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大学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方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势。大批外国文学优秀作品被介绍到国内，有些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还相继推出了多种新译本。其中仅《红与黑》的中译本就有15个版本之多。如何评价这些不同的版本，如何看待当前文学翻译繁荣盛势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日益为我国翻译界、翻译理论界和广大读者日益所关注。
今年4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红与黑》第一位译者赵瑞蕻先生与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先生的对谈。双方结合对《红与黑》译本的探讨，交换了彼此对翻译原则、风格等问题的看法。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译者极大的兴趣，并由此展开对《红与黑》不同版本及有关问题的讨论。
最近，南京大学的袁筱一先生又走访了许钧先生，请他就文学翻译批评的功用、原则、方法及国内出版界在出版翻译作品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刊载如下。希望能有助于引起各方对提高我国文学翻译质量、活跃正常的文学翻译批评、加强对图书出版管理的进一步思考。
——编者
“过死”和“太活”
袁：最近文学翻译界当真热闹得很，有了文学翻译，就会有文学翻译的批评，这是必然也是必要的事。但是国内文学翻译批评给人的感觉好像一直在沉默之中，闷闷的没有多少人在说话。直到《红与黑》这声惊雷平地响起才刚刚开始醒来的样子。你认为醒的可是时候？
许：批评在文学之后，你总得允许这里面有个时差。当然到了一定的时候，该说的总也要说，逃不过去的。这些年我国翻译批评的状况就像你刚才说的，一直难以形成气候。仔细地分析一下，原因就在于我以前提到过的那两个倾向，一是“过死”，二是“太活”。前者只处于翻译批评的基本层次，也可以说是最低层次，无需多少理论的指导，只要对照原文和译文，挑出其中的错误也就罢了；后者则干脆超越这一基本层次，纯粹感想式的，一册译文在手，不及细读，凭着自己主观印象，说好说不好，结论式的评价就出来了。批评者根本没有什么使命感和方向感，不知道自己的批评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批评怎么跟得上文学翻译的发展呢？难免不黯淡么。这段时间以《红与黑》汉译为代表的关于名著复译的讨论，不仅是各派翻译理论上的一次大论战，也是我国文学翻译批评诸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大爆发，我们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翻译批评的作用何在、原则何在、方法何在等问题了。
重复和超越
袁：既然提到了名著复译，我们不妨也凑个热闹，这是近来翻译批评的中心话题。现在买东西是货比三家，买名著看来也要货比三家呢。
许：货比三家当然不是件坏事，至少是有货啊。不仅是我，各路译家相信也都是赞同严肃的复译的。这个“复”字怎样理解？时代在变迁，因着种种原因，过去的译本拿来重译，这是必然的。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大多数译者都是有所追求的，他们的“复”，绝不是一味的重复，而是希望——不管做没做到——有所超越。《红与黑》是很好的一例。有了前人的工作作底。大致的轮廓放在那里，你就能多腾些心思出来考虑色彩了，线条了，自己的风格了这一类的事情。
袁：那么也就是说，新的译本绝对应该超越旧的译本？
许：退一步说好些，至少应该是新译作问世的动机里包含有超越的追求。超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傅雷先生译过的东西还少有人敢去动的原因。好的译本是不倒的长青树，可以说在今天还没有像傅雷先生这样的大家。不过我相信，不懈的努力之后，我们的译坛总也能造就出一些大译家来。
袁：据我所知，您去年复译过《邦斯舅舅》，您如何敢冒这个险呢？
许：我复译《邦斯舅舅》的目的十分明确，我是从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这个角度，通过复译，仔细学习研究一下傅雷先生的译文，傅雷先生的译文真的应当说是一座宝库，有待于我们批评界去发掘研究。傅雷先生是个奇迹，大多数人为这个奇迹所震，只知道说好，可他究竟给我们的译界带来了些什么，却还没有人系统地整理过，这也不太正常。
借鉴和抄袭
袁：前人的东西的确可以拿来做可贵的借鉴，这也是名著复译得以超越的基础。不过我总有疑惑，一下子出了那么些个版本，繁荣固然是繁荣了，可总不能让读者把15个版本的《红与黑》一一读过来再决定买哪本吧？何况当真都是有所超越的吗？
