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这种迹象。
一是当前现实主义对改革文学的超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与以往的改革文学不同，它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以往的改革文学无论是强化保守和官僚的势力同进取和改革的势力的两相对垒，还是突出由一定的规则、习惯、礼俗、心态所浑然合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这种改革进一步发展的惰性和阻力，都偏重于人的观念关系。而在当前一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观念关系，而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在谈歌的《大厂》及《〈大厂〉续篇》中，厂长吕建国、书记贺玉梅与纪委书记齐志远、赵副厂长之间的矛盾不是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的问题，而是利害问题，“老齐和老赵原来都憋着要当书记当厂长的，恨吕建国抢了饭碗，总跟他弯弯绕。”在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不是革命与保守、改革与僵化、文明与愚昧等观念的冲突，而是利益的竞争。厂长与副市长的矛盾既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纠纷，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与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的斗争，而是利益的争夺。工厂与港商谈判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港商提出让副市长的妹妹作港商的代理，厂长不能答应。至于厂长不能也不敢接受港商提出对厂里的300多名工人只留30 名（其余的全部裁掉）的条件，也是工人与港商之间的利害冲突。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镇委书记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的磨擦，关仁山的《破产》中的田北县田北镇镇长马英杰与副镇长高德安之间的纠葛，隆振彪的《卖厂》中的广大职工与老板刘三金之间的矛盾，毕四海的《最后的资本家》中的工人们与市长、厂长的激烈较量，基本上是现实的利害冲突，而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观念之争。因此，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跳出了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社会矛盾的框架，而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现存冲突，从而不但超越了以往的改革文学，而且更深刻、更真实地逼近了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可以说，它是当前变化着的现实的产物。
二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所谓“新写实”小说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90年代流行的“新写实”小说尽管相对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时期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但是它却是以粗鄙实用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活着，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成为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则。与其说“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创作是“零度写作”，不如说他们认同了小说人物的生活哲学。从“新写实”小说的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人”的死亡，而且看到了人为了可怜而可鄙的生存向精神奴隶的回归。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这种所谓“新写实”小说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逐渐深入地写出了人物在粗鄙实用主义的困境中的痛苦、挣扎、逃避、反抗和斗争。
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人们是有所认识的。有的指出：“这些作品中的时代弄潮儿们，首先当然是非常正派的，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淫，不为贫贱所移，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甚至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去普渡众生，还有比这更可敬可亲的吗？然而他们又绝不像当年的英雄们那么完美，绝不像当初的劳模们那么单纯：李书记应付不了上级要拓片，干脆借机‘脱逃’，东窗事发高部长难脱干系，李书记又帮他蒙混过关；吕建国比他还要‘过’，竟千方百计去营救嫖娼的郑老板，不择手段去弄回失窃的小轿车；而孔太平又比他们俩更高一筹，竟用手段耍了黄所长，玩了赵镇长，为了与上面打通关节又半强迫地动员支部通过孙萍入党。这些做法显然是不那么正当的，然而我们又始终觉得是可以理解甚至接受的，因为说到底他们是出自公心的，是为民着想的，就是孔太平的疏通关节似乎也是被赵镇长和段书记给逼的。”有的提出：“必须看到，它们的贡献在于，把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金钱与道德、物质与精神、恶的手段与善的目的之间的矛盾，以生活自身的形式，以更加社会学的方式，惊心动魄地揭示了出来。它们的作者立足点比较高，已不限于关注某一个体的困惑，而是着眼于社会的乃至时代的两难课题；他们坚持把困难写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社会转型和进步所必须遇到的困难。”“我们看到，无论吕建国，还是孔太平，他们都是现实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焦点，无时不处在原则与实利、法律与人情、政策与活用、手段与目的、真诚与谎言的撕扯之中。他们不是抽象原则的化身，而是‘有血有肉的领导人’。”这些论断从现实生活与审美艺术的关系着眼，相当准确地揭示了人们所面临的粗鄙实用主义的困境。
