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为什么会解体——与《牛津基督教史》中一个观点的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乌托邦论文,牛津论文,中国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耶稣家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会团体，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耶稣家庭废除私有财产限制血缘家庭，信徒共同劳动、实行公有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因此它实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基督教教派乌托邦团体[1]。不过，本文要考察的是这个乌托邦最后为什么会解体。因为，在关于耶稣家庭的研究中，这个问题是有疑义的。例如在John McManners主编的《牛津基督教史》中，鲍尔哈切特(Kenneth & Helen Ballhachet)就认为耶稣家庭对三自运动“态度强硬”所以“处境艰难”[2]。很明显，这里把耶稣家庭的困境归因于外部力量。这也是海外研究著作中比较流行的看法。但事实上，耶稣家庭在参与教会革新运动方面跟进很快。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同时在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刊登《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并公布了1527名首批签名拥护这一运动的中国基督徒名单。其中山东省有407人，耶稣家庭就占了381人[3]。在1950年至1951年4月支持基督教革新宣言签名者中，全国一共200,195人，山东是9,934人，耶稣家庭签名者有1,747名，将近山东签名人的五分之一[4]。所以从签名运动的表现来看，至少在形式上，耶稣家庭在各个教会中，特别是在灵恩派教会中是最积极地支持三自革新运动的。另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耶稣家庭也表现得特别积极。老家在1950年底就开始发动各小家缝制慰问袋、制作新衣送给志愿军，并在1951年组织“耶稣家庭抗美援朝医疗队”支援前线[5]。1951年4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砀山各界4,000人欢送砀山耶稣家庭医疗队出发的消息。4月7日，中国基督教会机关刊物《天风》发表了《向砀山耶稣家庭看齐》一文，表扬了耶稣家庭。另一教会核心刊物《协进》在4月16日也以《耶稣家庭组织志愿医疗队敬奠瀛老人带队奔赴朝鲜其它各地小家纷起响应》对此事进行了报导。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的领导人吴耀宗在全国基督教会议上也数次表扬耶稣家庭。家庭政治上的激进态度令其它教会望尘莫及，也使得它在派别林立的教会圈子里脱颖而出，家庭领袖敬奠瀛在正在形成的教会新领导层中占了一席之地。1951年4月15日至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敬奠瀛等代表耶稣家庭出席会议，并被推选为由32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是所谓灵恩教派中唯一入选的人物。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敬还当选为在大会上成立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列名在吴耀宗之后（参见《天风》第11卷第16期，总26号，第30-31页），名义上进入了中国基督教会领导的高层。
所以，从这些事实来看，一些海外研究认为耶稣家庭对三自会以及对新政府持“强硬态度”，把耶稣家庭的崩溃仅仅看成是外力的结果，这是不确切的。他们显然忽视了像耶稣家庭这类基督教乌托邦团体内部因素的作用。因此，本文将转而讨论耶稣家庭的内部问题，特别是考察解放后这个社团的实际走向，从而探讨其解体的真正原因。
一、外部环境的变化
