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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地是伏羲氏的神农氏的故土。伏羲教民“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中国渔猎经济从这里兴起；神农教民“
木为耜，揉木为耒”以获取“耒耨之利”，中国农业经济从这里发端；神农又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说卦》），中国商贸经济从这里滥觞。此外，伯益兴畜牧养殖于此；蚩尤兴冶炼铸造于此；修兴舟车制造于此；天材地利，多所开发。齐地作为渔猎业、农业、商业贸易以及畜牧、冶铸等业的发祥地，其经济开发与发展，源远流长。
从禹平治水土历于三代，齐地温湿适度，又滨海、依山而临河，沃野千里，泽薮遍布，泽枲山麻，土地宜桑，既是桑蚕的始源地，且多莞蒲鱼盐之利。多天材，饶地利，是齐地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自然条件。
太公封齐建国，因俗简礼，保护并鼓励了社会生产力，保护并促进了传统经济项目的发展。但鉴于当时齐地经济发展而不发达，太公在原有基础上因地制宜，开发新资源，开辟新财源，齐国很快得以富强。桓公、管子继承发展了太公的经济政策，以富民强国为首务而致五霸之盛。田齐威王，宣王恢弘变通了太公、管子富强之道，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使临淄成为“五民俱”的东方第一繁华都会。
太公的经济政策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说苑·建本》）“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矣。’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若，喜之勿怒。’”（《说苑·政理》）——富民与爱民是太公治国“为天下”之道，是太公仁政的核心。而富民又是根本。“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文韬·守土》）
太公为姬周王朝设立了“九府圜法”，规定了太府，泉府等九个专掌财币的部门及其职权，保证了钱币的均衡与正常流通。九府圜法确立了周朝的经济制度，同时开启了齐国富强的端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是太公富强的总方针，并使齐国经济称绝于列国而长盛不衰。
太公以农、工、商为国家的“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全则谷足，工全则器足，商全则货足；故“三宝各安其乡，民乃无虑……三宝完，则国安。”（《文韬·六守》）因此，农、工、商俱备、“三宝”并重才得民富国安。
太公强调重农。而重农务在“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女织纴有尺度”，这才是“富国强兵之道”。（《龙韬·农器》）太公初封齐，齐多盐碱地，谷物产量低，民多外出谋生，经济萎缩萧条。当时的齐国，如浑金，如璞玉，如处女地。浑金有待于冶炼，璞玉有待于雕琢，处女地有待于开发。面对这种国情，太公采取了如下富强方针。
太公把“大农”序于“三宝”之首，可知他没有放弃农本思想。上述育六畜、辟田野、安民居等都是重农方针的贯彻实施。《周官》说：齐地盛产麦、稻、黍、稷等谷物而以禾麦著称。因此《说文》说：“齐以盛产禾麦而得名”。虽然《说文》之说未必可信，但参证《周官》等记载，太公封齐，齐地农业及工商业得同步发展，则是太公经济思想的实质，否则，《周官》和许慎氏不会无端发此奇想。
重农的同时，更突出了“大工”、“大商”的作用。太公首先继承并大力发展传统的桑蚕丝织业，鼓励妇女养蚕纺织、缝纫刺绣，促成了齐国桑蚕丝织业的空前发展，并使齐国“冠带衣履天下”。以此拓宽了齐国的经济来源，并肥灌于历代，使齐国成为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
自西周迄于魏、晋，齐地常是桑麻丝绸的主要产地。《列子》：“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寝以居之……简郑卫之处于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以服侍“化人”。按“锡”为细缯或布。“阿锡”即齐国东阿出产的细缯。可知阿锡、齐纨早在西周初即为至名贵的珍品。汉代设三服官于临淄、主制天子之服，或名“衮龙之服”：春献冠帻为首服，冬献纨素为冬服，夏献轻绡为夏服。故知绡、纨素和轻绡等均为齐地丝织品的名牌产品。齐三服官每岁进上衣物十笥，但“作工各数千人”。于此又可见齐地刺绣、缝纫业规模之大、分工之细。——由齐地世传的巧匠，用齐地特产的丝绸、专门精制帝王的冠服，正是“劝女工、极技巧”、“冠带衣履天下”的遗风。汉人有“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的歌词，正唱出了“齐纨”在天下丝织品中独领风骚的高格。
