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的非均衡发展观与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我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国中论文,发展观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增长极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中重要的创新成果，它采用动态的非均衡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发展问题，论述了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之间极化与扩散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了非均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向某种发达状态过渡的必经阶段和必要形式，而平衡发展则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要求和发展所要达到的一种结果；同时也强调了“战略性”区域经济政策对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刺激作用。因此，认识比较增长极理论的非均衡发展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促进区域发展战略重点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抓住机遇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扩散作用拉动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逐步遏制和缩小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进而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增长极理论的非均衡发展观及其政策主张
增长极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来的，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美国经济学家赫西曼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尽管这些代表人物对增长极的认识和一些政策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非均衡发展和政策主张上却始终是一致的。
1.1 描述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过程
增长极理论的代表人物针对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等人提出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本短缺，资源有限，对所有部门、所有区域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均衡增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应该选择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主导产业和优势区域进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他认为，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我们的目的是使不平衡存在，而不是使其消失。要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平衡”。
佩鲁则认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增长极通过吸引力和扩散力作用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性影响，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获得优先增长，而且能够带动其它部门和地区的迅速发展。缪尔达尔则用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说明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并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应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以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刺激落后地区发展。
1.2 提出了非均衡发展的初始条件
增长极理论认为非均衡增长是从区域增长极开始的，但增长极的形成是有条件的。佩鲁认为增长极的形成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该地区有足够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因为拥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创新型企业的主体，可以带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他们不仅使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发展，而且能通过影响产生一批追随和模仿创新企业的新企业，即增长企业。二是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增长极所在区域不仅集中一批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部门，而且要有效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聚集，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三是要有适宜的经济增长环境。既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环境，又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等。
1.3 提出了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途径
增长极理论不仅描述一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总是一个从初始均衡——差异扩大——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一过程的有效途径。在缪尔达尔看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循环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因素“起始的变化”会引致其它因素相应变化，并促成初始因素的第二极强化运动。如此循环往复累积，导致经济过程沿初始因素发展的方向发展，使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而落后地区则由于生产要素的外流，变得越来越落后。这种由于要素收益差距而引起的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的现象，就形成了“回波效应”。但“回波效应”不是无限地发展下去，当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产生外部不经济，生产要素又会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产生“扩散效应”。这时发达地区就会带动落后地区发展，从而使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慢慢缩小，最终实现二者的均衡协调发展。赫希曼后来提出了同缪尔达尔相类似的观点，他用“极化效应”（即“回波效应”）和涓流效应（即“扩散效应”），说明增长极对其它落后地区或腹地的双重作用和影响。
1.4 提出了促进落后区域发展的政策主张
