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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回顾》的文章，发表在1991年的《近代史研究》。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是自己忝为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多年，对现代史研究虽然无所贡献，所见所闻却不算少；内中不乏切身的感知和体味，觉得有责任把它告诉同行和读者，尽管不会什么都说；二是黎澍师逝世前后，他所遭遇的极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他刚刚故去，骨灰尚温，有人竟在某权威刊物发表批判文章，对黎公说三道四，而不允许持异议者和反对者发表答辩文章。某些以整人为乐事的人（特别是指挥别人整人的大人物），不仅在被他们整的人生前狠整，就是人家死后，他们也绝不放手。其卑劣如此，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下，某些权威的所作所为却是反其道而行。我要通过回顾，向学术界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固然已经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下把研究工作推向前进，但是中国现代史研究若要深入发展，仍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正视历史，揭示真相，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仍需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虽九死而不悔，决不走回头路。文章以黎公关于坚持传统史德，坚持实事求是揭示历史真相，坚持独立思考而不媚时的名言作为结束语，表示了我对黎公正直人格的钦仰，也表明了我对那种以势压人不容答辩的行径的蔑视。
那篇回顾的小文，至今已过八年。八年中不少历史学者坚持开拓进取，使现代史研究更向前跨进一大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依据新的史料，提出许多新的学术见解，揭示一些新的历史事实，启示人们去重新审视历史，深该认识现实。
且举几个例。
1.中国现代化问题
80年代初，这一课题逐渐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曾经有学者指出，倘若脱出党派之争的格局，对于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不能以“反动”二字笼统地论定；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也不应简单地以“革命战胜反动”而一言以蔽之。论者指出，国共斗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道路之争”。“这两者都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王建朗在首都青年史学工作者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讨论会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89年3期）。学者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重订关税协定、币制改革、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举措，都有适当的研究。论者指出，1920-1935年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三项指标都比过去增加，国民经济总体有重大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时期（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过去被斥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反动机构。实际上，资源委员会统制经济，发展工矿业，对支持抗战起到积极作用，而没有破坏社会经济。一百多所高等学校内迁，说明国民政府重视教育，有“战时需作平时看”的长远考虑，同时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不仅没有因抗战而中断，而且得到一定发展，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姜铎：《如何看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文汇报》1985年7月5日。丁日初：《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4期。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1995年6期。房列曙：《论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1995年版）。
2.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和蒋介石使俄
近年俄国陆续公布前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件，揭开了中国现代史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面纱，澄清了一些若明若暗的历史疑点，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即是其中的一件。1920年9月，孙中山派人赴俄，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进军中国新疆，深入甘肃，接济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向马林、越飞重提上述请求。1923年孙越会谈，孙中山又一次当面向越飞提出西北军事计划。孙中山确信，他至少有10万军队可以通过广西、四川、山西等省转移到蒙古边境，然后经过新疆或库伦到与苏联接触的地方，比如到蒙古边境地带驻扎下来。经过苏方训练和装备之后，只要一两年时间他就可以进行胜利的北伐了。越飞相信孙中山的计划，在发表《越飞孙文宣言》当天即向苏共中央和苏俄政府发电，建议给予孙中山以实际援助。俄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越飞建议，否决依据加拉帘的意见越飞建议中关于俄红军进攻东北以援助孙中山北伐的内容，而决定批准给予财政和组建军队的援助。1923年5月1日，苏联方面通过越飞、马林正式通告孙中山：准备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准备协助孙中山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的省份组建大的作战单位。
孙中山决定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具体磋商西北军事计划。陈炯明叛变后，党内干部，特别是像蒋介石这样的军事将领均已不满孙中山历来在列强和军阀中间周旋寻求援助的作法，转而力主联俄。蒋介石以总参谋长身分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在与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会谈中，蒋介石详陈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并向俄方提交长约万言的计划书，题名《中国革命之新前途》。蒋介石希望俄方同意以库伦为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俄方只同意一地，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建议苏俄在库伦助建三个混成旅并提供枪、炮、飞机、汽车等装备。争取用一年半时间完成组建训练工作，从1925年5月起即可挥师南下进攻北京，进占黄河流域，再占长江流域，底定江南。然而这一计划书送交俄方后，将近两个月时间，蒋介石一行竟被晾在一旁。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内无疑是最主张联俄的，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认为只有争取苏俄援助才有出路。他之力争赴俄，自信有绝对把握争取俄援，结果竟遭如此冷遇。他此时忍无可忍，难以自持，索性要求离开莫斯科去疗养两周。