许：是阿，15个版本一一读来，正是翻译批评的事情。作为一个批评者，也不能不看到繁荣背后的问题。名著复译有没有负效应？当然有。作为上层建筑，精神产品有时有其无法自主的因素在里面。不负责任的复译，本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并且这种浪费更为罪恶，不仅仅是在浪费物质财富，更是在耗损人的精神。现在名著复译里鱼目混珠的情况也很多。“复”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重复”，仿佛只意在掏空读者口袋里的钱。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有的是借“复译”之名，行剽窃之实，前两天四川外语学院有位素不相识的读者来信告诉我，我参与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又有了新的版本，出版社改了，包装改了，译者名字改了，当然价格也更贵了，内容却是与译林出版社的那一套一模一样。
袁：可这样的剽窃行为是违法的。
许：一模一样的剽窃我们可以说是违法。只是有的出版社和译者极不严肃，抄袭原来的译作，现在抄袭的方法实在是五花八门。精神产品难以有个明确界定，法律有时也无能为力。何为借鉴，何为抄袭，这就需要翻译批评给个说法。
袁：法律解决不了的事情，要翻译批评去解决，这可有难度了，要得罪了。仿佛傅雷先生说的，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尚未形成之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中国人向来又都是明哲的，所以不约而同地往一个方向去但又互不相干。
良好的空气
许：但是不要忘了傅雷先生接下去说的话。舆论还是大众去培植，而且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沉默。早在30年代鲁迅就指出过，翻译界出问题，出了不好的翻译，“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我看现在还必须有勇敢的批评。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也会有人来指正的。——我一向提倡要造成一种良好的文学翻译批评的空气。不要一个劲地说好话，实事求是的东西，当时听着可能刺耳了些，但终究是有好处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应当是友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应有共同的目的呀，根本不存在矛盾之处，都是为着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批评者应当是善意的、公正的，被批评者也应当把别人的批评看作开阔自己视野的手段，本着商量、切磋和共同提高的精神。
袁：我也这么认为。学术讨论时，出现异己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本来人文科学的理论就是在探讨中往前摸索的。孰是孰非哪里可能一下子就有个定论呢？何况还不一定有孰是孰非。关键是目的和动机要纯。那么在讨论时措词激烈一些，尖锐一点，也无妨，这是携起手来共同进步的一种方式。
许：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国的法语文学翻译界，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平心而论，这次关于《红与黑》汉译的讨论给了我很深的感动。大家都是朋友，都很大度，如罗新璋先生，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少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酸味，持着研究切磋的态度，即使话说得冲点怪点都无所谓。如北大的许渊冲教授，他有他明确的翻译追求和翻译理论，并且敢于付诸实践，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他，那么就摆出自己的理论来争好了，各抒己见，我看是件好事。
批评的原则
袁：说到争论，这是必然的，当然也诚如您所说的，是一件好事。不过多少有点无奈吧。因为就算我们假定我们的批评家和翻译家都是崇尚译德，追求艺术的人，这里面也还是有难度的：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啊。就连中国人的文学批评，也仿佛向来是讲求“机心”的，讲求“感悟”，所以感想式的漫评很多。这该算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吧？
许：（笑）不要总拿定势来做借口，动不动就说，我们本来是这样说的，改不了啦。文学翻译是一件科学严肃的事情，当然有其客观的规律可以遵循，争论就是为了这个，找到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话语，如果说文学翻译实践上存在偏差或混乱，原因就出在理论的贫乏或谬误上。进行文学翻译批评，得有个范围，得依据一定的理论、原则、标准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翻译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在与文学翻译批评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翻译标准的探讨方面始终是莫衷一是。这倒未必出于你所说的思维定势。我想我们应该反过去看到，文学翻译批评的开展有赖于文学翻译理论的完善与相对统一的翻译批评标准的建立。
