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派论文,经济政策论文,罗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1)04-0071-76
笔者在本刊2001年第2期发表了《德国经济与“德国病”》一文，在该文的第二部分中谈到了施罗德政府在治疗“德国病”中的几项原则。本文将集中阐述其治疗“德国病”的药方：“新中派”经济政策。
“新中派”一词出现于1998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期间社民党的竞选纲领中，最后赫然排在了德国“年度词汇”榜的第三位，十分引人注目。然而“新中派”的确切内涵还是在社民党获得大选胜利，拉方丹下台，施罗德党政“一把抓”后才逐步显现出来，最后浓缩在他同布莱尔的共同声明，即《伦敦宣言》（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之中。
所谓“新中派”，就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是布莱尔和吉登斯理论在德国的新发展。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等各个方面，是德国社民党时隔16年重新掌权之后再造自身形象的理论纲领。笔者认为这是德国社民党继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之后的又一次“易帜”。
顾名思议，“新中派”一是对“老中派”而言，二是对“左派”和“右派”而言。它告诉人们，社民党要改弦更张，在各个领域走一条超脱“左”、“右”，却又能包容“左”、“右”的“新”路。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对“新中派”的经济政策进行剖析。看看它“新”哪里，“中”在哪里。
简单说来，“新中派”的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在处理三组矛盾和一个中心上。说具体一点，就是在以下三组经济矛盾中寻求新的平衡，同时发展一个中心。三组经济矛盾：(1)供给导向经济政策同需求导向经济政策之间；(2)国家同市场之间；(3)雇员同雇主之间。一个中心就是发展知识经济，搞德国式的“新经济”。下面进行分题论述。
一、执行供给导向经济政策，兼顾需求导向经济思想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是一国的立身之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各种经济理论和思潮纷纷崛起。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这些理论和思潮，特别是受其指导的经济政策带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包容性。今天纵观世界各大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看到，没有一国是数十年死抱住某一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不放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德国“新中派”经济政策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推行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但不同的政党仍有其政策上的侧重。1966年社民党参政，经济政策开始“左倾”，1967年的经济危机更加助长了其发展。1969年社民党执政，便正式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来指导经济决策。自此，需求导向政策便在实践上同社民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了1998年，施罗德掌权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施罗德在《伦敦宣言》中大声疾呼：“过去，社会民主主义者经常给人一种印象，单凭有效的需求调控来达到增长和高就业率。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承认，供给导向政策应起核心和补充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是相互关联，而不是相互替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是消除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之间的矛盾假象，以利于把微观的灵活同宏观的稳定有效地结合起来”。（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8页，第9页。）这便是施罗德“新中派”经济政策的核心，也是他“新中派”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具体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1.减税。施罗德认为：“过去社会民主主义者总是同高税收，尤其是同高企业税相提并论的。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承认，在正确的情况下进行税制改革和减免税收会大大有助于其承担的社会目标的实现。”（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7页。）因此他在组阁伊始，便在同绿党联合签署的《联盟协定》中提出三阶段减税方案。
方案规定第一阶段1999年减税总额为140亿马克，普通4口之家平均每家减税1000马克；第二阶段为2000-2001年，进一步减税，总额为160亿马克，普通4口之家平均每家每年再减税1800马克；第三阶段2002年减税总额为140亿马克，到2002年应减税570亿马克。与1998年相比，一个普通4口之家要减税2500马克。
减税政策取得了实效，到2000年实际减税已达454亿马克。于是便对原计划作了修订，将第三阶段提前到2001年来执行，同时制定了2001、2003和2005第二个三阶段税改计划。