耶稣家庭这种在宗教基础上独立的凝聚性很强的公有生活团体的发展，得益于外部环境的恶劣和社会控制的松懈[1]（第128-145页）。但解放后这个基督教社团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耶稣家庭活动的地区已经全部解放。社会走出长达十二年的战乱时期，新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从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耶稣家庭老家所在的泰安地区进行了全面的土改。据称此次土改“是我区（泰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1950年开始在全区宣传和贯彻新婚姻法，“有效地推进了我区妇女的解放”[6]。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动给农村社会带来新气象，得到土地的翻身农民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活逐渐得到改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农村中洋溢着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气氛[7]。
这种周围社会氛围的变化对耶稣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几乎很快就产生了影响。随着局面的稳定，这一时期投奔耶稣家庭的人已经少了许多。虽然这一时期马庄老家团体的人口达到一个高峰，大约在500人左右，不过约三分之一是孩子，其中包括马庄老家及外地信徒的子女，但此后人口逐渐减少，到家庭解体前下降到300多人。耶稣家庭在外地建立小家庭的速度也大幅度放缓，1949年后平均每年建立6.5个家庭，低于内战时每年10个、抗战时每年8个的速度。下表是1950-1951年新建耶稣家庭的地区分布与数量[8]。
另外，这些新建家庭规模都很小，最少的两三个人，如绥远省的3处家庭总共才7名信徒，平均每个小家不到3人。小家发展的其它方面也呈现明显衰落的迹象。以往小家庭发展最多的山东省，此期内仅有苍山县有一处新的小家，其外围的平原、河南两省，一个家庭也没有；多数新的小家庭都是老家派人去帮助建立的。如湖北的3处小家庭，老家派出很得力的信徒去创立，但规模始终有限。因此，可以说在新局面下，耶稣家庭道路的吸引力大大下降了，特别是在它影响最大的山东地区，小家近乎停止发展，更说明家庭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
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使得耶稣家庭的宗教理念和现实生活发生了深刻的矛盾。耶稣家庭创建者敬奠瀛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一再用战乱来宣扬世界末日近了、耶稣马上再临人间的思想，来说明耶稣家庭存在的合理性（见《耶稣家庭诗歌》(Song Book,Jesus Home)1940年，山东泰安耶稣家庭）。但在社会走向安定、经济逐步恢复的形势下，这种以灾变为内容的末日论就难以解释得通。这对一些信徒来说，会动摇他们对敬奠瀛所倡导的宗教理念和家庭道路的信念。与此同时，社会的安定使得耶稣家庭失去了在战乱年代作为信徒避难所的功能，反而使人们日益厌倦小圈子的单调生活。所以在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时，青年人确实都踊跃报名，参加不上医疗队的人，对家长都产生不满情绪[9]。
不仅是宏观环境的变化，对耶稣家庭来说，它还面临着一种新体制的管理。耶稣家庭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过问自生自灭的状态。但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已经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的村社组织，耶稣家庭虽然没有被置于直接的行政领导之下，可已经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控制力量了。1949年底，耶稣家庭在马庄镇盖房，打算兴办商业合作社，为家庭经济开辟新的来源，据说生意很兴旺[10]。但是因为地方政府认为“不符合新民主主义”而不予登记，这个计划只好流产。1950年初，家庭又想以全家资产为抵押兴办缫丝厂，也未得到政府的批准。家庭接连试图兴办工商事业，显然是看到时局稳定之后，为多余劳动力找出路。但这些尝试都因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受挫。不仅无法开辟新经济门路，原来的路子也越走越窄。1950年秋，在政府所推行的合理负担政策中，对家庭按一般教会人员征收公粮，这使家庭感到不公平，因为以往按土地与人口之比的征粮，家庭是可以免除许多征粮负担的。但家庭解释无用，只能按新章程纳粮。这些挫折使敬奠瀛和家庭其他领导人觉得“政府不了解家庭”，因此就必须在这方面做点工作[11]。实际上，这反映了耶稣家庭这种团体在新政府整合社会的努力中有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从以后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耶稣家庭不断在向政府表明心迹，有意淡化宗教色彩，突出家庭的社会工作。耶稣家庭在向政府报告1950年的工作情况时，强调自己是一个“劳动的宗教团体”。在1950年春季大聚会上，“老家及各处家庭的工作汇报，都以生产为主，更以政府的号召为生产的重点，故大会总结以‘加强生产’、‘响应政府号召’为1950年的工作方针。”[12]但在抗美援朝的紧张气氛下，政府只能加强对这种社团的管理。1951年春季例行的大聚会后，地方公安部门以影响社会秩序和生产为由，不允许耶稣家庭继续开展这一方面的活动，从1927年开始的这种宗教传统终于因不合新时代的要求而告结束。显然，这意味着这个乌托邦社团的活动必须接受一种新的规范。
