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学科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图书馆学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对象与学科科学性
谈到图书馆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科学性。因为从目前大的学术环境来看，“图书馆学没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显赫地位，也没有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那样崇高的影响力，更不像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广为人知”[1]，所以人们经常置疑它的科学性，认为它仅是图书馆工作方法与技术，并非一门具有科学属性的学科。但是王子舟先生在《图书馆学是什么》一书中开宗明义，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笔者注：虽然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研究对象），使用着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追求真理、促进社会进步、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目标”，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知识”[1]。王先生分别从科学特征、图书馆的产生、图书馆工作中专业职位设置、学术大家及学术成就与图书馆关系、学术建制和科学分类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
图书馆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的研究对象一直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国内外的观点主要有图书馆整理说、管理说、要素说、图书馆说、图书馆事业说、矛盾说、规律说、技术说、交流说、资源说、知识说（包括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论、知识资源论等）。从表面看，200多年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索是众说纷纭、变幻莫测，但是只要仔细梳理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对研究对象的探索是有“迹”可寻的，即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现象到本质、由封闭到开放的认识过程[2]；研究层面则是由图书馆层面、文献层面深入到信息层面和知识层面[3]。这些认识是学者们在图书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图书馆学的抽象解读。他们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着眼于图书馆实践和社会因素的变迁，以独特的视角定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学术环境去评判这些观点，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这种流派纷呈、学说争鸣的现象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而且“有些社会科学可能是多范式的，经常会有范式之间的竞争”[4]，但在众多范式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种占据主流的范式，它影响和促进着图书馆学的发展。这说明图书馆学在每一时期都有成熟的范式作引导，虽然会有其他范式的争鸣，但这仅是人们在发现主导范式不能解答某些问题后，试图寻找新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它不是对旧有范式的全盘否定，而是继承与补充；当旧有范式完全不能适应人们解决问题的需要时，它就会被新的主流范式所取代。这样的发展过程符合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观点的变换而否认图书馆学的科学性，反之，观点随时代的变迁恰恰证明图书馆学的学科成熟，具有与日俱进的理论品质，因为“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4]。
2 学科属性的定位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我们既承认图书馆学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又不排斥图书馆学有应用科学和方法科学的性质。我们不拘泥于过去已形成的概念，而是根据图书馆学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趋势，改变自己的观念，认为今天的图书馆学正在走向社会科学、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综合过程”。徐引篪、霍国庆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的社会科学”。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应归属于社会科学”。吴慰慈认为“①图书馆学是一门具有多重属性的学科，但在现阶段却带有较明显的社会科学的性质。②图书馆学具有应用科学的性质。③图书馆学具有管理科学的性质。④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其未来的性质有可能是综合性科学”[4]。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这一结论在众多学术大家的论著中已取得了共识。但是也会发现有人只是将社会科学属性看做是图书馆学的某一阶段学科性质，它还具有应用科学、综合科学等性质。而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的根本属性，也是唯一属性就是社会科学属性。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是人类社会产生文字和文献之后才出现的，通过图书馆人们实现直接或间接的信息／知识交流，通过图书馆学研究人们揭示图书馆现象背后的规律，人的因素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那些引进的技术与方法则是实现服务于人的这个目标的手段，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吸收其他学科内容丰富研究领域或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副产品。虽然目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还没有得到让人信服的答案，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终极目标的实现，即让人们获取信息／知识，最终获得智慧和德行，达到正确与高明的理想人生境界。可见，图书馆学研究始终关怀的是人的问题，解决的是社会问题，所以它与生俱来的是社会科学属性。如果非要说它是综合性学科，那么就抹杀了它的学科特殊性，因为在当今时代，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成为纯科学，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是必然的。倘若视交叉、渗透为综合学科的特征，那么人类的所有学科岂不都成了综合性学科？显然这是错误的。所以图书馆学只能是社会科学，而那些“应用”、“综合”等属性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过客”和“影子”。
3 研究现状的质疑
傅荣贤[5]将迄今为止的图书馆学研究归结为实在论和价值论两大范式。实在论范式集中关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以回答“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为最高目标，图书馆学研究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拨开表面现象的迷雾，努力发现和揭示这个本质，它体现的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价值论范式以追问“图书馆应该怎么样”为核心旨趣，立足于人的主体价值的实现，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预设某个理想，然后希望现实图书馆能够达到理论所指呈的那个理想图景”，是一种基于自我主观“价值”想象而非图书馆具体“事实”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两种研究范式都存在着先验式和旁观式的特征，它们都是以旁观者身份、从预先设定的原则或主观价值出发进行逻辑思考和理论推导。然而，图书馆学研究应该是在现实图书馆活动中展开的，我们根本不能预设一个“旁观者”，以外在于图书馆的方式谈论图书馆。而且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图书馆世界形成的外在评论式研究，既悬置了事实问题，也遮蔽了价值问题。