2000-2005年预计减税950亿马克，其中消费者和企业减税625亿马克（个人326亿马克，中产阶层231亿马克，大企业68亿马克）。
在减税计划中降低企业税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谓企业税实际是企业所交纳各类税种的综合，过去含财产税、营业资本税、营业收益税、公司税、团结附加税。从1998年起企业税则包括公司税、营业税和团结附加税，而企业税只适用于资合公司（即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于人合公司（即合伙公司、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适用人合公司的是所得税。当前企业税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改革公司税。德国的公司税包括分配利润和留成利润两部分，留成利润的税率要高于分配利润的税率，1991-1993年前者为50%，后者为36%。从1994年起前者降为45%，后者降为30%。施罗德政府执政后决定先将公司留成税率从45%降至40%，分配利润税率维持30%不变；从2001年开始两种税率并轨，同时下调至25%，并规定公司税加上营业税和团结附加税后全部纳税额，即企业税额，不得超过35%，（1998年为56%，1999年为51.8%，2000年便减为38.6%）。(2)改革资合企业股东红利折算所得税的方法，将过去全额折算制改成半额折算制。过去是将所得红利全额按累进制交纳所得税，现在则改成了半额折算。人合公司同样按此比例减税，而且其营业税也可折算成所得税。(3)从2002年起出售企业股票不再纳税（该决定现已提前至2001年执行）。由此可见企业税减免幅度之大。这对加速企业资本的形成，增强企业的投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具有突出的意义。2.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量，使货币量的增长同长期的增长潜力相适应。这是供给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由于欧洲货币联盟成立后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大权已转让给欧洲央行，因此德国在该领域已无独立决策的权力。好在西欧各国的经济形势大同小异，欧洲央行目前奉行的同样是紧缩货币政策。例如2000年12月14日欧洲央行决定将货币量m[,3]在2001年的增长率定在4%。这在德国过去的货币量“目标走廊”上就属于下限，对于施罗德政府推行供给导向经济政策当然不会构成任何障碍。
3.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个人和企业的投资能力。“德国病”的最主要症状就是高福利，因此削减高福利就必然成为施罗德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施罗德认为：“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把社会保障网从一种权利变为通向自我负责的跳板”，“一个紧缩的、现代化的税收和社会福利体制是左派的积极供给导向劳动市场政策的基本成分”，“必须保持最低的福利标准”，“当今的经济政策旨在提高就业者的净收入，同时降低雇主的劳动成本。因此，通过对社会保障体制进行结构改革和建立一个面向未来、有利于就业的税收结构来减少法定附加工资就显得尤为重要”。（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4页，第9页，第13页，第14页。）然而由于它涉及的是削减人民的切身利益，是“犯众怒的”，于是便成了施罗德经济政策中最敏感、也是他最为谨慎推行的举措。目前出台的主要有：削减法定附加工资，把1998年42.3%的法定附加工资降至2000年的40%以下；降低养老金支出和养老金保险，从1999年4月1日起养老金保险金额从20.3%降至19.5%，到2003再降0.5%；同时规定，2000和2001年这两年养老金不同最后工资挂钩，而同通涨率挂钩，这样仅2000一年便减少了30亿马克支出；其它福利支出的增长同样以此办理，这样又可减少30亿马克；削减失业救济，只有领过失业津贴者方能领取失业救济，同时规定，失业保险金额以失业救济金的实际发放额为依据，这样就可节省55亿马克。
为了平抑一般百姓对于削减福利费的不满，施罗德政府决定把子女津贴费从每人每月220马克先提到250马克，接着又提到270马克。把照看16岁以下子女的免税金额统一提高到3024马克，残疾子女不受年龄限制。前者需联邦多支出16亿马克（总额38亿马克），后者则需联邦多支出10亿马克（总额17亿马克）。
4.增加就业岗位，削减失业津贴。进入90年代后德国的失业率扶摇直上，三次突破400万大关，其中增长性失业约占1/4，结构性失业由占3/4。失业大军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年龄偏大的失业者、低能力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人组成。于是，红、绿联盟上台后就立即宣布：“降低失业是新联邦政府的最高目标”，（注：社民党同绿党的《联盟协定》1998年10月20日。）同时强调，“国家必须主动推动就业，而不应成为那些经济失调牺牲品的被动赡养人”。（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8页，第13页。）这就是说，钱要花在推动就业而不是补贴失业上，从而突出了供给导向的主动劳动市场政策。