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西方国家论文,启示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D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2-0024-07
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政党政治，各种类型的政党空前活跃，政党政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控制强制力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公众自我选择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加上政党竞争的压力，各国执政党都把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保持意识形态继承性的同时，又不断进行调整创新，努力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良好形象，以增强其竞争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几种理论思潮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代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一、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
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执政的政党主要有自由党、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其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1.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轫于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基本的政治信念、政治体制构建和政治策略取向，代表了当时社会进步的理性主义传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文森特认为：“自由主义是诸意识形态中最为错综复杂与难以理解的”[1]。但是，自由主义在其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仍然有其核心原则与价值取向。英国学者乔治·克劳德认为：“自由主义的观念是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但人们一般都同意自由主义包含对以下四种主要价值或原则的信奉：个人的同等的道德价值，个人自由和权利，有限政府和私有财产。”[2]作为西方近几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和政治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文艺复兴到英国以洛克为高峰的早期自由主义，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强调的放任自由主义到英国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思想不仅成了以英国为基地的西欧伦理、经济和政治哲学的主流，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英国乃至美国的政治。[3]大多数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都主张个人权利和自我负责，在开放的竞争过程中选择自由、自由市场，以及由国家保证并保护个人的自由。
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主义，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是自由主义两次不同类型的改革，标志着自由主义在基本政策层面上的两次重大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型使自由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形态，使资本主义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和活力。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战后的繁荣之后逐渐走向停滞，1974年的“石油危机”更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从而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抨击和责难，他们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信赖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而国家的过度干预恰是危机的根源。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上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政策取向，从而引发了西方世界20余年历久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提出“自然失业”理论，反对工会组织；坚持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宣扬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4]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转回自由放任的政策，支持对医疗系统和其他公共服务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政府规模通常小于社会民主主义，也小于社会主义的政府规模。欧洲自由主义的舆论则倾向于应该分化经济的权力。一般而言，当代的欧洲自由主义通常不支持政府以国有企业直接控制生产，相较之下社会民主主义却支持这样做。为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张国家职能最小化、市场作用最大化、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这些主张适应了垄断资本试图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障碍的需要，一跃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统治的思想武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撑下，高擎着“华盛顿共识”文本，以提供贷款为诱饵，迫使发展中国家拆除贸易壁垒，按照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理念进行调整，使发展中国家主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保守主义
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哲学和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以暴力和恐怖为手段的社会激变，对欧洲以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应，特别是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使不少人产生了很大的担心和恐惧。保守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奠定其思想基础的是英国政论家和议会活动家埃德蒙·伯克。埃德蒙·伯克于1790年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保守主义的信念和原则。二百多年来，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在1790-1810年期间，主要在欧洲。这一时期，西方保守主义有三种主要形式，即法国式、德国式、英国式。这三种类型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它们之间既有作为保守主义的某些共同特征，又有由于不同文化与历史造成的独特性质。第二次是在二战之后，保守主义强劲复兴，波及到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各国，但尤以美国的保守主义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强大的政治影响。保守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重要传统之一，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传统的价值，重视宗教和家庭的作用，反对把个人看成抽象、孤立的原子，谴责诉诸个人理性、利益和权利的个人主义，崇尚传统伦理和权威统治，目的是防止个人主义造成的道德价值的沦丧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保守主义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不完美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是内在的、永久的，而不是暂时的；二是政治的有限性。保守主义并非一概反对变革，它也能接受必要的变革，但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急剧的变革，特别反对以政治的方式——政府的或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求社会的根本变革。中国学者刘军宁明确提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矛头针对的正是激进意识形态，针对任何乌托邦的冲动，是与任何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5]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福利国家运动和美国“伟大社会”运动受挫，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种种弊端充分暴露，中右势力赫然崛起，保守派先后在英、美、西德等西方工业大国上台执政，在法、意、奥、瑞典等国也有相当进展，形成了强劲的保守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也因此而迅速扩大影响。