在对增长极两种效应的认识上，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认为，任由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回波效应”（“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涓流效应”）。因而为防止区域差距过于悬殊，不应消极等待“扩散效应”，而应由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后来，劳艾德·罗德温提出“集中的非中心化”区域发展理论，旨在强化“扩散效应”，遏止“回波效应”，并主张在边缘落后地区建立新的增长极或增长中心，使发达地区老增长极和落后地区新增长极协调发展。
布代维尔对佩鲁的“经济空间”做出了新的解释，正式提出了“区域发展极”概念。他把经济空间划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均质区域；第二种是极化区域；第三种计划区域。在他看来计划区域是政府的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区域，因而也是实际存在的关联区域，并在性质上更具政治性。这里实际上已把增长极分为由市场机制支配的自发生成的增长极（极化区域），和由计划机制支配的诱导生成的增长极（计划区域）。正是由于增长极理论关于建立“诱导性经济增长极”的政策主张，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指导落后区域开发。
2 国外在落后区域构建经济增长极的实践及其启示
增长极理论提出来以后，很快从一个经济概念上升到一种发展战略，并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区域发展规划，尤其是对落后地区的开发，这其中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成功的先例。
在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对增长极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的增长中心可能是某个大学或科研机构，而不像传统聚集区里的某个大型联合企业。随着“硅谷”的成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地方政府纷纷运用增长极理论这一政策工具，在指定地区建立科技工业园区，到1985年有35个政府制定了高技术发展计划，1987年35个州建立了与大学联系的科技工业园区104个。
英国从20世纪50、60年代起区域规划逐步演变为按照不同情况设置“特别开发区”、“开发区”、“中间区”的分级开发区，分别实行不同政策，到了70年代又开始强调新兴工业的重点开发。
法国政府1960年颁布空间发展计划，并成立了10大整治与区域开发机构，选定8大城市地区为“中型发展极”，抑制巴黎中央地区的过度膨胀，通过优惠政策促进法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日本政府1962年以来多次制定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把日本分为七大经济区，便于统一规划和分类指导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又在满足区位条件的地区指定开发了26个科技工业园，并在金融、税收和土地管理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增长极理论取得成功的典型是巴西和马来西亚。1967年巴西政府为了刺激亚马逊河流域等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建立了“玛瑙斯自由港”，并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各种激励手段，如迁都和移民，即从1956年开始，用3年时间把首都从繁华的里约热内卢迁往落后地区的巴西利亚。同时有组织地向落后地区移民，政府为移民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再如为完善基础设施，修建了以巴伐利亚为中心，长达1.7万公里连接各州主要城市的公路网。玛瑙斯自由港作为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辐射中心，有效地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马来西亚政府为促进落后地区开发，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人才和资金向落后地区转移。如在帕朗地区，政府通过重点投资，通过对高科技等电子创新企业的扶持，建立西北地区的增长极，以其扩散效应使那些相对贫穷、停滞的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富裕的地区。
从上述关于国外运用增长极理论在落后区域构建经济增长极的实践来看，可以得到以下3点启示：
2.1 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主要依靠政府力量
增长极既可以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也可以由政府推动建立起来。经济落后地区缺乏增长极形成的前提条件，消极等待发达区域的扩散作用，只能使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加快落后地区发展，由中央政府出面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并且拨出专项财政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达到吸引私人投资目的；或者由政府投资建立推进型产业。这种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建立诱导性增长极的办法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现实选择。
2.2 落后地区培育增长极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往往只在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占有优势，如果按着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只能通过发展资源输出型和劳动密集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使落后区域的经济得以发展，但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发达区域的梯度转移，而不可能改变在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状况，因而在发达区域增长极的极化作用下，相对落后的被动地位很难彻底改变。落后地区要赶上或超越发达区域只能走发挥后发优势的捷径，即利用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等“高等生产要素”可以转移，制度和管理方式可以模仿的有利条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引进资本、技术、人才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再造一个新的增长极。
2.3 增长极的培育要与推进城市化相结合