另外，耶稣家庭这种团体得以存在的另一个条件是其与社会隔绝的封闭性。封闭就能切断外来信息的输入，就能使得信徒能安于现状，不会因为新思想的传入而产生波动。但在新社会体制下，这种封闭性受到冲击。从1951年起，当地的区乡干部经常借耶稣家庭的礼拜堂开会，有意识地吸收其信徒参加。这使耶稣家庭的大部分信徒多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经常接触耶稣家庭以外的人物，听到与讲道和见证完全不同的声音。多年来的与世隔绝在马庄家庭也被打破了，信徒们了解到外界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肯定会引起他们对自身生活处境的思考，特别是当外界社会经济生活在不断改善时，从最初的失落感必然会导致对自身处境的否定和对耶稣家庭的不满（笔者访问李瑞君的记录，1999年6月15日）。
比外面干部进入家庭更具有挑战性的，是耶稣家庭组织了抗美援朝医疗队。这支队伍都是耶稣家庭中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他们走出家庭经泰安、济南赴北京，被分配到各地的医疗机构。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小圈子之内的这些知识分子信徒显然有了一个把家庭生活和新的社会生活横向对比的机会。这种对比的结果，正如青年人长期生活在农村，一旦接触城市生活会对城市产生向往一样，对需要禁欲和封闭的耶稣家庭生活来说是具有强烈的否定性的[13]。
因此，1950年代的社会形势对于世俗生活具有积极意义，而对于在社会苦难情境下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耶稣家庭的生活制度却并非如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剥夺了这个在困境中形成的公有集体禁欲生活的神圣意义。在中国这个缺少像西方那样具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中，宗教乌托邦社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异数，现在更遇到严峻的挑战了。
二、从内部改革到要求“分家”
耶稣家庭自身也意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了。在解放后的两年中，这个离群索居的团体实际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试图维护团体生存的努力是在一系列内部冲突中展开的。
耶稣家庭集体生活中最令信徒不满的是家庭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制度。1950年春天，做过陕西五原家长的刘礼堂和做过昌乐家长的王冠民这些见多识广的青年人首先发起反对家长制的提议，尽管未能成功，但此后改变家长制的要求一直没有平息。终于在经常来家庭开会的当地干部的影响下，1951年2月，家庭召开第一次对实际管理家务的女家长左顺真的检讨会。这次会议大概是相当温和的，但是这使得家长制的权威受到了削弱，而普通信徒则增添了批评家长的勇气。3月间，敬奠瀛率家庭领导骨干到北京为耶稣家庭在政府备案游说。但敬等一走，马庄家庭信徒趁机开起批评家庭各管理部门领导的检讨会。1951年6月1日，敬奠瀛及大部分家庭骨干随抗美援朝医疗队赴北京时，长期在家庭被原领导人“造就”的王冠民和宋钧枢、马光昕发起组织“民主组织部”。6月27日到7月3日，老家也召开抗美援朝三自革新会，也搞起控诉会，重点在控诉家庭负责各部门的部长身上，也有对左顺真的控诉。7月，选出王晓声、郭钧翔、董恒新、丁书祺、宋汝舜、韩文美、孙仁翘七人组成的家事管理委员会，选举了各部部长，并最终取消了家长制[8]。
家事委员会成立以后，对家庭的发展方向可能有些新的计划。马庄家庭在家事委员会成立后到底有什么新的兴革，在资料中并无记载，但直属马庄家庭的泰山耶稣家庭家事管理委员会，在1951年12月18日的登记名册中附了一份泰山耶稣家庭章程（这也是我们所见到的唯一的耶稣家庭章程）。当时泰山家庭的家长制也已经改为家事管理委员会，可见老家的变动很快就影响了附近的小家，因此，小家的这份章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家的走向。这份章程一共19条，大致可以分为4类内容。