如果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仅仅相当客观地揭示了问题的所在，那么，还不能说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是深刻的、有力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最有希望、最有生命力的审美倾向，是因为它的批判锋芒穿透了现实世界，如一道强光，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了。但是，有人或从历史的进步或从道德的进步等立场角度，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肯定或否定，却没有看到这一线光明。
有的论者认为：“面对这些共同问题之时，这些小说都提供了一种对话、沟通、协商的选择，一种对于‘问题’的复杂性的更为明智的认知的愿望。这里没有那种像‘改革文学’一样的具体而恢宏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方案的‘现代性’的理想设计，也没有那种浪漫主义的以‘终极关怀’超越世俗问题的狂放高蹈，而是承认社会本身需要一种渐进的发展，需要一种‘共存’的意识，需要在让步和妥协中谋求我们这个共有社群的最高利益，而不得不牺牲或放弃某种局部的利益和超越某种普遍的理念。在《大厂》中，吕建国厂长为了全厂工人的利益而不得不请求公安局陈局长放出嫖妓而被拘留的客户，而《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则不得不与劣迹极多的洪塔山之间达成妥协。”这是一种肯定。有的同志指出：“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作品，普遍都对道德评判、道义立场采取回避的姿态。对作品中人物的玩弄权术，跑官耍官，贪污受贿的行为，作者并不表示出愤怒和谴责，倒是宽容和认可，这种倾向，在写到那类‘能人’，那类所谓的‘农民企业家’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类人往往无恶不作，但却对当地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一倒，便导致当地经济的崩溃，这样，即便他们恶贯满盈，也仍能受到重重保护，最终逍遥法外。面对这种现象，作家们往往缺乏最起码的忧虑和义愤，甚至连一点困惑都流露不出来，伦理在历史面前已彻底败退，连与之发生冲突的资格都没有。在这些作品中，道德理想已全然消泯，只见到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对恶表示无奈、予以认可。”这是一种否定。显然，这种肯定或否定是片面的。因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没有真正认识到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所谓“新写实”小说的批判以及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发展。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所写的人物之所以陷入动机和行为悖离、目的和手段脱节、神圣庸俗化的困境难以彻底地摆脱，不是因为这些人物不愿意彻底地摆脱，而是因为现实环境已不是他们所能完全左右的了。“新写实”小说尽管写了人物在这种困境中的痛苦、挣扎甚至反抗，但是这些人物无一不是认同了这种现实环境，并在这种丑恶的现实环境中自得其乐。而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在写人物的这方面的时候，既写了他们的身不由己，又写了他们的深恶痛绝。尽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没有全方位地展现人物的灵魂搏斗和厮杀，但是我们分明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煎熬。
同时，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粗鄙实用主义的批判的逐渐深入。
（二）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一、忍受分裂的痛苦
谈歌的《大厂》及《〈大厂〉续篇》、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路上有雪》、关仁山的《破产》等文学作品尽管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把握和反映之。但是，它们主要还是关怀着在一定范围内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尽管在困境中拼搏，但是还没有灵魂是否出卖的困扰。这样，他们对粗鄙实用主义的困境还能忍受，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但是，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可贵的是，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没有肤浅地描写这种困境和人物的分裂，而是触及了人物分裂的痛苦。无论是吕建国，还是孔太平，都深刻地意识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分裂。他们没有麻木，没有沉醉，而是在两害相较取其轻中穿行。这种刻骨铭心的大痛苦不也是一种对社会现实中丑恶现象的有力鞭笞吗？
二、逃避分裂的痛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第二阶段的显著标志是它在关怀企业界某些大人物的同时，更多的是关怀最底层的小人物。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隆振彪的《卖厂》等文学作品没有着力于描绘在一定范围内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的拼搏，而是着眼于最底层的小人物的艰难挣扎。这样，《学习微笑》、《卖厂》比《大厂》及《〈大厂〉续篇》、《分享艰难》、《路上有雪》、《破产》等文学作品更深刻、更尖锐、更逼真地凸现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大厂》及《〈大厂〉续篇》的吕建国、《分享艰难》的孔太平、《破产》的高德安等尽管在困境中拼搏，但是还没有是否出卖灵魂的困扰，而《学习微笑》的刘小水、沈国福们，《卖厂》的申长顺等工人则不同，他们学习微笑，陪人“玩玩”，下跪，无疑是出卖灵魂，丧失做人的尊严。在人与兽之间，他们似乎已无中间道路可走。令人万分悲痛的是，《卖厂》的申长顺等工人尽管为国家苦干了几十年，但到头来仍然要跪下来乞求别人恩赐一碗饭吃。