城市是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的集聚地，是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策源地，因而也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和增长极的载体。城市的发展水平越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动力就越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就越大，对周围辐射力就越大，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越强。一些国家区域开发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要归结于区域开发与推进城市化密切结合、同步进行，而且通常选择条件较好的城市或城市群作为区域增长极的载体，重点投资、重点建设以有效吸引产业聚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 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是我国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过去强调的区域均衡发展转向以效率为中心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根据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投资布局和体制创新等几方面向东部倾斜。在市场自发作用和政府支持的双重推动下，东部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经济增长活力开始显现出来，进入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开放4个经济特区为标志，“珠三角”经济增长极迅速发展起来；90年代初以浦东开发为标志，“长三角”经济增长极又迅速成长起来；进入90年代中后期，“环渤海”经济增长极也渐渐凸显出来。可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间所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始终是以构建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为战略重点而展开的。从总体上看实施这一战略是成功的，其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一，造就了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打破了我国建国以来实施“抽肥补瘦”的均衡发展战略所造成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的低度均衡状况；第二，拉动全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3%；第三，东部的率先发展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并为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梯度转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然，长期的以东部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其消极的一面。在东部三大增长极迅速崛起，并拉动东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而广大中、西部却发展缓慢，与东部区域差距不断被拉大，并且扩大势头难以在短期内被遏制。说到底，就是非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东部持续时间过长，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东部三大增长极与中、西部地区的“极化作用”被强化，而“扩散作用”却被弱化，必然要产生区域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因而，到了90年代末期，对非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调整很自然地被提上了日程，1999年西部开发战略的推出，可以被看作战略重点调整的开始。从近几年实施效果来看，西部开发战略虽然促进了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作为解决我国区域差距的战略举措其作用又是很有限的。
3.1 改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西部区域增长极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但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在短时期内不会收到成效，需要政府进行长时期的大量投资建设。西部构建增长极在初始条件上所遇到的困难与东部相比显然要大得多，复杂得多。
3.2 西部开发没有明确的增长极规划和战略重点，中央政府有限的投入只好在12个省市区进行平均分配
在幅员辽阔、发展参差不齐的西部，这种“撒胡椒粉”式的平面推进，根本不可能在推动区域增长极形成方面起到多大作用。
3.3 区域战略重点转移忽略了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然略高于西部，但同东部相比差距明显，并呈现不断被拉大的趋势，这是区域协调发展不得不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另外，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的“梯度转移”或“反梯度转移”都不可能离开中部的崛起。如果中部地区长期被边缘化，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就会出现“中部塌陷”。这不仅使中部经济增长极构建无从谈起，而且对西部经济增长极构建也会产生阻碍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虽然以西部开发为标志，开始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但由于战略重点忽略了中部地区，而且西部的战略重点布局也不明确，因而这一转移仅仅是开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应比较借鉴西方增长极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学习其他国家运用增长极理论开发落后地区的成功实践和我国沿海地区“三大增长极”形成的经验，把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作为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重点，通过培育重点区域城市增长极和产业增长极拉动整个中、西部经济发展，以逐步缩小同东部的差距，最终实现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协调发展。
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晚，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发育迟缓，不仅城市化率低，而且缺乏现代意义的城市圈；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经济不发达。中西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滞后性决定了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构建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及其特殊性。为此，需要从战略高度统筹中、西部发展，由中央政府对中、西部一级增长极进行系统全面规划，分区域确定几个省会一级大城市为增长极的“极核”，由极核拉动外层中心城市发展，形成密集的城市圈；同时在城市圈内建立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各类工业园区，形成密集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向前向后的联系效应，对整个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4 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战略布局
中、西部一级经济增长极的确定应该考虑以下3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具有比较区位优势；二是符合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原则；三是具有较大的城市规模；四是已具备初步的产业聚集功能。按着这4条标准可以在中、西部确定4个一级增长极。
4.1 建立以沈阳为中心增长极，以大连、长春、哈尔滨为次增长极的东北增长极