从西周到晋代，齐地丝织、刺绣作为经济之花，独秀于天下，久负盛誉一千多年。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齐地丝织、刺绣大户也大都被迫南迁，侨寄于江左。从此，齐地传统的丝织、刺绣技术随之移植到了江南。由于侨乡中原士族的提倡与推广，由于江南长约三百年的相对安定，齐地南移的丝织、刺绣技术得在江南各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后，日益发达的苏、杭等地的丝织和刺绣，溯其始源，正是齐地。
秦、汉以降，齐地丝织品和刺绣品，不仅供宫廷及禹域各地的需求，而且为当时的地中海东岸、中亚和印度半岛上的诸国以及罗马、缅甸等许多国家或地区的人所喜爱。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erice)，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Seres)，意即丝国和丝绸输出之国。中国丝绸输出的产地即货源就是齐地。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上外运的丝绸，绝大部分产自齐地。在历史上，齐地丝绸的源源外运，对促进与增强欧、亚、非各国同中国的友好往来是有重大贡献的。
“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是太公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齐国的传统工业除丝织、刺绣之外，冶铸、舟车制造及陶器制造业等都首屈一指。古籍有“蚩尤造九冶”（《广韵》）、“造冶者、蚩尤也”（《太平御览》）等记载；又古文铁作“銕”（《说文》），都可证知东夷、齐地是冶铸的故乡。《子牙子》多处提到“金铁矛戟”、斧、锯等兵器及农、工用具，又证知太公封齐，齐国冶铸更得大发展。典籍有关于共工的儿子修喜好远游，故造车船以代步的记载。这可证知中国的舟车制造兴起于齐地。太公封齐，齐国舟车制造业得空前发展，因而有轮扁等齐国造车巧匠传誉于列国。
齐地依山滨海，天材地利丰富。太公便鱼盐之处，徼山海之财，商业贸易大兴，以致列国竞相朝齐，天下商客、财货辐集齐地。
太公“三宝”并重的方针，使“大农”、“大工”和“大商”共为国计民生所依重，从此奠定了资源大开发、经济大发展的基础，揭开了富强的序幕。
桓管的经济政策
管子继承太公的经济政策，主张“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以实现“民无游日，财无砥滞”（《法法》）；又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各成其事的政策，都是其本末并重、即农工商并重的体现。本末并重是始兴于齐国的富民强国之道，而富民则是太公、管子一脉承传的治道。太公以“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盈虚》）为务；管子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是期。民富则易于教化，民易教则乐为上用；换言之；富民是为教民，教民是为用民，用民是为强国。富民强国、是齐国的长盛之本。但人们必须明白：决定是否富民、决定经济是否发展的是政治路线，而不是经济政策本身。因此，齐国富民政策所以卓有成效，是以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为保证的。
要强国必先富民。而管子是怎样富民的呢？这便是管子经济政策的重心所在。
首先，管子强调以土地“正政”，即土地分配合理公正，做到“平均和调”，政治就清明。所以合理分配土地是国家的大政。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也是谓此。怎样“正地”呢？正地主要指正定疆界，而以修沟洫为始。三年一次“封沟”，五年一次“洫界”，要制度化、法律化。“封”是疆界范围，“洫”是田间水沟。土地百亩为单位进行分配，沃田、瘠地要均衡，适时加以调节，人份地每十年重新分配一次。管子主张（农）民要有“经产”，经常而固定的产业，即孟子的“恒产”。“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民之经产也。”（《重令》）总之，“正地”是管子土地政策的核心。因为“地可以正政”，“地者，政之本也”，“故不可不正也”（《乘马》）。
“厚生”是管子重农的根本方针之一。“厚生”就是要改善民生。改善民生要做到“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国急”、“振穷”等“六兴”：“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积滞，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五辅》）“六兴”之外，管子又提出“务在四时”、“不夺农时”、“四务”等保持农民的措施。其中“四务”是令官府备足春、夏、秋、冬的农用物资，以应农民四时之需。