为此它采取了以下一些主要针对性措施：成立由政界、经济界和工会高层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协调劳动市场政策；加大经济结构改造的步伐，降低结构性失业，尤其要依靠高新技术和IT来加快结构改革的步伐；加大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投入，推广“萨尔模式”和“美茵茨模式”（前者以补贴福利保险的方式来减少雇主需支付的雇员附加工资；后者以补贴进修的方式来削减福利保险费）；加大开业资助，扩建现有企业，增大就业面；修改企业章程法，废除阻碍雇工的各项规定，使劳动组织现代化；颁布青年就业“紧急计划”，在此后的两年中已有25万青年参与；为年龄偏大的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他们不再提倡提前退休；引进并加大部分时制工作，扩大妇女的就业机会；引进低工资工作，提供“入门打工”机遇，减免纳税负担，使低能力失业者也能获得适当的工作；为长期失业者和其他受歧视者制订专门计划，使其能够融入劳动市场；调查一切依靠吃劳保生活的适龄劳动者，弄清他们究竟是否还有赡养自己的能力，各部门要给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提供劳动机遇；推进残疾人就业，到2002年使5万名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引进终身学习体制，增加培训、进修和改行培训的机会，提高失业者的适应能力，以利获得新的工作，宣传“一生一个工作岗位的时代已经过去”。截止2000年9月30日空缺的培训岗位数已超过未获工作介绍的报名者人数；削减失业救济，取消特殊失业救济，增大就业吸引力。
通过上述措施就业人数有所上升，失业人数有所下降。从1991年至1998年全德就业人数仅有3600万，下降了180万，1999年增至3790万，2000年进一步增至3850万；1998年失业主率为11.1%，1999年降至10.5%，2000年降至9.6%，预计2001年将降至9%。（注：联邦德国财政部《德国稳定计划》1999年12月和2000年10月，引自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
5.缩小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消除财政赤字，鼓励储蓄和投资，加速资本形成，推动生产。在这方面施罗德强调：“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经常被混同为以下观点，即认为，推动就业和增长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国家债务，用以提高国家的支出。我们并不笼统反对国家举债……如果为了增加国家的投资而举债，而且能严格遵守“黄金法则”，则投资能够在增强经济的供给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采用‘赤字财政’来消除经济结构上的弱点，阻止经济的加速增长和就业的提高。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决不能容忍过高的国债”。（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6页，第7页，第12页。）
德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征税和借债，如今施罗德既要减税又要减债还要增加子女津贴，岂不会使国家财政更为拮据吗？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红、绿政府既然有一个庞大的减税计划，那就必然有相应的增收计划和节支计划，因为“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也只有这样财政才能平衡。
施罗德的增收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税收的核算基础，共拟定了70项具体措施，增收总额达400多亿马克；(2)从2000年开始提高生态税，把每公升燃料用矿物油税提高6分厘，每公升燃油税提高4分厘，每千瓦小时的煤气税提高0.32分厘，每千瓦小时的电税提高2分厘。今后每公升燃油税和每千瓦小时电税每年增加0.5分厘，直至2003年。在执行该政策时红、绿政府始终不忘说明，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对“削减法定附加工资”，特别是为了对“养老金缺额”进行补偿；(3)继续出售国有资产，例如2000年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专用许可，便额外收入994亿马克；(4)削减或取消某些税收补贴，如限制资本、人寿和养老保险利息收入的免税规定，延长收取退税和补税利息等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德国才得以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税改”时，2000年的国家税收收入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长了4.4%，各类保险费增加了0.8%，全部收入增加了2.2%。
与此同时，德国通过“节支计划”节省各类开支，2000年节支305亿马克，2001年390亿马克，2002年430亿马克，2003年500亿马克。削减福利支出，如削减法定附加工资、失业救济、养老金支出等；削减补贴，如削减农业煤汽油企业补贴、烈性酒专卖补贴、农业结构、海岸保护共同任务补贴、农业事故补贴和福利公寓建设费等；精简机构，今后4年政府机关按年减1.5%人头费标准持续精简机构，2000和2001年两年工作人员工资按通膨率增长等。（注：联邦德国财政部《德国稳定计划》1999年12月和2000年10月，引自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
这些措施尽管还有不少问题，但已初见成效。例如：从国家支出份额看，1995年为54%，1998年降为48.3%，1999年回升至49%，2000年便降为48.2%，2006年预计降为42%；从财政赤字看，联邦政府已决定逐步降低年财政赤字，1998年德国的全部国债高达14950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7%，当年的财政赤字为778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经过努力，1999年的财政赤字降至550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000年由于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509亿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这笔一次性收入则仍有485亿马克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预计2002年赤字为412亿马克，2005年100亿马克，2006年则全部消除，达到财政平衡。全部债务2001年将下降至58%，2012年为40%；从固定资产的投资看，1999年增长率为2.2%，其中设备投资增长5.1%，建筑投资下降0.2%。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2.8%，其中设备投资增长9%，建筑投资下降2.5%；从储蓄率看，1999年达到9.9%，2000年为9.7%，大大高于美国。（注：联邦德国财政部《德国稳定计划》1999年12月和2000年10月，引自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
