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中国经济内外部再平衡_国民收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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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15)10—0045—14

      近年来，国民储蓄始终在高位运行，消费不足、储蓄过度必然对外部市场构成压力，绘制出一幅内部高储蓄、外部高顺差相互耦合的不平衡图景，成为悬置在经济上方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出口增速放缓，但经济不平衡并未因此得以根本性矫正。当下的中国经济可以说是处于“风口浪尖”，遭遇周期性回落与结构性调整的双重邂逅，经济在前行中的不平衡风险和苗头性问题日益突出，拉迪(2013)称“不平衡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Krugman(2013)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再平衡”需求，并且由于西方经济体正经历着“明斯基时刻”，因而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实现面临着脆弱的外部环境。当经济中消费不足时，就会出现“储蓄过剩”，多余的储蓄不能转化为适度的投资，即所谓的“内部失衡”；经济开放后，多余的储蓄会以净出口的形式流向它国，转化为贸易收支顺差，即所谓的“外部失衡”，绝对平衡意味着没有增长，极度失衡同样会导致停滞(郭树清，2007)。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率在1984-2012年间平均只有57.26%，且在时序上呈递减趋势，相应地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较高，分别达到40.43%和2.31%，同期美国的平均消费率为81.07%，投资率为21.74%。对此，一些专家提出了异议。朱天、张军(2013)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误判，官方对消费的统计忽略了“隐形家庭支出”。例如住房消费以及个人为避税而把原本属于家庭消费的支出类别转化为企业经营成本，这些可能会低估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蔡洪滨(2014)认为中国的住房消费支出是在房屋的历史价格基础上进行的折旧，而其他国家则是按照“等价租金”，所以按照国际可比口径，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了。此外，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价格为国家管制，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但是，即便剔除这些因素后，“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率在2010年也只能达到60.9%，虽然较之于国内统计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但较全球70%～90%的消费率仍有较大差距。因此，“统计性遗漏”表明中国的消费低估现象确实存在，但不足以改变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基本事实。

      现实中我国高储蓄率和外贸顺差的持续性以及相关再平衡政策的失效，表明经济的内外不平衡存在“黏性”，而这种“黏性”存在的基础则值得我们去探究。笔者以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贸顺差与其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有较大的关联，二元体制松动引起的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可能构成其重要的诱因。对此，李稻葵等(2009)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并且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其结果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由于资本所有者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劳动者的边际储蓄倾向，因而总储蓄率较高。李扬、殷剑峰(2005)以及张勋等(2014)认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同劳动力的转移率是一致的，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成为净储蓄者，否则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无法生存。因此，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国民储蓄率的提高是一种常态。

      樊纲、吕焱(2013)认为二元经济下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出现“资本侵蚀劳动”，更多的国民收入被企业以利润形式占有，造成企业储蓄的高涨。Krugman(2013)认为二元经济的存在，使得中国可以大量投资于新建工厂和建筑，而不必担心收益递减，因为一直能够从农村获得新的劳动力，即便经济改善，这种过剩劳动力大军的内部竞争也会使得薪酬维持在低位，中国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益较少。Garnaut(2010)指出当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时，城镇部门可以在不提高实际工资的前提下快速扩张，而投资回报率和储蓄率同时上升，收入中的工资比会下降，扩大收入分配中的不平均，同时高速的经济增长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部门剩余劳动力消失，两个部门工资同时上涨，宣告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随后则是收入中工资占比上升，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Arora和Cardarelli(2011)以及Ahuja，Chalk，Nabar，N'Diaye和Porter(2012)认为中国的实际利率长期被压制在“自然利率”之下，刺激了企业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则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中国在迎来刘易斯拐点后，工资的增长将快于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有助于外部平衡的实现。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体，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消解了工资上涨的压力，支撑着中国以劳动力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宏观经济影响之远、程度之深，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我们即将告别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时代，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和主旋律是否会因此而出现变化，内外经济再平衡是否会实现，值得我们去探究。本文的研究重点有二，一是基于Lewis(1954)的定义与国际国内二元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给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定标准，并对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测算；二是从理论和经验层面揭示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与储蓄、贸易收支之间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律，刘易斯拐点临近后，中国的储蓄是否会因此而降温，贸易顺差是否会减少并最终趋于平衡？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中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失衡的基本事实；第三部分构建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与储蓄、贸易收支的基本模型；第四部分采集中国省际数据，利用System GMM方法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对中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测度

