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改革攻坚时期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党的十五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一系列新突破的战略建构为标志，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关键的攻坚时期。改革攻坚的基本方向和主体任务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价值目标是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社会现代化；改革攻坚的时间跨度起码涵盖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前十年。在这一改革攻坚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任务更加不可回避地提到人们的面前。能否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经济改革攻坚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能否适应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充满生机和活力地进入21世纪。
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深层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和依据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和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政治本身的因素。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现行政治体制和某些具体政治制度中，还存在着种种弊端，主要是封建主义残余的积淀和影响，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依着于某些体制和制度上的腐败现象等等。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成员民主素质的发育和提高，迫切要求对这些弊端进行深度改革。否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难以巩固和发展，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其二，经济发展的因素。社会变革和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适应的调整和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深入，会引发、启动相关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有可能遇到来自政治方面的障碍而困难重重。以上两种因素，相互影响，归根到底是后一种因素起作用。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经济改革向深度发展的时候，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势必明显地暴露出来。由此，政治与经济的矛盾会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地尖锐起来，这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成了整个改革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深刻地说明了上述规律。
在当前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攻坚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实现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的时候，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次无可回避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积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跨世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归根到底是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内在要求。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一系列深层社会矛盾凸现出来。假如我们不能审时度势，通过积极而又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那末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所遇到的深层障碍因素就很难排除，改革也就很难有新的突破，甚至以往的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
当前我们面临的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1 ）市场机制与某些政府行为的矛盾。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市场运作机制不可遏制地渗透于我国的经济主体乃至社会各个层面，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职能和机制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有的政府部门仍囿于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习惯于单纯用行政权力管理经济，这就不能不与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尖锐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改革深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2 ）政治权力公共性与少数权力腐败的矛盾。由于权力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薄弱，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和体制转型中的缝隙，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渗透，导致相当程度的权力商品化行为，造成某些经济领域的严重不等价交换。这既对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着不可估量的破坏，又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产生着极其严重的腐蚀。（3 ）利益分化与共同富裕的矛盾。社会利益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在当前转型性社会发展时期，某些层面利益分化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同和参与，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乃至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4 ）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矛盾。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就业制度，要求按照经济市场化规律配置劳动力资源，实行“双向选择”、优化组合，从而导致了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转岗的社会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如何得到新的确认？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5）政治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想的矛盾。 社会成员政治文化价值选择的趋向，是社会能否健康协调发展的深层动因。转型性社会发展时期，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认同和参与，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建构与导向产生严峻的挑战。上述种种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深层社会矛盾，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而带有浓重的政治矛盾色彩。有的则是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相互渗透和胶着。这些社会矛盾，仅仅靠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显然是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只有通过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有效地解决。
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和权力转移：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涉及全局并也是发展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育，政府行为是否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一致，这往往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和最鲜明标志。我国的经济市场化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母体”中逐步发育和生成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不仅表现为生产力的更替，要重要地表现为体制的转换——扬弃旧体制，创造新体制。因而经济市场化就直接构成了对现行政府职能和权力的挑战，决定着政府机构改革成为经济改革攻坚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拉开了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帷幕。这是一次跨世纪的改革，其意义非同寻常：其一，它是在我国政府机构历经多次改革，但总体上说一直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历史性怪圈”的背景下进行的，人们对这次改革备加关注。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这就强化了机构改革更加重大的政治社会功能。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否取信于民。其二，它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关键时期，一些深层社会矛盾相对凸现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赋予了机构改革更加凝重的历史使命。改革能否有大的突破，直接关系到我国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能否顺利完成。其三，它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趋严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挑战的形势下进行的，这就增强了机构改革更加深刻的时代意义。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充满活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向未来。
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而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是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在经济市场化向纵深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其实质是解决政府职能及其相应的机构设置和运作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日益尖锐的矛盾，适应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规律，调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围绕这样一个改革的总方向，在政府职能和权力体制上，就需要深入解决相互关联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沿着与市场经济的同一方向， 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国家是社会的管理机构。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核心内容是对经济发展的管理。问题的要害在于，政府应该拥有怎样的经济职能？怎样履行自己的经济职能？恩格斯曾经讲过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情况，实际上也是政府在执行经济职能时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与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发展保持同一方向，以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而防止沿着相反方向或其它方向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是现代社会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根本原则，更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神圣使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正确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改革的拓展和深化，市场经济在各个社会层面的迅猛发育和发展，使各级政府管理经济职能中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这主要是由于，现行的政府经济职能及其相应的机构设置，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中形成的，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甚至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这种政府经济职能及其管理体制的根本特点是，对经济发展实行“直接控制型”管理。