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从孔繁森品格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队伍素质论文,干部论文,传统论文,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繁森同志走了，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他的形象是那么伟大，品德是那么崇高，正如人们奉上的挽联所说的那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城，置民族团结如冈底斯山。”这是对他一生的赞颂和写照。
孔繁森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哺育、锻炼出来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陶冶下产生的楷模，是全国人民敬仰和学习的榜样，从他的身上，溶铸了中华民族的美德，烙上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痕迹。正如《人民日报》（1995年4月7日）所说：“在他身上体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党的宗旨的高度的统一。”
一、优秀文化传统陶冶孔繁森品格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几千年来，哺育着千千万万儿女为祖国献身。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英雄模范层出不穷，孔繁森就是这无数英雄模范之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熠熠光辉。
（一）爱国为先，忠孝两全。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提倡爱国，而且提倡忠与孝两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2]“忠”与“孝”两者的关系处理则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3]“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4]这是说，为人子者必行孝，但有见识的人任重而道远，如果留恋安逸，便不是有见识的人。这把忠孝的程序说得一清二楚，为人子者必行孝，但要以忠君爱国为先。孔繁森处理忠与孝就非常恰当。1979年，30余岁的他响应党的号召赴藏工作时，正好母老妻病孩子小，可是他却说：“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国家需要我干啥，我就得干啥。”这就是以忠为先，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先了。1988年，孔繁森同志由组织决定第二次进藏时，他仍然表示：“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当他回家向多病的九旬高龄老母亲告别时，想到也许是最后一次见母亲了，不禁流着眼泪向母亲跪下去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磕了头后，就远离家乡了。他在《忆母》诗中说：“自古忠孝难两全，每忆老母涕泪流。”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国家，为了党，孔繁森把对亲人，对家人的爱埋藏于心，把博大无私的爱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这种情与爱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与“孝”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教育的结果。他把对老母亲的孝与对祖国人民的忠紧紧地结合起来，因而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优秀干部，人人敬仰的楷模。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忠与孝常常是人们用以处理公与私、大家与小家的思想武器，也陶冶了无数英雄。如苏武之气节，岳飞的精忠，范仲淹之博大胸怀，文天祥之凛然正气，谭嗣同之慷慨悲歌，孙中山之大同理想，无不闪耀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忠与孝的光辉。孔繁森的形象，与历代英雄多么相似，就这点上，可以说，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的教育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哺育孔繁森这一新时代的杰出英雄，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扶贫济困，无私奉献。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强调扶贫济困，帮助弱者，而当今的无数英雄不仅如此，还能做到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孔繁森就是继承传统且发扬光大的人。优秀文化传统强调“仁者爱人”，这种仁爱思想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孔繁森把这传统美德体现且光大之，就象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赠给他的条幅上写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一样，对西藏人民是那么的热爱。孔繁森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最喜爱的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这句名言和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多么相似。他言行一致，他在拉萨市当副市长时，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了48所；在冰天雪地中，用襟怀温暖老人双脚；在经济拮据的时候，用献血得的营养费扶养三个孤儿。在扶贫济困时，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孔繁森的无私奉献，对西藏人民的热爱，真正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的大公无私也带来了“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语）的结果。孔繁森骑马摔伤了，昏迷不醒，当地群众用担架抬他走了三十里路，送到医院抢救；拉萨市一些群众说，西藏和平解放40多年来，人逝世后反响和轰动最大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班禅大师，另一个就是孔繁森。孔繁森用他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赢得人民的无限信任，在党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效应。
（三）以民为本，先忧后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孔繁森的品格。他真正做到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当成了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正象管仲说的“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一切言行“以民为本”，真正如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阿里工作时，孔繁森身患重病，边输液还边工作，体重减轻了14公斤，可是为了使阿里地区发展经济，尽快脱贫，他号召干部说“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个党员干部，都应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望，国家才有希望”。当阿里地区遇上特大暴风雪灾时，他带领群众抗灾，“先保人，再保畜”，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当他劳累过度病倒时，他给同志留下了安慰家人处理后事的“遗言”。孔繁森为了人民，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是七尺男儿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孔繁森不愧为中华优秀“民本”传统的模范实践者，更是新时期我们共产党宗旨的模范执行者和勇敢的实践者。
