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僵局及其未来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僵局论文,巴以论文,走势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巴以冲突急剧升温，双方内部强硬势力均有不同程度抬头，温和派影响下降，相互间的报复与反报复行动此起彼伏，形成恶性暴力循环，国际社会诸多调停努力均告失败，中东和平进程全面停滞，并因此恶化了地区局势。展望新的一年，中东和平进程彻底夭折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巴以短期内仍难走出冲突阴影，复归和谈轨道将是各方努力争取的目标。
形势急转直下
在过去的一年中，巴以关系主要受到两个事件即以色列右翼领导人、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出任以色列总理和“9·11事件”的重要影响，巴以冲突也以此为标志划分为三个阶段。
去年年初到3月份沙龙上台前，是巴以冲突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始于2000年9月的巴以大规模冲突还在继续，但双方尚较克制，且仍在与美国一道为挽救和平进程作不懈努力，特别是行将离任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仍在作最后一搏。遗憾的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终未取得任何突破。在2月举行的以色列大选中，以色列人出于对安全的极度渴望，选择了强硬派人物，结果沙龙以62.6%的选票战胜了工党候选人巴拉克，成为以立国以来得票率最高的总理。（注：Pat Lancaster:“A Widening Conflict”,The Middle East,May 2001,No 312.）
从3月沙龙接任到“9·11事件”爆发，是巴以冲突的第二阶段。沙龙上台后，开始推行“积极防卫”和“定点清除”政策(Targeted Assassination Policy)，对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人的行动采取了严厉报复措施。以军一方面频繁对巴自治区包括巴军事目标和安全部队进行轰炸；另一方面，加紧追踪、暗杀巴激进分子。沙龙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巴激进势力，他们不断制造恐怖事件，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以方的军事报复逐步升级，巴以冲突因此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以巴局势几近“崩溃边缘”。（注：“Mideast:Back From the Brink”,Newsweek,2001.6.15.）其间，国际社会有关各方的调停努力从未间断，美国也先后推出旨在敦促巴以双方停火的“米切尔报告”（注：该报告要求：巴以双方须确定一定时间的停火期，以便采取措施重建信任；巴方百分之百地努力制止恐怖活动，惩办恐怖事件制造者；以方必须冻结所有犹太人定居点扩建活动，解除对巴的封锁；巴以恢复安全协调等。）和“特尼特计划”（注：其主要内容是：巴立即对恐怖活动采取严厉措施，停止反以煽动宣传；以停止对巴权力机构、警察等目标的军事打击；在48小时内开始逐步撤出以军从2000年9月28日以来占领的巴领土；在一周内确定以方解除对巴封锁的期限；把从当日开始的6周确定为巴以双方停火的“冷却期”，之后双方再根据“米切尔报告”恢复和谈。），国务卿鲍威尔还亲赴中东进行斡旋，但都收效甚微，未能遏制巴以局势不断恶化的势头。
“9·11事件”后，巴以冲突进入第三阶段。事件发生后，巴以局势一度有所缓和。美国为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以建立基础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加大了对巴以问题的介入力度，特别是对以色列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从而促成以外长佩雷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于9月下旬实现会晤，并达成协议，同意全面恢复双方安全合作，切实履行“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计划”所规定的条款。10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公开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称只要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得到尊重，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中就始终包含着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构想。（注：“Bush Embraces Idea of Palestinian State”,Oct.3,2001,www.chicagotribune.com.）迫于美国的压力，沙龙对此也给以附和。然而好景不长，10月17日以旅游部长泽维被暗杀事件，打破了巴以间的短暂缓和气氛，随着以军展开新一轮报复行动，巴以冲突再度升级。12月初，为报复日前以色列杀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努德，哈马斯等激进组织连续在以境内制造数起爆炸事件，造成200多人伤亡，成为“以色列的‘9·11事件’”。（注：Reuven Koret:“Israel's 9/11”,2001.12.2,www.israelinsider.com.）随即，以军对巴实施大规模军事报复，宣布巴民族权力机构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实体”，指责阿拉法特“纵容和支持”恐怖主义，并轰炸阿拉法特官邸、摧毁其专机及加沙机场，同时将阿拉法特软禁在拉马拉。12月中旬，以内阁又作出一项惊人决定，宣布“断绝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一切联系”，并称将对巴民族权力机构进行更大范围的打击。