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集中表现在它把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要素“综合”在一起。在经济上，既主张恢复传统的市场经济，保守自由的传统，坚持经济自由化，反对政府干预，又放弃对经济至高无上地位的要求，强调伦理生活的重要性；既承认向福利国家过渡的不可逆转性，又谨防福利政策的消极后果。在政治上，既不完全否认民主的作用，又强调民主只是用以确定杰出人物的筛选机制，反对把民主作为生活方式加以推广；既不否定机会平等是唯一对社会有益的可行原则，又认为平均主义只会使社会失去进步的动力。在文化上，主张维护传统的宗教、道德、文化和家庭观念，反对激进派倡导的性解放运动、不顾公共秩序和无视政治权威的行为。
新保守主义是当前美国共和党信奉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在国内问题上坚持倾向保守的观点，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推崇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要求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6]新保守主义外交理论以冷战的结束为分界线，分为冷战期间与冷战后两个阶段。冷战时期是新保守主义外交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核心的外交理念——反对共产主义和提倡美式的民主价值都形成于这个阶段。冷战后，面对美国一极独大的局面，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政策主张，“单极世界论”和“新帝国论”成为其两大支柱性理论。[7]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倡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平，主张打击世界上奉行“恐怖主义”的国家或地区，这就是“先发制人”战略，也经常被人戏称为“国家恐怖主义”，其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伊拉克战争。
3.民主社会主义
在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政治理论，它是企图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利用和改善议会制民主和政党政治，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逐步改良或“纠正”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体系。[8]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互助；它的目的是建设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并推进国际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实现这一目的的政治手段是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曾经作为欧洲各国工人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大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逐步形成了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团结、互助等基本思想价值，并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彻底分道扬镳，甚至势不两立。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将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次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意在表明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和各种激进力量联合在一起，组成了比较稳定的左翼阵营。它们大多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温和的、渐进的方式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修补。[9]
社会民主党在成立前期曾坚定地表明其阶级属性，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1951年社会党国际发表“法兰克福宣言”，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开始转向。它宣称，社会民主主义以“民主”为基本动力，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为目标，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仍在经典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即“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它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10]
1959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概括了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所遵循的各项理论原则：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由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全体人民的政党，坚持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同共产主义划清界限，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坚持以改良而不是以革命的手段争取社会公正和互助，等等。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实行混合经济，在重申公有制要求的同时，为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保留了足够的位置。以哥德斯堡纲领出台为标志，西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调整党的定位，不断淡化党的阶级属性，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定位自己是一个“人民党”甚至“全民党”，强调社会党不仅要代表劳动者阶层利益，也要代表中小企业、工商业集团等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在70年代初与奥地利社会党领袖克赖斯基、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帕尔梅多次共同商讨民主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理论问题，他们一致认同哥德斯堡纲领的思想路线，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概念是“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博爱)”，社会党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此后，其他西欧国家的社民党也纷纷以哥德斯堡纲领为样板，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苏东剧变的冲击，同时也由于后工业时代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蓝领阶层的萎缩、传统工运的衰退、左派原有社会基础的缩小等原因，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一度出现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历史上第三次大调整，进一步用平等、自由、民主、互助等价值观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思想，重新界定和强调了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加快和完善福利制度改革，推进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建设，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同时，实施国际反恐战略，打造全新的时代政党新形象，迎来了社会民主党重返政坛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党的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托马斯·迈尔自1991年以来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等著作中反复论证，鉴于苏东剧变后出现的新情况，社会民主党应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和政策。