      Lewis(1954)最早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与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一元经济状态不同，它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起步阶段时农业部门中沉淀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农业中的冗余劳动力逐步释放，最终该“蓄水池”干涸，二元经济聚合为一元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二个极富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前者发生于劳动力供给由“无限弹性”裂变为有限弹性，农业部门开始出现工资上涨的苗头；后者出现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本被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工业部门的工资大体相当之时。显然，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它承续了劳动力转移中最具关键性特征的变化趋势，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即指的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遗憾的是，Lewis(1954)本人对此未能提供一个可具操作性的判定标准，以至于国内外学者在判定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时，存在诸多争议。

      蔡昉(2010)以“民工荒”和“返乡潮”为基础，认为中国已经将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短缺点”和“商业化点”推向了重合，进入了刘易斯拐点阶段，而现有的正规统计制度却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供需的这种结构性变化，陷入“数字的暴政”。但是，侯东民(2011)与翟振武、杨凡(2011)认为中国的“民工荒”是企业奢侈的用工模式所致，即优先雇佣青壮年劳动力，而弃用大龄劳动力，这一看法得到了孟令国、刘薇薇(2013)的支持，他们发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在迅速老化，2002年剩余劳动力中51岁以上的占18.8%，2011年已高达47.7%；汪进、钟笑寒(2011)利用跨国平行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虽然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但因为中国特殊的制度因素，不能以此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

      刘易斯本人曾指出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农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针对众多学者关于“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无限供给”等概念的误解，他指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是“每人每小时的边际产品”，而是“每个人的边际产品”或者说“单位劳动力的新增产出”，后来他在《再论二元经济》中进一步提到：“如果资本家欲以现行工资招收更多的劳动力，争求职位者会大大超过需求，劳动力供给曲线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不必把‘无限’弹性当成偶像来顶礼膜拜，对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弹性很大就足够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考察模型的机制，而是研究对于现代部门来说，其劳动力获得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可能有效测度一国范围内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高低，所以“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判定标准不具可操作性。王检贵、丁守海(2005)利用钱纳里、赛尔昆(1988)在20世纪70年代基于100多个国家数据归纳出的不同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农业标准产值和就业比重，通过将各省市农业的实际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与相应的国际标准进行比较，得出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其计算方法为：

      

      其中，R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L、I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和总产值。式(1)表明，如果某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超出了该产业的产值比重，则表明这一产业存在剩余劳动力。

      本文利用该方法，对农业劳动力剩余情况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2013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比重仅为3.98%，绝对人数在1000万人左右(详见图1)。此外，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3)的预测，未来20年我国劳动人口比重将下降10%左右，绝对量减少1个多亿，2012-2016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开始滑入负增长的轨道，劳动力供需状况将出现“逆转”。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迎来二元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图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

      三、基本模型

      本文以Lewis(1954)模型为基础，研究假定如下：(1)经济中存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大门类，传统部门生产率增长缓慢，没有物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生产率增长较慢，物质资本投资增速较快。(2)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传统部门中有

单位的劳动力，现代部门中有

单位的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部门中有

单位的劳动力会逐渐流向现代部门。(3)现代部门中劳动者的工资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传统部门中由于存在劳动力剩余，因而其工资不完全遵循市场法则，本文认为其工资由劳动者的平均产出决定。此外，我们称传统部门中的劳动者为农民，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为工人，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劳动者为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与工人工资相等，但高出农民工资κ(κ＞0)部分。

      (一)劳动力要素的配置

      

      

      假定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可以得到：

      

      (二)资本的决定

      下面考虑资本的变化。企业使用资本可以通过租赁或者购买方式获取，在租赁情况下，其单位成本设为r(K)；在购买情况下，可表示为：

      

       若资本的动态变化方程为：

      

      (三)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对储蓄与贸易收支的影响

      假设农民的平均储蓄倾向为

、农民工和工人的平均储蓄倾向为

，且他们的初始资产均为零。企业为国家所有，没有分红，企业利润和资本收益全部以储蓄形式持有，那么国民储蓄率s可表达为：

      

      其中

。更一般地，在式(13)基础上对劳动力转移求偏导，可以得到：

      

      考虑如下二种特殊情形：

      

      进一步，可得：

      

