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中的竞合关系分析——以滇西北生态旅游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旅游区论文,效应论文,生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游流是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或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单双向旅游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能量流和文化流的集合。[1]狭义的旅游流指的是旅游客流，其构成了旅游流研究的核心，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有关旅游流的研究主要都是针对旅游客流进行的。[2]作为一个矢量单位，旅游流具有流质、流量、流向、流速等特征，其强度大小、分布状况、空间等级结构的差异关系到国家、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及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关系到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能否得到合理利用，影响旅游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地理学所具有的空间思维范式使其对旅游流的空间研究寻找到了“切入点”，关于旅游流空间分布和变动的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也成为旅游地理学所关注的核心内容。然而，回顾前人对旅游流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成果，研究者们大多围绕旅游流的构成，即旅游者、旅游交通、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选择其中的某一个或是某几个方面来探讨其对于旅游流空间分布和变动的影响。[3,4]研究视角并未体现出地理学的“综合性”特征。旅游竞合尤其是旅游地间的竞合研究是21世纪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涉及旅游产品、旅游线路、旅游营销、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以及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等方面的内容，囊括了影响旅游流的四大构成要素，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综合性。从旅游竞合的视角来研究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及变化，可以打破以往从各个孤立的角度探讨旅游流影响因子的局面，从根本上深化对旅游流影响因素的研究。
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是近年来国内旅游流空间结构研究的一种新趋向。[5～10]通过引入物理学中“场”的概念并结合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从旅游流研究出发，探讨以旅游目的地为节点的空间场效应，研究旅游流空间场场强、场核、位势、场的等级结构以及时空变化以判断其旅游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在区域旅游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发现影响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制约因素、制约过程和制约结果，进而从旅游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上探讨旅游流在旅游目的地的集聚、扩散能力和水平，揭示旅游流在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演化过程。研究对于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极高的实践指导作用。
本研究尝试整合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和旅游竞合这两大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基本概念的剖析和研究框架的构建入手，探讨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与旅游竞合间的耦合关系，以云南省内区域旅游发展竞合关系最为显著的滇西北生态旅游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合相关的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梳理了自1994年以来3个时段内基于不同竞合关系下的滇西北生态旅游区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过程。这既是对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理论研究的一种深化，也是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方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证分析的一种探索。
一、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理论研究
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旅游流圈层结构研究[11-16]和旅游流时空演化规律研究[17～21]基础上，对旅游流空间结构所做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探讨。所谓的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指的是旅游流在区域内特定旅游节点上的集聚和辐散过程以及于各节点间的往返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场的本质是一种相互作用形式，旅游流的空间场效应描述的对象虽然指向旅游流，但其表征的却是特定旅游节点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大小以及旅游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旅游流由旅游者、旅游节点和旅游通道等3个要素构成，而旅游流的形成即表现为旅游流在区域间的往返运动。因此，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其实质就是将区域(旅游地)抽象为节点，从而研究旅游流在某一特定“节点”上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轨迹以及旅游流在各“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任何一个“节点”而言，该节点上的旅游流都有作用于其他节点的能量或能力，即场能，同时也要受其他节点场能的作用。某一节点的旅游流与其他节点相互作用的方式有集聚和辐射两种，从而形成了以该节点为中心的集聚旅游流和辐射旅游流。我们把由于集聚作用而形成的由其他节点流向某一中心节点的旅游流，称之为该节点的集聚旅游流(见图1)；把由于辐射作用而形成的由某一中心节点流向其他节点的旅游流，称之为该节点的辐射旅游流(见图2)。[10]