巴以局势因此出现失控的危险，和平进程重启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纵观一年来的形势发展，巴以冲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0年9月至今，巴以冲突已持续16个月，为十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冲突，而且迄今尚未见到有望停止的迹象。二是冲突规模大，烈度强，且具有严重不对称性。此次巴以冲突是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它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冲突已导致双方1100多人死亡(其中巴方900多人，以方200余人)，数万人受伤，经济损失近百亿美元，（注：“2001年国际十大新闻”，《人民日报》，2001年12月31日。）而且相比之下，巴方损失远远大于以方。从武器使用上看，以方不仅使用了大炮和坦克，而且还动用了F—16战斗机、阿帕奇武装攻击机以及导弹等，而巴方只有少许轻武器。三是冲突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巴以冲突正在由当初以与“起义”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之间的对峙，向以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直接对抗的方向演变。在过去的一年中，以色列已将其军事报复目标从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巴激进势力，扩展到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自治当局，以军方一些强硬人士甚至还扬言要“干掉”阿拉法特。（注：Grald M.Steinberg:“Arafat's Final Opportunity”,Media Monitors Network,Dec.11,2001.）
冲突升级之因
巴以冲突升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首先，以色列沙龙政府的强硬高压政策是直接原因。众所周知，2000年9月沙龙“参观”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是目前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去年3月上台后，沙龙更是如鱼得水，在其一贯坚持的以色列“安全至上”理念的指导下，对阿以问题采取强硬立场，推行“四不政策”(不撤除犹太人定居点、不从戈兰高地撤军、不就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谈判、不赞成巴勒斯坦单方面宣布建国)，拒绝履行巴拉克时期与巴达成的和平协议，并继续扩建定居点，以“和谈立场大幅倒退”。（注：Stephen Zune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Israel-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Middle East Policy,Dec 2001,Volume Ⅷ.）特别是沙龙的“定点清除”政策直接刺激了巴激进势力，导致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增无减。去年所发生的、造成以色列人重大伤亡的多起巴勒斯坦人自杀性爆炸事件，多是发生于以色列对巴激进派高级官员的暗杀之后。而“9·11事件”后，沙龙又借机祭起“反恐”大旗，甚至把阿拉法特与本·拉丹相提并论，（注：Graham Usher:“Palestine:The Fear of Leadership”,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Nov.9,2001.）企图将巴打入恐怖主义之列，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巴以矛盾，巴以对抗愈演愈烈。
其次，阿拉法特的地位日益削弱是间接原因。巴以冲突以来，阿拉法特的权威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挑战，而以色列和美国持续不断的压力更好比“落井下石”。由于巴方在冲突中遭受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经济濒临崩溃，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情绪高涨，强硬派日渐得势。据民意调查显示，阿拉法特的支持率已从巴以冲突前的65%下降到目前的33%，而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支持率却由16%上升为25%。（注：Mariam Shabin:“Simple Facts and Contradictions”,The Middle East,Dec2001,No318.）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法特的回旋余地很小，很难满足以、美的要求并切实对巴激进势力进行强制性约束。更严重的是，阿拉法特的权威甚至在法塔赫内部也受到挑战，“一些基层领导已开始公然违抗其指令”。（注：Tony Karon:“Chronicle of a Massacre Foretold”,Time,January 23,2002.）由此看来，阿拉法特制止巴勒斯坦人暴力抗以的能力已非常有限。正如德国《世界报》所说，“阿拉法特已不再真正握有阻止暴力发生的权力”。（注：德国《世界报》，2001年12月5日。）因此，巴以冲突实际已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是阿拉法特无法有效控制巴激进势力及其针对以色列人的极端行动，另一方面是沙龙坚决要求将巴方完全停火作为恢复巴以和谈的前提，致使冲突难止。
