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出路——兼论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形而上学论文,出路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进入21世纪，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 大、最急切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路在哪里：是坚持 传统形而上学，建立绝对真理的体系，还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重大的社会现 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弄清唯物辩证 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进一步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一、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的哲学形态
《哲学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的《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一文，已经对马克思哲 学如何颠覆了以绝对为根基的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现代走向将颠覆肯定有限性的形 而上学，发表了有益的意见，指出了两个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不论是知识的合 法性基础还是承认有限性才是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都是站不住脚的。该文认为，马 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其基本的方法论精神是要真实地面对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生活 的发展而不断地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反思，并以此为契机来重构社会生活过程。
确实如此，马克思哲学总是要面对现实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某种纯粹哲学的抽象“ 词藻”的批判：将黑格尔作为批判的对象时如此，将把黑格尔哲学用到经济学领域的蒲 鲁东的看法作为批判的对象时更是如此。特别是后者，马克思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对马 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鉴于它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学界对此很 少涉及，我们在此讨论一下它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中，即“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批判了蒲鲁东滥 用黑格尔辩证法，随意杜撰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抽象范畴，指出概念、科学抽象不是 精神、意念的产物，而是现实过程的构造。不是范畴、概念规定历史，恰好相反，人们 按照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 畴。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并非永恒的存在。把范畴自身看作永恒不变的教条，自 我产生、运动的真理，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来，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 学。这种形而上学不仅有理论的误导——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更有实践上的祸害 ——以改良、调和来代替革命和战斗。例如，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 种是人为的，一种是自然的；前者是封建制度，后者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 符合自然规律的、永恒的东西。其实，二者都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财富也产 生贫困，发展生产力又压抑生产力；这些关系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又产 生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
各种学派随着阶级对抗发展，生产出理论上不同派别的对抗、分歧和代表人物或学派 。其中，宿命论经济学家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漠不关心，这一派中的古典代表力 图清洗封建经济关系的污垢，这一派中的浪漫代表自命高尚，蔑视创造财富的活的机器 。第二派是人道学派，只想缓和现有的对比，劝人们安份守己，听天由命。博爱学派是 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愿意所有人都变成资产者。第三派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 理论家。但这个学派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行程；到了这时，也只有到了这时，这个由 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才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蒲鲁东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按照他的驾轻就熟的一贯公式——即任何经济关系都有好 的一面与坏的一面，他指出：好的一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一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 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只看 作贫困的幻想。他自以为批判了这两者，其实远在这两者之下。“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 ，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 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6页)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在哲学上的谬说和四个现实个案上的荒谬。这里仅从一个现实个 案即“分工和机器”这个由分工揭开的经济进化序列的开端，已见一斑。他认为，分工 是一个永恒的规律，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等，只用一个“分”字就可以解释清楚 了。马克思说：“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 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那时候分工的形式与 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 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 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同上，第157页)蒲鲁东喜欢用好的一面、 坏的一面概括一切，可惜的是对现代分工的长处、局限，即现代分工产生专业和特长的 优点、产生职业痴呆的缺点，没有看出来，当然更看不到自动工厂中惟一革命的一面了 ：“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显露出来”。(同上，第169页)但消灭 分工的世界历史却不一定给各民族带来福音。马克思早就说过：“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 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 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亡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 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 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 …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 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同上，第8 8-89页)
马克思说的“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 ，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就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确实 不是“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可是到了我国上世纪80年代国学热 时，“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例如中国的现代化，在某些新儒家那里便成了一种 道德的绽开，所谓“返本开新”，即通过返回道德修养开出社会的现代化。新儒家的这 个原版说：“此道德主体之要求建立起其自身之兼为一认识的主体时须暂忘其为道德主 体。即此道德主体须暂退于认识主体之后，然后施其价值判断，从事道德之实践，并引 发实践之活动”。这种一厢情愿的游戏语言，即使不用马克思主义来加以分析，就是在 波普尔的“三世界”理论面前也是行不通的。按照波普尔，世界1(物质)和世界3(客观 知识)的相互作用，必须通过世界2(精神)的中介。可是在新儒家那里，只有世界3(儒家 典籍)和世界2(道德精神)而没有世界1(物质生活)，那么充其量只是前两者的循环，而 没有真正作用于世界上，所以“现代化”的开新就无可能。由新儒家引起的连带现象是 认为亚洲存在着现代化的动力：亚洲儒家文化圈。例如日本的腾飞。这种现象在学术领 域中曾经走红一时，实际上是一种自相情愿的非历史的文化研究。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 知道：在古代，日本汲取中国文化，使国家文明化；在近代则是汲取西方科技，使经济 现代化。忠义的武士传统转换为商场的忠义的职员也如此，即有赖于原先的传统和工具 理性的“生长点”，而与儒家不相关。所以“返本”不能返回儒家，而是要重温马克思 的哲学，作为指南，继续前进。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
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就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特征是什么：它与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仅仅是唯 物与唯心的区别，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研究现实、反映现实、改造现实，是现实生活的 灵魂和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不是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以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真正 的智慧学，而不仅仅是知识或科学；是在认识世界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仅仅是 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更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 科学”。
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
1.在研究目的上，唯物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 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识而 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2.在哲学本性上，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仅仅是认识世 界的“知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把自己看作是认识世界的“知识”或“科学”，因而 也就常常把自己混同于具体科学，甚至把自己看作“科学的科学”。
3.在研究对象上，唯物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的， 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 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第76页)。而在传统形而上学和本 体论中，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旧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 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 出来的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黑格尔时 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 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 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 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29页)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也指出，由于“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 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与他才智相当的人 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同上，第230-231页)，因此，“我们一 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同上，第2 33页)。