图1 区域中节点R对其他节点的集聚作用
图2 区域中节点R对其他节点的辐射作用
对于区域内任一节点而言，其都在同时发挥着集聚和辐射旅游流的效应。由于地理学中“区域”概念的不确定性，某一“区域”总是为更次一节的“区域”所填充。因此，当我们将“区域”抽象为“节点”时，在其内部必然镶嵌着无数不同级别的“节点”(区域)。而往返运动于这些节点间的旅游流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级别特征。细化到具体区域中，区域旅游流的空间场效应可用图3予以表示①。
图3 区域旅游流空间场效应
尽管有学者认为“流的空间”已经取代了“场的空间”[22]但是，“流”是节点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场”是节点间空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场”的研究不仅可以集中反映节点的功能和角色，也可以描述旅游流在各节点间运动的时空轨迹和特征。从旅游流研究出发，探讨以旅游目的地为节点的空间场效应及其场效应变化与旅游地竞合间的动态关系，这对于判断一个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发现影响其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的制约因素、制约过程、制约结果有重要意义。
由于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是对“区域”(空间)的一种抽象研究，而我们对区域空间的抽象可以归结为点、线、面3种途径。因此，从研究对象上看，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涉及“点”状、“线”状和“面”状3种空间层次单元的研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整合对于“场”的概念认知，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包括场强、场核、场的位势、场的等级等内容。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的方法也有所不同。②
二、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与旅游竞合间的耦合关系分析
国内学者对于旅游竞合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1世纪，旅游竞合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23～32]“竞合是基于竞争前提下的有机合作，其实质是推动和实现区域旅游的一体化”。[33]旅游竞合指的是在具有相似的旅游资源特征或地域临近的区域中，旅游业发展的各相关利益主体为了规避竞争，消除旅游发展的不经济性以进一步优化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而采取的一种旅游发展策略。其目的是推动和实现区域旅游的一体化，将局部对立变成更大空间范围的共存，以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旅游竞合通常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旅游地间的竞合，其涉及旅游地的规划、旅游形象的策划、区域间旅游产品的组合开发以及营销策略的选择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各要素间的竞合，主要指的是构成“旅游”这一大产业集群之下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产业要素间的竞合。由于“区域是地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各种地理现象无不在区域中进行集中和交织”[34]，因此，从旅游地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研究者们更多考虑的是旅游地间的竞合关系，旅游产业要素间的竞合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囊括在旅游地的竞合研究中。
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区域内各旅游地(节点)在资源禀赋、产品开发、设施服务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它们对于旅游者的吸引力有大小之分。其中吸引旅游者最多的节点构成了该区域的中心节点，即场核。而特定节点所能吸引的旅游者人数在区域中所占的比重即构成了该节点的旅游流空间场“场强”，各节点间吸引旅游者的数量关系则表现为旅游流空间场的“位势”和场的“等级结构”。旅游竞合的过程正是旅游地(节点)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当区域内各节点间呈竞争态势时，各个节点彼此间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各自有着其吸引和辐散范围。不同层次的“节点”间经常会出现彼此屏蔽的现象。那些资源禀赋好、旅游开发早、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节点(区域)往往演化为区域旅游流空间场的场核，屏蔽到区域内其他旅游节点(区域)的成长。如图4所示。
图4 竞争态势下的场效应
在此状态下，区域旅游流空间场的场强往往表现为一种“单核模式”，各节点间的位势差较大，旅游流空间场的等级结构鲜明且稳定性不高，由此也导致了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现象。