这种“直接控制型”管理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是使企业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和市场经济中应有的竞争力；二是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相互扯皮，严重妨碍了各生产要素按照经济规律进行合理流动和配置；三是使许多政府部门陷于生产经营活动，包揽了许多不应由他们管的事情，而许多必须由它们管的事情又未能管好；四是为权商结合、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提供了体制上的便利。总之，“直接控制型”管理体制，使许多政府部门与经济发展逆方向运行，严重削弱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正常发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进行了几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直接控制型”管理体制未能得到根本性的突破，政府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现行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它不仅使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弊端长期难以消除，而且使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了一种新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市场经济中，一些机构和部门习惯于旧的体制和作法，仍然企图用强制性权力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涉和控制。这种违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管理，必然与经济发展产生尖锐矛盾，这就导致另一种极端——放松甚至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使市场的某些弱点和消极方面得不到有力抑制和有效引导，使经济生活出现某种紊乱。上述情形表明，现行政府机构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逆方向的弊端，确实到了极其严重、不能容忍的地步，机构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同一方向，这是当前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这就要求在改革中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规范政府职能。按照与市场经济同一方向运行的原则，国家的经济职能大体可并归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宏观调控，第二类是保障监督，第三类是协调服务。政府直接管的事情，就是与这三个方面有关的事情，除此以外的一切经济事务，都应放手让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自己去管理。从这样职能定位出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总趋向是：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逐步削弱行政控制性部门，切实加强宏观调控性部门。
第二，适应社会主体的发育和发展， 加强对社会发展的协调和服务。
国家脱离社会，国家权力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统治社会的特殊力量，这是一切旧国家不可避免的严重弊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种过渡性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在其职能上的配置，就是通过社会机体的发育和发展，逐步削弱对社会强制干预的职能，逐步拓展为社会发展协调服务的职能。但是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也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弊端，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则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看成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力量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社会机体发展程度还比较低，这就进一步强固了国家包揽社会事务的弊端。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因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事务，许多本来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来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这种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一方面造成了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腐败之风，一方面则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发育和发展，造成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
削弱控制性管理职能，加大协调服务性管理职能，把一些政府部门由高踞于社会之上变成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协调管理机构，是政府机构改革所要完成的实质性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社会发展的协调服务职能，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政策调控，第二类是社会保障，第三类是政务管理。除了这三大类职能，一切具体的社会事务，都应逐步移交给各类社会组织去处理，政府不再包揽社会事务。在基层，则要大力发展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促进社会机体的发育和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也是把政府机构从琐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矛盾之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到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重要社会条件。
第三，在机构改革中着力促进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步转移。
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推进机构改革，不能仅仅在部门合并还是分离、人员减少还是增加上做文章，而必须把功夫下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现代化要求重新调整和配置政府权力上。权力配置不科学、不合理，不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规律，而是囿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就很难避免重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覆辙。这既是以往机构改革的教训，也是当前机构改革必须注重解决的最关键问题。
国家权力本来是属于社会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最终要回归于社会，这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当然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也只能是一种逐步转移的过程。这种逐步转移，表现了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由低级民主政治向高级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的规律。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步转移，也就是通过不断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实现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合理配置，逐步完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和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创造社会能够收回国家权力的条件。这是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在各个方面有各自的具体表现，但都无不与权力高度集中有着密切联系；或者说，无不是国家权力脱离社会的表现。邓小平深刻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现实生活中某些政府部门职能错位，根本原因在于权力错位；权力错位的集中表现则是权力过分集中；而隐藏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则是某些国家权力严重脱离社会。因此，推进机构改革，切实解决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政府职能定位问题，必须把切实解决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步转移提到关键位置上来。
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及其危害表明，国家放权于社会，应是全方位的放权，而不是仅仅某一个方面、某一层次的放权。这种放权主要包括：（1）党放权于政。实行党政分开，转变党的领导职能， 把属于政府范围的权力统统放归政府，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2）政放权于企。实行政企分开， 把生产经营权完全放归企事业单位，政府主要通过依法行政和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企事业发展。（3 ）中央放权于地方。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4）上级放权于基层。切实保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力， 发挥它们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党和政府不再包揽过多的社会事务。以上若干方面的放权，涉及的范围各不相同，放权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总的实质一致，都是国家向社会放权，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5页。）的伟大历史进程的逐步实现。
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和支撑
政治文化是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元素”。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政治文化的支撑；政治改革中政治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深度和质量。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在由于市场的“功利导向”而很容易造成“政治文化荒漠”现象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高度重视政治改革中的政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是指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意识形态。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的国体性质和民主的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政治的漫长历程说明，民主文化对于民主制度，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而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政治文化的舆论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一种新型民主，假如仅仅满足于基本民主制度和体制的建立，而不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拓展，建设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为更多社会成员所掌握的民主文化，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不仅难以得到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而且会由于长期失去社会民主文化的滋养而自我萎缩，走向消亡。一种民主制度，如果把自己（主要是指国家权力机构）与社会民主文化对立起来，视社会对民主的文化探索和舆论渲染为异己力量，否定甚至压抑民主文化的正常健康发展，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也就行将衰朽，将会被一种更新的民主制度所代替。民主制度向民主文化拓展，并且借助于民主文化的舆论力量和探索精神不断地提升和强固自己，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点和发展趋势，更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生长点。