第三，美国调解乏力是外因。作为以色列的战略盟友，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国，每年援助额高达30亿美元，因此，美国是能对以色列施加最大影响的唯一国家，也是对阿以和谈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然而，布什上台后，一改前任总统克林顿“积极促和”的做法，而采取“超脱”政策，放任巴以“自己解决问题”；（注：Stephen Zunes,“op.cit”.）后虽于5、6月间推出“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计划”，但仍强调“决定中东和平速度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不是美国”（注：“Powell Reaffirms U.S.Commitment to Full Mitchell Report”,June 29,2001,www.arabicnews.com.）。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阻挠联合国向巴勒斯坦派遣观察员和维和部队、扬言将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等做法，继续袒护以色列。“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斗争需要，曾一度加大对以的压力，迫其保持克制，与巴勒斯坦一道回到谈判桌上来，巴以局势也因此出现转机。当时美国的施压还曾导致以美关系出现短暂紧张，沙龙甚至把布什与英国前首相张伯伦相提并论，指责美国新的中东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注：David Makovsky:“U.S.-Israel Tension in the Aftermath of September 11”,Policy Watch,Oct.9,2001,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但是，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推进，美国重又站在以色列一边：一方面公开表示“理解”和支持以色列“打击恐怖主义”，为沙龙的大规模军事报复“开绿灯”；（注：Samer Badawi:“Blind Eye for Sharon”,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Dec.7,2001.）另一方面却继续向阿拉法特施压，要求其采取措施镇压恐怖分子，并再次在联合国否决派国际观察员到巴以冲突地带监督停火。目前，由于发生“私运军火事件”（注：2002年1月3日，以色列警方在红海截获一艘卡林—A号货运武器走私船，船上装有包括“喀秋莎”火箭、冲锋枪、反坦克导弹等在内的50吨军火。以方指这批武器来自伊朗，是运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并称握有足够证据。巴当局和伊朗对此都予以否认，而美国则认可了以色列的有关指控。），布什政府甚至宣称对阿拉法特“非常失望”，并对巴发出制裁威胁。（注：Barry Schweid:“Bush Considers Actions Against Arafat”,Jan 25,2002,www.abcnews.com.）事实证明，美国的“超脱”政策和对以色列的明显偏袒，是导致巴以局势出现“脱缰”危险的关键因素之一。
最后，巴以矛盾的复杂性与尖锐性是根本原因。当前巴以冲突之所以持续16个月而未见停止迹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10年和平进程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失望以及对戴维营和谈失败的不满，反映了巴以在领土分割、耶路撒冷、难民、定居点、水资源以及安全安排等方面存在深刻而难以弥合的分歧。对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在2000年7月巴以美戴维营三方会谈中同意与巴方“分享”耶路撒冷主权，已是以方所能作出的极大让步，但会谈最终却告失败，于是许多人开始对拉宾以来以色列政府所坚持的“以土地换和平”政策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意图产生怀疑，这就是以色列人在随后的大选中选择沙龙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从以色列人手中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和权益本是理所当然，但至今为止以色列人所做的让步与他们的期望仍相距甚远，和平进程久拖不决更加剧了他们的悲观与失望情绪，而沙龙的当选甚至使他们恢复和谈的希望都被打破。在沙龙看来，任何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只能限于西岸的42%和加沙地带的80%的领土范围内（注：Stephen Zunes,“op.cit”.），必须是一个非军事化的、与以色列的敌人没有结盟且由以色列掌控领空权的国家。（注：“阿拉法特的最后机会”，德国《时代》周报，2002年第1期。）显然，与巴拉克时期相比，双方的分歧非但未能减少，反而加深了。由此可见，巴以冲突的发生及持续是双方和谈立场相距甚远并日渐拉大的必然反应。
影响巨大
一年来的巴以冲突不仅对双方来说是场灾难，而且对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地区局势及美国的中东政策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使阿以互信严重受损，阿以关系严重倒退，中东和平进程全面停滞。巴以冲突不仅加深了双方之间的相互仇恨，也在阿拉伯世界激起新一轮反以浪潮。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巴以局势，谴责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为抗议以色列暴行，埃及召回驻以大使，卡塔尔关闭以色列驻多哈贸易代表处，其它一些国家也宣布冻结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注：邵杰：《综述：阿以之间将维持冷和平状态》，2001年12月7日，www.people.com.cn.）与此同时，阿以之间其它各线上的和谈也因此而深陷僵局，叙以和黎以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在叙以和谈方面，去年4月以曾动用战机两度袭击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雷达站，只因叙未作出强烈回应，才避免了局势恶化。6月中旬，叙曾主动从贝鲁特撤军，但未能满足以对其从黎巴嫩全部撤军的要求；特别是沙龙政府坚持不从戈兰高地撤军的强硬立场，使于2000年1月中断的叙以谈判始终未能恢复。在黎以和谈方面，尽管以于2000年5月单方面从黎南部撤军，但双方在萨巴阿农场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去年，黎真主党与以军在此地区发生多次交火，以军还数度对黎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黎以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而且，由于黎以谈判始终与叙以谈判捆绑在一起，在叙以谈判停滞的情况下，黎以谈判自难有任何突破。总的看来，中东和平进程经历了马德里和会以来的最艰难时期。