当区域旅游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伴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区域内各节点吸引和辐射的范围将不断扩大，节点间的替代、竞争关系亦日益显著。为了缓解和消弭节点(区域)间的竞争，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的最佳效益，区域内各节点通过共同规划、营销合作、产品联合开发、旅游形象宣传等途径谋求积极的合作关系，节点(区域)间通过合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资源、产品和服务设施的共享，促成节点与节点间旅游吸引空间的叠加，形成新的吸引力范围从而扩展旅游者活动体验的空间。其结构变化如图5所示。
图5 竞合态势下的场效应
在此状态下，区域旅游流空间场的场强往往表现为一种“双核模式”或是“多核模式”，各节点间的位势差变小，旅游流空间场的等级结构差异变小且旅游流空间场的稳定性亦随之提高。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了“互惠共生”的轨道。
三、滇西北生态旅游区的实证研究
1.滇西北生态旅游区旅游业发展的竞合态势分析
滇西北生态旅游区由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域的15个县市构成，是云南省六大旅游区之一，其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延伸部分，横断山纵谷地带，地跨东经98°～101°31'，北纬24°40'～29°16'之间。全区总面积8.92万平方公里。该区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品质优良，特色突出，是云南省旅游资源最富集的地区。由于在旅游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区旅游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2010年，滇西北旅游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 166.15万人次，占云南省旅游客流总量的21%(数据来源：云南省旅游局)。但是，该区旅游业发展的替代、竞争关系也尤为显著，这主要表现在该区旅游资源的类型、特质以及对客源市场的争夺两个方面。一方面，滇西北4州市的旅游资源具有极强的同质性，普遍具有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两大特色，由此导致的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也始终贯穿着这两种基调。大理以大理古城、苍山洱海、魏宝山、鸡足山等为依托，民族文化旅游以白族风情为主；丽江以玉龙雪山、泸沽湖、虎跳峡等生态观光旅游资源为依托，重点凸现纳西族文化；而迪庆以碧塔海、梅里雪山、高山草甸风光等生态旅游资源为依托，强调其藏族风情；同样，怒江州在依托于峡谷风光的基础上也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滇西北几大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和产品之间的竞争状况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旅游统计资料来看，滇西北的旅游客源市场普遍集中于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这更进一步激化了4州市间的竞争关系。[35]与此同时，滇西北各旅游地间也存在诸多旅游合作发展的基础与条件。首先，从地图上看，大理、丽江、怒江和迪庆等4州市紧紧毗邻在一起，山水相依，开展区域旅游合作的地缘基础条件较好。其次，从滇西北旅游资源的景观效果对比来看，蓝天白云、雪山草地、森林雪泊、大江大川以及风情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共同奠定了滇西北清明透彻、古老神奇的旅游市场形象基调。这些形象被统合于“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等一些旅游宣传口号之下，滇西北开展旅游合作具有良好的旅游市场形象基础作为支撑。此外，历史上，由于“茶马古道”的衔接作用，滇西北4州市内部一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结成了互相依存的地域经济关系。最后，从滇西北4州市的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对比来看，各个地州间的旅游产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差异性，其构成了该区域旅游产业合作的基础。此外，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省旅游局也极为重视和推进该区的旅游合作。早在1994年，云南省政府就召开了滇西北旅游规划现场办公会，尝试将滇西北旅游业的发展纳入统一规划的轨道。该区内部各州市也一直在积极地谋求旅游合作途径。可以说该区是云南省内旅游竞争和合作关系表现得最为显著的区域。
2.滇西北生态旅游区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下的竞合关系
(1)1994年滇西北旅游流空间场场强分析
旅游流空间场场强和场核的分析可以直接反映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水平，其最常用到的分析方法为“地理集中指数”和“空间集聚指数”。在此笔者选用“地理集中指数”对1994年的滇西北旅游流空间场场强予以描述。统计数据方面，丽江市1994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7.22万人次；迪庆州的旅游业发展在1994年刚刚起步，虽然1994年的客流量已经比上一年增加了两倍多，但当年实际接待的游客量仅4 000多人次③；发展最为滞后的怒江州则还没有具体、标准的旅游者统计数据。在滇西北4个旅游地中，大理州在该年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近140万人次。根据地理集中指数计算公式：
(2)1996年-2005年间滇西北生态旅游区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时空演化④
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是一对具有动态特征的量化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的旅游市场竞争态模型也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旅游流在不同旅游地(节点)间的时空变化，即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时空演化过程。由于滇西北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各个州市间在旅游产品谱系结构、旅游者停留时间及消费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旅游人数统计指标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笔者在此以滇西北4个旅游目的地1996年-2005年“旅游业总收入”指标为依据(见表1)，分别计算其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将旅游市场划分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等4种类型以描述其市场竞争态模型的变化。