面对社会基础不断缩小的严酷现实，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改变了多年来主要依靠产业工人的政策，主动谋求与各种中产阶层、一切和平与进步力量及各类新社会运动的结盟、合作，以扩大其社会基础，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同时，面对日益沉重的社会福利压力，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在反思福利国家政策，并做出新的调整。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削减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重视市场竞争的作用。英国工党也主张扭转过去“高税收、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提出合理税收、支出和经济增长同步、量入为出的财经政策设想。以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英国工党在布莱尔领导下，提出了“新工党”、“现代性”、“新政治”、“新福利”等时髦的口号，完成了建设新工党的目标。英国工党还在实践中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词汇——“第三条道路”。特别是自布莱尔与施罗德于1999年6月发表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共同声明以来，第三条道路声威大震，俨然成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主流，第三条道路也成了一种国际现象。[11]
二、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手段和特点
1.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力求中间化
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前后可分成两个显著不同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多极化的，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天壤之别。这一时期的政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五彩纷呈，而且相互之间尖锐对立；不仅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政党差异很大，而且在同一国家中，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天壤之别。政党借以立足的，除了它的特殊政策主张外，便是它的意识形态特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新变化和冷战的结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互相排斥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方向发展，产生出意识形态的中间化趋势。应当说，面对社会发展变化要求和政党政治进化的趋势，执政党都被迫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中间化是一条比较好的应对措施，它是政党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发展自己的一种调节行为。[12]
西方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主要有两种发展路径：一是在原来两个相近的意识形态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它既亲右也亲左，把二者混合起来，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13]例如，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化理论，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民之家”的主张及其实践。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1917年首次入阁，1920年3月首次组成一党单独执政的政府，1932年重新上台后，迄今累计执政已有70多年，是瑞典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也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民主党，并建立起令世人称羡的“瑞典模式”。他们认为，对于党的现实活动而言，人民的概念将大大有利于阶级的概念，因为国家好比一个家庭，人人都希望这个家庭的基础是一致和团结的，而不是对立和分化的。由于实施了从“阶级党”向“人民党”转变的策略，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政坛独执牛耳，成为在本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二是政党的意识形态逐步向对立面靠拢，用合作态度代替了对抗意识。无论是温和的左右两翼，还是极端的左右两翼，都在不同程度地向中间靠拢。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并按照自己的思路对工党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英国工党以新的姿态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沉寂14年后的工党成为执政党，2001年，再次连续执政。工党的改革大大鼓舞了德、法等国的社会党，德法社会党经过改革包装后也先后执政。连美国前民主党领袖克林顿也刻意塑造该党的中间化形象，积极推动、支持和迎合“第三条道路”，以至有人称美国两党为驴头象尾党(驴和象分别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称)，言外之意就是从党的主张上已经看不出是哪一个党了，选择谁都一样。可以预见，随着一些国家现代化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完成以及新中间阶层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具有中间意识形态的政党有可能获得执政党的地位。[14]
2.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一个政党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一个政党政治行为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理念。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视为有关社会行动或政治实践的‘思想体系’、‘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15]这样，一个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通过其纲领政策表现出来。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基本理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其具体的纲领和政策则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发生一定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随之改变。根据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努力争取更多选民、扩大社会基础成了许多执政党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以社会民主党为例，它们主张跨越传统的左右分野，吸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精华，从而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它们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以争取更多选民、更多的选票为目的，并通过其在政治上的适度右转来赢得更多的中间阶层和社会大众的支持。[16]法国社会党根据中间阶层人数迅速增加成为社会主体和稳定因素的新情况，制定了以中间阶层为基本依靠力量，在调和其他阶级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上建立新型联盟的战略，从而组建了目前的“多元化左翼联盟”，在较大程度上起到了巩固执政党地位的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强调必须得到多个社会群体的支持，组建“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17]。各类政党为争取社会中间阶层、壮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展开了激烈竞争，有些党甚至把代表和体现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作为参加竞选、执掌政权的基本出发点。[18]
