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政治体系向中心政治体系之演进——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政治论文,理论基础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边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关 于建立政治体系的理论之精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论证了这一理论认识 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用此理论认识来指导中国 革命的历史实践。但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不仅其具体的 实现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方式不同，也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 经验有较大差异；而且，这种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是中国革命不同发展阶段所构建 起来的边缘政治体系逐步演化的结果，其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边缘政治体系向中心政 治体系演进的过程。
有鉴于此，本文的边缘政治体系与中心政治体系的概念具有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内涵： 一方面，作为旧有的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指由国民党创建的全国政权)的反动，边缘政 治体系的孕生过程是近代中国社会客观环境、各阶级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活动 等综合因素相作用的结果。这种边缘政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这一认识主体为实现自己的 政治理想、创建一个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而构建起来的早期政治体系形态，其影响 力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控制十分微弱的农村地区， 与国民党创建的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国内大中城市 不同；另一方面这种边缘政治体系的拓展过程具有取代旧有的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重 新成为一种根本性质完全不同的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之态势，也就是说，这种边缘 政治体系向中心政治体系演进的最终结果，就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正式确立。故此， 本文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概念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新型全国政权，其确立的标志 是1949年9月诞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边缘政治体系构建的客观社会环境基础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构建，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不仅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认识主体，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 人民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树立起了坚强的“主心骨”。1921年7月23日，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它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构建的认识主体之 正式诞生。然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纲无论是在奋斗目标的认识 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还是在对政治体系构建目标模式及其阶级基 础的认识上(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治体系、以工农劳动者和士兵作为政治体系的阶级基础) ，抑或是在政治体系构建目标模式的实现方式的认识上(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实行社 会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情的判断的认识上(中国革命 的性质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社会革命，而不是首先实行民主革命)，都带有 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模式的历史痕迹。作为一个刚刚成立 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经验上，都存在重大的缺陷。因此 ，在对未来政治体系构建的认识上，只能是在理论上实行“拿来主义”，在实践上套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和经验。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它所肩负的使命就 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一个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又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系 ，其根本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作出正确的分析。那么，什么是 近代中国客观社会环境之特质呢?立基于近代中国客观社会环境之上的政治体系又是一 个什么样的政治体系呢?对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和科学回答。
1.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客观社会环境催生了用暴力手段建立边缘政治体系之可能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间接统治，以及 由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的各派新旧军阀以及他们所建立的白色政权之间长 年累月的彼此争斗，造成了中国的经济落后，而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 其结果必然造成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进而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用暴力手段建立边缘政治体系也就是红色政权之可能。
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的小册子，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客观社会环境之特质进行了集中深入的分析 ：(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 1年版，第21-631、638-646、647页。)首先，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 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 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 优势。其次，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 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 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 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 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第四，帝国主义不 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 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 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最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 ，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 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 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客观社会环境，加剧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 衡性，而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又直接催生了用暴力手段建立边缘政治 体系之可能。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以农业为主 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 动。”(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第199、57页。)正是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近代中 国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脱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这就导 致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内军阀以及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控制十分微 弱的农村地区，建立起自己的边缘政治体系，而且还可以将这一边缘政治体系的影响力 逐步覆盖全国，进而构建起一个全新的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
2.边缘政治体系构建的客观条件分析
根据近代中国客观社会环境的特质，192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 会所写的决议中，对红色政权这种边缘政治体系构建的客观条件进行了系统分析。毛泽 东同志着重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 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页。)这种边缘政治 体系构建的客观条件是由自然地理环境条件、阶级基础条件、社会基础与实践基础条件 、组织保障条件、经济基础条件等组成。
首先，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和国家不统一状态，必然导致政治力 量与军事力量脱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单独存在，这就给红色政权这种边缘政治体 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 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 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 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注：《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8-50页。)毛泽东同志当初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边缘政治体系的时候， 就已充分考虑到这一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在罗霄山脉的中段， 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开展革命工作；同时井冈山的自 然环境十分险恶，森林茂密，地势险要，只有几条狭窄的小道通向山内，易守难攻，有 利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应 将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并以此为基础积蓄革 命力量，为将来的反攻创设条件，也为边缘政治体系向中心政治体系演进创设条件。