轻赋和广开财源也是管子利农的经济措施。“相地而衰征”就是按照土地肥瘠等差别而制定的新税制，包括“均地分力”和“与之分货”两种。即在按劳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与“均地分力”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两个方面。自桓公十九年开始，“案田而税”的制度再改为：二年征税一次，大丰收年征十分之三；中年十征其二；中下年景十取其一；歉收年免征；岁中有荒月宽缓缴纳。此外，管子鼓励农民种桑养蚕、繁育六畜，以增加经济收入，并制定了相应的鼓励及保护措施：①官府要为养蚕户提供货贷等方便，以鼓励其植桑养蚕的积极性；②禁止对养蚕及饲养六畜户滥捐滥税；③对育殖蚕及六畜有贡献的人给以黄金一斤（值谷八石）的奖励；④加强保护私家饲养的蚕及六畜；⑤严禁地方官吏对蚕户的敲诈勒索。——以上都是管子“厚生”即利民的举措。“正地”，“平均和调”了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不均；“厚生”，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土地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物的因素，得以平均和调；农民作为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得以鼓励和保护，这就是管子农业经济政策的实质与效果。
其次是桓管的重工。丝纺、刺绣、冶铸、制陶等是齐国的传统手工业。太公时，各业均得以恢廓发展；桓管之世，上述各业更得以扩展与提高。《史记》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货殖列传》）故知丝麻纺织和刺绣业，太公之后，始终是齐国称绝于列国的手工业。为促进丝纺业的更大发展，管子特定政策，以资鼓励和激发：(1)凡民间精于植桑养蚕、又能防治桑蚕病虫害的人，官府给以黄金一斤或粮八石的奖励，并免其兵役；(2)春秋之始，官府给桑蚕户以借贷之便，用补资金之短缺；桑蚕户后以缯帛偿还即可；(3)住宅四周广植桑拓，以利蚕业的更加兴盛。这样实行的结果，一是“冠带衣履天下”，二是“人民多文彩布帛”，经济效益斐然。
铜铁冶铸始于齐地和东夷，太公大加发展，管子大加提高。今存的《叔夷钟》、《齐侯罍》（见清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四、五））、《齐侯镈钟》（见太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七）等周代齐国铸器，均体现了齐国冶铸业的源远流长；函冶氏的铸剑为吴越人千金购求而不得，技过干将、莫邪，则齐人冶铸的精良于此可见。
管子称铁为“恶金”，用以铸造耜、镰、斤、锯、刀等农、木工用具及缝纫和炊具。为鼓励采矿与冶炼，管子规定：百姓可自愿申请开采铁矿。所得三分之一交官府，民得其二；民营冶炼也用同一政策。由于采矿、冶炼利润丰厚，桓管时齐国铁的月产量已近十亿刀币，（韦政通《中国的智慧》），产量是很可观的。故秦、汉各代，齐地多设铁官。……管子称青铜为“美金”，用来铸造兵器和货币。考古发掘中大量齐刀币出土，多为春秋、战国铸币。可见桓管时期齐国铸币业的兴盛及商业贸易的繁荣。
第三是重商。管子商业贸易的基本原则是“商无废利、财无砥滞”（《法法》），其目标则是“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轻重甲》），即通货积财，以富民强国。为此，管子确立了如下商贸政策：
（一）四民分业定居。都城商贾分立三个乡，同行聚居，国家聚居，以便朝夕传习所业，以期精益求精。（二）广立市场。都城内以杭庄、唐园等为大商市；小市场星罗棋布，桓公宫内尚有七市、鱼盐大市场以东莱、渠展为最。（三）减轻关、市税，即“弛关、市之征”：市税百取二，关税百取一；关市税不重征；通商于东莱、渠展的“关、市讥而不征，市鄽而不税”。（《五辅》）（四）修道路、平险阻、市场全开放，十六条官道全畅通，并统一度量衡：“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幼官》）此令在三会、四会诸侯时重申于列国。（五）讲究信誉，优惠商客。包括：①置专职官员处理外商来齐经商事务，三十里立一驿站，备足饮食、宿处以待商客；②备专车为外商及其随员运行装，并替客商喂马；③齐国官员与外商各执契券为凭，客商到驿则交契券费；如对商客失礼、收费过度，败坏信誉，官府对专职官员将严惩不贷；④官府实行“曲衡”政策。所谓曲衡，实即赔小本赚大利的举措，出于管子“知予为取”的战略思想：“唯曲衡之数为可耳……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轻重乙》），对外商的待遇是优厚的。炊外，对于关道、关税、小商贩的取税，管子均有申明：“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路）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征），以来远人，十六道同……”（《问》）管子的商贸政策使“四邻宾客，入者悦，出者誉，光名满天下”（《中匡》），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轻重乙》）终于收到了“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轻重甲》）的政治、经济效果。
