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纵论改革攻坚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经济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未来中国具备７％的年增长潜力
问：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增长７％。请问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势，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面临哪些困难？
吴敬琏：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良好。这表现为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深入，布局调整自“十五大”以来步伐加快。在贯彻“十五大”方针比较好的地方、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的地方，各项指标包括增长率、投资、消费、对外经济关系等表现得都非常好，成为全国经济向好的龙头。
预计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保持７％的年增长率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坚持和完善“十五大”十一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政策。
问：什么样的政策？
吴敬琏：从宏观经济方面来说，就是两手并举的政策，一条就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另一条是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
大家对前者比较熟悉，对供给方面的政策可能不太熟悉。所谓发挥企业活力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是发展非国有企业，“十五大”和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跟这个制度相联系的是改正了原来对私营企业的说法，明确指出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原则贯彻得好的地方，经济发展的非常好。南方一些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是我们想像不到的，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外资和民间投资都十分活跃，你可以看到那里生气勃勃，而且效率很高。这样好的地区占全国的比例不到１／４，但是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现在全世界都公认２１世纪世界最大的加工基地是中国，靠的就是这１／４的区域。因此我认为，实现经济年增长率７％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不能实现７％说明我们的工作有问题，至于能不能超过７％，超过多少，要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以上的原则。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问：尽管我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但依然存在众多严峻的问题。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萧灼基：尽管总体势态良好，但我们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中仍存在一
些深层次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第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战略调整进展缓慢。第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第三，就业形势严峻。第四，加入ＷＴＯ，我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问：扩大内需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中之重。有哪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影响到国内需求的增长？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萧灼基：扩大内需首先要提高消费率。国民收入最终要分为积累和消费，２００１年我国的消费率只有５９．７％，不仅
低于世界平均７８％～７９％的水平，而且也低于我们历史上６５％的平均水平。
第二，内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消费需求，另一部分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一个中间需求。投资需求所形成的是经济增长能力，仅仅投资需求增加了，可能加大经济增长的后劲，但没有进入最终消费。我们最需要启动的是消费需求。
第三，扩大需求要以增加国民收入水平为前提。首先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第二是提高城市困难户的收入水平，第三是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６年的９％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２．１％。与此同时，农民消费的年均增长仅为３．６％，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速度。只有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第四，要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是要增加就业。我们的登记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差距比较大。登记失业率只有３％，实际失业率要大得多。
第六，要采取多种方式鼓励高消费者消费。比如住房和汽车，因其产业链较长，能够带动许多产业的发展。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５００美元是汽车进入家庭的开始，我们要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包括个人消费信贷。目前个人消费信贷规模已经到了６０００亿，其中４０００亿是住房信贷，但是存在三个问题：贷城不贷乡，贷富不贷穷，贷大不贷小。这种情况应该转变。
问：据您估计，中国目前的实际失业率是多少？
萧灼基：城镇失业率大概在１５％到２０％。农村的潜在失业人口有２亿，其中有１亿左右出来打工了，还有１亿在农村。中国的失业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一个是比率高，另一个是总数大。同时中国的人口还在以每年１０００多万的规模增长，要增长到２０３０年左右。
经济改革触及四个核心领域
问：经济界一致认为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您认为下一步的改革要首先在哪些领域展开？
吴敬琏：改革无外乎四个方面，第一就是国企改革，有两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第二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第三是金融体系改革，目前看金融体系还无法支撑我们的改革，要真正把国有银行变成企业，还要开放民间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并且要完善监管。第四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
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国家计委最近发布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另一个是《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政策措施的意见》。如果我们能坚决贯彻这两个文件，对启动民间投资、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会起很大的作用。
问：如何评价已经进行多年的国企改革？
萧灼基：三年改革，收效不大。为了减轻企业负担，为了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一批企业实行债转股，但社会资产质量并没有实质性提高，不过是把不良资产从国有银行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解困的任务是实现了，但主要是由于政策原因，企业素质和效益并没有根本改善；解困基础不牢，随时都可能返困；解困只是阶段性任务，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而那些不包括在解困范围内的许多企业，困难仍然不小。
问：最近几年，政府连续发行大规模国债，这项政策意味着什么？
萧灼基：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理解为三句话：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增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认为这个政策有一个度的问题。经过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已经比较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财政赤字要低于３０９８亿，我估计是不能超过ＧＤＰ的３％警戒线。