其次，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往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 迭起的地方。在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力参与，不仅促成了国共合作局面的 形成，而且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积极参加推翻军阀黑暗统治 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进程。中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各地群众的革命积极 性十分高涨，这些地方，不仅有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基础，有工农阶级针对地主豪绅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经验，而且有过建立革命的人民政权的历史实践。 这为边缘政治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条件以及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础条件。
再次，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即边缘政治体系存在的组织保障条件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经过民主革命初期(大革命时代)的政治训练和在接受工农群众的 影响之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所创建和领导的红军，不仅革命性更加坚定，而且是构建 边缘政治体系强有力的保障。正是因为有了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就可以造成武装割据 的局面，就可以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的形成。“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 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四，也是最为关键和要紧的组织保障条件，这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 策的不错误。”(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页。)中国共产党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认识 主体，它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如何，涉及它在未来政治体系之中居于何种地位和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所制定的发展战略、 具体政策则影响未来的政治体系的走向问题。
最后，边缘政治体系的建立，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边 缘政治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总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边缘政治体系的建立又 推动着全国革命总形势不断向前发展。由于中国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阶 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和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全国的革命形势总的是在不断向前 发展，“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 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页。)这样，不仅边缘政治体系的构 建就有了可能，而且这种边缘政治体系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全国性中心政治 体系。
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除了继续阐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客观环境的特质所作出的战略选择以外，还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 发展的条件高度概括为：“(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注：《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57页。)在这里，毛泽东 同志不仅提出了边缘政治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条件，还进一步提出了边缘政治体系存在 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同时对边缘政治体系发展的经济基础条件问题进行了阐释，为新 型政治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战略 问题》中提出，要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就必须根据“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 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等政治地理环境和条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只有在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进行科学揭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根据地建立在乡村和小城市就有其历 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将边缘政治体 系的区域一步步拓展，使其向中心政治体系演进，为未来的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的建立 创设条件。(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客观社会环 境的认识，由此出发找寻到了构建政治体系的正确道路，即在农村地区建立边缘政治体 系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其覆盖面和影响力，通过从农村到城市、从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 拓展的方式将边缘政治体系提升至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之地位。邹谠先生对此作过 高度的评价，“中国革命的实践不同于西方的经验、结论与概括。例如，法国革命与俄 国革命都是从城市到乡村，暴力革命以城市为中心，而中国革命则是从乡村到城市，这 是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一大创见，这个功劳永远不能抹杀。”(注：邹谠：《中国政 治学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科学》，《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二、边缘政治体系构建的阶级基础
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治体系，其阶级基础毫无疑义地要建立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和 农民阶级的巩固联盟之上，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方式 ，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政治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政治体系的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兵士阶 级的联盟，其政治体系的国体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注：《无 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39页。)因此，一定的政治体系的建立，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关系相联系。
1.边缘政治体系的阶级基础的区分尺度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建立一个什么样阶级基础的政治体系 问题展开了探索。1925年12月，他在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中，对中 国共产党建立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体系的阶级基础问题进行了分析。在 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了正确分清敌我差别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谁是我 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 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但怎样正确分清 敌我差别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应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 度入手。首先，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由于他们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同时又沦 落为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而大地主阶级和大 买办阶级更是“极端的反动派”。其次，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产阶级即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时受到外资和国内军阀的双重挤压，其状况十分困苦，故而呈现 出一种革命性较强的姿态，但同时又惧怕和担心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会威胁到其阶级地 位，其怀疑革命的弱点就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始终是处于一种矛盾 的状态。中产阶级的动摇性决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即“右翼”分子将要变为中国革命 的敌人，而“左翼”分子有可能变成中国革命的朋友，但他们的意志仍不甚坚决，需要 “时常提醒，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更不能指望他们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来 独立革命。再次，从事小生产的经济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前者如自耕农，手工 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等； 后者如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尽管他们彼此之间仍然 存着在经济状况的差别，但他们一般都不反对革命，仍是中国革命最接近的朋友。最后 ，代表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尽管数量不多，但确是近代中国社会最进步 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阶级，如游民无产者，手工业 工人，对中国革命来说，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引导工作，促使他们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9页。)这样就对政治体系构建目标模式的主要阶级力量一一作了排队和区分， 为政治体系构建目标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阶级基础奠定了基本的认识前提。