考虑到滇西北旅游业发展的不均衡性特征，本研究以a=50%(市场增长率为50%)，b=30%(市场占有率为30%)为界，来划分滇西北旅游市场的类型。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描绘出1997年-2005年间滇西北旅游收入市场竞争态模型的变化过程。如图6和图7所示。
对比分析可以描绘出1997年-2005年间滇西北4州市市场竞争态的转移特征：大理州经历了明星市场(1997年)→金牛市场(1998年)→明星市场(1999年)→金牛市场(2000年-2003年)→明星市场(2004年)→金牛市场(2005年)几个阶段。1997年以后大理州旅游市场的增长率和占有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理州旅游发展开始步入成熟阶段，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旅游产品单一、以观光型为主、休闲度假旅游仍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品急需升级再造、游客滞留时间短、人均消费水平低、产业支撑弱等问题。与此同时，迪庆、丽江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对大理州构成了竞争替代。整个滇西北旅游流空间场呈现出一种“多核模式”，各州市间“分庭抗礼”，竞争趋势不断加剧。
迪庆州旅游业发展大体经历了瘦狗市场(1997年)→幼童市场(1998年)→瘦狗市场(1999年)→幼童市场(2000年-2001年)→瘦狗市场(2002年)→幼童市场(2003年-2005年)等几个阶段。总体来看，迪庆州旅游起步相对较晚，旅游收入的市场增长率和占有率仍然波动较大。但凭借着“香格里拉”的品牌效应，21世纪后其旅游业的发展开始步入高速化阶段。其中，2003年是该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丽江市旅游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明星市场(1997年)→金牛市场(1998年)→明星市场(1999年)→金牛市场(2000-2005年)等几个阶段。1997年丽江市旅游业发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年其旅游收入增长率比上一年增加了近5倍，旅游市场占有率也增加了近1倍，创造了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的一大奇迹。此后丽江市旅游业进入持续发展阶段，构成了大理州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竞争对手。
怒江州旅游业起步最晚，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幼童市场(1997年)→瘦狗市场(1998年-1999年)→幼童市场(2000年)→瘦狗市场(2001年-2004年)→幼童市场(2005年)等几个阶段。总体来看，无论是旅游市场收入的占有率还是增长率，怒江州的波动都较大，在滇西北的旅游市场占有率也极低，受滇西北其他几大旅游目的地的屏蔽作用较为明显。
2002年，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在西部旅游规划会议上正式把建设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列为西南地区的旅游重点项目。此后，丽江市与迪庆州在滇西北各旅游地间率先开展旅游合作。旅游地间通过开展合作可以实现旅游产业发展要素的重新分配，进而影响到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变化。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作为衡量地区之间旅游流联系紧密程度的主要指标，可以量化反映旅游地间的合作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通过计算可知，2000年丽江和迪庆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见表2)。
从表2和图8的数据分析可知，2002年以后迪庆与丽江两地的旅游经济联系明显增强。其中，2004年以后两地间的旅游经济联系量与同期相比更是增长了3倍多。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丽江市与迪庆州和甘孜州就共同打造大香格里拉旅游品牌，建设丽江—迪庆—稻城—亚丁—泸沽湖—丽江等精品旅游环线达成了合作共识，并联合开发玉龙雪山—虎跳峡—哈巴雪山、丽江古城—泸沽湖—碧塔海—香格里拉县等旅游景区。2006年，丽江市与迪庆州两地政府还签订了《丽江市、迪庆州经济社会合作协议》，随后两地旅游部门签订了《丽江市、迪庆州旅游合作协议书》。⑤通过开展旅游合作，两地旅游业开发步入了互惠共生的轨道。
对比2001-2002年迪庆、丽江旅游地的旅游流量变化，可以发现其间迪庆州的旅游客源市场规模增加明显快于丽江，这主要是得益于区域旅游合作所带来的“市场共享”优势。丽江市2003年的旅游流量与2002年相比甚至出现了明显下滑，这是因为其旅游市场受到迪庆州分流的结果。2004年以后两大旅游地的旅游流量增长开始进入高速化、平稳化阶段。对此，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短期内，区域间开展旅游合作可以带动“后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弱者变强”的目标；从长期来看，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生产力水平，实现区域间的联动发展。对此，可以通过对比迪庆、丽江两旅游地在滇西北旅游区中旅游空间场场强的变化趋势来予以描述。
从表3中数据对比可知，2002年是丽江和迪庆两地旅游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2002年以后两地在滇西北旅游市场上的份额占到了一半多，两地开展旅游合作仅1年的时间，旅游市场占有量就增加了10%的比重。
(3)2006年以来滇西北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分析
