指出，上述这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在最后写定前早已基本定型，它包含了历代许多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最后写定者的作用相当有限。说这些作品中的某个细节是罗贯中或施耐庵等如何精心构思创作出来的，不啻于痴人说梦。”[2] 这就基本上否定了罗贯中等人的创造性贡献。
二、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观点
为了加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说服力，徐朔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经胡适、鲁迅、郑振铎的研究早已成定论”；[1] (P366，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学者在六七十年前就在《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及《西厢记》等个别作品的研究中提出这样的论点。今天已成为文学史常识了。”[3] (P108-109)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说法。
关于《三国演义》，胡适确曾说过：“散文的《三国演义》自然是从宋元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他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4] (《三国志演义》序)这却几乎遭到研究者的一致否定。鲁迅则明确地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定为罗贯中。而郑振铎也从不曾轻视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他曾多次指出：“通俗小说《三国志》之成为正则的演义，不惟通俗，抑且‘雅’，且远出于《前后七国志》、《说唐》数传同科之列者，第一个——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功臣，自要算是罗贯中。”[5] (第5卷，《三国志演义》的演化)“罗氏盖承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他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同时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赞语，加之于罗氏作品上，似乎是最为恰当的。”[6]
关于《水浒传》，胡适认为明初出现的百回本《水浒传》是罗贯中做的，而明中叶将百回本改造成七十回本的是施耐庵，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4] (《水浒传》考证)还说：“(施耐庵)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一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去，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十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绝妙的文字。这四十回可以完全算是创作的文字，是《水浒》最精彩的部分。”[4]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可见胡适既承认《水浒传》有作者，而且还对作者的艺术创造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鲁迅也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做的。郑振铎也说：“今本《水浒传》的写定，则为罗贯中氏”，“我们与其将这部伟大的英雄传奇的著作权归之于施氏，不如归之于罗氏更妥当些。”[5] (第7卷，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关于《西游记》，胡适更将其主要成就归功于吴承恩，他说：“《西游记》的中心故事虽然是玄奘的取经，但是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采取了金、元戏剧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力，居然造出了一部大神话来！”“《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謔’的大文豪。”[4] (《西游记》考证)鲁迅也说：“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郑振铎更说：“《西游记》之能成为今本的式样，吴氏确是一位‘造物主’。他的地位，实远在罗贯中、冯梦龙之上。吴氏以他的思想与灵魂，贯串到整部的《西游记》之中。而他的技术，又是那么纯熟、高超；他的风度又是那么幽默可喜。我们于孙行者、猪八戒乃至群魔的言谈、行动里，可找出多少的见解与风度来！吴氏书的地位，其殆为诸改作小说的最高峰乎？”[5] (第5卷，西游记的演化)
可见胡适、鲁迅、郑振铎并未像徐朔方所说的提出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也极少否定过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的著作权，当然也就不会轻视或淡化这几位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不能因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断定而以偏概全。
下面根据徐朔方提出的主要论断，谈谈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存在的一些偏颇与失当之处。
三、关于《三国演义》
徐朔方曾指出：“从晋陈寿(233-297)《三国志》和南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开始，三国题材逐渐由正史进入传说(包括民间口头传说和文人的野史笔记)，然后进入以说话为主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过程。说话艺人有的本来是文人，找不到别的出路，被迫以此为生，如南宋、金、元和明初的书会才人，另外又有中下层文人的参与。《三国演义》为我国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最悠久、最典型、最完整的范例。”[1] (P1，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
