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以来的传记写作通论及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记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此稿译自美国夏威夷《传记》1994年冬季刊，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一
作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也以其长期存在的传记写作（各种形式的传记写作）闻名于世。本文在讨论中国过去45年中的传记写作之前，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在建国以前中国传记写作的产生与发展情况。
中国的传记写作起源于历史编纂。人物的描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的历史著作中就出现了，如《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这些著作中的人物描写栩栩如生，给读者的印象尤其深刻。尽管这些历史著作并不是立意要写得象人物传记，但它们的确为中国的传记写作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传记作品是《晏子春秋》，它写作于公元前3世纪。这部作品对齐国政治家晏子（？—前500）的一生作了充分细致的描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该书的评价是：“尽管《晏子春秋》没有冠以‘传记’，但它实际上是中国传记写作的开始。”
到西汉时期，当《史记》于公元前1世纪出现后，中国的传记写作开始成形。《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前145—前86）堪称中国的第一位传记作家，他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编纂法，将历史写成一系列的人物传记。《史记》中所有人物的活动用三种形式的传记分别叙述，即本纪（帝王的传记）、世家（诸侯及名人的传记）和列传（社会上各种人物的传记）。司马迁试图让其所有的叙述符合历史实际，然而他却在每篇传记的最后对该人物进行评价。《史记》中的许多传记被誉为中国传记写作的典范。从此，不论是官方还是个人编纂的正史，其中的人物传记都遵循这一格式，并将《史记》中的本纪和列传作为典范。在中国的传记写作史上，《史记》可以称为是由传记构成的第一部通史。
如果我们将汉代作为中国传记写作的开始阶段，那么随后的魏晋时期（220—420）和南北朝时期（420—589）可算是传记写作的成长时期。因为各种形式的传记，如自传、别传、墓志铭等，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发展。这时期传记写作的一大特征就是关于佛教僧人的传记兴起。例如慧皎的《高僧传》写了约500个和尚的传记。然而，尽管这一时期传记作品的形式丰富，但大多数传记作品的艺术水平较低。
唐期（618—907）、宋朝（960—1270）的作家意识到了以前的传记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决定改进他们作品的质量。唐宋时期的文人十分擅长写“行传”，并以此闻名。例如韩愈的《董公行传》、苏轼的《司马温公（司马光）行传》、朱熹的《张公（张浚）行传》等，都得到广泛流传。同时，人们在年谱的写作上也取得进展。
元朝时期（1271—1368）的传记作品很少，而且它们和唐宋时期的传记作品类似。到了明朝（1368—1644），传记写作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具有新的特征。例如，一些城市的商人成为传记写作的对象；作者们的写作兴趣也开始由唐宋朝时期文人们努力撰写的墓志铭转向文学传记。
随后的清朝（1644—1911）是中国传记写作的重要时期，大量的传记作品涌现，而且写作的题材异常广泛，清代的儒学家们是如此擅长传记写作，他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年谱在清代也繁荣起来，结果年谱由原来仅为作品集的随录逐渐发展为作品集的一个独立部分，并成为中国历史编纂的正式组成部分。
自新文化运动（1916—1927）以来，传记写作呈现出新的面貌。民国时期接受西方叙述形式的传记作品越来越多。这一趋势一直保持到今天，尽管传记写作的内容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而不断变化。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变革也带来了传记写作在写作对象方面的转变。以下这些统计数字至少可以反映当代中国传记写作在数量方面的变化。在1949—1966年间，有500多部传记作品问世（不包括翻译作品）；仅1959年就有120部作品出现。这些传记作品基本上包括四类人物：
1.各生产部门的模范工人和农民，如《郝建秀》、《矿山英雄马六孩》和《陈永贵》等。
2.那些为抵抗侵略、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献身的烈士，如《刘胡兰小传》、抗日英雄赵一曼》、《伟大的方志敏》等。
3.中国历史上在某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郑成功》、《洪秀全》、《谭嗣同：近代中国启蒙家》等。
4.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墨子》、《李贽》、《司马迁》、《曹雪芹》、《梅兰芳：舞台生涯四十年》等。
以上这些传记的作者一些是中学教师，另些是著名的学者或大学教授。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将教学、科研与传记写作结合起来，并写了许多高质量的传记作品，这些学者中有张岱年、邓广铭、游国恩、冯至、王瑶、朱东润等等。
在这些学者中有一位特别令人钦佩，他就是吴晗（1909—1969）。吴晗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并主要致力于传记写作。为了普及历史知识，他花了许多业余时间来指导《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出版。这套丛书主要供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厂工人以及农民等那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阅读。自1958年至1965年，出版了100多部传记作品，其中包括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近代人物的传记。这套丛书的措辞简洁、明了、通俗，对一些生僻字标有注音，对一些历史事件作了注解。因此，这套丛书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们所喜爱。