其次，巴以冲突在“9·11事件”之后仍继续升级，使阿拉伯国家团结面临考验，地区局势也因此更加错综复杂。阿、以、美三角关系的不等边性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与美国关系的亲疏不一，一直在对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形成严重困扰。阿拉伯国家尽管在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上很容易取得一致，但由于美国的因素，又有各自的打算，许多国家并不想因此损害与美国的关系。自巴以冲突以来，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之所以更多局限于“声援”，其原因就在于此。“9·11事件”使阿拉伯国家更加进退两难。阿拉伯国家一方面必须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划清界线，在反恐问题上与美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阿拉伯民众和国内的反美情绪。具体到巴以问题，它们在反对以色列“暴行”的同时，既要谴责巴方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活动，又不能放弃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以避免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公开分裂。最近，布什总统就“巴民族权力机构参与私运武器”事件致信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要求他们向阿拉法特施加压力，逮捕与事件有关人员。（注：同前引Barry Schweid文。）美国此举实际上是把调解巴以冲突的“球”踢回给阿拉伯世界，无非是让阿拉伯国家压阿拉法特作出让步，同时取得阿拉伯国家对美当前“偏以制巴”立场的理解。显然，这个“球”的到来对各有关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它预示着阿拉伯团结开始面临重大的挑战。
最后，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提出挑战，但也为美进一步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机遇。海湾战争结束以来，“政治解决巴以冲突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注：Tony Karon:“Israel Confronts‘Post-Arafat’Peril”,Time,Jan 23,2002.）。但是，巴以冲突持续不断不免使人们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而且如果接下来局面失去控制，就会使上述“基础”受到动摇，美中东政策就会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显然，“9·11事件”的发生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难以平息的巴以冲突又给美国提出新的问题，即它对美国的反恐战略布置构成牵制，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中东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目前，美国的新中东政策仍不甚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巴以问题将被放在反恐的总体框架中去考虑。与此同时，巴以冲突目前已臻白热化，单靠当事双方的力量显然已不大可能走出困境，有关各方实际上已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于是，作为能同时对巴以双方施加影响的唯一国家，美国对阿以和谈的重要作用再次凸显出来。
巴以僵局走势
从目前情况看，巴以僵局短期仍难打破，但双方冲突完全失控、和平进程夭折的可能性也不大，政治和解仍是各方的战略选择。
总体而言，巴以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重开谈判是唯一的“双赢”之路。
历史已经证明，军事对抗无法解决复杂的巴以问题，战争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因此，通过和平谈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业已成为巴以双方共识，任何一方都不愿也不能够重走老路。就以色列而言，从任何角度讲，战争都不是明智之举。首先，从军事和安全上看，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拥有绝对优势，但如果它向巴勒斯坦全面开战，其胜数并非百分之百。巴以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了巴以战争不可能是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而只可能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这样，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否完全发挥作用值得怀疑。而且，以色列即使“消灭”了阿拉法特及巴民族权力机构，“后阿拉法特时代”对以色列来讲“是福是祸”更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战争是不会给以色列人带来绝对安全的。其次，从政治上看，战争还会使以色列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都陷入困境。在国内，尽管沙龙的联合政府表面上因以巴冲突的加剧而有所巩固，但其前提是目前巴以局势尚能控制。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对因局面失控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担心，很可能使以色列朝野严重分裂。近来，以政治局面已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以媒体开始从本国着眼，寻找以巴冲突的根源。