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理论特性与批评主体的知识素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素养论文,主体论文,特性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6－0176－05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野蛮开发与过度利用，工业三废的肆意排放，导致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危机不断加剧：水源污染、土地沙化、草场退化、森林缩小、湿地干涸，人口膨胀、能源紧缺、物种锐减，海平面升高、臭氧层空洞、气候变暖……这些触目惊心的诸多征兆表明，世界末日可能不是美国灾难大片《2012》耸人听闻的荒诞想象，它正在逐步变成残酷的现实。面临生态灾难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一次次聚集日内瓦、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焦虑地磋商着如何实行“全球总动员”，缔结公约节能减排，改善生态环境，以实现“人类对地球的拯救”。而旨在以文学审美的方式参与生态环境改善与保护的生态批评，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且越来越广为人知。
然而，由于国际生态学界迄今为止对生态批评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致使其理论特性也有些模糊不清：“在国外的一些学者看来，与文学中的环境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充满活力的、变化无穷的文本和文化研究中新的重要领域。然而，广为人知的‘生态批评’，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批评和理论边界，更多地应看作那些共同关注文学和文学研究中地点重要性的相互联系的方法的荟萃”[1]。鉴于此，本文拟从学科归属的分析入手，对生态批评的理论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助于人们清楚把握与准确使用这个概念，使之最大限度发挥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作用。
一
人们在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时，时常将之与生态文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了解这些概念的学科属性以及学界对它们的解释，会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所启发和帮助。
如果说突出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2]11；侧重于探讨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文艺学”是“选取现代生态学的视野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观察、分析、批评、研究的一门学科”[3]；“生态美学”是一门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狭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4]，那么，生态批评究竟是什么？它和以上诸概念又是一种怎样的联系呢？
在有的学者那里，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是同一概念，例如，王诺先生就持这一观点：“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2]2
鲁枢元先生认为生态文艺学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的一门学科，同时又认为它还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与批评方法，是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3]。而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对生态批评又做了这样的表述：“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态学时代，相应于已经渐渐成型的‘生物学知识系统’，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是否也应当改变一下自己的学科形态了呢？变化其实已经开始。20世纪70年代陆续登场的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尤其是随后跟上的生态批评，就是显著的征兆。”[5]。
曾繁仁先生有和鲁枢元教授相接近的表述，不过他更强调生态批评与他的研究领域——文学美学以及他力主倡导的生态美学观的关联，他说：作为“当代生态美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践形态”的一门“蓬勃发展的‘显学’”，生态批评是继“社会批评、美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与原型批评之后的另外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批评形态”。他进而指出，生态批评“首先是一种文化批评，是从生态的特有视角所开展的文学批评，是文学与美学工作者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将生态责任与文学美学相结合的一种可贵的尝试”。[6]
综合以上被学界视为国内生态文学最具代表性与权威性的三位学者颇具启发性的卓见，结合个人的理解，笔者认为，和对于生态美学所作的两种区分一样，对生态批评也可作狭义与广义的两种理解与把握：狭义的生态批评指的是以生态文学为观照对象的一种批评形态、批评手段，乃至由众多的生态批评家操持这一相同的批评手段从事生态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文学批评流派；广义的生态批评指的是既涵纳了狭义的生态批评，又包容了尝试在生态学与文学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或者说借助生态哲学的精神内核审视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包括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构在内的一切文学审美活动。
二
探究生态批评内在的理论特性,涉及到其理论立足点、指导思想（或曰思想特征）、观照对象、研究范围、基本任务、终极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批评主体即生态批评家应该具备的知识素养等诸多问题。
自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诞生以来，中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始终保持着对它进行界定的冲动和热情。他们竭力证明自己界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试图说服同行接受和认同自己的定义，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迄今为止对何谓生态批评的问题，国际生态学界依然是人言言殊，难以达成共识。
据曾繁仁先生的说法，“生态批评”这个概念是美国文学研究者威廉·鲁克尔特在《衣阿华州评论》1978年冬季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6]。这一说法在1996年由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女士及其同事哈罗德·弗罗姆主编、由乔治亚大学出版的国际学界第一本生态批评研究资料汇编《生态批评读本》一书中得到了证实。该书不仅收录了于1974年首次提出“文学生态学”术语的美国学者密克尔专著《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的相关论述，“还收入了首次提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的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7]。鲁克尔特率先提出并且给出了生态批评的定义，认为它是“把生态学以及与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的批评。鲁氏定义的局限在于把生态批评仅仅看做是生态学与文学批评的简单相加，因而招致了格罗特费尔蒂“太狭隘了”的批评。
