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与思想联系_民主社会主义论文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与思想联系_民主社会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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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在西方某些人看来,苏东剧变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终结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力量。在我们国内,有些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是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分配领域中的社会主义,它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先进、更优越。另一些人则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帮凶,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它进行彻底批判。面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对民主社会主义作一全面的考察,特别是要搞清楚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和思想关联,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这对于我们明辩大是大非,不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时得势所迷惑,又不将其理论主张中的有价值之处全盘否定,将大有裨益。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第一,世界观以多元主义为总体特征。民主社会主义奉行世界观的多元主义。

第二,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

第三,改良主义——是改造社会最重要的工具。在民主社会党人看来,与建立“民主”的社会目标相联系是一条“民主”、“改良”、“渐进”的实现道路。

第四,未来社会的价值原则是“自由、公正、互助”。既然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未来社会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因此他们自然认为,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自由、公正、互助”的价值原则基础之上,“自由、公正、互助”就成为未来社会的价值原则。

第五,经济制度上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社会民主党民主、自由、公正价值原则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主张建立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

第六,国际政策奉行国际民主。社会党国际及各成员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此社会党国际的国际政策就是国际民主。这种“国际民主”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二是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彻底改变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

二、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

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中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坚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二是党的性质与作用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党的人民性和改良性;三是奋斗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可言,它只是一项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持久任务;四是变革现实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此,无产阶级就应该领导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可以有两手,在坚持暴力革命是主要斗争形式的同时,也绝不放弃任何革命和平进行的可能。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将和平方式作为唯一的取得政权的方式,主张渐进地变革社会,反对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五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态度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民主社会主义否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性质根本对立的两种理论,二者的哲学方法论是根本对立的。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具体来说,两种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的根本对立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原则上,即非阶级分析方法论原则、“民主”方法论原则和“多元”方法论原则。

1.非阶级分析方法论原则

民主社会主义以超然的“抽象人”作为立足点,以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互助为价值取向,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看作“互助”关系;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正义力量,不折不扣地为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给予照顾;否认党的阶级性,将党看作“全民党”,可见非阶级分析方法论原则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恪守的一条基本的原则。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和社会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的最终动力是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就表现为阶级利益。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不同,是形成不同阶级的基础,也是划分阶级最根本的标准。正是由于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阶级斗争在所难免。阶级、阶级斗争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始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通过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寻求阶级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显然,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观的非阶级分析方法论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背道而弛的。

2.“民主”方法论原则

所谓“民主”的方法论原则,一是以庸俗进化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期望通过“平静的革命”实现变革,将合法斗争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道路;二是把民主和专政绝对对立起来,反对任何专政。依照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观的有关逻辑,世界上似乎只存在两类社会主义,一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一类是“专政的”社会主义,而“专政”社会主义是不能拯救人类命运的;三是把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以民主的形式取代内容,并认为民主形式的自由、平等的权利高于一切。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定“民主”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代议制、选举制、政党制度等具体制度和为这些制度而设置的系统的组织机构,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平等、自由权利,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无产阶级应该尽可能利用这些形式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服务。恩格斯在晚年,曾对社会主义政党运用议会斗争方式做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合法斗争、普选权证明是无产阶级斗争“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 )认为“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 页。)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认为,民主除了形式这一面以外,还有其实质或内容一面,即哪一个阶级在这些制度、机构、权力等形式的运用上处于支配地位。因此民主说到底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这种单一的、越阶级的、共同的、纯粹的民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43页。)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方法论原则片面强调渐进改良,反对社会革命;片面强调民主,反对专政;片面强调形式民主,反对阶级民主,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方法论原则。

3.“多元”方法论原则

与“民主”方法论原则一样,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观的“多元”方法论原则也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民主社会主义混淆了“多元化”和“多样性”两个不同概念。列宁指出:“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9页。)也就是说,物质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围绕着一个主体、一个中心的统一。而“多元化”则背离并否定统一性,只讲事物形态的“多样性”,不讲主次之分,并用“多元化”混淆“多样性”,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和“多元论”的泥潭。不仅如此,民主社会主义还以折中主义的形而上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思想来源上可谓熔唯心论、唯物论、唯理论、唯神论,以及形形色色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观点于一炉;在实践上往往为了眼前的和某种实践的需要随时放弃既定政策,而去采纳一些所谓“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向我们表明,“多元”方法论原则是从主观需要出发,要么把矛盾双方等同起来,不分主次;要么把矛盾双方调和起来,混淆是非;要么在对立的思想上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要么在原则问题上模棱两可。在历史上,马克思曾经有力地批判过蒲鲁东的折中主义,指出蒲鲁东“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观方法论的三个原则是相互联系的。其中,非阶级分析方法论原则是最基本的,它贯穿于“民主”和“多元”方法论原则之中;后两者也是一致的。因为,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民主化和多元化是两位一体的,广泛的民主化必然带来多元化,而多元化则是民主化发展的手段、途径和体现;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历史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体系,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注:符礼建:《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毫无关系。科学社会主义是影响和促进现代世界发展的经典理论,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对于当代西方社会主义乃至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就提示我们,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关联。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1.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立论的理论基础。早在150 多年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时,马克思恩格斯就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击碎了种种关于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的神话,创立了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1951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一个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靠工资生活的新阶级;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它必然给社会带来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的悬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加剧民族之间、种族之间的冲突和不安定,加剧世界范围的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60年代以后,社会党右翼放弃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局限于对现存社会的某些弊端进行指责和改良;左翼在其纲领性文件中对资本主义仍持批评态度。80年代后,在社会党的文件中虽已很少看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正,仍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同时,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对于这一点,英国工党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应当指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是一种现象批判。他们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民主党人的道德观。因此,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在形式上的越来越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则越来越多地予以了认同,至多也不过是对制度以外的各种罅漏、小节提出不满。这就使得它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和言词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失去实际内容了。这是我们在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时必须注意的一点。