2006年以后，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下，滇西北各旅游地间开始走向全面谋求旅游合作。“合作”成为这一时期内该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主题”。滇西北旅游市场开始逐步步入良性运行的轨道，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这一状况可以通过将滇西北旅游区抽象为节点，观察其在云南省的旅游流空间场场强的变化来反映。
对于特定的旅游“节点”而言，其在整个旅游市场体系中所占份额即市场占有率，是测度其旅游流空间场场强的重要指标，借助于旅游市场占有率公式：
对上述指标进行分析，可以测绘出滇西北2006年以来的旅游流空间场场强的变化趋势。如表4所示。
通过对旅游市场占有率的分析可知：2006年以后伴随着滇西北各旅游地间旅游合作关系的开展，滇西北旅游市场日趋稳定。虽然2007至2008年间有所下滑，但5年间滇西北旅游市场占有率的波动幅度还不到1%。在此期间，2006年2月，云南省政府再次在丽江召开滇西北旅游现场办公会，提出“做精大理，提升旅游产品的品牌质量；做大丽江，切实解决景点容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做优迪庆，努力打造香格里拉核心精品；开发怒江，使之成为滇西北旅游的新亮点”的目标。在省旅游局的协调组织下，4州市从旅游信息宣传、旅游产业政策、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旅游合作。2007年首届滇西北“4+2”旅游发展论坛在怒江州府六库举行并发表《六库宣言》。怒江、迪庆、丽江、大理、保山及德宏6州市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打造世界级旅游精品和生态旅游目的地，促成滇西北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圈闭合，使滇西北、滇西两大旅游区更深入地融为一体。同年，大理、丽江、迪庆3地的旅游企业承诺，推出滇西北旅游公允价格，费用统一进入云南一卡通旅游网络平台结算，以遏制“零负团费”，保障游客利益。丽江、大理、迪庆3州市还共同发布了《诚信宣言》，承诺建立有效的经营监督机制。2009年十一期间大理至丽江的铁路线顺利开通，昆明—大理—丽江几大旅游地被有机串联在了一起。丽江至香格里拉的铁路建设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至此，打破区域界限，谋求积极的“合作”关系，也成为了滇西北各旅游地间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策略。通过积极谋求合作发展战略，滇西北在云南省旅游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也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旅游流空间场效应也日趋稳定。这说明区域间的旅游合作可以增强区域旅游产业的竞争水平，维护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结语
本文对国内旅游流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充分借鉴了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探讨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变与旅游竞合间的耦合关系，并以滇西北生态旅游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旅游地间通过开展旅游合作能够加强区域内部旅游流空间场的稳定性，提升区域旅游流空间场的场强，带动区域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实现弱者变强、强者更强的目标。区域旅游流空间场的场强、场的稳定性以及场核的多少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一种标志。
从长远来看，该研究领域的深化仍有待于解决以下问题：首先，旅游流是一个矢量单位，具有流向特征。而旅游流的空间场效应涉及的也是旅游“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国内目前对于节点间旅游流的相互作用过程仍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旅游流的统计指标中始终没有反映出“流向”问题。旅游流空间场效应量化研究的深入仍须借助于问卷调查并进行抽样分析以确定旅游流的流向，只有如此旅游流空间场的位势、时间、空间转移特征等才有可能被纳入量化分析。其次，地理学中“区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空间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在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分析过程中，为了揭示旅游流在某一区域内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研究者必须将“区域”内更次一级的区域抽象为节点，以研究旅游流在这些节点上及节点间的运动轨迹。当抽象节点的空间尺度过大时，研究者在分析各个节点的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时，事实上已经将区域内部内生的旅游流叠加到了该区域旅游系统统计中进行分析。“节点”空间尺度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完全混淆了节点内部和节点外部各自所产生的旅游流量。这严重影响到了定量分析中所采用的数据的精确性。
注释：
①说明：图中的“区域A”和“区域B”是相对的，在更高一级的区域空间范围内同样可以将其抽象为“节点”。本图的绘制具体参考了丁正山.城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与集散研究——以南京、苏州、徐州国内旅游流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24.
②关于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可具体参见：董培海，李伟.国内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研究评述[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5)：467～471.
③资料来源：《云南省经济统计年鉴》(1995年)。
④说明：由于缺失1995年部分州市的统计资料，第二阶段的研究笔者选择从1996年开始。
⑤关于迪庆与丽江旅游竞合关系的演变可参见：《丽江与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发展战略研究》。http://xxgk.yn.gov.cn/canton_mode13/newsview.aspx?id=66733，200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