二、强调市场，主张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德国社民党成立于1863年，它的整个发展史就是从一部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历史，是一部从追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到对该国家机器改良、认可，直至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执政党的历史。《哥达纲领》、《埃尔福特纲领》、《海德堡纲领》、《社民党政治纲领》和《哥德斯堡纲领》真实记录了这一演变的进程。
联邦德国成立后，当时的执政党实行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认为国家的职能应该是“多到必要，少到可能”。当时的社民党表面上虽说还在坚持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坚持计划经济，实际上已在日益认可既行的体制。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则公开对德国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表示了认同和支持。
以施罗德以首的德国社民党人重新掌权后，决定调整在国家和市场上的政策，提出“过去，国家靠对经济实行微调来保障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政策能力被高估了，而个人和经济界在创造财富方面的意义则被低估了。市场的弱点被高估了，市场的强点则被低估了”，“我们必须在一个新的、适应现状的经济框架内来执行我们的政策。国家应在此框架内全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决不应认为自己可以替代经济。市场的导向作用必须得到政策的补充和改善，而不应受其阻拦。我们支持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社会”。“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是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者，灵活的市场必须同一个重新定义的积极的国家结合起来”，“国家不应划桨，而应掌舵。应少一点监督，多一点挑战。”（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1页，第3页，第5，第10页。）
所谓“重新定义”的国家是德国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国家”这一概念新的诠释，它反映在德国社民党1975年的《75-85经济政治大纲》、1986年的《依尔赛草案》和2000年施罗德的文章之中。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当今的国家已不是一个独立地超越社会之上的不偏不倚的仲裁人。国家是多元的，是由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组成的，他们都会对国家的经济决策施加强大的影响，也会对经济进行多方的干预。而公民社会则是实现社会参与的最佳场所，它同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理应得到加强和革新。（注：参见《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J]，《欧洲》2000年第5期。）上述理论的实际内涵大致如下：市场是导向，国家是保障；大力加强市场的作用，提高市场的弹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多元的，但不能代替经济，而应是其补充；政府的功能不应削弱，而必须加强，但应是“小政府，高效率”；国家应减少监督功能，增加挑战功能；要加强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协调。
三、兼顾雇员和雇主利益，成为中产阶层的维护者
社民党原本是工人阶级政党。随着德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本党掌权欲望的加剧，社民党于1959年哥德斯堡党代会上作出决议，称自己为代表全民利益的人民党。施罗德正是这一“易帜”的坚定追随者。一次他就非常明确地对笔者说：“社民党要掌权就必须有广大的支持者，现在产业工人日益减少，‘白领阶层’日益增多，不改变党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就没有机遇。”1998年社民党取得大选胜利，之后施罗德担任了党的主席，于是社民党就日益明确表示，要兼顾雇员和雇主的利益，成为中产阶层的维护者。在《伦敦宣言》中施罗德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说：“对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建设一个生气勃勃的中产阶层是极其重要的、优先考虑的目标，这里蕴藏着未来知识社会新经济增长和新就业岗位的最大潜力”，“我们希望让雇员获得分享雇主成果的机会，从而在工作中建立起真正的伙伴关系。”（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6页，第12页。）