如果财政赤字比较大，会加大今后的财政压力。当前主要国债是来自银行，因为目前存贷差比较大，可以把银行资金转到国债。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投资的项目效率往往不高，相比市场投资考虑的社会效益多一些。
第三，国家投资加大还有可能延缓投资体制改革，因为其计划性、指令性、行政性特点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一致。所以我认为不宜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启动和发展民间投资。
董辅衤乃：财政政策是反周期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稳定经济的增长。它在一段时间内能起作用，但是它不能解决制度上的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一部分是过去紧缩政策造成的，但主要原因是体制上的障碍。比如国企问题、社保体制问题、农村问题等。
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９亿农民购买力不足，这个问题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是解决不了的，我现在担心积极的财政政策变成长期政策，这就比较麻烦。债务会越来越重。而且会产生“挤出效应”，民间怎么办？应该鼓励民间去投资。
问：连续９年我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超过ＧＤＰ增长速度，您如何评价？
萧灼基：一般而言，在市场疲软、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要通过降税来刺激消费、刺激投资。这几年税收的增长超过ＧＤＰ的增长，其中有合理的因素：过去对税收监管不严，比如关税、所得税的监管，提高了税收；根据政府的解释，没有增加税种，也没有提高税率。但是这还不够，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还要减税。２００１年税收大幅度增长我认为是值得研究的。
吴敬琏：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方法也要讲究，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我们的增值税是生产型的，投资不抵扣，要交两道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太低，跑冒滴露严重。另外企业所得税不平等，国内企业要比外资企业高。我认为内资税率应该向外资企业看齐，这样当年的税收可能下降，但加强了供给方面的活力，启动了投资，其结果是使税基加大，最后总税收还会增长。
经济改革的根结：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问：您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
吴敬琏：最基本的一条，三农问题的症结点在于依赖土地为生的人口太多，人均土地资源量太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最低的估计是一亿五千万。其中核心环节是大力放手发展民营中小企业，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要采取一整套的措施来保证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
董辅衤乃：农村非常大的问题是现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否继续支撑农业的长期快速发展。土地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现在土地还不能转让，不能流动，这似乎使农村趋于稳定，但其带来的后果就是农村无法快速发展，因为土地规模太小，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去。
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让土地流动起来，并且让农村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这就首先要求对私营企业放开，让老百姓自己来投资，这是解决经济拉动的基础。以此带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今后要对民营经济更多的支持，包括体制支持和金融支持。另外要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浙江的一些农民现在能够参加社会保障，这样土地转让他就不怕。
问：在国企改革、三农问题、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各位专家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请就此作出评价。
吴敬琏：１９９８年我在浙江一带作了一个很广泛的考察，越来越觉得民营经济是我们经济中的一个亮点，它们不需要国家投资，只要政策对头，取消过去对它们的歧视和压制，它们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我想再次强调，“十五大”确立的“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则十分重要。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好不好，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策贯彻得如何。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促成我国经济在２０００年出现重大转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民营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以后，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问题将得以解决。
比如城市失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大量的工人下岗。新的就业岗位谁来创造呢？只有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发展得快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失业的问题。温州、台州、东莞等地的问题不是失业，而是劳动力不够。
第二个是农民的贫困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的不够快，９亿农民没有钱，内需怎么能扩大呢？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这个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就是把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去就业。世界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不能创造大量的工作岗
位，他就无法转移出来。非农产业的发展能不能用国家投资、建大工厂的方法来解决呢？事实已经证明不能。只能靠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来解决。
第三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一是农民富不起来，二是市场不规范，很短时间内一些人通过非正常手段爆发起来。中小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反倒是普遍的富裕。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一是上海、第二是北京、第三是浙江，共同富裕的问题浙江解决的比较好。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一个省是山西，贫富差距拉得非常之大。
这些问题在民营经济发展好的沿海地区解决的比较好，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江浙一带，农业的产业化已经开始出现，城市工商业积累了资金和技术之后，开始实现土地的转包，进行大农场的经营。
进入ＷＴＯ后各个部门正在进行规章制度的清理工作，有一个共识就是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首先要对内资开放，实现普遍的国民待遇。
ＷＴＯ：建设法制国家
问：现在看来，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十分严峻，而潜在的机遇似乎要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才能转为现实。请问如何评价ＷＴＯ以后的中国发展趋势？
吴敬琏：我认为，机遇在于正确的应对挑战。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就在于继续改革。改革是利益的大幅度调整，不但有意识形态的阻力，而且有利益上的阻力。这件事肯定是有利于整个民族，但对一部分人来说，短期收益要下降，于是他就有惰性、阻力，甚至抵抗。
加入ＷＴＯ后，意味着我们要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来玩这个游戏。现在不是想不想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的问题。如果我们下决心改了，是什么也比不上的机遇。
要改什么地方？除了国企改革等，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办法、政府的行为方式要改，一般来说就是要建设法制国家。我们常常理解为只需要一套法规，但实际上要复杂、深刻得多。
第一个要点就是要切实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首先是财产权的保障。
第二个要点是法律系统的透明性要提高。立法过程要有公众参与，如果不是公众周知的法规是不能生效的，要有可预见性。
第三个要点是执法上的独立性、公正性、一致性原则。由于我国缺乏法制的传统，所以实现法制国家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