第一类是关于家庭信徒与政府的关系。在第三条中规定了信徒“皆须实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并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第二类是关于家庭的管理体制，在第四、第六和第十六条中规定“一切负责人都是以民主方式经全家群众选举产生”，“一切事务经全家家事会议决定后交家事管理委员会执行”，“家事委员会任期两年”。第三类是关于家庭的生活方式。其中第二和第十条规定家庭“过相爱互助的集体生活”，“家庭分子不分男女老幼各尽所能劳动生产，家负生活教养之责”。第十二条规定“家庭基本分子不分性别均享受同一生活待遇，但物品之享用及工作之分配以‘需要’和‘能力’为原则”。婚姻方面则必须按照国家的婚姻法执行。第四类则是关于信徒入家条件。第七条规定入家者必须是：“一、未被剥夺公权者。二、与本家有同一信仰者。三、具有爱祖国爱和平爱宗教之热诚者。四、同意本家各项章程、服从本家集体生活之团体纪律者”。第八条规定“入家后中途自愿出家者有绝对自由。”[14]这份章程在最后说“本章程系依过去实际情形并今日之需要创立之”。但事实上比较以前家庭的措施来，章程表明了许多变化：第一、耶稣家庭超政治、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局面是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第二、延续至今的家长制度为民主选举所代替，并规定了任期制度。第三、参加家庭必须实行破产等条件也被取消了，而且明确规定了出入家庭的自由。第四、由家长安排婚姻的制度也被废除了。总的看来，家庭在政治上强调服从政府，管理体制上采取民主制度，家庭成员享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这反映了这个基督教社团希望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以争取在新社会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家庭最核心的经济制度没有变化。其一、它仍然主张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方式没有变化。其二、仍然没有恢复信徒个人的小家庭。从章程表面来看，家庭似乎仍然要走这条乌托邦主义的道路。但是，这里实际上有家庭经济资源条件的限制，恢复信徒个人的小家庭制度是当时的家事管理委员会所不能想象的。这份章程是在1951年下半年形成的。当时敬奠瀛仍然在马庄家庭，这里面可能还有他的影响，当然这也体现了一些人希望把家庭维持下去的思想，但迅速发展的形势已经使这一切都没有可能了。
1951年下半年，耶稣家庭的危机已经出现了。首先是经济问题。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耶稣家庭本来每年两次的春夏大聚会从1951年春季起停止了。这除了影响到耶稣家庭信徒的宗教生活外，还减少了聚会期间已成定例的捐款收入。这些捐款在有些年份曾经为家庭提供了大笔收入[8]。解放以后，社会上各种政治运动，如土改及三反五反等，使得一些原来比较富有的家外信徒或者城市中对家庭制度的同情者都可能自顾不暇，也顾不上接济家庭了。这使家庭不定期的捐款收入锐减。小家的情况和老家差不多，临朐小家对老家支持比较积极，结果遭到小家信徒的反对。同时，对家庭自身的生产收入来说，耶稣家庭医疗队集中了家庭中大部分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壮年信徒，许多是老家或小家的领导骨干，他们出发以后，使得家庭生产受到影响。医药部从前每月可以提供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由于骨干几乎全部出动，医药部处于停业的状态，收入大不如从前。家庭中历来没有资金和粮食的积累，收入的锐减，使得经济危机隐隐出现了。
其次是信徒对乌托邦体制下的生活方式日益不满。家庭取消了家长制度后，仍然维持着财产公有、集体生活的方式。在家庭领导的权威已经大大削弱的情况下，信徒开始表现出对这种平均主义生活方式的真正看法。家庭内部事实上有两种倾向，第一种认为财产公有集体劳动还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对多年来辛苦经营的事业有一份感情，他们还相信换了领导后，只要妥善安排，家庭的经济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一些为数不多的家庭领导骨干。一些年老体弱的信徒当然也希望维持这种大锅饭制度。第二种则是厌倦这种公有体制。大多数中青年人都持这种态度。当家庭开始反对家长制、批评左顺真、批评各部部长后，劳动纪律开始松弛，消极怠工、闹事的现象都出现了。大锅饭制度越彻底，对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越有害[15]。