如果说“被公认为是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生态批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7]的《生态批评读本》所显示的，在笔者看来是一场包括主编者在内的众多生态文学学者关于生态批评界定的“无声的博弈”，那么1994年在美国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召开的有关生态批评的圆桌会议，则是集中于生态批评的术语界定问题众多学者“面对面的争鸣”，而且“那次密集性的术语界定影响很大”[8]。
王诺先生对盐湖城会议上提交的近二十种界定当中的四种界定进行了评说和辨析。无论是对在他看来“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斯洛维克的“两面论”观点——“生态批评意指两个方面的研究：既可以用任何一种学术的方法研究自然书写；也可以细致研究任何文学文本的生态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对他认为“非常简洁”、“定义被多数生态批评家认可或引用”的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所谓“两只脚”理论——“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生态批评以自然与文化、特别是自然与语言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作为它的主题。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立于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无论对威廉·豪沃斯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的“家事裁决”学说——“Eco（生态的）和Critic（批评家）都来自希腊文，分别出自oikos和kritis，两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家事裁决’（housejudge），……这个oikos指的就是自然，是被爱德华·霍格兰称为‘我们最宽广的家’的地方，而kritos则是一个有品位的裁决者，他希望这个家有良好的秩序，靴子和盘子没有乱扔一气，没有破坏原本的布置”；抑或是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批评主张——“在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的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王诺先生均以中国学者的深厚学养和追求学理的科学态度进行了辩证评价。一方面，他对以上诸种界定的优长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十分坦诚地地指出了各自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在他看来，斯洛维克的缺陷有三：一是将生态文学与自然书写混为一谈；二是对定义中涉及的“关于非人类世界的意识”里的“意识”究竟为何物语焉不详；三是将批评的对象局限在描写非人类世界的文本上。格罗特费尔蒂的缺陷在于，从术语的逻辑严密性上考量，她的界定中存在着内在矛盾；豪沃斯的缺陷在于，“以形象的语言做出的术语界定太不学术化，也很不清晰，不太严谨，界定的本身还要界定和解释”；布伊尔的缺陷在于，他“是在给环境批评下定义，而不是给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下定义”，从学理上说，其定义不能将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包容进来。
鉴于对欧美学者的界定不甚满意，本着“旗帜鲜明”、“坚持学术的严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以及试图弥补欧美学者缺陷的“三项基本原则”，王诺先生对生态批评给出了自己的定义：“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8]
三
对于王诺教授的界定，笔者大体是赞成的。比如“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就对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作了明确限定。诚如他在该文中所言：“生态批评不能脱离自然去研究文学文本中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内心世界”。的确，如果那样的话这种批评就不能被称作“生态批评”，而是变成了社会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或别的什么批评了，这也无形中呼应了鲁枢元先生的对自然的看重和强调：“必须恢复‘自然’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把‘自然’作为生态文艺学中一个基本的范畴”，这是因为“在‘生态学’与‘文艺学’两个学科系统之间，存在着‘现象的类似’、‘逻辑的相通’、‘表述的互证’，运用一般系统论原理，生态学的原理有可能转换为文艺学的原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依据是牢靠的”[5]。
再比如，该界定明确将“生态整体主义”规定为生态批评的指导思想（或曰基本原则、评判标准、立足点等——笔者注），从而突出了生态批评的思想特征，也以此把它和其他文学批评形态——诸如以道德意识和伦理关系为评判标准的伦理批评（又称“道德批评”——笔者注），以女性主义价值观为指导思想的女性批评，以手法和技巧为衡量标准的形式主义批评等——区别开来。
如同人们对任何一个术语、概念的解释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瑕疵和疏漏一样，王诺先生的这个界定也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在这个定义中，有些表述笔者认为是偏颇的，甚至是绝对的，因而是值得商榷的。
可能王诺先生的本意在于力求对生态批评所下定义的简明扼要、旗帜鲜明、突出重点，但恰恰是由于为实现既定目标所采用的策略，他不得不付出突出某点、难顾其余、牺牲周延性和全面性的代价。比如说“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谈的是指导思想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谈生态批评的立足点的问题。论者尽管避开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表述改用“生态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来行文，但排斥乃至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立足点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从他与张念红合作撰写的对《〈生态批评读本〉述评》一文可知，西方学者（特别是生态学家）对“人类中心主义”持激进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是生态危机的一个最大最深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批评读本》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是被评述者赞誉为“里程碑式”的林恩·怀特的论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理由是，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在怀特看来，要化解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必须彻底摒弃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接受一套新的基本价值观，用以取代基督教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将承受这个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直到我们拒绝了基督教的这条诫命除了服务人类，自然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7]
