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所处的世界性社会主义低潮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奇葩独秀形成鲜明对照，再雄辩不过地说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之意义重大，是时代决定的，这是同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所面临的课题相关的。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初创的马克思主义，其最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这是很了不起的伟大事件，人们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可以了解到的。
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由理论付诸实践，在一些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列宁开其先河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战争和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根据已有的革命形势，果断地领导了俄国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列宁做出的突出贡献。在30～4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在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同样根据革命形势，果断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中国， 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就是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贡献。这个贡献满足了时代的要求。而号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陈独秀之流都落伍了，为时代淘汰了，因为他们不敢面对战争和革命这个时代主题，回避等待，尽管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但终为时代所唾弃。
进入20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继续着由理论付诸实践的进程。但是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和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意味着：（1） 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由于战争而引起的革命形势已不存在。（2）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新技术革命而使社会财富增加，从而使得缓解社会的矛盾冲突有了物质基础。（3） 这些国家又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在缓和国内阶级冲突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因此，那种统治者无法统治、被统治者不愿被统治的局面并未出现，也就是革命形势尚不存在。（4） 这对已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将一时不会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20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阵地土崩瓦解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暂时地不会出现。（5） 这样，已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巩固自己的任务更为紧迫地提上日程，而这个任务的内容主要应是在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全面发展中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势。这个任务在60年代就开始显现了。但是，应当说，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清醒认识这一点，至少是认识不全面、不深刻。60年代起，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而社会主义国家呢，中国被“左”的东西所困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同上，第264页） 苏联呢？也如小平同志所说，“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同上，第88页）由于苏联同美国搞军备竞赛，成了超级军事大国，又到处插手搞势力范围，结果劳动生产率不高，人民生活提高得不快，如此等等。可以说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没有解决好面临的课题，抓住可能的机遇，回应现实的挑战，而解决这个课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到邓小平同志身上。《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特别是第三卷正是对这个课题的最好回答。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要求回答，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作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理当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资本主义“寿数未尽”，它内在的任何一个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抵触的根本矛盾都没有解决，但却在不同程度地得到缓解，“西线无战事”，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大的革命形势的迹象，大众没有再不能忍受资本主义的剧烈情绪，主政者尽管矛盾重重，也没有再也维持不下去之感，人们要求和平，而世界也呈现出相对和平的态势。
理当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一个时期中却未能显示出其充分的优越性，反而因囿于某种传统模式而难以自释，出现了某种的“滞后”状态。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相当强烈的反差，这使人们产生了某种困惑，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能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怎样？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不回答或者不能正确回答，社会主义就会命运难卜。
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主义是不是优于从而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核心又是：到底社会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已经解决过而新的实际又要求进一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面对的历史条件下所提供的材料基础上，作出过迄今看来仍是相当严整并经得起实践考验的表述。他们提出并努力为之奋斗的是一种消除资本主义弊端并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从而高于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问题主要出在斯大林主政的时期。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史上是不能简单地忽略过去的。这位当今毁誉交加、莫衷一是的人物，功亦显赫、过亦突出。不能否认他在社会主义史上的贡献，也不应用静止的观点对他作评价，他的理论和实践都在运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限于历史条件，又不愿限制后人的手脚，因而对社会主义未作具体展开和详尽描述。而斯大林则必须根据其面对实际、加以具体的展开，这种具体的展开，必然既有符合一般规律的课题，又有特定条件下的特定手段方法，更不可避免地会有失误讹差。而问题在于他常常把这一切混在一起，并且形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传统。因为他先于别国开始了较长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因为他的实践确实收到一定成效；因而任何后行者总不免要向之学习借鉴。但是，回过头来看，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许多并不是正确的，并阻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能性的实现，而可惜的是长期却被尊为天神，不让触动。
从50年代开始的时起时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浪潮，正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行反思和探索。历史说明，社会主义既然是一种历史规律性，就总是强烈地表现出来并且要求人们去认识、去把握，但是人们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常常表现为并不那么机敏。认识到已干过的社会主义并不准确，要对自己进行批判，是很不容易的；而这又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原来提法就可以了事的，要正确认识，更是不容易的。有破有立、破字当头是十分必要，不破除对旧的过时的事物的迷信，是迈不开步子的，但破了之后，并不一定就是立。
毛泽东的确是伟大的。他是独立思考的，他敢于揭开盖子，较早地通过探索和历史比较，提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并非是万古不变的训条。从50年代开始，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众多的探索，力图本质地认识它，以求自觉地把握社会主义命运。而这些认识在历史检验中已表明对错之处皆有。其中有远见卓识的高明之论，也有不堪回首的谬误之处。这表明敢于认识、敢于挑战，是不易的。而善于认识、善于把握，更是不易的。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所从事的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坚持并继承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又极大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汲取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正反经验教训，把破和立科学地结合起来，发挥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为把社会主义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这包括了破和立的两个方面，根本的就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科学地搞清社会主义，并进而搞清在中国怎样搞好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而这首先是勇敢地尖锐地把问题提到日程， 也就是敢于承认“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 页）就是敢于承认“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敢于提出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明确社会主义迄今还未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强大优势，既有历史原因，又有我们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这要有勇气，只有承认问题，才能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从形而上学观点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命题，但这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命题。这个命题受到了来自“左”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和曲解。从“左”的方面来说，即否认我们在社会主义认识方面存在着不清楚的模糊观念，从而也否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上存在不当的东西。这种思潮阻挠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阻挠解放思想，再探索。从右的方面来说，那就是借口对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总是清醒，借口社会主义实践中失误，而认定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现在搞的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种思潮也取消了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历史任务。应当指出，这两种干扰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阶段都出现过此类问题，而由于不能正确解决而酿成了大祸。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那样，右和“左”都会葬送社会主义，的确已葬送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不克服右和“左”都不行，不克服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