（四）见利思义，廉洁自律。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江泽民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7]优秀文化传统还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拒腐蚀，永不沾，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秀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利益驱动和拜金主义的影响，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在金钱、名利、地位方面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权钱交易，有的堕落贪污，贿赂腐朽等等。孔繁森做到《决议》所说“坚决制止”“腐败现象”，做到“廉洁奉公”。例如承包工程，有人曾以为数不少的“好处”作诱饵，想从他那里捞到国家和人民的好处，孔繁森却坚决回绝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可见从政者廉洁的重要。孔繁森是当今廉洁自律的模范，《人民日报》专发社论号召我们《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学习他“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精神。
（五）求贤若渴，谦虚谨慎。我国古代传下许多求贤、纳贤的美谈，求贤纳士，虚心求教则国兴，否则就灭亡。春秋时，祁奚举贤，对内不避亲，对外不避仇；晏婴劝齐景公要“知人善任”；李斯劝秦王收回逐客令；齐恒公下（尊下）布衣之士；信陵君下士；刘备三顾茅庐等等，至今传为佳话。古代由于这些君王们礼贤下士，因而取得了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安居乐业的政绩。这些传统道德也陶冶着孔繁森。作为共产党员、汉族干部、人民公仆的他，能够保持高度的党性觉悟，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把党的民族政策与传统道德的求贤兴邦融会贯通，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这与红军长征时，刘伯承将军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拜兄弟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是非常相似的。西藏藏族人民占全藏人口97%以上，日喀则又是一个人文、寺庙、高僧比较集中的地方。西藏自治区五任政府主席有两任在日喀则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在藏民和佛教界影响很大。孔繁森深入群众，多方调查，了解和学习他们的民族政策，妥善处理了一系列宗教民族问题。孔繁森求贤若渴，谦虚谨慎还表现在“三顾茅庐”拜访一位活佛、藏医上。这位在西藏佛教界影响很大的活佛是阿里人，一次，这活佛从寺庙回到阿里藏医院，孔繁森特地带了两条“阿西”哈达登门拜访，活佛念经不接见，等了一个多小时，随行人员都不耐烦了，孔繁森却说：“心诚则灵嘛，等等再说”。再过一个小时，活佛才出来，笑着说：“我佛慈悲，能在我这儿等这么久的人，一定能把阿里工作搞好。”从此，孔繁森与这活佛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位孤傲不群，很少串门的活佛，后来还多次找孔繁森汇报情况，请示工作。孔繁森谦虚求教，因而推动了工作的开展。今天发生之事，与历史上一些事情是非常相似。刘邦与项羽争天下，刘邦胜了项羽，当谈到胜利之因时，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谈到项羽失败之因，刘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8]虚怀若谷，纳贤用贤，是古代王者成功之术，今人继承它，也会收到应有的效益。
（六）慎思明辨，实事求是。《战国策·秦策》中写了“曾参杀人”的故事，初听传说，曾母不信，人讲多了，曾参“母惧，投梭逾墙而走。”《韩非子·内储说上》讲了“三人言而成虎”的故事，说的是街上本无虎，人说多了就认为有虎了。这都说明人言可畏。也从反面证明，古代王者，而今的领导者慎思明辨，实事求是的重要。有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熏陶，长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为领导者楷模的孔繁森，在干部教育问题上，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在干部作风问题上，都做到慎思明辨，实事求是。
他教育干部，坚持启发疏导。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由于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听说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一时难以接受，对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抵触情绪，一位农奴出身的老乡长，在一次会议上公开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唱反调，造成极坏影响。事后，几个藏族干部找他谈话，他态度强硬，拒不认错，在县常委会上，一些同志提出要对其撤销职务开除出党处分。孔繁森反对用这种“左”的态度处理这位乡长，弄不好会连锁反应，不利于政策落实。他主动提出做这位乡长的思想工作，经过几天几夜的促膝谈心，终于使这位老乡长明白过来，后来，这位老乡长做出了极好的成绩。
孔繁森使用干部，能坚持选贤任能，实事求是。只要符合中央规定的“四化”标准，他就任用，不管关系亲与疏皆能如此。因此，一些干部在他的安排下，能充分发挥才能。
孔繁森在对待干部作风上，能坚持扶正祛邪的原则。对一些干部中出现的不良风气敢抓敢管，是非分明。一次他在噶尔县门土区检查工作，发现区委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不够关心群众疾苦，致使一位老大娘8天没吃喝，病在床上无人管，于是，孔繁森脸色阴沉，大动肝火，严令区委书记三天内解决问题，否则撤职。
二、借鉴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干部素质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从以上六个方面陶冶了孔繁森形象，体现了孔繁森精神与品格，这品格的核心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品格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它足以给国家干部们正心正人作典范。从孔繁森的品格体现引发我们思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才具有“中国特色”呢？我想，如能象孔繁森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精华那样，则这特色就更浓郁逼真了。作为领导干部如能象孔繁森一样修身正心，则也会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领导人民，干好工作）”打下基础了。领导干部如何借鉴文化传统精神，提高素质？以下也从六个方面谈谈个人的构想。
（一）严以律己，待人以诚。早在1939年，刘少奇同志就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干部和党员作了明晰而具体的要求，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作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我国古代，把修身作为大学教育之本，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本，作为处理好人际关系之本，是很有见地的。我国的周边国家利用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使经济繁荣，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我们人人要修身，尤其各级干部和青少年，因为前者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后者则是目前或将来肩负重任的人。要让我们的社会成为精神文明的大熔炉，而不是藏污纳秽的大染缸。我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有责任把精神文明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为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