《学习微笑》、《卖厂》等文学作品与“新写实”小说都描写了最底层的小人物及其苦难生活，但是，在把握现实生活上，它们与“新写实”小说是不同的。在《学习微笑》中，无论是刘小水，还是刘小水的公公这位退休老工人，都在困境中痛苦地挣扎，都在为了生存而辛苦地奔波。但是，他们没有出卖人格，出卖灵魂，而是自强自立，他们没有跪下乞求。当然，他们也有过软弱和动摇，刘小水曾想“匪”了，刘小水的公公一度想自杀，但在最后，他们都挺起了脊梁。刘小水的公公是个很硬气的人，他没有吃那瓶安眠药，他用半残的身子，用仅有的一只好手，站在街口上劳作，直到最后那一刻。他是站着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可以说，刘水小的公公离开这个世界是问心无愧的。刘小水和她的丈夫沈国福也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也许，他们是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一群。但是，他们都活出了人的尊严。《卖厂》的工人尽管有个别工人如申长顺下跪乞求这样的悲剧发生，但是他们仍然站立起来了。宋师傅卖肾救厂，被挑中的那十九个人，“他们宁可少拿工资，也希望大伙都有口饭吃，有个地方栖身。”这就是人的尊严。
但是，刘小水们的逃避、工人们的退让和妥协，意味着最底层的小人物尽管有所反抗，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而不能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根本利益被出卖或被损害的时候，不是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是逃避，寻找个人的出路。例如《学习微笑》，尽管写出了最底层的小人物的自强自立，但没有写出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清醒认识，没有写出他们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觉悟。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自强自立不过是找到了个人的出路。这种个人的出路就是一种逃避。
三、反抗分裂的痛苦
从追求个体的尊严到追求集体尊严，也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飞跃。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就是通过深刻而有力地反映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而完成这种飞跃的。在《大厂》、《破产》、《学习微笑》、《卖厂》等反映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中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过去的劳模自我牺牲的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他们或卖肾救厂，或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宁愿忍受顽症的痛苦折磨，或自强自立，以衰老病残之躯自食其力，绝不成为企业的包袱。这些工人作为个人来说，无疑是崇高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彻底解决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还没有充分表现出当前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人翁的特殊的积极方面。在毕四海的《最后的资本家》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热爱祖国，自觉地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在40年代，建业丝厂的工人们抵制了日本鬼子对工厂的侵占；在90年代，又是该厂的工人们抵制了海外资本家和国内某些腐败势力这两股相互利用的力量对工厂的控制。这些工人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这是对当前粗鄙实用主义进行的最坚决的抵制。这种主人翁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但看到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且看到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绝不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绝不为个人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他们对变相出卖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合资”的坚决反对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工会主席秦川说：“这样个合资法对我们个人也许暂时有点好处、甜头，可是，我们总觉得太亏国家、太亏‘江北’了。而从长远处来看，肯定也不会有我们工人的好果子吃，火柴厂的情景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的合资法和他们一样。好日子没有几天。接着就以种种理由辞退、劝退、下岗，一句话，老工人们由主人成了打工的。是这些老师傅找了我，他们要求厂里和市里重新考虑一些事情。比如折价问题，不要让人家觉得国家的厂子是没娘的孩子，仨核桃俩枣的就能把厂子‘捣古’了去。还有，工人特别是老工人今后在厂子里的地位问题，要事先有个说法有些条文才好。”这话是多么的清醒！在这里，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岸形象十分鲜明地凸现出来。其二，自觉地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绝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个人自由，而是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自由。王四眼睛说，把咱们工人当孩子哄不是？眼前头也许能拿个几千块，转眼老板一句话说不定会把咱们修理得一文不值。给国家当工人，主人不主人的不说，怎么着也是金饭碗。给老板打工，再好也是泥饭碗。王四眼睛等工人反对泥饭碗，追求金饭碗，绝不是反对当前的改革开放，绝不是企望继续吃大锅饭，而是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信赖和追求。你看，工人们没有反对“合资”，没有反对“入股”，他们主动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国家增股，就是生动的证明。看来，工人们反对的是变相出卖国家利益的合资，变相改变所有制的“股份制”，而不是反对有利国家，有利公有制壮大的“合资”和“股份制”。因此，在他们心中，国家不是少数人的国家，而是大家的。在这里，中国工人自觉地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了。在这些工人身上，那种粗鄙实用主义所造成的分裂再也看不到了。