对这种一眼看到头的贫穷的集体生活，绝大多数的年青人都感到灰心。他们渴望离开这个家庭，到外面的世界去开创自己新的生活。耶稣家庭的人们就好像后来公社化时期的农民一样，生产积极性下降，小青年千方百计希望离开家庭。1951年秋天，婴儿室9位小姐妹罢工一天，要求读书。接着有8位青年离开家庭，到了泰安失学失业知识分子的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都找到了新的工作。这些对在家内的年轻人显然是一种刺激。
不仅如此，使家庭生活黯然失色的冲击陆续到来。1952年耶稣家庭医疗队成员陆续复员回来，参加医疗队的年轻人带回新消息。这些长期被局促在家庭中的青年就像笼中鸟儿见到海阔天空之后，心再也收不回来了。因此，“一对比，家庭的封建管理感到受压制。小青年当中动起来了，中年人也有看法。一些不满都发生了，不稳定了，家长也压不住了。……生产受影响了，一对比就无法维持了，闹分家了”（笔者访问彭大卫的纪录，1995年11月5日）。到改革前夕，在1950年时约有500人左右的马庄家庭，因此不断有人离开，已经下降到353人，计男162人，女191人（内儿童123人），如按姓氏血统划分约为120余户[16]。乌托邦制度的崩溃已经开始了。
政府不断从耶稣家庭里吸收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去参加工作。徐家枢、彭大卫两个大学生1952年初到泰安当了教师。有中学文化的宋某也在泰安找到工作。泰山家庭家长张天民到泰安做小买卖谋生，副家长井庆范远赴甘肃。这些对家庭都产生了冲击（笔者访问井庆范的记录，1999年6月15日）。
当时作为家事管理委员会主席的王晓声在1951年底陪敬奠瀛到上海时，已经向上海的三自会筹委会提出帮助分家的请求，王在一封信中写道：
耶稣家庭改革六个月以来，不够彻底，希仍继续前进，以期合乎领导。耶稣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们，学习的政治觉悟都提高了，懂得了当前全中国正全面的推行着生产竞赛，发家致富。就是进一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还各尽所能，按劳计酬的。又看到周围广大的群众们在政府各种号召及领导下，都过着轻松愉快的幸福生活，而耶稣家庭独然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即集体的共同生活，在感觉上好像是脱离了领导似的，成了一种突出的现象。
同时耶稣家庭本身也产生了一种不景气的现象。因为家庭中实行着不论贤愚能拙，打钟一律吃饭，使人有了闲懒依赖的机会，因此妨碍了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有几个弟兄姐妹在家庭里时，工作不积极，时常推病，但一回到他自己的俗家时，病就跑了，工作也积极了，拼命的干。所以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生产情堵的提高，必须有私生活。由于酝酿和讨论，大家一致的提出这个要求，要脱离这种集体的共同生活形式，成立小家庭生活。现在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社会，家庭不能擅自改变生活形式，也有些困难（主要的是户口的迁移及各级政府的谅解），需要领导上加以协助[15]。
王在这里谈出了真正的问题根源所在：当周围的社会人人正在“发家致富”时，耶稣家庭的这种“集体的共同生活方式”，又怎么能维持下去呢？据王说他和敬奠瀛此次到沪就是寻求三自会的帮助，来解决把“家庭”变“教会”的问题[15]。看来，敬奠瀛确实感到自己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了。但上海三自会迟迟没有作出决定。直到1952年三月间，王晓声感到实在无法维持了，在信徒的催促下，向泰安地委汇报了马庄耶稣家庭的情况，并连续给吴耀宗写了几次信，反映了马庄耶稣家庭的混乱情况，吁请派人来帮忙分家。迟至4月间，对耶稣家庭的处理，终于被提上当地政府和全国三自筹委会（以下简称三自会）的工作日程。4月底泰安地委和全国三自会筹委会联合组织的工作队开进马庄耶稣家庭，8月初革新完成，信徒重新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耶稣家庭这一基督教乌托邦走完了自己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家庭创建人敬奠瀛的态度。在耶稣家庭体制逐步陷入困境之际，全国教会革新运动已经全面铺开。1951年11月三自革新学习会在上海召开，12月间敬奠瀛也被召到上海三自革新筹委会学习和交代问题（注：徐家枢，第24页；参加过马庄家庭革新的沈德溶则说敬于1952年初到上海避难，由于沈文发表于1998年，可能不甚确切。见沈德溶：《协助山东马庄“耶稣家庭”革新经过》，全国政协《纵横》月刊，1998年1月号，第37页。）。