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终于露面，他们面告蒋介石：目前，孙中山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等到内部条件有利时才去考虑。俄方唯一同意的是，国民党可以派人来俄学习军事。托洛茨基见蒋时除重复上述意见，还特别强调国民党应当从自己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显然已把蒙古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原来焦虑不安的蒋介石，此时反而异常平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疑。然而，他会深思：俄国人何以出尔反尔？蒋介石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交付的任务，特别是俄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蒋介石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他对苏俄的恶感，已深埋于心。他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公开说：第一，“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第二，苏俄对中国“满、蒙、回、藏诸部”，皆怀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邱路：《孙中山向莫斯科求援的一段秘辛》，《百年潮》1997年6期。参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0月版）。
3.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中国进入20年代上半期，国民革命蓬勃兴起。国民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而国共合作的形成又以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为背景。过去对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三大政策的内在涵义缺乏研究，且有随意拔高之嫌。依据近年问世的苏俄档案，重新审视孙中山的思想主张，论者明确指出：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上，列宁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个理论后来成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指导方针，成为决定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其要点是：第一、全世界的政治都应以苏俄政治为中心，拥苏即革命，反苏即反革命。共产国际实际上被置于苏俄外交工具的地位，为其干预其他国家和政党内部事务提供理论依据；第二、苏俄是世界革命中心，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组织世界无产阶级无条件地保卫苏俄；第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在苏俄和其他完成苏维埃革命的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就为后来一系列左倾盲动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东方殖民地国家立即行动，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东方被当成输出苏维埃革命的对象。最初，共产国际把陈炯明视为准布尔什维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陈炯明为中心的亲苏政权。继而，吴佩孚又被莫斯科列为“革命派”，力促吴佩孚与孙中山携手，建立亲苏政权。孙中山拟议中的联吴，本意是以他自己为主，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吴迫于形势也有联孙的意图，并且以孙居上位。共产国际则认为欲统一中国，非吴莫属。陈炯明的叛变、吴佩孚的“二七”屠杀，打破了莫斯科的幻想，才使共产国际把援助之手决心伸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国际给予孙中山援助的代价是要孙配合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保护苏俄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合法权益”；尽可能促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的思想。孙中山明确告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断乎不可。”孙中山所寻求的国际合作的设想，多半带有平等经济或军事合作的色彩，而不具有接受某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他坚持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作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而非共产主义。他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调和，反对工人罢工，而主张缓和劳资纠纷；主张和平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而反对以暴力手段夺得地主土地。因此，他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工农斗争，只是扶助农工。正由于孙中山坚持上述立场，迫使共产国际和苏俄及其在华代表降低过左的调门，调整策略，把他们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进程推迟。托洛茨基针对苏俄某些人企图在中东路沿线制造混乱问题，严厉指出：“我们各级代表在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
中，已经表现出了不能容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从而伤害了苏维埃政权的名誉并且给人造成我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我们的政策是完全支持中国民众为国家独立统一和民主而进行的斗争。”越飞和马林也指出：“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我们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1922年12月，共产国际四大《东方问题总提纲》中指出，在东方“目前的力量对比还不允许把苏维埃的纲领作为当前的任务”。身在中国的马林和越飞也认为，在中国并不具备立即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帜，由中共独立领导国民革命的条件。中共三大肯定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其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1923年10月，当鲍罗廷既代表苏共又代表共产国际来华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监察委员会在专门给他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他“同孙中山共事时，服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绝对不要热衷于在中国树立共产主义的目标”。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受到尊重，国民党改组工作才得以较为顺利地展开。国共合作过程中，关于革命领导权之争，关于中共党团之争，关于国民党内左中右派划分问题，屡屡在国民党内掀起波澜，危及国共合作。孙中山以他的威望和理论感召，慎重处理国共关系，既坚持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又在政策上策略上灵活运用，联俄，联共（但“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扶助工农（但对工农运动以不超越阶级调和为限，反对罢工和强夺土地）。在对待国民党内部派别矛盾方面，孙中山主张兼容并包，尽量缓和各方面的矛盾，息事宁人，在大局一致前提下，集中精力准备北伐，完成铲除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孙中山逝世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升，践踏民主和个人独裁状况越加严重，理论和政策更加左倾（例如把“中间阶层”包括西欧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工人，东方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等当成排斥和打击对象）。这种政策上的混乱，必然严重影响国共关系，最终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
