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化与资本流动的双重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试论论文,资本论文,作用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作为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概念
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提奥多尔·拉维特1985年在他题为《市场全球化》文章中提出的。他是用这个词形容前20年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
1990年经合组织（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S·奥斯特雷在1990 年也采用了这一概念，它主要是指生产要素以空前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找适当的位置进行最佳配置。
1991年彼得·狄肯在其出版的《全球变动——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一书中指出：“当前经济活动不仅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国际化仅仅是说跨国界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扩大，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经济活动全球化则有质的不同，它是一种更先进更复杂的形式，它意味着国际上的分散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运作整合。全球化是比国际化更新的现象，在范围越来越广的经济活动中，它是一种正在兴起的模式。”狄肯的观点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所引用。狄肯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各国经济开放度、经济相互依存度以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的过程。
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地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因为：（1 ）冷战结束后，计划经济逐步缩小，两个平行市场发展成为统一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主体；（2）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的协调、推动作用，使各国对贸易、金融、投资的依存度大大提高；（3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将资本、技术和管理合成一种资源，转移到世界各地；（4）90 年代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科技迅猛发展，并出现重大突破。全球的电脑网络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国际金融业务在片刻之间完成。由于有了这些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末成为现实与可能。
从全球化的内容来看，包括三大领域：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跨国生产。国际金融与跨国生产都属于资本流动：金融是间接资本流动，跨国投资是直接资本流动。资本流动一度曾落后于商品市场的一体化的进程，但全球性资本在为贸易服务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运动，而且它的运动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更深。目前，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和最重要的载体。1992年全球的金融流动资产约为320万亿美元，也就是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 ）会员国内生产额（GDP）的两倍，但估计到2000年时，全球流动资产可增至800万亿美元。狄肯所说的经济整合实际上是资本整合的过程，虽然全球性资本市场整合比预料的时间来得迟缓，但由于资本市场的潜在效率，它更能有效地对市场价格作出敏感反应。这种渐进、演变的资本整合一旦成为连续、突发的运动，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都更不可估量。
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它才刚刚开始，却已呈现加速发展的特征。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在不同的阶段上表现为不同的侧重。它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不时带来突发性灾难。因为全球化不可能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完全同质或均质的体系，各国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空前增大。各国的历史起点、现实国情的差异都有可能导致各国最终承受不同的成本，获取不同的收益。因此经济全球化会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而后者反过来又会对前者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因此，在分析全球化的双重作用时不能从纯经济学角度或纯政治学的角度，而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多维视角来观察。
二、全球资本流动的积极作用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全方位的促进作用。资本的运动总是要求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而加速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全球市场的行为主体之间自由、公平竞争，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以资本为纽带的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增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创造了条件。投资活动遍及全球，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世界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58.24亿美元，1997年时更达到了4000亿美元，同年国际投资的总存量已达到近3.5 万亿美元。1980年时全球的跨国公司为1100家和分布在全球的9.8 万家子公司，1993年世界上已有3.5万家跨国公司及分布在全球的17万家附属公司，而到了1997年，跨国公司已达到5.3万家， 在全球的附属企业更是达到了45万家，世界私营生产性资本的1／3和世界生产的1／2掌握在跨国公司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金融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各地区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形成了有机的整体。一国的资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围内达到调配，闲置的资金能转化成为盈利的资本，一国的经济发展不再受国内储蓄和资金积累的限制。国际资本和债券市场的交易规模得到迅速扩大，1995年和1996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总额分别为6415亿美元和9450亿美元。国际融资方式不断趋于证券化，1993年全球债券市场发行总额达到4810亿美元；国际股票发行额1988年的9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366亿美元。 金融创新开发的产品使投资方式不断扩展，1997年全球交易所内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面值总额达到了78390亿美元。近1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
据联合国的世界经济调查，1995年，在被调查的95个发展中国家当中，有24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降，而到了1996年，仅有11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据1997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所消除的贫困比过去的500年还要多。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预测，到2020 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将增长270%，而发达国家将增长80%。 据世界银行1995年月1月发表的世界债务白皮书统计，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金额1990年为455亿美元，到1994年总额达到1730亿美元。 如果没有积极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很难想象亚洲经济在近20年中取得很大的发展。从80年代后期起，拉丁美洲国家取消或放松了债务危机后实施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制度等资本管制手段，从法律上放松外资进入的限制性规定。它们参与全球化成效是显著的：拉丁美洲国家开始逐渐摆脱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影响，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1981年～1990年，经济增长率仅为1%，而1991年～1997年上升到3.5%。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也是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的20年，流入中国的外资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能力。