敬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写检讨，这些检讨看来是写给三自会领导看的（注：在敬的检讨中有一份题为“回答吴先生问关于家庭对离家人剥衣服的材料”，因此推测这些检讨大部分是在回答三自会筹委会在学习会中提出的问题。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1-16-9。）。最早的一份是1952年1月7日写的，现在看到的陆续写出的检讨一共有5份，实际上是敬对耶稣家庭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反思。敬奠瀛也开始谈到分家的问题，他首先是从恢复信徒小家庭私生活的角度主张分家的：
自从新婚姻法颁布以后及政府的大力宣传，我才觉出了这新婚姻法的完美，重新认识到男女自由平等的基础，觉得最低限度应有他们的小家庭幸福生活，这也是我赞成耶稣家庭要改变旧有的生活形式，分家分居，各有其小家庭私生活的一大原因[17]。
另外，他也认为耶稣家庭在旧制度下的那种社会功能已经不存在了：
……我得到一个觉悟。耶稣家庭实在代表了在帝国主义压榨下半殖民地国家封建社会所产生的社团。灾难轻，他的进步就缓，灾难重，他的进步就速。灾难消灭了（解放啦），他的功用就消失了，也就应当改变形式了。
敬奠瀛在这份检讨中还写了一首诗，他说“把我几节小俚歌写出聊表我眼前的心景”：
一九五一年，家庭圈子小，人口太多，实在容不了，因爱国争着往外跑。
家庭之组织，好比救生船，帝国封建，灾祸罪滔天，家庭内比较有平安。
洪水渐消落，舟停西啦山，非宅非院，出进煞费难，无门窗实似黑幽监。
洪水既退去，世界成乐园，橄榄舒新，草绿花又鲜，宇宙间人物都改变。
而今大解放，感谢共产党，持定站稳，人民之立场，为人民才是真信仰。
家庭之组织，不如众教会，恩典神赐，物质国负责，新民主优游而自得。
全国既解放，家庭似赘瘤，总不痛痒，也多此块肉，为美观也应早割除[13]。
这里我们引证这些资料，是希望用敬奠瀛自己的话来展示他在这一时期思想的巨大变化。敬在写这些东西时可能已经感受到某种压力，但他对耶稣家庭的否定和批评并非尽是自污不实之词，他对耶稣家庭的兴衰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则是一种真实的历史经验的认识。其实，早在1948年，敬奠瀛早年的学生并且是耶稣家庭最早信徒之一的马鸿纲就曾说过：
耶稣家庭的将来会遇见下列困难：（一）团体愈扩大，维持愈困难，将来的后起者能否还与创始人一样的坚贞贤能？（二）将来时局平定，民生容易解决，愿意参加家庭的人是否要减少？（三）今日是新教会，再三五十年后即变成老教会，充其极也不过与一般老教会并列，决不能再发挥出什么特殊的力量，因为一般老教会也都是新教会的过来人。所以耶稣家庭将来的工作若何，全以后继者是否得人而定[18]。
马当年的预见就是后来耶稣家庭面临的现实。因此它说明了这个乌托邦团体的解体不仅有外因，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多数人对这种宗教社会生活一体化方式的否定。从参加耶稣家庭的信徒后来的认识来看，在社会上，他们付出努力会比自己在这个宗教集体中生活得更好。正是这种长久的经济理性最终胜过一时的激情，终使这个宗教公有制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三、与西方基督教乌托邦的一个比较
耶稣家庭作为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的最后结局，所以引起议论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团体的终结是在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国家里发生的。尽管按新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走向，这种独立的基督教公有团体在此后政府发起的全国性的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能否存在几乎肯定是个问题，但作为这种乌托邦团体最终瓦解的结局，则仍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其与盛产基督教乌托邦团体的美国的情况作一比较。