当代西方国家执政党逐步打破传统框框的束缚，其纲领和政策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法国学者让·布隆代尔和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科塔认为：“政党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沟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19]。这样，一些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打出了维护劳动者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的旗帜，以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地位。中国学者陈晓律考察了英国自由党近百年来的历史后，提出：在有组织的对抗中失利，缺乏战斗的意识形态，并未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时机，是英国由贵族政治转向大众政治后自由党百年沉浮的主要原因。同时，他通过对自由党命运的分析，认为现代英国政治又重新成为了一种“游戏”政治，各种政党只求执政的工具性日益突出，其原则性区别基本消失。英国现代政治的发展使政党日益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机器，这也使政党原有的纲领日益成为一种工具，什么纲领能够吸引选民，什么纲领就受到各个政党同时地吹捧。[20]当前，西欧多数社会民主党强调要成为“群众性的纲领党”，在“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纷纷对党进行变革和调整，带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法国社会党提出以新的方法为传统价值观服务，德国社民党认为要重新理解“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观，连极右的意大利民族联盟也提出了“民主革新”向“民主的、温和的右翼”演变。[21]由此也导致西方国家一些政党在内外政策上日益趋同。特别是美、英等发达国家执政党常借助“思想库”、“智囊团”制定政策，相互借鉴和渗透，相当多的内外政策日益趋同。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国有化问题上本来是完全对立的，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保守党开始改变看法，承认一些部门的国有化是必要的；在20世纪90年代工党则放弃了其一贯坚持的国有化立场。在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本来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政治信条，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两个党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两党都强调要进行改革，在迫使各国开放市场、对中产阶级减税、强调人权等许多内外政策主张上趋向一致。此外，下述情况也时有发生：尽管竞选时各方立场鲜明，互相攻击对方的政策主张，但执掌政权后，如果在野党提出的主张很有价值，执政党会拿来把它变成自己的政策。[22]
意识形态中间化反映了政党对变革时代的回应，它是政党在遭遇环境压力和权力吸引力双重影响下作出的一种选择。及时作出这种回应，对政党的发展是有利的。[23]当代西方执政党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的具体方法是淡化“阶级性”，加强“全民性”、“群众性”；淡化激进性，加强改良性；淡化“主义”，加强政策性。在现代社会，执政党越来越像社会“总管家”，要以为全民谋利益的姿态出现，展示一个开放、开明、宽容、合作的形象。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比较注重整合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其中尤其要尽力兼顾多数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增强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24]
3.通过媒体宣传党的政策，消除负面影响和化解社会矛盾
西方国家标榜新闻自由，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处理好同新闻媒体的关系，从中挖掘执政资源成为各国执政党的重要课题。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高度重视利用媒体的传播功能大力宣传、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同时，西方政党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充分利用是赢得选举胜利和政府施政的有力工具。西欧社会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改进宣传方式，扩大宣传阵地，加强党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要建立“网络党”，运用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党内信息沟通的现代化。设立党的网站，在网上发布党的文件，可以直接传达信息，实现了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新变革。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对新闻媒体进行适度的控制，可以降低负面报道给执政党的形象造成的影响。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亲自做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工作，表示工党支持市场经济并照顾默多克在英国的利益，这对争取其控制下的媒体网络转而支持工党起了重要作用，默多克旗下的《太阳报》每天在头版头条为工党呐喊助威，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泰晤士报》也听其老板默多克的指示，给工党加油，促成了工党的胜利。[25]
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调控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思想，促进社会共识，保持社会稳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途径。在西方国家，利用新闻舆论工具，调控意识形态，增强社会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社会矛盾的“泄气孔”和“减压阀”的特殊作用。各种传媒方式，如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网络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些报刊反映不同的政治观点，相互制约，成为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社会调节器。在美国，每当大选来临之际，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传媒都会竞相给对方抹黑，想方设法揭露对方要员的丑闻，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民众对两党政策的不满，同时也对执政党的腐败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作用，遏制了腐败的蔓延。英国工党重视民意舆论的发展变化，专门建立了负责民意调查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分析民意测验的数据，进行必要的追踪研究，对紧急情况迅速提出对策。对于工党的丑闻和党内矛盾的报道，立即采取化解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或媒体炒作。法国社会民主党经常让各级领导人与党外群众在网上见面，直接回答网民所关心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注意通过网络了解党外群众对该党的理论政策及领导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作出反应。[26]可见，利用新闻媒介，将社会发生的问题和矛盾现象揭示出来，引起社会关注，了解民情民意，可以有效降低问题和矛盾的尖锐性，为缓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定的舆论支持和社会基础。
三、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1.不断完善政党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深化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