从地理上看，东北地区应包括黑、吉、辽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划上，辽宁省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吉林和黑龙江属于中部地区，内蒙古东部划在西部省份。但东北地区作为经济地理上的整体其实是很难分开的，特别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更进一步加强了区域内分工与合作，因而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纳入到中、西部区域规划中，作为一级增长极战略布局是完全可行的。作为“东北第一城”的沈阳，目前已成为全国的设备制造业中心和东北地区的物流中心与金融中心。把沈阳作为建设东北增长极的极核，其它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无法替代的。以沈阳为中心连同大连、长春、哈尔滨共4个副省级城市，共同构成东北城市圈的主轴。“沈大长哈”分别向周围中等城市辐射，进一步形成4个城市群。一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由鞍山、本溪、铁岭、辽阳、抚顺、营口和内蒙古通辽、赤峰等9个城市组成城市群。二是以大连为中心的由瓦房店、庄河、普兰店等4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三是以长春为中心的由吉林、四平、松原、白城和内蒙古乌兰浩特等6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四是以哈尔滨为核心的由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绥化和内蒙古的呼贝尔等7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4个城市群以“沈大长哈”为主轴联网辐射，在区域分工体系中形成既各具特色，又紧密联系的区域共同体，可以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之后的第四个增长极。
4.2 建立以武汉为中心增长极，以长沙、郑州、合肥、南昌，太原等省会城市为次增长极的中部增长极
武汉是我国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一向有“九省通衢”之称，而且又处于全国经济地理中心，以此为圆心，半径400公里以内涵盖45个大中城市，运输半径小，成本低，辐射力强，综合区位优势明显。近几年来武汉已形成光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生物工程与医药、环保等为主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并且已成为华中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城市第3位；历史上又是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具有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良好基础。这些有利条件决定了实施武汉城市圈战略，经过10——20年的规划发展，武汉有望成为继沪、京、港之后的第四大都会和国际城市。因此，应将武汉作为中部增长极的极核进行建设。首先建设以武汉为中心，100公里半径圈内包括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赤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在内的武汉城市圈，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产业布局一体化，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城市紧密联合体。其次要充分发挥武汉中心增长极对其它5个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按着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关系为纽带，以政府推动为动力的逐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模式构筑以武汉为重点的“十”字型城市群。以太原——郑州——武汉——长沙作为纵轴；以合肥——南昌——武汉——长沙为横轴，广泛辐射其它中小城市的单核、多极、多层次的中部城市群。促使中部成为东承长江三角洲、西启成渝、南连珠江三角洲、北接京津唐的最富活力经济区域。
4.3 构建以西安为中心增长极，以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为次增长极的西北增长极
西安是我国西北唯一一个人口超过800万的超大城市。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建设中的外向型的国际化城市。目前，是我国航空、航天、输变电设备、电子、飞机制造、纺织和国际科技工业的重要基地。有普通高等院校37所，民办及其它高等教育机构36所，博士点334个，硕士点826个，国家级重点学科60个，省级重点学科385个。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西安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是西北地区“米”字形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立体交通之中心点。可见，西安完全具备成为西部中心增长极的条件。为实现之一目标，首先要按东到临潼、西到咸阳、南止长安、北抵三原的“大西安”空间格局，把西安进一步做大，形成以西安为中心，以陇海铁路和宝潼高速公路为轴线，将关中地区4个国家级开发区、3个省级开发区和几十个产业园与科技园串起来，使之成为具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星火产业开发带，发挥西安对关中和周边地区的拉动作用。然后利用陇海线、兰新、兰青、包兰线等铁路干线和横穿西北的“欧亚大陆桥”高等级公路，进一步发挥对乌鲁木齐、西宁、兰州和银川等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西北经济快速增长。
4.4 构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增长极，以昆明、贵阳、南宁、拉萨为次增长极的西南增长极
一般把西南6省市加西藏简称6省市区7方经济协作区。这一区域面积2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6.9%；人口2.42亿，占全国10.2%，区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上有一定实力，为全国一级经济区网络。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带核心地区，是西南唯一集水陆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横贯中国内地东西和纵穿南北的几条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干线在重庆交汇，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作为西南地区第一大工业基地，已形成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5大支柱产业，并且以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环保工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重庆的科技教育力量雄厚，拥有1000多家科研机构、34所高等院校，60多万科技人员。成都市是我国西南第二大城市，有成渝、宝成、成昆等铁路及5条高速公路交汇于此，还可以通过近年建成的西南出海大通道等公路干线直达出海口。由于成都和重庆两地相距仅300公里，以重庆为中心包括万州、涪陵、合州、江津等在内的重庆城市群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包括德阳、绵阳、乐山、眉山、雅安等城市在内的成都城市群都已初具规模，再按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进行建设，使各个城市形成分工合理、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成渝经济带，以此带动四川、重庆的整体经济发展。并且还可以通过重庆到贵阳的高速公路，借贵阳与广西、云南联系起来，在北部湾建立成渝经济带的出海口，使成渝经济带对整个西南地区产生一极经济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收稿日期：200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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