4.在哲学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讲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研究政治经济学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 象的规定，另一条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 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在思想 中，具体表现为综合即概括或总集。这正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所以显然是科学上正确 的方法。马克思对劳动范畴作了分析后提出：这“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 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 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同上，第23页)
5.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研究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惟一出路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社会发展中、从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为现实服务的哲学，为人民大 众服务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唯物辩证法的弘扬与 发展，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重 大社会问题。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道路，决不能坚持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 的方法，从“思想体”和本体出发，而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从中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抛弃脱离经验的纯粹概念体系，研 究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哲学发展壮大的根本出路。
在目的、功能上，哲学研究必须以研究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己任，彻底改变从概念推 演中寻求出路的老套子。彻底摆脱远离现实、追求抽象概念体系的形而上学模式，处理 好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致力于提高民众哲学素养，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的认识活动和实践 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彻底克服哲学的现实化、大众化与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之间的 矛盾。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哲学研究坚持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反思对象，而不是以脱离 现实的纯粹概念为对象。改变脱离人民大众、以深奥难懂为荣的形而上学作风，坚决反 对从虚构的概念出发来推演哲学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方法。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哲学界出 现的诸种“本体论”哲学，这些“本体论”哲学的共同特征就是站在“形而上”的角度 ，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片面强调一点或一面，“追求终极”，好走极端；只 要强调什么，就把什么推到“本体”的地位。
在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上，哲学理论要具有现实性和超前性，成为人民群众实践的向导 ，捍卫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理论与实践相割裂，把理论或实践片 面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倾向。既要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一味从纯粹概念出发的“纯粹 理论家”和整天泡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读别人写好的稿子的“纯粹演说家”，也要反对 理论与实践相割裂、只知盲干，既不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不懂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 管理科学的“纯粹实践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在研究对象和领域的确定上，哲学研究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已有 研究成果来确定研究对象和重点领域。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只能是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 反映。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并不要求对某一个具体事件提出解决办法，而是要 求对一些有关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具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重大现实问题 (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进行研究和解决。就目前而言，如何正确认识我们民族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思想、经济、文化现状，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特别是科技素质、增 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何认识和削弱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利影响，如何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一切理论和实践的评价标准， 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不同方面建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保障机制 ，如何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等等，都需要我们运用马 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去思考、去解决。否则，如果我们始终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 式，致力于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形形色色的哲学体系，不仅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发展，反而会葬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并非耸人听闻。从我国建国之后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就可以见出端倪。为什么有真 理标准的大讨论?因为有“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等在作祟。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 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 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 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 一类的形式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 ，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0-51页)如果把文 中的“马克思主义”换成“毛泽东思想”，就成了对“两个凡是”派的错误的批评。由 此可以引申出，貌似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凡是”派，实际上正是毛泽东同志所反对的“ 本本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们走到了毛泽东提倡的东西的反面。其实，这也是一种“ 形而上学”，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绝对化”、“圣化”及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 当作“绝对命令”了。毛泽东生前为什么多次批判“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 学猖獗”，为什么批判“四人帮”自身?盖在于此，在于前者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背叛， 而后者则是“宗派主义”的价值观——企图篡党夺权的体现。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在粉 碎林彪反党集团前对“称天才”、“四个伟大”“讨嫌”，警告“四人帮”勿要借“钟 馗打鬼”的初衷之一。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的建立颠覆了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那么，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哲 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则是对泛起于现代中国本土的形而上学的颠覆。继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君权神授”的批判，对革命、战 争、建设中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注：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说 《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等是声讨形而上学的锐利檄文，那么《实践论》、 《矛盾论》等则是对形而上学颠覆的哲学总结和概括。)的批判之后，邓小平同志对“ 两个凡是”的批评和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20世纪中国颠覆形而上学 的一个大事件。当然，这次大讨论的意义决不限于哲学，但是从哲学上切入却是不争的 事实。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动员令、进军 鼓，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颠覆形而上学自身，它所激起、 引发和收到、获取的丰硕成果是难以估量的。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智慧。然而，遗憾 的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未立即得到理论、学术界的普遍的准确 理解。有的同志把“解放思想，实是求是”分成两半：前一半被解释成“思想”，后一 半说成是“事实”。这一“划界”把一个完整思想打成了两截，引起了混乱。刘奔同志 的文章《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澄清了这一误解，把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真谛如实传达 了出来。“误解”与“形而上学”余韵有无关连，我们并不知道，但起码不是正解—— 基于实践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
正如马克思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又有现代形而上学(海德格尔)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 哲学颠覆了本土的形而上学之后，也生出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所谓“马克思主义‘中 源说’”就是一例。这种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中国古典辩证法。非常有趣的是 ，这些人与“本本主义”完全一样，从《易经》、《老子》中去寻找这个“源头”。按 这种看法，希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不是更有资格吗?因为马克思的博士论 文直接谈到古希腊哲学。然而马克思自己说，他的辩证法是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 证法的再颠倒改造而来”，所以列宁说马克思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列宁 等人是根据实践基础上的活的思想来确定“源”，而非根据“本本”来确定“源”的。 即使这样，“源”与“流”也还有极大差异，“流”是在现实生活之上的继承的发展、 批判的扬弃。丢开了生活、实践，也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我们开头讲马克思批 判蒲鲁东时所说的是阶级的对抗孕育出宿命派、人道派、革命派的，而非“本本”中冒 出来的。从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及其变种至今，已有150多年了，毛泽东批判形而上学 也有很多年了，但形而上学的东西至今不绝，可见形而上学的顽固性。但它一出来，立 即受到大多数人的批评，也可以反射出它的圈子是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的范围 、影响已今非昔比地扩大、加强、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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