这里附述一下管子的粮食政策及市场管理。管子视粮食为重中之重，故对粮食生产及管理有特殊规定。一是从上到下必须重视粮食生产，以宁戚为大司田专职其事；二是提高粮价，防“谷贱伤农”之弊；三要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严禁滥捐滥税；四要官府给粮食生产者以技术指导与经济扶持；五要适时调剂粮价，使保持基本均衡与稳定，保护农民利益，限制和打击奸商囤积居奇与变乱粮价；六要齐国粮价稍高于邻国，以利粮商贩粜于齐和齐国广积粮之需求。市场管理赖“轻重之法”以调剂货物余缺，平抑物价，确保了货物和价格的均衡与谐调。
总之，管子变通了太公“九府圜法”，而置“轻重九府”，以通轻重之权，“通末利之道”，实行通货积财，最后达到了“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的目标。
轻重与权衡
“贵轻重，慎权衡”是管子的为政之道。管子“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管晏列传》），多赖他的轻重与权衡。“轻重”之义，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有实在的、广泛的涵义，又有可以抽象或玄化的余地。故以朴素的认识而视其并非什么“专门术语”，但却存在着“事在人为”的差别。
轻重权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做到因时因地因势制宜，即根据具体的实际，确定行动的方针。这样的轻重权衡，上至治国理民，下至立身处世，无不适宜。管子的轻重是他于黄帝、虞舜、夏后氏、殷人、周人“五家”经国济民之道的兼用而取其长。而应用在经济领域，就形成了管子用以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及控制物价的轻重调控理论，形成了其“御准”而“得其利”的手段。《国蓄》说得很明白：“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轻重的目的在于求取“准平”。而调节轻重的方法就是善操谷物与钱币的关系：“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积），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轻重寓于物价的变化，是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但善用轻重之术的可得其利：“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国蓄》）
“货藏则重，货发则轻”、“货少则重，货多则轻”、“货散则轻，货聚则重”，是供求决定了轻重的关系。“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是万物和货币决定了轻重的关系。“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汉书·食货志》），因“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使“贫贱鳏寡独老不得与”的社会现象存在、为“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等等，是轻重的目的和意义。由于“物一高一下”，故须“视时而立仪”（《国准》）、须“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须不得常固，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以及“敛轻散重”与“重粟之价”（《轻重》）等等，是管子的轻重之法。“不课税而国用足，不增赋而天下饶”，是管子轻重的效果。——总上所述，管子的轻重理论是个人竞争与国家调控有机结合的先例，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机结合的先例。管子以轻重调控代替了行政干预，其经济效果斐然于世。
《货殖传》说：“齐、赵设智巧、仰机利。”齐人聪明灵巧，善于趁“时机”或“机遇”取利。乘机遇取利而致富，是齐人于管子“轻重”的继承与活用，是管子经济思想的流风。范蠡善于经商济贫，刁间善于富其奴而自富，都可作为典范。
春秋末齐国经济