以《国土报》上的一篇文章，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沙龙，认为沙龙对以巴局势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Yossi Beilin:“A Moment Before the Embrace of Death”,Ha’aretz Daily,Jan.24,2002.）另外，一些工党成员年初因不满以色列军队对巴领土的重新占领，要求工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以向沙龙施加压力。（注：“Sharon’s Strategy,If He Has One”,The Economist,December 22,2001.）以色列议长伯格还不顾沙龙的反对，接受访巴邀请。（注：钟翠花、蒋国鹏：《沙龙反对以议长伯格应邀前往巴自治区访问》，2002年1月23日，www.people.com.cn.）在国际上，以色列任何旨在“消灭”阿拉法特和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行动，都必然招致普遍反对，从而使自己完全陷于孤立，即使是以色列的战略盟友美国对此恐怖也是无能为力。从经济上看，巴以战争还将对双方冲突以来已经受到冲击的以色列经济带来更大损害，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以色列欲享受“和平红利”、开辟阿拉伯市场的期望也会变得更加渺茫。
就巴勒斯坦而言，阿拉法特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毕竟与哈马斯不同，它是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其一言一行必须从巴勒斯坦的整体利益出发，因此不会轻言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由于在实力上处于绝对劣势，巴勒斯坦首先不具备向以发动常规战争的资本；而它若诉诸“非常规”手段，又难免不背上“恐怖主义”罪名，落入以色列的圈套。更为严重的是，战争的爆发很可能将《奥斯陆协议》以来巴在建国之路上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实际成果一笔勾销。尽管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但巴勒斯坦毕竟是在从以色列手中收回失地，处于强势的以色列又有能力(尽管不合法)随时反悔甚至恢复占领，加沙机场和巴勒斯坦广电大楼的被毁以及以色列军队对巴领土的重新占领，都预示了这种危险。单从这一点上说，战争给巴勒斯坦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以色列。相反，一个“被动挨打”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却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巴的政治地位。
此外，巴以关系是牵动中东全局的重要因素，巴以间的战争将恶化整个地区局势，进而对许多国家在此地区的重要利益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不会坐视巴以走向全面战争。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是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确保能源供应，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凸现，中东已成为美国反恐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所以，美国一方面要求中东有关国家政府严打并铲除本国的恐怖势力，另一方面还考虑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将反恐战争扩展到中东地区。目前，许多迹象表明，伊拉克很可能成为美国第二阶段反恐的主要打击目标。据美国的一位中东问题高级特使称，布什及其外交班子已经作出决定，萨达姆必须下台，“现在只是时间问题”。（注：“Next Up:Saddam”,Newsweek,Dec.31,2001/Jan.7,2002.）显然，美国要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必须得到阿拉伯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合作。但是，如果巴以冲突失控，阿拉伯世界的反以、反美情绪必会急剧上升，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苦心经营但仍显脆弱的阿美反恐联盟自然难以为继。为此，对巴以问题具有关键性影响的美国必须对巴以局势加以控制，防止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正如“9·11事件”向世人所示，阿以矛盾和阿美矛盾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只有解决巴以冲突，实现中东和平，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因此，从长远看，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也是美国反恐斗争的重要一环。欧盟各国在中东也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它们也都会坚决反对并努力制止这样一场战争的爆发。
然而，受多种因素制约，巴以僵局短期内仍难打破，双方和谈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由于长时间的冲突已使巴以双方的敌对情绪极度高涨，要平息双方的仇恨和敌视显然需要时间。根据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82.4%的以色列人认为当前以应重新占领巴勒斯坦,只有6.9%的人赞成恢复和谈。（注：详见2002年1月27日以色列网站www.israelinsider.com上有关“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的民意调查。）另据去年12月的民意调查，80.1%的巴勒斯坦人支持“起义”继续下去，只有17.1%的人持反对态度。（注：JMCC:Public Opinion Poll No.43,www.jmcc.org.）因此，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在目前状况下，无论是沙龙还是阿拉法特，其为和平而退让的任何表现，都无疑是一种政治“自杀”。而且，由于沙龙本身就是以色列右翼强硬派的代表人物，而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内部激进势力的掌控能力有限，双方要走出当前这种“冤冤相报”的怪圈实属不易。