4.北伐战争时期农民土地问题
过去对北伐时期工农运动的颂扬有些过头，而忽视革命指导方针上的过左。近年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论者指出：
北伐战争时期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战争提供了根本保证。但当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复杂。反对乃至敌视群众运动者，以群众运动的失序与过火而全盘否定；全盘肯定群众运动者，则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和过火现象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农民运动几乎弄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身着长衫即可视为土豪劣绅，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被一律当作“革命先锋”。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期的恐怖现象。“矫枉过正”乃历史现象，“矫枉必须过正”则是倡导者的主观精神，极易助长群众运动的自发无序，从左的方面危害革命统一战线。北伐战争时期的农村，应该实行减租减息，这是各方达成共识的明定的土地政策。1927年初，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精神传到中国，中共部分领导人接受这个指示，从主张减租减息跃进到主张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国民党左派也积极响应。孙科说：“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过来，公公道道的分配。”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迅速进入要求分配地主土地的暴力斗争阶段。它以空前的力度震撼着中国社会，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要顺利地推行土地革命，不仅需要革命阵营内部思想上的一致和纲领政策策略的正确及干部的准备，而且必须有巩固的政权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保证。中共内部、国民党内部对此都存在着分歧。国民党左派支持农民减租斗争，赞成以和平方式实行孙中山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一般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斗争，更不赞成以暴力方式夺取地主土地；右派则仇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随着农民运动的激化和土地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越来越多的人站到对立面，国民革命阵营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群众运动完全不可战胜的神话，早已为中外历史所否定。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强大的武力后盾，没有巩固的政权保证，群众运动的成功是难以达到的，而其失败则是必然的（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中华书局1996年2月版。陈铁健：《北伐漫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2期）。
5.苏维埃运动何以失败？
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存在十年，由兴而衰至于败亡，内中有许多教训可以引为鉴戒。
国民党暴力“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中共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连续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及各地近百次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各个根据地，毫无例外称为苏维埃区域，其政权机关称苏维埃政府，毛泽东所在的中央根据地则冠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号。苏维埃，俄文只是会议之意。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它是工人代表会议的简称，最初作为罢工委员会，进而成为俄共布尔什维克派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起义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形式和名称。作为权力机关，它是以阶级专政乃至党的专政为特点的，它绝对排斥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党派团体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作用。共产国际向中国引进的苏维埃，就是作为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的政权机关形式的苏维埃，只不过根据中国的条件，称之为工农苏维埃。可是，在工农运动遭受摧残，敌人力量非常强大的中国，不设法扩大革命阵线，而是极力把革命力量局限于工农两个阶级，乃至缩小到工农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到处推行排斥其他革命势力的“工农独裁”政权，这未必是明智的政策。
从“九一八”事件到“七七”事变，逐步上升的民族矛盾迫使中华民族在危机面前作出抉择。按照共产国际方针行事的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仍然坚信：“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工农苏维埃所要打倒的蒋介石，尽管不甘愿作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御用工具，声称“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但在这时却坚守“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必欲首先消灭中共及其红军。双方几乎都断言对方是自己走向抗日的最大障碍。当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之际，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竟认为“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号召对日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断言：要救上海和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到1932年4月，中共江西福建根据地确有很大发展，湘鄂西和闽浙赣根据地也有相应的发展。但是，随着国民党宁粤双方和解，国共力量更加悬殊。中共中央盲目坚持进攻策略和攻打中心城市方针，招致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失败，退往偏远的川黔地区，中央根据地更形孤立。蒋介石无论是为了“统一中国”还是“攘外必先安内”，他都必定集全力对中央根据地作最后一击，以期完成其所谓“自强空间”和统一长江流域。1933年春、冬发生的冯玉祥察哈尔同盟军和十九路军福建事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都采取了损人害己的拆台政策，从而使中央苏区完全暴露在蒋介石军队攻击之下，使红军陷于彻底孤立状态。