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同这两种极端是根本对立的，这些年来，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即使社会主义出现了重大曲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这些年我们是搞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确实要进行再认识，要发扬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东西，纠正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吻合的错误的东西。在同“左”、右思潮干扰做斗争，实事求是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构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严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是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种探索既高度重视已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又不回避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不回避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模糊乃至糊涂观念。全部探索都是以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前提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的本质表述，是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据和历史地位相一致的。这样的本质表述，是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构造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是，这样的本质表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论述，而是总结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左”的错误教训基础上达到的，包括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认识达到的一个更高层次。
搞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弄清我们要搞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依据。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自觉地开创未来的劳动，如果目标是不明确的或不确当的，那么这种努力不仅是徒劳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可以说，自有社会主义实践以来，我们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但正是因为我们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始终清醒地把握住社会主义本质，结果走了弯路。用一句时尚的话，是投入多而产出少，甚至出现了负产出，这是始料不及的。
应当提出，这个看来似乎很明确的问题，所以搞到并不总是很清醒这样的地步，决不只是个别人的罪孽，也不能只停留在个别具体历史的契因分析，就多数情况而言，有个方法论问题，往往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幸免，这常常同对社会主义的目标的综合性认识上的片面性误差相关联，特别是同具体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特殊问题相联系，当着某个特殊问题突出（或认识上错误地以为突出）的时刻，由于不能牢牢把握目标的本质而过多地重视于目标的某一个侧面这样的片面性相联系的。这种倾向的久久不能解决，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出现了危急的状况。
邓小平同志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同当前时代主题和中国国情相联系，从而更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也为更多地克服片面性开辟了道路。
十月革命以来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战争与革命条件下问世的，并且是与国外反对势力进行殊死搏斗中巩固起来的。注意内外阶级斗争形势是社会主义巩固的一大经验。但是，对本世纪后期时代主题已发展到了和平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势比较更为集中地体现到了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比较，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不认识或认识不深刻，感觉不紧迫。这样，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上显得乏力，对社会主义发展极为不利。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论断，为进一步抓住社会主义本质指明了道路。
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由资本主义不发达阶段实现了向社会主义飞跃。列宁曾明确地提出过要重视解决这个课题，而相当一个时期，不少国家对自己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了偏高的估计，对于在同资本主义相比较中出现的不足，不认识或不屑去认识，不去认真解决，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盖始于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关于我国将相当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对于更为清醒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也是至关紧要的。正是我们牢牢地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因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我们仍可以巍然屹立，自觉地把握命运。
在搞清我们要搞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制定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方针、政策。这些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外交、军事等一系列方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使我们不仅抓住根本的目标，而且有了达到目标的具体途径、手段和方法。关于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许多新的想法，包括像“一国两制”那样，在搞社会主义主体的同时允许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等论述。而所有这一切都贯穿了这样的思想，即从所处的历史时代、从所处的国际环境、从所处的基本国情出发，抓住社会主义本质，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把事情办好。也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办事；也就是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一个坚定而清醒的社会主义者。
这样的理论，其意义和价值是十分明显的：
这样的理论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出发，以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文明之林为目标的，因而是完完全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这个理论又是在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中努力升华、抽象出一般的原则，反映出客观规律性，因而是完完全全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的新贡献。
这样的理论，同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了这样的理论，就可以避免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怪圈中徘徊，而朝着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目标前进。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迟迟未能挣脱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主观上想坚持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则守不住社会主义阵地而败下阵来。
这样的理论，同现代的各种丑化、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有了这样的理论，就可以避免从纠正社会主义失误的主观愿望出发，却走到动摇、取消社会主义的危险的道路上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固然有着深刻的众多的社会历史原因，是长期矛盾积累所致，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同主政者在转折的关头，缺乏坚定清醒的判断，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使我们避免了陷入“左”、右泥坑的危险，从而出现了屹立东方、高歌行进的令人鼓舞的局面。这样的理论，既坚定地纠正以往社会主义的失误，又是变失误教训为财富，成为正确行动的先导，去夺取新的胜利。这就为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把社会主义由理论付诸实践，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都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的话。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进而为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奠定了坚实的行进基地，是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行动的指南。20世纪中叶毛泽东使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处于世纪末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以其杰出理论创造，向着21世纪社会主义将会再度辉煌的前景，发出其光芒。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之卓越的理论创造和实践进取之达到，决不是偶然的，这同这个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时代紧密相关联的。这个领导集体的超常的理论和实践能力，集时代群众智慧之大成，是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构成有关。这个集体的许多重要成员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有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很好的传统作风，有着忠诚人民、报效事业的高尚的品德风范，又有着荣辱盛衰、成功曲折的众多的实际体验和切身感受，因而能既坚定方向又清醒地提出并解决问题。
我们应当庆幸这个理论的及时问世，充分认识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明人徐光启在推荐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推理方法时曾说过，似至晦，实则明；似至繁，实则简；似至难，实则易。而我们在读了《邓小平文选》，尤其是第三卷之后，则恰好借用徐光启的语言反其意用之。那就是读《邓选》，读起来易懂，但意思深邃；文章语言简练，但含义无穷；概括极其精辟，把握实质清醒领会非易，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史上旷古罕见的重要著作，内容博大精深，需要反复深入领会。
我们深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更应看到这个理论还在发展中。这个理论体系的一系列观点将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得到丰富、充实、修正、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创造出的新经验将会进一步为这个理论提供新观点。回顾十几年来，这个理论不断有着许多新进展，展望今后，也必然是如此，如同十四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考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来。
明确了目标，廓清了道路，就必然会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无可阻挡的，但比较快捷和尽少曲折地达到目的地，还有赖于人们的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为人们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斯大林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