政党政治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是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大多数政党都把谋求和维持执政地位，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作为主要的政治追求。任何政党执政都必须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能，都有对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代表整个国家利益的责任。各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运作有各不相同的特点，每个国家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运作的特色都是由本国的具体国情，包括基本制度、经济社会结构、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所以，不同国家必然有不同的政党政治模式、不同的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但是，政党政治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政治现象，不论是属于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不论是采取一党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其产生、演变与发挥作用的过程，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国家的政党经过长期的摸索，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其中有一部分反映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成为许多政党的共识，值得深入研究，并可以为我所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对西方政党的研究大多采取阶级分析法，过多强调社会制度的区别和差异，较少从共同规律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通过自身变革带来了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启示就是，要不断完善政党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深化对执政党普遍规律的认识，使党的多党合作制逐渐达到完善和真正的成熟。事实上，政党政治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政治现象，在政党活动领域，既存在与政党的性质密切相连的因素，也存在本来并无“姓资姓社”之分的内容。如果不适当地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党就会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自缚手脚、自弃阵地，把相当一部分本属于全人类共享的政治文明财富划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拥挤。[27]
在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上，要把阶级分析法与社会分析法结合起来，在党的现代化建设的内容设计和方式安排上，吸收借鉴西方执政党多年摸索形成的、反映执政党活动一般规律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绝不能因为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率先实行的制度和方式就一概地拒绝排斥。其实，政党活动经验的相互借鉴，正像社会运作机制的相互借鉴一样，是政党本身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党的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比如，西方执政党选举制度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权力设置和权力监督的某些有益成果，现代民主运行机制的某些程序，反腐倡廉的部分措施，新闻监督的某些形式等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28]
2.不断拓展党的纲领政策的涵盖面，扩大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
政党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然要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变革，绝不能说政党建立了一套与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政党建设问题。政党主动变革自身以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是一个政党达到成熟境界的标志之一。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通过不断调整其政策和主张扩大其包容性，更好地综合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可取之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对社会利益进行整合的政治资源，应充分发挥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分化和组合，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阶层意识和利益观念逐渐成熟和发展，政治观念和行为特征也发生着重大变化。他们的利益追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领域，而开始转向政治领域，希望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产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扩大自身纲领政策的涵盖面和包容性，扩大和巩固社会基础，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3.不断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开拓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西方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当注重思想理论建设，为解决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指导，并根据时代发展的潮流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策主张。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一些国家执政党的理论、纲领、政策和主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差异，也体现出了一种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而那些固守陈规、不能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政党则会衰败而变得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弱小，更谈不上取得执政地位了。这一经验也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政党必须不断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不断开拓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能够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当前，改革和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课题，只有不断提高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研究新情况，大胆进行探索，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要坚持党的意识形态与具体政策紧密结合，使之朝务实化方向发展。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具体政策是紧密相连的，政党意识形态决定了党的政策的基本方向，政策不能偏离这个方向。同样，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政党也要不断调整和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使之与变化了的具体政策相适应。
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要防止“左”和右的两种偏向。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9]党的十五大以来，“左”的观点有所收敛，但也并没有绝迹，不是还有人说我们现在搞的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吗？这就是典型的“左”的观点。[30]当前，极左思潮的表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二是怀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政策，甚至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形成阻力。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去引领多元、多变的社会思潮，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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