传统的国家利益即本国的安全与发展往往是以别国的不安全和落后为前提，所以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所遵守的游戏为非输即赢的游戏规则，而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双赢或双输的规则，本国的利益是以与他国的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在全球性市场统一的过程中，以区域经济集团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先导促进了全球性安排的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都对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利益维护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之，经过80～90年代的数量扩张，参与全球性制度安排的成员大增。世界各区域先后建立了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同宗旨和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扩大的制度安排扩大了容纳不同国家利益的空间，较易于满足不同的经济利益要求，解决多边体系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使参加谈判的各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获利。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金融管理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进了世界金融的合作。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利率的市场化都要求加大金融管理制度的透明度和灵活性。《巴塞尔协议》对全球性的银行监管制定了严格的达标要求，开创了全球金融机构统一资本充足率管理标准的先河。西方七国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财长会议，就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磋商和协调。截止1996年6月，158个国家共签署了1150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2／3是90年代签订的。未来的全球金融管理体制将在这些多边和双边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三、全球化资本流动的消极作用
如果说全球化蕴含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机制，那么这种机制的深层次负面作用却随着资本的加速而突现。全球化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它的灾难性的后果有其必然性与过程性：国际资本在创造了巨大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面临着单个资本流动的理性选择与整体资本流动的盲目性与投机性的矛盾。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家主权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制度安排的扩大是以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让渡为条件的。当一个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加入一体化组织，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某种规则与契约。由于跨国公司的生产结构是全球性的。各国政府已无力将国际经济结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民族国家的市场障碍不断被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所打破，产业分布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竞争战略的结果。一方面，对于东道国来说，跨国公司的全球性资源调动服从微观企业谋求最大利益的行为需要，而不是以东道国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是在东道国获得的，母国对其收入难以控制。跨国公司的规模以及它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使它在东道国与母国的权力结构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压力集团，不同程度左右对内对外政策，资本的分化组合导致它对国家政治生活更深的介入。各国的财政、货币宏观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也日趋减弱。各国经济政策的趋同实际上反映了国家独立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削弱。国际游资对国家的牵制力越来越大，从表面上来看是汇率、利率、股价这些资本的价格之间互动性、相关性、统一性越来越强，实际上是国家对本国资本市场控制力削弱。
事实上，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与利益非均衡、非对称的制度，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所得的利益远少于发达国家。从资本流动的规律和特征来说，资本的流入是一种正相关的运动，所在国经济环境越好，流入的资本越多。非洲是全球最贫穷地方，也是最需要资本的地方，但是1996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仅55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1.5%。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在全球化进程中它们的竞争力必然不同。当面临巨额资本冲击时，它们的抵御力量也不同，面对国际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原材料市场不景气影响，1998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国际收支赤字则增加了二个百分点。
在资本流动中，主要资本输出国政府既是资本输出的主体也是资本流动的调节者和保护者，资本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高利润，分散风险；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增加国家的实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贫富不均更加严重，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隐患。据联合国估计，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89个国家中近十年来趋于贫困化，1990年有10亿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而今天超过13.14亿， 占世界人口的29.4%。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年会上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起来，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在今后30年内每天以8000人速度增长的世界居民中，今后30年内每天靠不足两美元生活的人数将可能从目前的30亿增加到50亿。”可以肯定地在贫富悬殊的世界上难以保持安全和稳定。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枢纽，一国的金融失控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失控。90年代以来，各国为了加强对资金的争夺，竟相放松金融管制，客观上造成了游资的无序流动，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投机活动提供了舞台。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发生了二次大的金融危机，一个共同的显著原因都是在国内金融体系十分脆弱、极不健全的情况下取消了资本管制，在既无经验又无竞争能力的情况下，允许强大的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内从事资本项目下的经济活动。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抗演变成为金融巨头以金融工具为手段的投机活动，资本也就成为了一种掠夺国家财富、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危机过后，有关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严重流失，国力受到重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它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严峻。
仅就资本市场而言，资本流动的数量、结构、方式都已经发生极大的发展，但对资本的国际管理却严重滞后。目前尚未形成有权威的国际资本管理机构和管理规则。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具备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功能。从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角度，加强对国际资本的监管迫在眉睫。各国应加强相互间合作，约束投机力量市场炒作行为，应对市场动荡所带来的失衡问题，加强多边磋商，进而建立多边投资规则和制定多边投资协议。
全球资本的融合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开放、融合、协调的时代，世界经济体系已暴露其不适应性，资本监督体系的不适应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旦经济秩序的不适应在现存国际政治秩序内无法得到解决，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结构调整、波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