提倡惩伪，待人以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说得清楚，“诚”即“毋自欺”，它是修身的重要阶段，是治国之本。只有诚才能取信于人，取信于自己工作和服务的对象。当前，一些领域中，虚假之风盛行，他们以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为“信条”，以假冒伪劣商品投放市场而赚取昧心钱；凭假报数字而升官发财。真是祸国殃民，人心共愤。没有诚，便自身不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一句空话。只有心正才言行不偏，从小处看，对家人不偏爱偏恶，可以团结和睦一家人，这就是齐家；从大处看，可以教化一国或天下人，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了。周恩来、孔繁森就是重视修身，以诚待人的人。
（二）言传身教，率先垂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凡领导作风好的单位，事业一定兴旺发达，反之则相反。古人说：“风行草偃”，“上行下效”，讲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强调以正率下。从今天来说，就是要求领导为群众垂范，教师为学生垂范，父母为子女垂范。正下先从正上作起，不但言传而着重在身教。家看家长，校看校长，厂看厂长，县看县长，全国看中央首长，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思维习惯。当今“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难治，公费吃喝之风屡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长期存在，贪婪腐败现象还在孳生蔓延，原因固然很多。主要根源在于某些地方、单位的领导不正。父母不正，何以教子女？校长不正，何以教学生？领导不正，何以正干部，正人先正己，教人必先教己，言行要一致。要求于子女、学生、老百姓的，必先反求诸己，“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也是今日当务之急。
（三）提倡宽容，弘扬“为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提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重在“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就是“恕道”。事事为他人着想，不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精神的升华，就是“服务牺牲，舍己为人”；就是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大同博爱理念。中华民族就是具有这种宽以待人的博爱思想，才能团结一致，经受历史的考验。与之相反的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只顾个人，不顾别人，只求自己发展，不惜坑害别人，见死不救，见善不助，麻木不仁，那么离传统道德就越来越远了。我们提倡宽容，提倡“恕道”，提倡“我为人人”，才能使两个文明日臻完善。
（四）见利思义，互惠互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主张“见利思义”，互惠互利，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这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的原则。可是目前，有些人为了钱，把国格、人格、灵魂、良心都出卖了；为了钱，有些人把企业吃空，挖空，富了自己，穷了国家，苦了人民。正确处理义与利的问题，是任何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的，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义利观为正确解决君民、官民间经济利益提供了理论原则，节制统治者私欲，让百姓饱食暖衣，安居乐业，因而求得社会稳定，国家安宁。资本主义社会的贸易也受法律约束，也有“义”存在，官吏犯法，也要受惩的。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人们在得到正当合法利益的过程中，要求人与人间相互提供良好的服务，提倡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这有助于引导人们处理好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品质；有助于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力倡“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
（五）涤旧扬新，用贤去不肖。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重视家庭伦理道德。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除“妇顺”有片面性外，多数有积极意义），强调家庭的和谐统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对千秋历史起着不朽的作用。“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情怀；“夫妇和而后家道成”的信条，一直让人们魂牵梦绕。虐待老人，儿童，一直为社会所不耻。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家庭伦理道德，使父子有亲，夫妇平等，老有所终，幼有所养，成年男女皆能在教育、文化、经济上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实为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又一件大事。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认为的用贤去不肖，不能单凭国君个人的好恶，或轻信左右亲近的话，而要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即使“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也还要认真查核，才决定去取。所谓“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这种求实态度，值得借鉴。革命战争年代，执行群众路线较好，使军民间、干群间如鱼似水，关系融洽，使革命节节胜利；解放后，群众路线逐渐忽视，许多弊端由此而生。故此，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发扬优秀传统，“用贤去不肖”，才能使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
（六）人民公仆，为民服务。我国古代把官吏称为“民之父母”，把县令称为“父母官”，是要求官吏们象父母似的爱民如子，是一种进步。而今天，人民已是国家的主人，各级官吏乃是人民的公仆。邓小平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人民公仆要为民服务。”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英雄、烈士是“人民的好儿女”。陈毅说得更明确：“靠人民，支持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这就很明确地指出各级干部与人民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可我们中有些人却不时称各级领导为“父母官”，把“公天下”视为“家天下”；机关中也有个别下级称上级为“老板”时，被称者也洋洋自得，这是把上下级“同志”关系当作雇佣与被雇用的关系。这种把群众作为自己的臣民，把单位作为个人私有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这些人就连封建时代开明的皇帝都不如；有的干部贪污腐化，祸国殃民，就连旧社会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都比不上。人民在呼唤孔繁森这样的好领导，大声斥责王宝森那样的害人虫。
注释：
[1]陶行知语。
[2][3][4]《论语》。
[5][6]《孟子》。
[7]《人民日报》1991年9月25日。
[8]《古文自学文选注译》，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