2.接纳一切经济组织形式为我所用的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就在于揭示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动员工人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这种情况,决定了经典作家不可能充分地研究经济组织和经济建设问题。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还是给予了密切地关注,对一些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经济组织的利弊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蕴涵着接纳用一切经济组织形式为我所用的思路。比如对股份制的论述就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指出,由于股份公司的形成,“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马克思的结论是:股份制具有“二重性质”,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进步,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另一方面,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当然又只能为剥削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第492~499页。)与马克思接纳一切经济组织形式为我所用的思路相类似,民主社会主义根据现代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混合经济”是实现经济民主的重要途径。因为各种经济形式和所有制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利有弊的。全面国有化和集中管理的经济有着“宏观调控的优势”,有可能导致财富的公平分配,但不能带来个人自由和社会全面繁荣;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有着“和谐与自发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效率,但是它容易导致分配的不公正,形成两极分化,而且集中的不受限制的私有经济权力也容易破坏人的自由。所以他们主张实行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和计划结合的混合经济。

3.世界一体化眼光

“世界一体化”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视角,这一视角是随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一体化”理论而形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的事实,认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 )从此以后,世界一体化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着重研究了资产阶级在世界一体化形成中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指出资产阶级对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贡献是将其范围进一步扩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5页。),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野蛮。这样,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正像世界一体化必然冲破地域性的社会发展,也正像与此相伴随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冲破封建制度一样,由人类自觉驾驭的世界一体化必然取代自发形成并最终成为奴役人类力量的世界一体化;相应地,具有世界大同性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从那以后,“世界一体化”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的基本视角。

社会民主党人也具有世界一体化眼光,他们将本国问题放到欧洲甚至整个世界中进行整体思考。他们的国际民主政策的制定,关于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世界划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关于支持联合国要求发达国家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决议,关于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思想等等,都折射出社会民主党人的世界意识。特别是他们认为,目前虽然不再面临随时可能爆发核战争并由此毁灭人类的威胁,但却存在由于饥饿、贫穷、破坏环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引起的新危险,存在着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毒品交易大量不安全因素,以及存在层出不穷的地区性冲突,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要依赖全球的共同努力。因此他们成为全球和平的积极倡议者。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种世界性眼光带有一己私利和生存的无奈。作为发达国家的政党之一,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利益的小圈子,他们的各种政策建议归根结底还是有利于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同时,又由于他们处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的夹缝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提出一系列超越意识形态的新政策。基于这些原因,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策带有很强的两面性,既有谋求世界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的一面,又有以反共产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打着“维护民主、捍卫人权”的旗帜干涉别国内政,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念的一面。

4.主动应变的精神

主动应变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还严厉批判了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不顾德国国情,照抄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并将其阉割的做法,指出“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讲的是《共产党宣言》原理运用的原则,其中也包含了方法论的重要启示,这就是说革命政党在斗争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人的主观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始终掌握历史的主动权,保证运动前进的方向。列宁运用了这一重要的策略思想,赢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也运用了这条重要的策略思想,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社会民主党战后施政纲领的变化过程最鲜明不过地体现出这种主动应变的精神。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进程屡次出现低潮甚至危机,而西欧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某些人也据此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寿命终结论”。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拒绝接受一结论,强调社会民主党要以自身调整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于是,社会民主党三次调整了施政纲领,50~60年代中期,针对西方国家新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突出的实际,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经济政策目标(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和扩大就业)和社会政策目标(公正分配、经济民主、社会福利)并得;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由于西方国家进入了经济爬升之后的相对平稳发展阶段,社会民主党人对生态政策的目标(改善生态环境、爱惜资源)和社会政策目标的关注明显大于对经济政策目标的追求;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的90年代,则强调经济政策和生态政策目标优先于社会政策目标,即力求以促进有关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高科技的突进和扩大就业带动对社会利益的调整。正是这些政策和适时调整,使社会民主党屡次从生存险境中神奇地崛起,也使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完善和革新。回顾民主社会主义的50多年发展历程,完全可以说,主动应变的精神是民主社会主义保有鲜活生命力的法宝。

当然也应该看到,民主社会党人的主动应变精神有时却以原则的退让为代价。为了在现实社会的政治架构中争取到一个尽可能有利的位置,往往牺牲自己的原则迎合现实的需要,结果不但未能实现改造现实的初衷,反而被现实同化,削弱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探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并不是为了扩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因为无论从历史远见,还是从哲学底蕴上看,民主社会主义都无法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比。恰恰相反,找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正好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增添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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