1933年10月，毛泽东同志针对中央苏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偏向问题，特地写了 一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章，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占有生产 资料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为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系的阶级基础指明了 方向。(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 1年版，第127-129页。)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将此文(篇名已改为《怎样分析阶级 》—笔者注)和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 些问题的决定》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给各解放区的各级党委，以指导各解放区 的土地改革工作。(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1948)第17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82页。)1939 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 再次进行了集中分析，由此而对革命的动力问题展开了论述。他指出，在现阶段的中国 社会里，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 阶级、游民等阶级和阶层，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被统治阶级。由 于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不同，故而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也不同。“ 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1-631、638-646、647页。)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系构建目标模式的认识， 就必须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动力的变动相应地发生转换。
2.各阶级关系变动情况决定了边缘政治体系构建的根本性质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由于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从而“根本地改变了革 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不仅广大的工人阶级被发动起来了，而且广 大的农民阶级也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性非常彻底，同时 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演变成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的前途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注：《中国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 31、638-646、647页。)由于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引发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 政治体系的国体性质必然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转换。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 关系变动的情况，在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进程中，相继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苏 维埃共和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政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民主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政治体系目标模式。
三、从边缘到中心：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演进之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各阶级关系变动 的情况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之后，指出应将革命根据 地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并以此为基础积蓄革命力量，为 将来的反攻创设条件，也为边缘政治体系向中心政治体系演进创设条件。
1.边缘政治体系的发展态势：波浪式向前推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对边缘政治体系的 发展态势都进行了展望，即在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控制十分微 弱的农村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边缘政治体系，进而通过从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拓展、 从边缘政治体系向中心政治体系演进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统一、富强之目 标。这种边缘政治体系的发展态势是一种波浪式向前推进的，也就是“政权的发展是波 浪式地向前扩大的”，其演进方式就是“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98、104页。)
这种边缘政治体系的波浪式发展态势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 反复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敌人力量的十分强大，红军 的力量又相对弱小，致使中国革命和边缘政治体系的建设遭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 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 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51页。)但中 国革命总体形势的向前发展，以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构建政治体系的认识的不 断深化和对中国革命所制定的成功战略和策略选择，决定了边缘政治体系终究要演变成 一个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
2.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之确立：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的诞生
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对未来的新型全国性 中心政治体系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系的国体 性质作了分析：“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 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 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 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 府来代表它的。”(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 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 构建与蒋介石集团独裁制旧的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不一样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就是在已有的边缘政治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 来的。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长达 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为了筹建新中国，构建一个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 系，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著名文章—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着重指出历史经验已充分 表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构想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为“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 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 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而中国共产党致力构建的人民共和国，也就是 未来的政治体系，它的国体性质是：“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我 们的公式”，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种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治体系所依赖的阶级成分就是：“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 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 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 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 八十到九十。”(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年版，第1468-1481页。)
按照这一“公式”、这一“主要经验”、这一“主要纲领”，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 日在北平隆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一新型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的国体和政体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性质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 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 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制度，“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 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 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 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 政权的最高机关。”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 织成分，应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 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第584-587页。)
毫无疑问，《共同纲领》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全面规划因新中国的成立而宣告全面 实现。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 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 外交政策。它是如此的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那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那些事 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 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 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注：《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 结》(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 页。)至此，边缘政治体系的演进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构建起来的新型全国性 中心政治体系的正式诞生而告终，从而开始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 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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