在当代中国，传记写作总是与为社会树立榜样相联系。在1949至1966年间的500多部传记作品中，有3部可以说是起到这种作用的典型例子，它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我的前半生》。这三部传记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并感动了全国人民。军队作者陈广生写的这部雷锋的传记，仅在1963至1964年便重印四次，发行达200万册。雷锋的名字自此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两位著名记者穆青和冯健于1966年2月出版的《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第一次印刷就印行了150万册，当时，几乎所有读过书的人都有一本该传记。焦裕禄被誉为“人民的好模范”；许多人为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我的前半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1960年发表的自传。在该传记中，他毫无保留地将其如何在辛亥革命后企图恢复清王朝、如何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唆使下逃亡东北并从事叛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勾当，如何在狱中改造等情况公之于世。尽管溥仪是一个不爱交谈的人，但其传记揭示了一个末代皇帝的真实形象，并吸引着广大的读者。1983年，北京群众出版社对该传记进行第8次重印，使其总发行量达150万册。而溥仪也成为盛极一时的热门话题。这部传记在国外也广泛发行，已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以及一些其它文字。
尽管这三部传记的流行是由于这三人的经历有趣而动人，但政府对这三人形象的宣扬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然而，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在这500部传记作品中有两部历史传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即《朱元璋传》和《张居正大传》。直到今天，这两部传记仍然排在中国传记作品的榜首。
《朱元璋传》叙述了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1368—1644）的一生。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十分著名的皇帝。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元朝统治者赶下台，并结束了元朝末年持续了约20年的内战和政治动乱。明史专家吴晗为撰写这部传记作了巨大的努力。他于1954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对该书的1949年版进行修订，然后将修订本先油印100册并将其分发出去以听取编辑意见。1964年2月他利用假期时间再次修改了手稿，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手稿完工并付印。这一版在理论观点、史料运用、文学表达等方面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他关于胡惟庸案的分析比前版“田僧钵到皇权”中同一案件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吴晗说以胡惟庸为首的徽西帮在朝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将刘基这位浙东帮的领袖和明朝的一位开国元勋毒害了。这一事件导致了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君权和以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之间的斗争。结果，朱元璋处决了胡惟慵并废除了宰相职位，从此，他直接掌管国家事务。不用说，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直到今天，《朱元璋传》仍以其学术成就而受到重视。
同样，《张居正大传》描述了晚明宰相张居正的一生。在明朝万历（1573—1620）初期，张居正掌管明神宗的朝政，当时明神宗还是一个孩子。张居正执政共10年，在此其间，他实行了“丈量土地”和“一条鞭法”等改革政策，使明朝进入一个复兴时期并使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相对安宁、平静的状态。该书作者朱东润于1943年完成这部传记；经过修改，该传记于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东润在该书的附言中写道：“我写作这部传记的目的是想介绍一种新的传记写作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就是用历史的正确性与文学的好的形式来构成一部作品。朱东润说：“传记写作体现出历史和文学的所有特征。因为它是历史，作者必须运用可靠的史料或资料，这和虚构情节的小说家完全不同。”文学和历史编纂相结合是朱东润的作品的主要特征。他在许多处阐述了张居正的杰出行政才能，还分析了其与明神宗之间的微妙关系。《张居正大传》在学术界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好的传记。
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传记写作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传记作者经常被指示要紧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理论来写作，有许多传记作家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放弃了写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传记作家遭遇到残酷迫害。例如，吴晗的《朱元璋传》及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批判，而他自己也成为“文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吴晗和他的妻子被逮捕并于1969年在狱中死去。他的传记作品《朱元璋传》也被查禁了10年之久。在“文革”中，“左”的指导思想浸透到包括传记写作的所有领域中，而正常的写作也因此中断。结果在1966年至1976年间，仅发表了少数几部传记作品。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传记作品出版的最萧条年份。