西方学者将生态灾难的责任归罪于基督教的价值观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无道理，但过于绝对和偏颇。事实上，造成地球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后所导致的可能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唯我独尊”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强调以“生态主义”为生态批评指导思想的缺陷在于，一是过分夸大了生态批评承载的生态责任，一是否定了人类在消除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上的中心地位和主体作用。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将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批评的基本立足点，其目标是要“构建一个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人类与非生物之间毫无主次上下之分的大一统世界。……问题是，这种‘大一统’只不过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乌托邦’而已。将一种空想当作生态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然是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的”；另外，一方面“把人类从‘中心’降格为普通物的地位，同时又要求人类担负起‘中心’应有的道德关怀和义务，这本身就是矛盾的”[9]。因此，我们固然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不妨提倡相对的、善意的、温情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中心主义”兼顾人类利益和生态整体利益，强调两者的并存共荣、协调发展。我们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节能减排”等生态理念，所体现的正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要义，也理应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立足点。
在王诺先生的界定中，“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是对生态批评对象的限定，若从广义的角度考察，生态批评的观照对象和适用范围似乎过于狭窄了。好在紧接着他有个“补充说明”：“本论文给出的生态批评定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向性含义：它研究和评论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是否描写了自然，不是生态批评能否展开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关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只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文学作品哪怕完全不涉及自然景物，哪怕只表现一个破坏生态的政策的出台过程、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一次严重的污染事件（比如生态审丑所审的就不一定是自然物，而更多的是人造物或人类行为），也是生态批评应当探讨，甚至重点探讨的对象。”[8]这就有效避免了给生态批评下定义时的篇幅限制所导致的界定偏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批评研究和批评对象的整个文学，绝不是漫无边界的，而应该是有所限定的。即这里所谓的“整个文学”，不是所有的文学创作，而只能是作者本着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用审美的方式观照生态问题（尤其是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如果不加选择地任意扩大生态批评的使用范围，那就违背了生态批评的理论特性，损害了生态批评的有效性和“公信力”，甚至从根本上解构和取消了生态批评。
四
如同生态文学的诞生不是来自于文学内部力量的推动、也非源于作家哗众取宠的名利欲望的驱使，而是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出现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所逼迫一样，生态批评的崛起也非来自文学研究内部力量的推动、并非源于批评家标新立异冲动的激发，而是消除生态灾难、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和谐、建构生态文明的强烈责任感的召唤。如果说生态文学体现出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密切度，体现出作家的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做人的可贵良知，那么生态批评所昭示的则是文学研究与人类生存、人类生活前所未有的贴近感，凸显出批评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作为批评主体的高度自信。
的确，被称为“生态学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态困境把生态批评和生态批评家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生态批评及其主体应该承担责任并且能够履行使命，诚如鲁枢元先生所言：“面对地球生态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危机，生态批评应当是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任和道义的批评，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批评不仅是大脑皮层上的智力活动，还应当是全身心的投入；批评者不仅应当持有批评的技巧，更应当具备批评的良心；生态批评者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还应当是一个古道热肠、勇于担当的‘操心之人’。生态文艺学不只是大学课堂上的高头讲章，更应当是一个探求者、朝圣者心灵深处滋生的憧憬和信仰。自然领域发生的危机，有其深刻的人文领域的根源，文学艺术批评的责任是努力推进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在一个统一的地球生物圈内的互动。”[5]
生态批评家要担当生态责任，履行生态使命，在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比单纯的技术手段、管理手段更有效的人文学者的优势——通过生态批评实践去影响世道人心，“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10]，仅靠满腔热情和责任意识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生态批评的学科跨越性非常鲜明，这不仅表现为人文学科内部的跨越，也表现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大跨越，它涉及生态学、环境科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文艺学、美学等很多学科”[9]。这就对批评家的学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称职的生态批评家除了要拥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的文学知识素养、理论素养和理性思辨能力，要有自觉的生态意识、整体意识和全球意识之外，还必须具备博古通今、文理兼容的十分完备的多学科知识素养——这既是生态批评对于批评者的要求，也是生态批评家应不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