根据对美国自18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乌托邦团体的研究，美国学者古泰克(Gerald & Patricia Gutek)认为这些基督教乌托邦团体在宗教理念上有不少共性，例如，对人性的看法及对千年王国的期盼。美国乌托邦社团中的震颤派(the Shakers)、和谐派(the Harmonists)、朝澳的脱离派(the Separatists at Zoar)及阿麦那的灵恩派(the Inspirationists at Amana)等教派中的虔信者，都认为自己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被神拣选的人，他们相信创世纪所说的人性是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再造人性，人只有通过信仰和被神拣选得到救赎和改造。作为被上帝拣选者他们坚持不和罪恶的世界生活在一起，而要建立一个上帝之城，等待基督的再次降临，迎来和谐神圣的千年王国。再如，这些团体在思想上也深受领袖的影响和控制。古泰克认为：“在建立和维持一个团体的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是领导。创始者的个性在吸引人和赢得皈依者中是非常关键的。许多宗教团体的创建者，如震颤派的安·李(Ann Lee)、和谐村的拉普(George Rapp)和完美派的诺斯(John H.Noyes)都具有卡里斯玛的个性，通过个性实施领导和控制。……他们用个人魅力、自成一派的宗教学说及社会控制和（团体意识）一致性来实施统治。我们发现宗教团体的领袖比世俗团体领袖能对追随者实施更强和更持久的控制”。这些社团从生活方式、社会和经济组织、教育实施都受到团体创始人极强的影响。在这些社团中，社会、经济及宗教高度地混为一体，劳动生产和宗教洗脑是团体生活的重要内容，劳动、祈祷和学习成为互相强化的手段，每个团体都致力于在精神上建立与领导者所制定的宗教实践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以致于达到一种抹煞个性的社会控制。最后，在经济上，美国的宗教共产者们也建立了独立于主流社会的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社团。这些社团实行财产公有，依靠以某些圣经条文为依据的规章来进行治理。其中一些团体（震颤派及和谐主义者）实行反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制度。非独身主义的公有制宗教团体（如灵恩派）则为他们的孩子开办学校，认为教育旨在把成人的文化传统传给儿童，使团体的文化精神和特征后继有人[19]。
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美国基督教乌托邦的一些普遍特点：第一，起源于与体制教会对立的教派，它对圣经的理解采取原教旨主义的激进的解释，相信耶稣再临和在此生的集体的得救，认为自己是掌握特殊启示的群体。第二，有卡里斯玛个性的领袖对团体实行高度的控制。第三，建立分离的社区，仿效初期教会实行财产公有。第四，对社会的影响甚微。此外，美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善，在共产社区的建设方面比较成功。最后，则是这些团体无一例外地最终走向消亡。
根据古泰克的研究，笔者把这些乌托邦社团解体的原因列表如下：
本表资料据Gerald and Patricia Gutek:Visiting Utopia Communities:A guide to the Shakers,Moravians,and others,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
在上述基督教团体中，经济发展一度都是非常成功的。因为美国历来有宗教宽容的政治传统，又加以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这些团体的经济成就都颇为可观。它们都发展起了赢利的农业和手工业，震颤派、拉普派、朝澳派、詹逊派(Janssonists)及灵恩派，都建立了自给自足的、财政上颇为成功的“小城邦”。它们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生产大量的玉米、小麦、燕麦、亚麻、干草、土豆和葡萄、苹果等。依据经济上的功能主义，每个聚居点通常有木工房、百货商店、面包房、酒窖和锯木厂，有些还有制革厂等企业。他们精心创建的机构能提供有效的服务，例如团体中有托儿所、厨房、餐厅、洗衣房，以使妇女能在团体中承担其它经济活动。团体有计划的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成员的辛勤劳作经常使这些宗教社团成为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如震颤派居留地生产的种子、草药、工艺品一度在美国享有盛誉。同时，它们与外部社会维持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这使他们在社区之外的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利润。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之子罗伯特·D·欧文(Robert Dale Owen)一方面批评这类宗教共产团体是“基督教贵族制”的社会结构，但却盛赞其经济的成功：拉普及其追随者到美国时人均仅25美元财产，但25年后（1825年）达到了人均2000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财富的10倍之多[20]。但即使这种经济上的成就也没有阻止这些团体最终瓦解。