在1973—1975年，中国又进行“批林批孔”运动。为了配合这一运动，“四人帮”推行了一些传记小册子，如《孔丘反动的一生》、《孟子——孔家店的二老板》等。这些传记的作者混淆是非，歪曲中国历史。中国的传记写作在整整10年中遭受巨大的挫折。
三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于1976年的垮台以及1979年以后对极“左”思想影响的肃清，传记作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一些强加于传记写作上的禁令也逐渐清除。例如，不仅很久以前的人物可以写，那些当代的人物也可以写；不仅没有争议的人物可以写，那些有争议的人物也能写。总之，所有那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都能不受非难地写进传记中。
在过去10年中，有3000多部传记作品在中国问世。例如，仅1987年就有280部出版，其中，有150部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该社在出版中国的传记作品中排名第一。
上面提到的这一时期的传记作品的写作对象覆盖面比较广泛，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人物：
一是中共党政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和将军，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粟裕等。
权延赤是当前一位多产的传记作家。他在军队中工作，因其写了大量关于毛泽东的作品而声誉鹊起。在过去几年中，他辛勤笔耕并写出十多部传记作品，如《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领袖泪》、《掌上千秋——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与江青》、《伟人的足迹——毛泽东的故事》、《陶铸和他的亲人》等。
二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先锋，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
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士，如谭嗣同、秋瑾、宋教仁、李大钊、方志敏、张自忠、杨靖宇等。
四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界的杰出学者，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李达、杨献珍等。
五是杰出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如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梅兰芳、齐白石、冼星海等。
六是著名的爱国人物以及国民党领袖，如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蒋介石、蒋经国等。
七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的皇帝、宰相、军官、知识分子等，如秦始皇、唐太宗、康熙帝、诸葛亮、魏征、戚继光、孔子、屈原、李白、李清照等。
八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些人物，如秦桧、袁世凯、汪精卫、金碧辉、杜月笙、康生、江青等。
叶永烈以其通俗科幻作品而闻名，他也成为一个擅长写“文革”时期的传记作家。他已出了数十部关于“文革”中“四人帮”的传记作品，如《王洪文兴衰录》、《张春桥沉浮史》、《姚氏父子》、《江青外传》、《陈伯达其人》、《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等。
九是外国的众所周知的人物。在这方面，一位职业记者解力夫最近专门从事外国要人的传记写作。他的作品有《纵横捭阖斯大林》、《身残志坚罗斯福》、《临危受命丘吉尔》、《坚韧不拔戴高乐》、《大器晚成艾森豪威尔》等。另外，解力夫还有三部阐述法西斯罪行的传记：《盗世奸雄希特勒》、《专制魔王墨索里尼》、《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这些传记对反动人物的鞭挞激起了老一辈读者的强烈共鸣，因为他们对日寇的侵略记忆犹新。
近几年，传记写作的各种传统形式也为传记作者们所采用：①评传，如《苏曼殊评传》、《陈独秀评传》；②文学传记，如《徐悲鸿的一生》；③合传，如《廉吏传》、《中国十大奸臣》；④自传，如《历史的回顾》；⑤回忆录，如《陈嘉庚兴学记》、《傅作义将军与北平和谈》、《丁玲在北大荒》；⑥大传，即对人物的一生进行综合处理的传记，如《康熙大帝全传》、《张之洞大传》。另外，在过去的10年中还出版了一些人物辞典，如《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历代爱国名人辞典》等，这些传记参考书对传记作者和读者都有帮助。
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过去16年中涌现了许多女传记作者，朱仲丽就是其中一位。朱仲丽当了50多年的医生，退休后从事传记写作并成为中国一位著名的传记作者。她的最近一部作品《女皇梦——江青外传》在读书界引起了注意。她以前的作品如《黎明与晚霞——王稼祥文学传记》、《难以忘却的昨天——王稼祥小传》也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由于过去40多年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有一定提高，妇女传记的重要性也值得注意。例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她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杰出女性。关于她的传记有10多部，其中有两部可谓出类拔萃：《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传》。前一部传记的作者是伊丝瑞·艾普斯顿。