另外，实在论范式专注于图书馆本质和规律，以对待客体之“物”而不是对待主体之“人”的态度来从事研究。这种“物化”式的研究，一方面消解了现实的、感性的和主体的人，遮蔽了人所特有的价值性存在，导致了主体人的失落；另一方面也导致图书馆学研究陷入“工具理性主义”的一元论价值取向，使得“图书馆学的学理和旨趣直接指向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6]，而“图书馆必须像镰刀或锄头一样具有现实效用和可操作性”[7]。这样的图书馆（学）价值目标和发展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是富有成效的，但长期来看则是僵化的和短视的，显示了图书馆学的堕落和自闭。谢拉指出：“（图书馆）由于某种原因，当它们不能完成既定任务和自己的使命时，社会就有可能、也一定会将它们抛弃。像图书馆这样的社会部门，最大的敌人就是僵化，不能满足各种需要。[6]”以本质主义为特征的实在论范式的要害还在于当对图书馆本质的不懈拷问成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时，便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同质性思维之中，从而也遮蔽了图书馆现象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把本来具有“全光谱”色彩的图书馆现象框定在了苍白的单一色彩的论域内[6]。再者，价值论范式思想背景是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当理论借鉴和学科移植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目的时，必然会导致学术取向上的西方中心化和学科属性上的他律化，导致中国身份在世界图书馆学谱系中的“缺席”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泛哲学化与泛文化化[5]。
4 对学科未来研究的思考
基于工业化的社会背景和以理性主义为旗号的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19世纪的图书馆学自诞生之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学术背景的影响，“追求内容和过程的确定性，追求结果的标准化”[6]，形成了本质主义的实在论研究范式和一元论价值观。然而，时过境迁，当今的学术背景早已转变为全球化的经济背景和以“反对理性、反对中心、反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放、多元、差异、不确定”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研究社会现象的逻辑起点。面对这样的大时代背景，图书馆学理应顺应时代潮流，对学科的未来发展做出明智的判断和选择。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1)研究方式由预先给定的逻辑推理转变为基于多元因素的立体思维空间构建。以往的研究是预先给定一个研究基点，然后由此出发构建其要素或内容体系，是一种由中心向四周的扩散模式；而基于多元因素的立体思维空间则正是与之相反的过程，在解决问题时，综合考虑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以构成问题所处的立体背景空间，是一种由四周向中心的聚合模式。这种方式充分考虑了各种不确定、差异因素，与现实紧密相连，比旁观式给定思维更符合实践需要。同时它使人们看到图书馆处于多维的空间之中，图书馆不仅具有信息组织与服务的工具价值，还具有教育、文化、保障信息公平等社会价值，这样图书馆就可以摆脱工具论的被动地位，逃离被取代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维使图书馆学研究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因为各种变量能够激发人们更多的创新，为图书馆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而以往的研究方式则是利用同一原理或方法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当问题不能被解决时，图书馆学研究就会陷入“一潭死水”的僵化困境。
(2)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采取求同存异的研究态度，形成学派纷呈的研究格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形成了上文所述的一系列观点和流派。其实，每一种观点和流派就是一种研究范式，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图书馆学进行的独特解析。我们没必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苛责，非要弄个谁对谁错。因为不同研究范式之间本来就具有不可通约性，它们存在分歧是很正常的。倒不如根据波普尔的“进化论的认识论”，让知识按照试错法则进行进化（即经受不住检验的知识被淘汰出局，没有被驳倒的，暂时保留下来）[8]，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去包容各家学说。图书馆学200多年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样一种过程是行得通的，它并没有因为研究对象的不确定和学说的林立而分崩离析，反而越走越远，积淀了经典研究内容。这说明多元的研究格局是有利于图书馆学的学科成长的。图书馆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一代一代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沿革。黄宗忠[9]教授认为理论图书馆学包括基础理论与一般理论（各个分支理论），现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入了转型期，即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分量减少，一般理论研究的分量增加。我们不妨将各种研究范式看做是图书馆学的众多理论分支，顺应转型的需要，促进不同学派的壮大，以多元的学术格局支撑图书馆学的强劲发展态势。
(3)秉承民族特色，向外界输出中国思想，实现中西思想的融通。西方图书馆学的本质主义与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局势格格不入，它主张标准化与确定性，排除文化差异和主体特殊性。这种研究取向使“西方图书馆学丧失了从其他民族思想智慧中获益的机会，不利于自身学术的反省和发展”[7]。然而，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正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全盘接收了这样的西方图书馆学，抛弃了以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等为研究旨趣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从而使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声音一直到现在都淹没在西方话语中。这就是牺牲民族文化特色的代价。与中国相比，印度和俄罗斯的图书馆学研究则富于民族特色，在世界图书馆学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所以中国的当代图书馆学学者们应该摒弃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全盘吸收，以和而不同的观念对待“拿来主义”。同时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之中寻找养分，坚守和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向西方输出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以中国特色为陷入僵化的图书馆学研究找到救赎的出路。“最终达到世界图书馆学思想的常态分布：中西融通，而不是西方中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中国形象，也有利于保持世界图书馆学的健康生态”[10]。
收稿日期：2009-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