（三）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在逐步深入地批判粗鄙实用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如下鲜明的特征。
一、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与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同，是因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就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突出地表现了粗鄙实用主义泛滥的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们的痛苦、挣扎、反抗和斗争。其显著特征就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历史进步和道德进步的统一的追求。这种追求主要有三种形态。
1.回望式。以张承志为代表。张承志认为：“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要信一点什么，那怕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语言实验信仰语言，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像旧衣服一样随时可以扔掉。”为了克服这种病态，张承志的药方是在沉重的历史中开掘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他说：“中国的出路最终依赖于重新焕发出信仰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张承志对中国知识分子阵营中有的人对西方文化献媚痛心疾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表现了同样的价值取向。他说：“他们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金钱和名声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抗拒的愿望和要求。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起码的荣辱感、是非感，只要自己能捞到利益，哪怕民族被侵略、祖国被瓜分也不会在意。”张承志之所以拼了命写《心灵史》，是因为他发现“在中国这样一片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土上，居然有这样一群哪怕是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实在太大了。”
2.怀旧式。以梁晓声、谈歌为代表。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过去的劳模的命运的关注上。这些劳模在今天的失落，不仅是他们的政治理想的落空，而且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所凝聚的精神财富被遗弃。而这正好是当前所急需的。因此，当前现实主义有些作家虽然没有在当前现实中发现新人物，但重提过去也有格外的特殊意义。谈歌的《天下荒年》告诉我们，当人们否定过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不该否定？“也许就在这种现代人醉生梦死的喧嚣中呼嚎中，昨天的废墟才显得雄浑，那是辽阔，那是久远，那是高贵而悲壮的光芒，那是一片由骇俗的美引起的久久震撼的遗址。”谈歌重提1960年至1961年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那一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和错误，但是它毕竟充满了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惜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换句话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那一个人格灿烂的年代，错误地看成精神愚昧的年代啊。”在这里，谈歌绝不是呼求回到过去，而是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或多或少保存这种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而不是肆意地歪曲它、屠戮它。
3.开掘式。以刘醒龙、何申、毕淑敏、李佩甫、毕四海等为代表，这些作家不但十分冷静、客观、准确地写出现实生活的沉重，而且，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把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开掘出来了。如果说，革命现实主义是把人物从历史中分离出来，从本质出发，把人物塑造成一种概念美和理想美，而“新写实”小说写人物像有些实用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挖掘伟大人物身上卑劣的东西，如权力欲、虚荣心、贪婪、情欲等，他们关注的是人物的阴暗、丑陋的一面，把人物的神圣性即人的价值和尊严消解了，那么，这些作家在写人物时，一方面写出了人物的动机与行为的一致，另一方面也写出人物的动机与行为相悖离的地方。人物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既有崇高、善良的方面，也有一些卑微、邪恶的东西。像《凤凰琴》里的民办教师，他们长期献身于教育事业，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的动机肯定是崇高的，但他们的奋斗同时也为了转正。《村民组长》里的黄禄既有为私的一面，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又有为公的一面，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作家在写这样的人物时，能够把他们的种种复杂的动机写出来。在这之中，毕四海最近的努力尤其值得称道。他不但像毕淑敏、何申、李佩甫、刘醒龙等作家那样，写出了个体的尊严，而且写出了集体的尊严，把握了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积极力量。