这种说法的失当之处，就在于它有意无意地把作家所依据的创作素材等同于作家的创作，过分强调了作家对民间文艺创作的依赖关系，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的著作权。实际上，《三国演义》与在其之前流传的各种相关的三国故事，充其量只是创作与素材的关系，材料的继承性和从民间创作中汲取精华，并不能成为《三国演义》是集体创作的理论和事实依据。这就好比美酒与粮食的关系一样，虽然没有粮食，难以酿成美酒，但是酒是酒，粮是粮，是不同的东西，总不能把粮说成是酒。民间创作的东西，在未经罗贯中头脑一系列的发酵和熔铸以前，是无法形成《三国演义》这样杰出的小说的。更何况民间创作对《三国演义》的影响还远没有持集体创作说的学者们所估计的那么大。今天已有论者将《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放在一起加以仔细比较，结果发现“关公刺颜良”、“先主跳檀溪”、“赵云抱太子”、“张飞据桥退卒”、“赤壁鏖兵”、“孔明七擒七纵”、“孔明斩马谡”、“秋风五丈原”等故事，《演义》虽也写到了，却与《三国志平话》差异很大，而与《资治通鉴》、《三国志》所记倒相当接近，甚至就连不少话语也直接撷自史书，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中所写的这些故事，恐怕主要不是因袭于《三国志平话》，而是《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即使是两者确实相关的内容，例如“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王允献董卓貂蝉”、“云长千里独行”、“古城聚义”、“三顾孔明”等，《三国演义》也不是简单地从《三国志平话》中移植过来，而是根据其叙事意图，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和补充，以使其更谐合于《三国演义》整体的叙事风格，两者的文字出入是颇为明显的。周兆新就说：“《演义》对于《平话》这部书而言，似乎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7] (P344)退一步说，即便两者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像“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等，也并非重大的历史事件，充其量不过是三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小插曲，远不足以全面地反映三国兴废成败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三国演义》中许多能够反映朝代兴废的大事，如孙策略定江东，曹操灭袁绍、定辽东，及姜维用兵，司马氏父子擅权等，《三国志平话》反倒不曾叙述。因此，《三国志平话》不大可能成为洋洋7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建构情节、叙述故事的主要依据，当然更不能说它是《三国演义》的雏形了，而顶多只能说它是《三国演义》的取材对象之一。“三国戏”更是如此。陆树仑等人在论述元代三国戏时即指出它们与《三国演义》“差异很大，很难看出其间是一种演变关系”。[8] 张志和也说：“明中叶以前所出现的三国故事却多与《三国志平话》有关联，或对《平话》中有关的故事有所发展，却绝无一剧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故事相似的。”[9] 这也就是说，它们并未给《三国演义》提供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武断地说《三国演义》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呢？
《三国演义》问世后，其他历史小说鲜有能望其项背者。这是否因为其他历史小说就缺乏民间创作的长期累积呢？恐怕也并不完全如此。例如《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在其成书之前，其所叙的人物故事也早就在民间以话本、戏曲、说唱等艺术形式流传了数百年，而隋唐故事还曾形成了一个“演义”和“传奇”系列，可是为何这些后出的作品就成不了艺术经典呢？恐怕关键就在于其作者的人生阅历和艺术才华无法与罗贯中相提并论。这似乎也可以说明，民间创作的累积不管多么丰富，如果没有天才作家的杰出创造，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形成为真正的艺术经典。
四、关于《水浒传》
徐朔方认为：“从《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杂剧可以想见，接近《水浒传》小说的一套完整的水浒故事在元代说话人的口头已经形成了”；“首尾完整的《水浒传》的初次成书是出于书会才人之手”，因为“《水浒传》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见旧的《水浒》话本的痕迹”，所以说“它主要是以杭州为主的城市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世代相继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1] (P37-46，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
元代水浒故事是不是一套完整的故事，是否接近《水浒传》，这还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即便确如徐朔方所说，可是要将这些故事写成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恐怕仍离不开一个文章高手的熔炼。石昌渝就说：“比如《水浒传》，它就没有类似《三国演义》那样的雏形，平话中有《宣和遗事》，‘说话’中的小说中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早期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版本，所有这些相关而又不同的故事被一位文章高手熔为一炉，于是有了不朽巨著《水浒传》。”[10] (P295)侯会也说：“在今本《水浒》的写定过程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位最终奠定小说鸿篇巨制地位的写定者，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这位天才作家对《水浒》的成功改造，集中体现在小说前十三回以及紧随其后的智取生辰纲故事。……这位天才作家的另一功绩，是打破了说话家数的传统界限，创造了集讲史、小说、说参请乃至商谜等各种家数于一体的新型小说体制。”[11] (P291-292)这些认识都是基于《水浒传》对它之前的水浒故事的继承和创新而得出的，是切合《水浒传》创作实际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李希凡就曾从素材与创作关系的角度指出：“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区分开来的，并不简单是题材上的不同，更主要的是作者处理题材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有着相同题材的作品。……而我们的《水浒》流变史的考据家们，却因为题材的相同而否认《水浒》曾经有过作者。只看见了它的题材的源流，却不愿意看到《水浒》作者，而且只能有这样一个作者，对于水浒英雄故事的素材，做过艺术上的概括提炼，和独特性的创造，使原来的素材，大大地改变了它的面貌。”[12]