袁：您是国内译界里较早注意到这类问题的人，您前年出版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也给译界带来了不少启发和教益，可不可以请您谈谈您自己的看法呢？
许：从广义上讲，文学翻译的批评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译文本身的评价，译者对原著的选择，译者的价值取向与翻译道德、态度等等，都属于批评的范畴，文学翻译批评是个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过程。我们刚才讨论名著复译时就已经涉及到不少这里面的问题了。可见总是逃脱不了大致的范围和原则的。我们在开始时谈到文学翻译批评两个不可取的倾向，鉴于此，我认为有几点是要尤其注意的：
首先，文学翻译批评不仅要对翻译的结果，亦即译作进行正误性的评判，更应重视翻译过程的深刻剖析。如果翻译批评只囿于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性批评窠臼，这就是在自寻死路。我们以前不乏这类的教训，拿本译作来，再找到原文，指出一些理解上的错误，好像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批评，不光单调，而且无力，根本是隔靴搔痒。而注意翻译过程的剖析，不仅能够帮助阐发翻译活动本身的规律和价值，赋予翻译批评以指导性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拓展评论者的视野，在世界——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这个相互影响的大系统中去考察翻译的可行性与译者的取舍依据，将译者的主观意图，具体转换过程与客观存在的翻译结果进行统一辩证的评价，这样就为翻译批评的合理性提供了可能。
袁：嗳，这就有点类似于文学批评的四大基点之说，任何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一定会牵涉到四种元素：作品、艺术家、世界和读者。但是各种文学批评所侧重的基点是不同的，那么，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可能，因为侧重点各不相同而形成不同体系的翻译批评理论呢？
许：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就艺术家这个基点而言，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和译者之间这道程序就是多出来的，这里又掺进了新的世界与新的读者，矛盾更为复杂了。所以迄今为止还没能有什么翻译批评理论体系之说。况且翻译虽是一种再创作，它毕竟是有限度的，没有文学创作本身那么随意，这就为批评提出了客观和全面的要求。我所说的第二点也是在这里：文学翻译批评应该将局部的、微观的批评与整体的、宏观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诚然，评价一篇翻译，自是不可能面面俱到，会有一定的侧重，如对译文的语义传达，形象再现等进行分类性的评价。但是，无论是对翻译的专题评价，还是局部的批评，都不能忽视对整体的把握。我们评价一句译文的处理，就离不开上下文，离不开句段乃至篇章制约因素的分析，否则就没有说服力，至少是不够严密的。
袁：我注意到，您最近在《红与黑》汉译探讨中是有意地在做这一类的尝试。小到人名、地名的选择，大到译文整体风格，您都没有忽略。
许：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面是客观的基础。我说要考虑到翻译批评的大系统，是指要考虑到整个系统里的各项因素的影响，真正进行批评时，当然不可能无所不包的。这就牵涉到选择批评层面和角度的问题。可无论如何，文学翻译批评要突破感觉的体味，要注重理性的检验，因为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不乏理性因素的。再说现代翻译理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科学手段和方法。无论是翻译思维的研究、语际转换理论的探讨，还是翻译美学的开拓，对译文进行科学地评价，把感受性的体悟与理性的检验结合起来，是很有指导和启发意义的。翻译批评不该仅仅是赏析和悟读，没有学术实质的探讨，理论无论如何都前进不了。
袁：是啊，这就要说到文学翻译批评的功用了。这功用当然是很明白的，总之是要促进文学翻译真正的繁荣，可这种提法究竟也还模糊，凡人哪来这么深远的眼光，得像孙悟空那样用手在头上搭个凉棚——