其次，由于“9·11事件”，美国的中东政策目前正处于论证和调整阶段，在具体政策出台之前，美国恐怕很难全力介入斡旋力促巴以和解。最近，布什政府在讨论如何应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参与私运武器事件”时，就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再给阿拉法特一次机会”，即要求其保证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尔后美国将恢复调停活动；以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为代表的另一派却主张制裁阿拉法特，他们要求美国关闭巴民族权力机构驻美办事处，并将阿拉法特的私人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注：同前引Barry Schweid文。）由此可见，美国若要在巴以问题上发挥实质性作用，必须先待国内达成一致。
第三，迫于美国的压力，巴以双方虽有可能重回谈判桌，但充斥谈判日程更多的将会是如何实现和维持停火以及恢复信任等问题。尽管美国最终肯定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大对巴以问题的翰旋力度，但鉴于目前巴以对峙的严重性，美国的介入将主要是敦促双方停火，切实落实“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计划”，有关巴以最终地位谈判的问题恐难顾及。即使巴以双方年内就最终地位问题展开讨论，但由于双方的相互信任有待重筑，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态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讨论也不大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未来巴以局势因以下两个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仍有可能再度恶化甚至短期失控。第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地位的稳固性。如前所述，巴以冲突以来，面对以色列沙龙政府日益频繁的军事打击，以及来自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日益强大的挑战，阿拉法特的地位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去年底以来，以色列国内要求“搞掉”阿拉法特的呼声高涨。以许多高层官员认为，即使没有阿拉法特，局势也不会比现在糟到哪里去。（注：以色列驻华大使沙雷夫与中国部分新闻界人士和学者座谈时的讲话，北京2001年12月4日。）以色列总理沙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公然暗示以欲“撤换”阿拉法特，称“难以想象能与阿拉法特达成协议，巴自治政府内还有更务实的人”（注：“阿拉法特的最后机会”，德国《时代》周报，2002年第1期。）。美国对此甚至采取了近乎默认的态度，继续支持以色列针对巴的行动并不断向阿拉法特施压。尽管无论对以色列还是美国来说，“搞掉”阿拉法特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鉴于针对阿拉法特的内外压力还在变本加厉，而阿拉法特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如今又常处于以色列炮火的包围之中，人们不免对阿拉法特及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前途感到担忧。因此，阿拉法特的去留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焦点，有关“后阿拉法特时代”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而且美、以也都在“积极筹划”阿拉法特身后的安排。但是，据分析，目前巴勒斯坦内部还找不出一个能象阿拉法特那样控制全局的人物。（注：Ehud Ya’ari,Khaled Abu Toameh,and Adam Garfinkle:“After Arafat?The Future of Palestinian Politics”,PolicyWatch,Oct.29,2001,www.washingtoninstitute.com.）若阿拉法特突然“离去”，无论以何种方式和出于何种原因，都可能导致巴勒斯坦内部的权力纷争，以及有关国家的明争暗斗。这种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显然不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反倒会使巴以紧张局势更加复杂多变。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阿拉法特的这种突然“离去”被证实与以色列有关，那么巴以出现爆炸性局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美国可能借反恐之机对伊拉克发动新的战争。如果美国下定决心打这场战争，那么为确保胜利，美国肯定会更加积极地介入巴以问题，从而会给巴以局势带来新的转机。但与此同时，这样一场战争也很可能引发地区局势的动荡：地区力量将会发生新的分化组合，阿拉伯世界可能进一步分裂；中东有关国家政局也可能因国内人民反美情绪的加剧而出现危机；区内激进势力可能发动新一轮反美恐怖报复活动，而报复的目标很可能会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以色列包括在内；以色列可能再次面临海湾战争中出现的局面——或牺牲自己配合美国或拿起武器自己保卫自己，若是后者，目前的巴以冲突就有演变为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阿以冲突的危险。
整个中东形势如此诸多的变数，必然将使巴以关系的未来走势变得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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