在上表列出的内容里，我们看到这种基督教公有团体的瓦解，或者是第一代领袖去世后再无强有力的领袖来主持，因而团体涣散；或者是对其特殊的婚姻家庭制度不满；最多的还是年轻成员对公有集体生活的厌倦而导致整个团体成员越来越少而终结。
作为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运动显然体现了这类团体的基本特征：由被看成“异端”的有个性的宗教人物在与体制教会的冲突中创立，在社会危机年代中获得发展，因内部矛盾由盛趋衰；宗教上也信奉末世论，提倡激情崇拜，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得救之路；在与世隔绝的团体生活中仿效初期教会的公有模式，经济上经营农业和商业；同时，除了最后两年的特殊情况外，对主流社会也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读者如果有兴趣比较中美基督教乌托邦的资料，不难发现中西基督教乌托邦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我们的资料还不能证明在耶稣家庭生活过的美国传教士是否向这些中国信徒描绘过美国基督教乌托邦的生活，但由于它和在泰安的美国神召会之间的特殊关系，耶稣家庭在经济生活上似乎更接近美国乌托邦模式。因此，其兴其衰自要受其乌托邦社团发展必然性的影响。
从耶稣家庭最后三年的走向来看，这个乌托邦主义的基督教团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已经面临许多困难。海外有关耶稣家庭的看法虽然出发点不同，但都认为是三自会和政府主导的“革新”运动使家庭运动安全解体。尽管耶稣家庭确实是在革新运动后不复存在的，可是也许我们只能说外力的干预加速了这个团体的终结，因为在外力参与到耶稣家庭革新之前，家庭体制的先天性矛盾已经把这个团体引向崩溃之途。事实上伴随着西方新思想进入山东地区的基督教，被耶稣家庭用来作为指导一种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把信徒结合成集体，促成了团体的发展，在战乱年代的乡村中建立了安宁的基督教小社会。但耶稣家庭这种体制不是没有问题的，它抹煞了人的个性，否定个人的利益，要求信徒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下度过一生，说到底是和人性相冲突的。这里就埋下了家庭体制必然瓦解的根源，这与欧美的基督教乌托邦团体的命运并无二致。换言之，耶稣家庭这种以公有和集体生活为基础的制度，它的解体是迟早的事，革新运动只是临门一脚，而不是根本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基督教乌托邦的历史命运完全是其西方同道的翻版，事实上中西基督教乌托邦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也有深刻的差别。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面临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环境。西方乌托邦运动的真正兴起是社会政治思想呈现多元发展的时期，包括基督教乌托邦在内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基督教乌托邦在欧洲最初受到排斥和驱逐，到美洲大陆从拓荒时期就成了任其自生自灭的团体，许多昔日兴盛一时但终归消失的乌托邦团体旧址如今都成了被保护起来的历史遗址，成为一种吸引游人参观的旅游资源。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容许乌托邦实验的社会空间是非常狭窄难得一遇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中，历来没有容纳这种宗教经济混一的社会实体独立存在的空间。耶稣家庭萌芽正好是处在从帝制到民国新旧政治秩序重构的时代，发展则是两次战争期间，都是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下降的年代。这种暂时失控才为耶稣家庭这种组织存在形成了必要的空间和时间。但是，一旦政府重新确立对社会的控制后，传统的政教关系模式依然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个逐步全面走向公有制度或集体所有制度的全能社会中，不可能有基督教乌托邦的位置。因此，耶稣家庭这种基督教乌托邦的消失，无论从其自身内在痼疾或者是外界的社会空间来看，都是历史的必然，有差别的可能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