宋庆龄在世时将该传记的写作计划委托给他。为了写这部传记，他花了10年的时间，在该传记中，他将宋庆龄不平凡的一生同她献身于中国革命相联系。这部传记充满生动的描写和确凿的资料，这些一方面来自作者同宋庆龄相处时对她的直接观察，另一方面由宋庆龄本人提供。该传记最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后被翻译成中文。后一部传记运用大量完整准确的资料，描绘了宋庆龄那为广大中国人民所倾慕的高贵品质、优雅举止、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这部传记包含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例如它详细叙述了将孙中山的遗体移体到一个铜棺里的仪式。本书的作者林家铨（Lin jia quan音译）运用文学的笔触将一些背景及有关情况告诉读者；他在传记中还将文学的表达与历史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艾普斯顿在本书序言里所说的：“这本传记可谓具有高度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非常杰出而又博学的历史学家。他在晚年写了部历史上一位女性的传记《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得到学术界一片欢呼与喝采。柳如是号河东君，是明朝末年的一个名妓。她能诗擅画，后来嫁给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妾。长期以来，人们很少知道柳如是的生活。陈寅恪通过考据（考据是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治学方法）艰难地搜寻柳如是的故事。在妻子唐篔的帮助下，他虽然失明仍然根据柳如是同时代的人所收集的书籍和诗文细致地审查了她的一生。例如，他发现柳如是的原名是“杨赵”，她将自己命名为“赵杨”，同时她还被称为“云”和“云娟”。这种传记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有价值的考据。
在近来相当大数量的传记中，周恩来、孙中山、鲁迅等这些深为中国人民所爱戴并为政府所推崇的人物，成为传记作者们最热门的写作对象，出版者们对他们的传记也给予极大的关心，结果发行了关于周恩来的60多种不同的传记作品，关于孙中山的作品约30种，关于鲁迅的有50种左右。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人物在现代中国所起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传》是关于中共主要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第一部大传。作者在该传记中运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例如周恩来的手稿、信件、电报、发言提纲、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局和长江局以及南方局的会议记录、国共和谈的记录、那些和周恩来有直接联系的人们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等，其中许多是鲜为人知的。这部传记还将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信仰形成的曲折经历，与他在革命的几个关键转折时期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及他那开朗而诚恳并紧密联系群众的道德品质相联系。该传记也客观地、明确地分析了周恩来在复杂形势下所作出的一些错误决定。该传记透露了周恩来被卷入许多重要但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在关于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传记中，有3部在读者中得到广泛流传，它们是尚明轩的《孙中山传》、李凡的《孙中山传》、李联海和马庆忠的《孙中山全传》。他们各自采用不同的传记手法。尚明轩的是一部政治传记，它简明准确地评述了孙中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由于它措辞简明质朴，因而读起来很晓畅。相反，李凡的传记多方面地联系孙中山的生活故事，包括他所从事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性情、勇气、机智和坚韧，他的严肃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高贵品质。第三部传记描绘了孙中山如何追求真理，如何在列强入侵的形势下寻求救国之路，如何加入反清革命等。该传记具有充分的文学性，同时也用简单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孙中山的生活，在描写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中，作者也概略了孙中山的日常生活：他的习惯、他的社会联系、他的情感以及他的家庭生活。
在关于著名作家鲁迅的大量传记中，以下几部被认为是比较突出的：林非和刘再复的《鲁迅传》、林志浩的《鲁迅传》、《鲁迅评传》、《走向鲁迅世界》。第一部传记涉及鲁迅的观点、情感、文学理论、学术知识等。第二部着重于鲁迅晚年的生活，这时期他的战斗精神更加鲜明。这部传记中还有许多关于杂文的评论。在第三部传记中作者分析了鲁迅所处的时代及境遇，这些因素对鲁迅性格的形成，对鲁迅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者还考查了鲁迅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第四部传记充满哲学观点。本传记的作者试图通过观察、解释和综合背景来构筑一个可理解和可信服的“鲁迅世界”。例如，关于鲁迅和其妻子许广平的爱情，作者如此评述道：“鲁迅和许广平在许多方面面临着矛盾：内部的和外部的，情感的和理智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家庭的和社会的，新道德的和旧道德的等。然而，他们彼此分享快乐和痛苦，并在人生的许多考验中紧密地站在一起。”这四部传记分别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前两部为青年读者提供了理解鲁迅的丰富资料，而后两部却主要供教授和专业研究人员阅读。
四
一个好的传记要受构思、选材、表达等诸因素的制约，以下四条被中国传记作者视为写作一个好的传记的基本准则。
1.要有独到的见解。