刘世德也持类似看法，他甚至还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作品，凡是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有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累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我想应该证明这么一个规律，这么一个结论。《水浒传》是这样，《三国演义》也是这样，我们要承认它们是作家的创作，不是集体创作，不是累积型的作品。”[13] 笔者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刘世德的意见，因为《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如《红楼梦》)的写作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它们确曾从大量的民间创作中汲取过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艺术经验；不过，刘先生肯定施耐庵的天才创造，这却是合乎实际的。
五、关于《西游记》
徐朔方认为：“《西游记》从《取经诗话》到《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演变，以及在它之前祖本的存在都说明它不是个人创作。”并且说：“吴承恩如果是它的写定者之一，论证还有待补充。”[1] (P331，论《西游记》的成书)
我们认为，《取经诗话》、《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等都不过是《西游记》的素材来源；至于徐朔方推测“《西游记》之前存在着一个一百回的祖本”，即便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能够写出该祖本的人，就是《西游记》的主要作者。更何况今本《西游记》与它之前的西游记故事相比，在思想、艺术方面均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并已呈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风格！石昌渝即说：“累积不是旧有故事的简单相加，它最后成就于一位作家的艺术创造，《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与前两种奇书相比，《西游记》更鲜明的表现了作家个人的风格。”又说：“吴承恩不过借这神魔世界来观照人间，寄托自己对世事人心的感慨。故事的虚妄来自作家的大胆奇特的想象，这想象虽借助于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它却植根在作家对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认识，这种合乎情理、比真实还真实的荒诞，构成《西游记》的独特风格。这是一种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10] (P336-337)李时人也说：“《西游记》的谐謔是一种熔滑稽、讽刺和幽默于一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14] 既然《西游记》“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并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那么它又怎么可能属于集体创作呢？
六、关于《金瓶梅》
徐朔方认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主要根据是：“第一，《金瓶梅》初刊本题名《金瓶梅词话》，所谓‘词话’也就是话本，它包括说与唱。这表明《金瓶梅》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以话本(词话)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它很可能是关于《水浒》故事的说话艺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支。小说中夹杂大量诗、词、曲的事实也只能由此得到解释。第二，《金瓶梅》中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话本，至少有9种话本和非话本小说的情节曾被《金瓶梅》所借用或作为穿插。……第三，《金瓶梅》中存在行文粗疏、自相矛盾之处。”所以他断言：“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2]
对此，黄霖、李时人、周钧韬、何满子、石昌渝、齐裕焜等曾从不同方面予以辩驳。（注：参见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李时人《说唱词话与〈金瓶梅〉》，《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364页；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0页；以及何满子为李时人所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而作的序言。）综合他们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所谓世代累积，必须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情节是世代相延的，“世代”应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如果《金瓶梅》在成书前就曾在民间流传，那么应该不会不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抄本刚出现时，袁中郎不知它来历，屠本畯说它流传海内甚少，谢肇淛只抄到十之八，冯梦龙见到抄本感到惊喜，从这些人刚见到《金瓶梅》时的反应，不难看出它是突然出现的，此前人对它毫无所知，因而很难想象民间会有传唱此书的。
其次，所谓世代累积的说法，还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金瓶梅》是以《水浒传》为蓝本写定的，它不但在人物、情节方面对《水浒传》多有因袭，而且还抄袭了《水浒传》中的大量韵文。既然如此，那么从《水浒传》繁本定型的嘉靖年间算起，到《金瓶梅》抄本出现的万历二十年前后，只有六七十年，因此《金瓶梅》没有世代累积的可能。