      式(16)表明：二元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村中沉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压制了工资的上涨，居民部门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虽然分配结构上有利于资本所有者，但由于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物质基础匮乏，能用于储蓄的部分有限；随着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经济开始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增加，工资上涨的压力抬头，经济处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之间，由于此时农村中仍然存在过剩劳动力，因此工资增加的幅度较小，企业部门攫取了产出中的大部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资本所有者促成这一阶段经济维持着高储蓄率；最终，当剩余劳动力转移得以全部完成，经济越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时，劳动力进入短缺阶段，工资将大幅度上涨，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也会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资本和利润收入占比下降。此时，如果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能够消除居民关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那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有助于撬动消费，抑制储蓄的进一步攀升。可见，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看，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或者说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从国民收入核算看，国民储蓄可以分解为国内投资和净出口，所以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具有联动性。令

为中国在t期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不考虑政府因素，则第t期的贸易收支余额为：

      

      忽略外汇资产的利息收益，式(17)简化为

，可见影响储蓄的因素亦同时影响贸易收支，特别是经济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工资扬升，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开始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国内消费提振，依靠外部市场的压力纾解，出口减少，顺差式外部不平衡的状况将得到矫正。此外，从贸易收支的定义式

考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削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有助于中国外部经济实现再平衡。

      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一)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处理

      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本文将影响国民储蓄率的因素分解为四类：第一类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代理；第二类是经济增长率；第三类是人口结构因素，分别用少儿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男女性别比代理；第四类是养老保险制度，使用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代理，变量的测度如表1所示。在关于贸易收支的计量方程中，我们还引入了国内市场分割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为了识别国民储蓄率和贸易收支是否会随着二元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倒“U”形，我们还引入了剩余劳动力的二次项。据此，本文的计量方程设置为(18)式：

      

经济增长率和劳动报酬份额可能偏低，因而在上述计量方程中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再加上“遗漏变量”、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联立方程偏误，一般的静态面板模型估计将会是有偏且非一致的。对此，Arellano和Bond(1991)指出利用差分GMM估计，可使变量的自回归系数具有最小的偏误和方差；然而，在时间跨度T比较小时，变量的过去值只能传递较少的信息，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度过低，从而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Bun和Windmeijer(2010)建议在差分方程的基础上增加水平方程，利用额外的矩条件来缓解差分广义矩的弱工具性和有限样本偏误等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由于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在一般情况下比差分广义矩估计更为有效。

      

      注：因为计量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国民储蓄和贸易收支两部分，所以在系数预期符号一栏中，我们是以二元坐标的形式给出，括号中的前一部分表示该变量以国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时的系数，括号中的后一部分是以贸易收支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时的系数。

      (二)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System GMM对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关系进来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出于稳健性考虑，我们将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国内市场分割作为弱外生变量对待，使用系统“内部工具”，将货币供给与名义汇率的滞后值作为各自的工具变量。Sargan过度识别检验对应的P值均大于0.1，表明工具变量集是联合有效的；AR(1)和AR(2)检验表明，在Arellano—Bond检验中，经济计量模型的差分残差序列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无二阶序列相关性。因此，原模型的误差项无序列相关。为了验证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做了如下处理：(1)调整变量的测度。在方程(3)中，我们不再分解为少儿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而是使用总人口抚养比代理人口年龄结构，结果发现并未改变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2)调整控制变量。在方程(4)和(7)中，我们剔除人均GDP，估计结果显示其他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均没有发生影响，表明各个变量之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剔除一个变量不会对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模型对不同解释变量是稳健的。(3)剔除异常样本。在我们所收集的样本中，剩余劳动力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北京、天津和上海为劳动力的净流入地，其剩余劳动力为负，而云南、贵州和甘肃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比重在20%以上，所以方程(8)中我们剔除了这6个样本，以消除极端值对估算的干扰，结果发现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未发生变化，表明模型对不同样本是稳健的。

      