观点是一部传记的必要组成部分。一部传记如果没有明确而独到的观点就象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因而绝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吴三桂大传》包含许多独到的观点。孙文良在该传记的序言中评价说：“这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不平常的、引人深思的传记。”长期以来，人们把吴三桂看作民族的叛逆。然而本书的作用李治亭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不同观点。他说：“吴三桂是叛徒与其说是清朝人的观点，不如说是现代汉族人民强加在他头上 一个新标签。”他论述道：“由于中国由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藏族等几十个民族构成，无论哪一个民族新建立了一个政权，那么其他民族的或多或少的人民将必然要参加这一政权并为其工作。这在过去是一个普通的事实。如果少数民族的人参加汉族人的政权是无可非议的事情，那么汉族人参加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什么要遭到非议？这种民族问题的不公平处理实际上是汉族沙文主义的证明。”
另一个例子是冯尔康的《雍正传》。雍正是清朝的第三代皇帝，长期以来他被看作是屠夫、阴谋家、残酷的暴君。然而冯尔康在《雍正传》中却有不同的看法：“雍正在历史上声名狼藉，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胡作非为，而是由于和他同时代的反对者们发出的反对意见，是由于在政治上不赞成他的后代人们对他的抨击。”他还说：“当时大多数对他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只表达了那些失宠者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不值得同情和信任的。还有一批人也不喜欢他，但却得到那些失宠者们的同情。”
许多卓越的传记作者具有这种大胆探讨的精神。
2.要有准确的传记材料。
有经验的传记作者善于区分材料的真伪，并能从大量的材料中去伪存真。
例如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对朱仙镇战争是否是岳飞的军事功绩感到迷惑。《岳飞传》的作者邓广铭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后宣称：“在宋朝孝宗皇帝在位的淳熙15年，王自中写了《郢州忠烈行祠记》一书。在这一传记中，王自中列举并颂扬了岳飞的所有军事功绩，但朱仙镇战斗并没有列于其中。然而在岳飞的孙子岳珂写的一部著作中，他虚构了朱仙镇的战斗并将其列入岳飞参加的一系列战斗中。”邓广铭断言说：“朱仙镇战争的胜利只不过是岳飞的孙子岳珂捏造的，其目的是想抬高他祖辈的声望。”因此，邓广铭在《岳飞传》中没有采用这一资料。
另一个有关历史正确性的问题的例子是对孙中山的出生日期的争议，在孙中山为英国作家赫伯特·A·基尔所编的《中国名人辞典》所写的《自传》中，他说他生于“1866年阴历10月16日。”经过考证，一些孙中山的传记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孙中山的笔误或是他记错了。他们根据保存在孙中山故居翠亨村的《孙氏列祖生殁纪年簿》、孙中山的第一位夫人卢慕贞给香山县商业协会的信，以及孙中山的亲身遗物，推断孙中山的出生日期应是1866年阴历10月6日。因此，1866年阴历10月6日这一日期被普遍承认为孙中山的生日，并被《孙中山传》、《孙中山大传》、《孙中山全传》的作者所采用。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日期。《孙中山传》的作者尚明轩曾写信给宋庆龄以澄清这一问题。宋庆龄回信说：“孙中山和我是于1915年10月25日结婚的。”收到这封信后，尚明轩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看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证书，却发现证书上的日期为1915年10月26日。尚明轩认为这个不一致是由于在日本双数比较吉利的缘故，因而作了这一选择，改变日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日本律师建议的。这样，尚明轩澄清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事实。
3.评价要公允。
所有的历史人物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对那些负责任的传记作者来说，以公允的方式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是必要的。传记作者还应对材料进行选择，还要试图否认或认可每一细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杨国桢在《林则徐传》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十分恰当。林则徐是在鸦片战争中进行坚决斗争的一位民族英雄。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东调查鸦片走私并将缴获的鸦片全部烧毁。他在职期间，坚决抵抗英国的侵略，并作了不少成功之举。不论是在任江苏省巡抚期间还是被充军新疆期间，他一直积极从事兴修水利和垦荒屯田。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作了重大贡献。但在称赞林则徐的功绩的同时，杨国桢又在《林则徐传》中尖锐地指出其过失。例如，林则徐作为福建省巡抚张师诚的一员幕僚曾间接插手过镇压蔡牵农民起义；后来他作为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巡抚曾直接卷入镇压甘肃和青海的藏族奴隶和牧民的反清起义。因此，《林则徐传》使人们有可能从各个角度来观察林则徐其人。
章开沅在张謇的传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很好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有创造性的实业家。在《开拓者的遗迹》一书中，章开沅肯定了张謇的成绩：创办大生纱厂、面粉厂、炼油厂、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大学等。为了给读者一个关于张謇的完整印象，章开沅在同一本书中又列举了张謇的过失：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张謇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而且他反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