许：刚刚我们不是在说文学批评的四个基点吗？其实说到底，今天我们这次谈话也是这最后一个基点引发出来的：读者。文学翻译批评的总目标在于提高文学翻译质量，繁荣文学翻译事业。这种提法要说大也不算大，因为鉴定很具体，那就是读者。不管是出版界、还是译者，都必须对读者负责。文学翻译批评的使命和方向就在这里。我要说的翻译批评的最后一条原则也在这里。文学翻译批评应该注意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要以提高全民的欣赏水平为己任。你说的是事实，一个读者不可能把十五个版本的《红与黑》都一一读过来再决定买哪本。那就应该由评论界出来读。再说我们的读者也未必都是具有高度鉴赏力的人。评论界应该给一个客观的、中肯的，包括译者读者在内都能接受的评价，通过这种评价来介绍好的译本，淘汰坏的译本。这很重要，在这个商品社会，什么都摆脱不了商品的意味，光光悲哀是无济于事的，总要做点什么来积极面对才好。书无一例外地都装帧得非常精美，甚而剽窃抄袭的译本比原版译本还要漂亮，你怎么可以任大众手足无措而置之不理呢？这不道德。
袁：但愿不要有助纣为虐的——
许：这倒少见，沉默已经是顶顶了不起了的。更何况沉默也不能全部归到评论界的头上来。
批评者的素质
袁：的确，保持缄默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就您方才所言，翻译评论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
许：正因为不容易，才更需要有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把这条路走出来。作为一个文学翻译批评者，必须具备起码的素质。有人说，没有搞过文学创作的人可以搞文学批评，艺术鉴赏家更是不必亲自去绘画、作曲、下厨。但是没有搞过翻译的人是不能做翻译批评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翻译是项极为特殊的活动。在它的身上，理论绝对不能成为手执鞭子的御者，可没有理论，它简直要是匹脱了缰的野马了。没有亲身体会过翻译甘苦的人，难免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更难免要做感想式的评判，难以切中要害，说到点子上。
袁：那么您说的基本素质，应该是怎样的呢？
许：在我说来，一个文学翻译批评者，最起码要有这么几点要求，一是在学术上，他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个好的翻译评论者首先应当是个不坏的译者。翻译理论决不是空穴来风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它从实践中来，最后的归途也势必是要到实践中去。
二是要持一种公允的、高尚的、道德的态度。搞翻译评论的人，往往是自己也在做着翻译的，他进行评论，实际上是在和朋友进行探讨、交流和学习，这是一个让自己得到提高的机会。他要能够并且善于接受别人的东西。要有将自己置之度外的勇气。
最后，我觉得我们的翻译批评者要目的明确。翻译批评者要本着为读者、为译者、为翻译事业负责的精神，因此他既该是嫉恶如仇的，亦该是与人为善的。
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
袁：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搞文学翻译批评，我们在文学翻译上不能自主的悲哀当然会少些，我们的文学翻译亦就有希望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去了。
许：翻译批评，说到底，就是要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翻译批评者应该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把我们的出版界、翻译界和读者群沟通起来。这是翻译的外部系统，这个系统里诸因子之间也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你想想看，如果彼此可以相通相联，读者的欣赏水平和鉴别能力通过翻译批评提高了，翻译者自然要更加精心斟酌，要不然他就随时有被读者拒弃的危险，出版社也不敢什么赚钱干什么的乱来了。那么翻译批评的目的也就算是达到了。
袁：这话很有道理。而且我国法语文学翻译界也似乎打开了这样相互沟通的局面，不过在读者那一面——
许：读者也不是孤立的呀，读者需要舆论来引导。大众媒介的手段都可以用来引导我们的读者。这里我想特别地说一点，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机会，使我们的译者，批评者以及出版界，包括读者群里的代表人物能聚到一起，共同探讨，现在的学问决非在一个封闭的巢臼里就做得出来的。
袁：这样的机会……说到底，是要由有远见卓识的人，有能力、有精力、有财力的人来组织的。
许：就近说吧，那只是希望而已，希望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机会。我认为现在颇为热烈的关于《红与黑》汉译的探讨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袁：是建立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契机吗？
许：这样说也许还为时过早。只是热闹不一定是坏事，哪怕混乱也坏不到哪里去。至少我们可以被迫做个梳理，往往在挣脱了混乱之后，我们就会往前迈一大步的。我们的理论正是在等这样的提高，理论哪可以耐得住寂寞呢？
袁：今天真也是“畅聆高论”了，有您的这番话挑个头，相信是会有不甘寂寞的人的。那么我们也就不虚此“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