除上述政治谋略严重错误之外，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在苏维埃政策及军事指导方针上都存在严重问题。他们盲目追求革命的彻底性而反对任何一种妥协和退让。在苏区地域锐减和劳力极缺的情况下，他们竟荒谬地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开展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复查田、分田，一再打乱阶级划分，大批党员干部通过“肃反”被清洗，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或强制劳役，或驱逐出境，或就地处决，大批中农被划为地主富农，造成人人自危。一般群众也一再被举借公债谷票、借粮征兵所扰，农村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竭泽而渔，殊求无己，生产不兴，人心背离的局面，加之外拒友邻，为丛驱雀，终至酿成失土亡国的结局。1934年7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七个县。民心开始动摇，仅8、9两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已有上万人。博古、李德等中共中央决策者，在公开场合仍旧摆出一副准备死拼到底的架势，实际上已在暗中策划退出苏区，准备向西突围了。
1934年夏，当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形势已完全明朗之后，蒋介石即开始认真着手对苏交涉，而其军事部署也似乎有由“剿匪”转为“以抗倭为中心”的倾向。1935年蒋介石秘密调集部队构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成立陆军整理处，准备在四年之内整理陆军60个师。日军威胁平津华北时，蒋介石以演习为名，先后调集20多万中央军精锐部队至平汉、津浦路南段沿线，而把非嫡系部队调去应付中共红军。这样，中共不论以苏维埃为号召，还是以抗日为号召，来发动反蒋运动，都将变得越加困难。民族矛盾上升，日军向华北地区进逼，迫使国共两党都不能不考虑息争对外的问题。于是才有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酝酿（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除却以上所列，似乎还可以举出一些具体例证，说明近年来中国现代史学领域的长足进步。例如，前几年有人把西安事变捉蒋的时间从原来的早晨6点，提前到凌晨两三点钟，一时成为定论。细心的学者经过反复考证，依然恢复6点之说。所据材料大同小异，何以两者判断迥异？这实在不能不说是研究者学力功底的差异。又如，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过去论者只强调中共的作用而将共产国际的作用撇开不谈。实则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乃是各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近年出版的论著对此详加考释，其结论令人信服（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北东大书局1995年10月版；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再如，1946年—1949年国共内战，以人民解放军收全胜之功而告终。长期以来宣传“小米加步枪”，意即这一胜局全无国际援助，纯然自力更生。近来，论者依据确凿史实指出，1945年8月正当毛泽东紧急部署华东、华北举行武装起义以夺取宁、沪、杭、平、津等大中城市之际，即“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也要打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拒绝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的时候，莫斯科突然电促毛赴渝与蒋谈判。毛虽不满，但仍听从劝告赴渝。当然，毛也深知，外交是外交，中苏两党关系使苏必援中共。历史证明毛的远见。驻在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包括上万挺轻重机枪，上千门大炮，以及飞机、坦克），加上其他方面的来源，使这支过去因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而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军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人民解放战争以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而告终局。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面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特别提到苏联红军对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援助，说明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不过，他抱歉地说，可惜苏制武器在入关后不能不下令全部上缴，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青石：《东北决战幕后》，《百年潮》1998年4期；《斯大林不许中国革命？》，《百年潮》1998年3期。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百年潮》1998年1期）。我想，“小米加步枪”之外，再加上“玉米加大炮”，也许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吧！
上述研究成果，得力于学者们的扎实的基础研究。所谓基础研究，主要是史料的发现和辩识，方法的完善和走向科学。如此，研究者才会有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观念的变革和更新“不疑处有疑”，只有对陈词旧论发生疑问，才有可能进行细致的考证，而只有考证辨伪才能揭示真相，作出新的结论。对于有基础的研究者来说，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仍不失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良方。
新的学术见解，新的研究结论，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推翻传统的或流行的结论。敢不敢于把新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敢不敢于揭示历史真相？这是对于史学研究者的考验。除却理性的科学的头脑之外，还需要具备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胆识。两者缺一不可。写到这里，我要引用黎澍师十年前的一段遗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第一，要实事求是，写真实的历史。所谓史学危机，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主要是读者不满意某些著作文章依然讲假话、空话、废话。第二，历史家要讲史德，不能见风转舵，不要媚时趋势，不做政治的奴仆。政治是变化多端的，人，尤其是学者，能够变来变去吗？那还能称之为学者吗？显然，他鄙弃那种毫无道德操守的政客式的假学者。第三，要给学术研究以自由的空气，不要动辄整人。没有政治民主，何以谈得上学术自由；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有些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学术问题更应当争来争去，弄个水落石出。（陈铁健：《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百年潮》1998年3期）
黎公一生，尤其晚年，对此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楷模。1998年12月9日，黎公不幸逝世，于今已近10年。愿以此文作为对这位思想家、理论家、历史家的祭悼。
1998年8月7日写于京东胡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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