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人们也存在一些疑虑。有的以谈歌为例，指出，谈歌从“活的没滋味”到追求人格灿烂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飞跃。但是，由于他在历史观和道德观中存在某些问题，使他追求人格灿烂的精神历程走了弯路。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天下荒年》中。这部小说触及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人格建设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其二是人格与物质、欲望的关系问题。谈歌在《天下荒年》里把饥饿的60年代作为实现人格灿烂的良好社会环境，把那个年代人们虽然单纯却未免贫乏的精神面貌作为道德的楷模，这不能不说是他在历史观和道德观上的失误。其实，这是一个理解的角度问题。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在现实的斗争中不仅要从现实和未来汲取诗情，而且要从历史中汲取诗情。马克思曾谈到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使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显然，谈歌等作家在沉重的生活中开掘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绝不是要人们回到过去或彻底否定现在，而是从过去汲取力量投入新的战斗。因此，这些作家的追求之表现形态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是对历史进步和道德进步的统一的执著追求。
二、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理性意识。这种理性意识就是历史的辨证的观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站在人类进步的高度开掘和肯定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的。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历史没有空壳化，而是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积极地从沉重的历史中开掘真善美，开掘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没有非理性化，而是勇敢地直面当前的现实。它以真实为艺术的生命，以虚假为对艺术的亵渎。它不但大胆地暴露沉重的现实生活的假恶丑的方面，而且呈现了其真善美的方面。在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更本真的面目。
可以说，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对当前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倾向的有力反拨。
在当前文学创作中，这种非理性倾向表现为两种形态。
其一是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随心所欲地编造、虚构、戏说、伪造历史。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其中，认为现实丑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种审美艺术观的诱导难辞其咎。
现实生活的美、丑是客观的，在艺术世界里，人们可以突出、强化、净化之，但绝不可能改变其性质。否则，美、丑即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了。但是，认为现实丑可以转化为艺术美的审美艺术观认为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是艺术家的主观创造。艺术家可以不在现实生活（包括历史长河）中发现、开掘美，而是可以在主观世界中进行自我创造。这种审美艺术观无疑对当前文学创作将历史空壳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是蛊惑、刺激、麻醉人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界一直有人把性描写的花样翻新看作是文学描写领域的“突破”。某些作品露骨地表现出对不健康的畸形情欲和性欲有着特殊的偏好，以至于写情成风、观淫成癖，简直是“无性不成书”。即使是若干相当严肃、颇见功力的作品，也在有意无意地大量使用原非必要的性描写添加剂。这些性描写除了刺激感官以外，没有任何审美价值。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眩惑”这一概念。所谓眩惑，就是与真美相反，它不是给人以审美享受，而是仅仅刺激人的感官欲望，以这种刺激来蛊惑人心。
这种眩惑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有这样几种突出的表现：一是在人物的一些对话中，不顾及人物的个性和身份，一律都以性方面的内容为谈资；二是硬塞进一些既不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也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没有特殊联系的性描写；三是将私人生活主要是性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没有任何掩饰和净化；四是在集中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行为时，不管人物的身份、个性等，也刻画人物的一些琐碎的趣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趣味，似乎不突出这方面就不足以写出人物的整个“人性”。而将这推向极端的是所谓“新状态”的一些青年作者。对此，有人尖锐地指出：“现在的小说中，‘性’写得非常‘脏’。我并不是说小说一定要写得干净纯洁，这不一定是小说的目标；在很多小说中，性都是被写得很‘脏’的，包括成为现代小说经典之作的《尤利西斯》，还有米勒和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但‘脏’的后面，是否有一双理智的眼睛？由此我想到了葡萄牙作家若译·萨拉马戈的‘集体失明’一语。所谓‘集体失明’，指人们审视生活、审视这个世界的眼睛不存在了，人们成为这个时代理智上的盲人。我感到‘晚生代’作家中，恰恰存在这种‘集体失明’现象，就其审视现实、审视生活的要求在写作中的丢弃而言，说他们缺少审美眼睛并不过分。”这真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无疑是对当前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的批判和超越。
当然，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还没有出现它的杰出代表人物，只是以众星璀璨而光耀整个文坛和时代。我们期待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出现。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