第三，主张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人也承认“《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之作，“无论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风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明代生活的鲜明印记”，而且其中有的史实(如皇庄、马价银)和人物(如狄斯彬、凌云翼)到了明嘉靖以后才出现，那么又怎能说它是世代累积的呢？难道明人明事在宋元时就开始“累积”了吗？
第四，《金瓶梅》虽然题名中有“词话”两字，但明代冠以“词话”之名的作品并非都是集体创作的讲唱文学，万历前后，袭用词话名称而实为散文小说的也并非《金瓶梅词话》一种。至于小说中出现“看官听说”和以曲代言等，也可出于作者的模仿；有些说唱艺术的痕迹，也可能是在“镶嵌”前人作品时遗留下来的；而借用话本及《水浒传》中的情节片断，则是因为文人初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从传统中寻找支点，这正是第一部作家创作的长篇通俗小说创作上幼稚和粗疏的一面。
第五，《金瓶梅》中存在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这在《红楼梦》那样精心结撰的小说中也照样存在，不能以之作为判断是个人创作或集体创作的原则。综观全书，《金瓶梅》作者在构思创作时，对故事发展的全过程是胸有成竹的，其布局是严密的，已形成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结构不大可能通过世代累积的方式来形成。
徐朔方为了论证他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还曾立足于《金瓶梅》与《水浒传》、《平妖传》与《水浒传》、《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之间的雷同部分，“以引首和赞词的对照为主”，说明“它们之间双向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只要一方是个人创作，就不可能从对方接受影响而又施加影响于对方”，“既然这种情况是双向的，可见它们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1] (P114，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而笔者则认为，这几部小说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取材于民间说唱，它们所使用的引首和赞词出现“双向的作用和影响”，极有可能主要发生于民间说唱阶段，而不是发生在它们成书以后；而从说唱艺术的角度来看，引首和赞词本来就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说“水浒”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平妖”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西游”、说“封神”故事的艺人也同样可以用，也就是说，这些引首和赞词在艺人说唱领域几乎可以到处搬用。因此，当文人作家取材于艺人演说的“水浒”、“平妖”、“西游”等故事来创作《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等小说时，它们之间出现引首和赞词之间的“双向的作用和影响”，实不足为怪，因而也就不能据此得出它们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结论。
七、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由来
徐朔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笔者不好断定。不过，徐朔方受胡适等早期小说研究专家研究思路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胡适在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中就率先运用“历史演进法”研究《水浒传》。他曾说：“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胡适这么做，的确为《水浒传》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打开一条新道路”。[15] 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或轻视施耐庵、吴承恩等人的创造性贡献，他仍然认为他们是《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而徐朔方则“在胡适、鲁迅等先行者的基础上”，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导致徐朔方向前走出这么一大步的原因，可能也与他受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经典命题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他曾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是说，他们是大地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如果说，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个人创作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天才的反映，那末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书上就能辨认出较为直接的人民群众的手迹与印记了。”[1] (P32)我们并不否认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对《三国演义》等一流文学名著的创作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同样不能因此而过于贬低罗贯中等人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我们的观点是，与其说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产物，还不如说它们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以文人创作为主的产物，这就是我们对四大奇书等早期文学名著的创作性质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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