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导向使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发展时期，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也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市场经济大潮激荡起复杂多样的价值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层面、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于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会持有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选择。对于直接涉及现存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更会是如此。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认同和参与，从而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大量西方文化的涌入和价值观念的渗透，也会进一步导致和加剧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反差。这些现象说明，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适应经济市场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民主文化的政治价值导向功能。这不仅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的，现在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无论是对于经济改革还是对于政治改革，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我国现阶段，与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相悖的观念意识主要表现为三种因素：一种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封建专制主义残余仍然是现实社会中对民主政治建设影响最为严重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等级观念、人治意识、官本位以至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二是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相当比重，对社会成员影响尤深。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 卷，第693页。）。小农经济意识严重的人，必然缺乏民主要求， 甚至根本不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为何物。小农经济意识普遍的国家，则很难建设起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高度民主政治。三是小商品经济意识的影响。小商品经济和小农经济一样，同属于小生产，都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但是两者又有质的不同：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相联系，小商品生产和简单商品经济联系。因此，小商品经济意识在民主问题上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状况。商品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平等和自由，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商品生产者自然也具有自由、平等以至人权等民主要求，其中特别注重个人的自由。但是由于小商品生产是一种出于狭隘利益、经营范围狭小的商品生产，因而小商品生产者的民主要求往往带有极大的利己性，只要自己的自由和平等而不顾他人的自由和平等，以至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由此，小商品生产者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要求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个人专制的追求。因此说，小商品经济天然的民主要求对现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因素，以至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一种相当大的破坏力量。以上三种观念意识，无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政治文化障碍，在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将会更加顽固地表现出来。在这样一种文化基地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高度重视全社会的民主文化建设，对广大社会成员进行现代民主意识教育和民主素质训练。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又是加快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社会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条件。
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经济市场化呼唤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推进经济市场化，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条重要规律。在以经济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攻坚阶段，尤其要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快政治民主化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所谓政治民主化，即政治形态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运行机制，都能充分体现民主政治的本质，切实履行民主政治的原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充分的管理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利。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第二，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其他进步党派、人民团体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统一；第三，它是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统一；第四，它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第五，它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
所谓政治现代化，是一种从传统政治（专制政治或粗糙的民主政治）走向现代政治（高度民主政治）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现代人类根据一定的目标（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社会目标）自觉进行政治变革、推进政治发展的活动。当代世界走向政治现代化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政治现代化的开端。经过300多年的发展，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体系（包括其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体制和民主的调节机制）日益完善。但是二次大战后，特别是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爆发，随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格局逐步形成，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主要有：（1）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所有制经济正在取代纯粹意义上的私人垄断）；迫切要求调整那些完全反映私有制经济的政治体系；而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却愈益增大，这就使得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加剧。政治调整落后于经济发展，政治现代化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文化时间增多，“参政浪潮”蓬勃兴起。众多平民阶层迫切要求享有切实的民主权利，参与对国家事务的民主管理。这就使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和政治代表人物面临严重的挑战。（3）随着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大众舆论工具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监督越来越深入、广泛，政治公开化趋势不可阻挡。这就迫切要求资本主义政治体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作出敏锐的变革，否则就将面临危机。（4）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内部也出现了若干问题。 例如三权分立，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早期，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贵族势力作斗争，曾经赋予议会很大的权力，甚至是“议会至上”。但是到了现代，垄断资产阶级逐渐削弱了议会的权力，政府（内阁）的权力日益加强，有些国家甚至成了“内阁专制”。总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众多挑战与抉择。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发展。这是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大潮中一股不可忽视的主潮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诞生，开辟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新道路，展示了民主政治的新前景。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1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这就不能不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到极大制约，甚至遇到来自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严重障碍。（2 ）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身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时地受到封建专制政治的严重影响，使政治上层建筑中存在着比较严重而又很不容易克服的残余，从而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进程。（3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还受到了来自自身的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主要是“苏联模式”的影响和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某些政治模式的影响，从而使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很不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总之，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大物质基础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同时面临着必须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改革中建设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历史性任务。
三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发展。二次大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民族国家获得解放和独立。这些国家独立之前大多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长期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因而独立以后面临着改变贫困和落后，走向经济富强的艰巨任务。经济要发展，没有政治上的相应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一般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许多国家政治生活很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和政治发展滞后，必然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以至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走向政治现代化，是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走向政治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共同性的大课题，是方兴未艾的历史大潮流。在我国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很有必要提出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历史性飞跃，与经济市场化和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更相适应。当然，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它要受到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超越阶段，而必须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并遵循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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