另一个例子是苑书义的《李鸿章传》。李鸿章具有复杂的人格个性。他因在近代中国外交事务上推行丧权辱国的政策而臭名昭著。他曾签订了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76年同英国签订“烟台条约”、1885年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1895年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1896年又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等。然而，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曾表达了对康有为的同情，并对他们的改革措施表示赞赏；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他甚至企图保护维新人士。苑书义在《李鸿章传》中公正地详述了李鸿章的事迹。
李莫言（Li Mo Yan音译）在写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传记时也没有忽视评价公允的原则。周作人在抗战时期叛国投敌的事实是他身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然而，他曾积极投身于反对满族统治的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此后，在20年代中他还曾抗议军阀们逮捕进步学生。李莫言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一书中肯定了周作人的一些优点，例如他对周作人在翻译领域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许。李莫言曾说过：“我将遵循采用实际的真实的历史资料的原则，真实地描绘周作人其人，既不夸大他的优点，也不掩饰其丑恶的一面。”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4.要有生动的语言。
语言生动而优美的传记对读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许多传记作者在这方面作得非常成功，尤其是那些写文学传记的作者。
《弘一法师》就是这样一例。李叔同于1926年放弃其世俗生活而出家为僧，取名为“弘一法师”。作者动人地描述了弘一法师以前的日本妻子约珂（Yo Ko译音）在杭州定慧殿错过了见到他的机会时的那种悲伤情境：
约珂形单影只地站在殿前，看见周围空无一人。突然地，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不，我要找到他！”
她心里还有一丝希望在鼓舞着她，即李叔同确实在这儿。于是她迈着沉重的脚步，冒着蒙蒙细雨，沿着那坑凹不平、颠簸崎岖的斜坡，在大殿周围筋疲力竭地走着。
一道闪电劈开天上的乌云和天空中的迷雾，照亮她泪流满面的苍白的然而却十分秀美的面孔。紧接着是一阵轰隆隆的雷声，那雷声异常低沉，在山间、河谷上回荡着。一阵暴雨随即而来。然而，她好象对这一切都已麻木了，她只是绕着大殿一圈又一圈地摸索着往前走。
一圈又一圈……她已走了四圈。终于，她绝望地轻声说道：“啊，佛啊！”
这一感人肺腑的描写常常催人泪下。我们前面提到的传记象《弘一法师》、《徐悲鸿传》、《林巧稚》、《苏曼殊评传》、《吴三桂大传》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十分生动逼真的故事。它们使历史复活了。
五
在过去45年中，中国的传记写作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一些人物传记对其写作对象歌功颂德，极力吹捧。这种“英雄化”作法，使传记作品不能客观地勾画出人物的真实面目。其原因在于不论是在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传记就等于颂扬这个人并建立起其公众形象。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传记写作总是和政治分不开，作者总要考虑人物的政治关系及背景，因此，许多传记作者总是万分小心谨慎，他们有时不得不违心地来写作。同时，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那些政治领袖、家庭成员或朋友的缺点或错误被视为禁忌，决不能在传记中提及。绝大多数的传记作者关心人物的公众形象，但极少有人注意到人物的真实自我。这样，许多人物被描写得完善无缺，大量的人物传记实际上成为颂词，而历史的真实却被打折扣甚至被歪曲。这种作法给我们今天的传记写作造成不良的后果。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过去的45年中，国家从宣传的需要，曾作出某些规定和要求，使得传记作者在写某些人物时必须小心翼翼，处于一种相对压抑的状态。
第二，尽管传记写作在数量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薄弱。为了提高传记的理论研究，复旦大学的朱东润教授于1981年提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传记文学研究计划。不幸的是，朱东润于1988年去世后，这个计划也中止了。很少有传记作者从理论的角度讨论人物传记，例如中国唯一的人物传记的专门杂志《传记文学》也极少刊载关于传记写作的理论研究文章。这样关于传记写作的理论探讨，人们仅仅在一部传记作品的序言或附笔中略加述及。
第三，由于太多的“英雄赞美”和太少的理论指导，当今中国的某些人物传记如出于同一个模子，非常单调。许许多多的传记不是从心理上感染而是喋喋不休地说教。传记作者的任务就是对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作一个概述，然后就如何向其学习给读者上一课。因此，如果读者想就某一特定人物在情感和智力的成长方面寻求一些共鸣或自娱，他们将会大失所望。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传记作品层出不穷，但其中许许多多都仅仅是充满过多事件叙述的“年谱”，而对人物的个性的刻画却被忽视了。
李银波 苏晖译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 张居正大传论文; 史记论文; 孙中山论文; 宋庆龄论文; 朱元璋传论文; 林则徐传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西汉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