齐顷公初以“霸国之余”而轻小慢大，导致了鞌之战，齐国一时受挫，危而复安。但顷公受挫而能振作。他实行宽政爱民，轻征薄敛，亲邻善交、廉正节俭的政策，齐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晏婴事灵公、庄公、景公，以发展社会经济、维护姜齐政权为务。实行了一些开源节流、促进经济繁荣的措施。
首先，晏子主张薄税轻赋，反对横征暴敛，反对建筑宫殿台榭的无度挥霍。其次，晏子主张继续发展鱼盐之利，重行“关市讥而不征”的优惠外商政策，发展商业贸易；重行“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的分业定居政策，使“四民”各成其事。再次，晏子提出“权有无、均贫富”的主张，努力抑止社会财富占有的日趋不均、抑止厚积金专以自肥的强取豪夺；主张山林泽薮之利官民共有，官府不得专其利。最后，晏子节俭朴素，身体力行，是他称绝于历代统治的美德、故数世显名于诸侯。
晏子宽政爱民、开源节流措施的实施，保持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从而维护了姜齐政权的相对稳定。
战国齐国经济掠影
田氏擅齐，至威王、宣王时期，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皆为鼎盛。典籍中虽不见系统记述田齐经济的专篇，但窥一斑而见全豹，依以下几点，足可窥知田齐经济发达的情况。
一是国力强盛。从威王、宣王至湣王灭桀宋，齐国西威三晋，南震荆楚，北服燕国，泗上十二诸侯皆称臣，盛为七雄之冠。故秦送帝号于齐而不敢独称帝。民富才得国强，经济发达是国力强盛的第一个要素，古今无不如此。
二是有务实求功的举措。齐威王以造成田地荒废、人民贫苦、失地辱国的罪过烹杀阿大夫及其捧场者；以田野尽辟、人民富足、东方赖之以宁的政绩褒封即墨大夫，体现了齐威王将励开发、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三是齐币的大量铸造与流通。桓管时期，齐币的铸造与流通已十分兴盛与广远。而田齐时期的刀币铸造业更见发达，且面文多样，莒城（城阳）、即墨，临淄等地都是齐币的铸造中心。有“齐之法化”、“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谭邦之法化”等多种。考古发现的大量战国齐国铸币、许多铸币遗址和钱范，都说明了当时齐国商业贸易的活跃与繁荣、说明了齐国经济长盛不衰这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与铜币广泛流通的同时，黄金也被作为一般等价物进入流通领域，而且还有类似支票性质的票据“马”出现在商贸流通中。此种史实除了说明齐国经济形势的兴盛与繁荣，又体现了齐国经济发展的超前、领先的一贯趋势。正是这种兴盛、领先的一贯趋势，方奠定了秦、汉以后，齐地长称“富庶之邦”的基础。
四是都城临淄的富庶、繁华及人口众盛。史家以“人物归之”为富强的标志。桓管时期，临淄居民四万二千余户，人口二十多万。景公、晏子时，临淄有街道三百，居民举袖成云，挥汗成雨，街上的行人，肩并摩、踵相接，又非桓管时期的临淄所能比。田齐威、宣时期，齐地已过两千里，甲士数十万，粮食堆积如丘山。临淄居民七万户，人口三、四十万。居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并普遍好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又乐以斗鸡、走狗、六博、蹋鞠为戏。
安乐生于富足。典籍称当时的临淄是海岱间第一大都会，天下游子恋其富、乐其俗，不愿离去，故为五方之民所聚居。（《货殖传》）临淄街衢通路上，车辆相击，人肩相摩，连衽成帷，举袖成幕，挥汗成雨，洋溢着“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齐策》）的富庶繁荣的气氛。以此锺灵毓秀，使临淄成为三代以来的东方历史文化名都。
总之，临淄“负海之饶”，有“四塞之固”，地“居五诸侯之衢，跨衔冲之路”、“人物辐辏”，号为“富庶之邦”。而史称宇内“富庶之邦”的基础即是长期发达繁荣的经济。秦并齐国，秦人仍视齐为“东秦”，临淄为东方名都。汉时临淄居民十多万户，人口五六十万，“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鱼盐之利”（《高帝纪》）工商业发达，经济文化繁荣，“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故谋臣劝高帝说非亲子弟不能王齐。西汉置三服官于临淄，因齐地丝织、刺绣称绝于国内外；新莽置五均官于临淄，因齐地经济为朝廷所依重。
齐地作为早期的经济开发区，齐人上承太公、管子的致富之道发扬光大而以为流风。继陶朱公之后，齐地大鬻盐东郭咸阳，以鬻盐获富，家中积资巨万，后为朝廷财政的主管官员。临淄人刁间、姓伟，也以巧寻“机利”而致富，累资丰厚，势埒王公，权倾诸侯，都以豪富见重于朝廷……太公、管子实行农、工、商并重而以富民为务，权衡轻重、通货积财，齐国长盛不衰，渊源在于尚功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