德国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在战后的数十年中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德国从事第一产业者只占在业人员的3%，从事第二产业者也只占37%，从事第三产业者已占在业人员的60%。显然，从竞选战略考虑，只“代表37%人利益”的社民党当然不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联盟党的对手，于是加上一个“中产阶层”便是他们合乎逻辑的结论。
德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是指介乎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上层和工人之间的一个广泛的阶层，它包括中小企业家、商人、农民、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演员、运动员、电脑专家等）和大部分职员。但从经济角度看施罗德首先重视的是其中的中小企业家、商人和手工业者。因此，这样的“易帜”便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反对，而施罗德不为所动，于是便有了今天的“新中派”政策，其中不乏有利于上述利益集团的举措。例如：整个中小企业减税300亿马克，人合公司相应降低所得税，其赢利应纳之地方营业税可以全部换算到所得税上；中小企业的企业税不得超过38.6%；中小企业可动单位资产折旧率从30%降至20%，建筑折旧率由4%降至3%；制订了一系列革新中小企业的方案；此外，施罗德还特别强调要重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倡议、经营思想和风险意识，要减免他们的各项负担，不得限制他们的市场，要给他们，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创造进入欧洲资本市场以及其它融资渠道的条件；要废除束缚生产和雇工的各类规章制度，降低附加工资，以利他们开业和雇佣人员。
四、发展“新经济”，加快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高新技术的发展
施罗德“新中派”经济政策也突出反映在发展德国式的“新经济”上，他认为：“我们的国民经济正处于从工业生产型向未来知识导向型服务社会的转轨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抓住这一经济变革的机遇，它给欧洲提供一个赶上美国的机会”，新技术要求“向人才资本投资，这样既使个人也使企业能为未来的知识经济做好准备。”（注：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引自www.yahoo.de，1999年10月16日。第4页。）
德国经济之所以裹足不前，高新技术落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电子商务为例，1999年德国网上购物的营业额仅为10亿马克，而美国为220亿马克，是德国的22倍。（注：参见江建国：《德国打造电子商务》[N]，《人民日报》2001年1月15日。）整个德国失业大军近400万，但高科技人才却奇缺，施罗德认为，仅IT领域就缺15万人，于是准备采取以下一些重大举措来改变这一现状：（注：联邦德国财政部《2001年年度经济报告》，引自www.bundesfinazministerium.de.）贯彻欧盟里斯本会议的10年规划，加强教育、培训和研究体制，放开电信市场，扩大参股市场；推行专利法，电子商务法和远距离销售法等等；制订了“21世纪信息社会的革新和劳动岗位”计划，“Internet属大家，进入信息社会的10大步骤”计划，和“联邦2005在线”计划；强调大学要向市场开放，多派留学生出国学习，2001年4月起每年增加10亿马克助学金，尤其要加强信息学专业；普及信息和通讯技术(IuK)，2001年底前各类学校全部实行联网，2002年前教师要全部经过IT的培训；普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组织失业者学习电脑，并发给证书，减免私人使用Internet的费用；2000年每月30个小时的上网费为18欧元，是欧盟各国中最低的；效法美国，决定引进2万名非欧盟国家IT尖端人才，向他们发放绿卡，截止2000年10月已有1.1万人提出了申请。大搞革新，颁布了一系列计划，如《革新计划》，用以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水平；《革新网》计划，用以推动中小企业同科研单位搞联合项目；《新技术》计划，用以开发新技术领域；《地区革新》计划，投入5亿马克用以推进教育、科研和开发项目，在2000-2005年间建立25个样板地区。
五、结语
目前施罗德不仅已经确诊了“德国病”，而且还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药方，应该说这些药方从理论上说是站得住的，但受到德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严重制约，党内外阻力都很大，即便是一些业内人士在认可的同时也不无微词，认为政府难以承担，人民难以承受，致使一些举措如同空文，另一些举措则收效甚微。从这个角度说，人们对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在该政策的前景上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大获成功，二是局部甚至大部成功，三是完全失败。
大获成功需要有各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共识和合作，需要行之有效的举措，目前虽能看到一些迹象，但远不具备此类条件，这一可能难以达到。
完全失败也不可能，因为绝大多数德国人已经看到，德国经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且施罗德已经开了个好头。
最大的可能是局部甚至大部成功，至于是局部成功还是大部成功目前还看不出个眉目。究竟等待德国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未来尚需时日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