      1.剩余劳动力的二次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民储蓄率会随着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倒“U”形状。在二元经济发展的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悬，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资本，但是此时经济可能尚未起步或者刚刚起步，所以经济增长缓慢，实体经济层面难以形成大量储蓄，计量回归结果也显示，经济增长是推动国民储蓄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对国民储蓄起支配性作用；随着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经济体制逐渐消解，“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推动经济起飞并保持较高增长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关系，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压制了工资的增长，形成一个体量庞大的城镇工薪阶层以及农民工阶层二大低收入群体，使得国民收入的分配偏向政府与企业，由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不是工资。从表3可以发现，1996-2012年，我国劳动报酬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企业盈余增加了4个多百分点，作为政府主要资金来源的生产税净额也增加了3个多百分点。显然，在低用工成本下，居民工资性收入被企业和政府所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率落后于经济增长率。最后，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廉价劳动力不复存在，“民工荒”、“工资上涨”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常态，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开始上升，同时，“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的式微，也意味着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国民储蓄开始下行。二元经济从起步到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本文采集的样本期相对有限，难以显示长时序下的稳定性规律，所以这种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

      

      

      根据资金流量表的分析可知，国民储蓄率等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储蓄率之和，而“部门储蓄率=该部门储蓄倾向×该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企业由于不存在消费问题，因而可支配收入就是其储蓄，因此其边际储蓄倾向为1，而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近年来也不断上扬，并超出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其结果是国民收入不断向高储蓄部门集中，从而抬高国民储蓄率。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国民收入在某些时期出现相应的偏倚，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市场规律所致，但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没有能对此进行一定的矫正。表4显示，政府部门在社会再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收入税占比从1999年的2.42%扬升至2012年的13.11%，而在资金运用方面，虽然社会补助占比也在逐年增加，但相对缓慢，并且社会保险缴款始终大于社会保险福利，使得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收入占比甚至低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转移支付出现“逆向”调节。

      2.人口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的影响显著为负，少儿抚养比对贸易收支则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其理论依据在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属于“非生产性”人口，其比重的下降意味着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即“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经济中“生产性”人口占主导，在个体生命周期理论的支配下将抬高储蓄；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提高有利于知识的更新换代、新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已对生产率形成正向冲击，引起高增长和高储蓄。从少儿抚养比对储蓄和贸易收支的影响看，钟水映、李魁(2009)发现，中国家庭的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倾斜现象，其一是在面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资源竞争时，前者多让位于后者，即“优先序”，其二是随着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子女消费的重心出现后移，即“远期化”。因此，随着中国人口转型的完成，家庭消费将可能出现滞后现象。少儿人口抚养比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显著为正，其原因可能在于：少儿人口抚养比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后，家庭的支出结构发生变化，原本在孩子身上的消费将转移至家长，而孩子的支出结构主要集中于教育服务等非贸易品，家庭中这部分消费支出减少后，家长对一般性贸易品的消费可能会增加，从而降低了贸易顺差。此外，有证据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实际汇率，进而传递至一国的出口竞争力和贸易收支(杨长江、皇甫秉超，2010)。

      3.剩余劳动力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利用劳动力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在国际交换、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竞争中，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内引外连，促进了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我国为加工装配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欧美为市场开拓方的完整产业链。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越大，以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的优势就越明显，出口产业竞争力也就越突出。刘易斯转折点临近后，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逐渐于涸，劳动力工资上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削弱，贸易顺差可能会压缩。正如屈宏斌、马晓萍(2006)所言，中国的贸易顺差应该置于更宽广的发展战略的视野中来审视，顺差背后折射现出的实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化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变化。剩余劳动力与实际汇率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剩余劳动力不仅对贸易收支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亦会通过影响实际汇率对贸易收支生成负向的间接效应。

      4.养老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系数符号显著为负，说明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纾解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降低国民储蓄率。但是，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转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策设计在各种目标的平衡中举棋不定，养老金发放的标准、退休年龄的确定等都处在极大的争议中，所以整个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对于化解储蓄的作用可能还比较有限(杨继军、张二震，2013)。国内市场分割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Melitz(2003)认为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无法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发挥规模经济作用，从而被迫出口，但国内市场分割也可能意味着丰厚的垄断利润，一些已经在国内立足的企业可能没有实施出口的动力，张杰等(2010)的研究也表明，在市场分割度高的省份，生产率低的企业出口的概率很高，所以国内市场分割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受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拥有量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是否控制人均GDP因素，对于实证结果有显著影响，表明经济发展程度是影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国民储蓄随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二元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致使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高储蓄倾向的资本所有者，但这一阶段中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增长缓慢，难以形成大量剩余。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工资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国民收入分配转向有利于低储蓄倾向的劳动者。因此，从二元经济发展整个较长的时序看，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是阶段性的，属于“成长中的烦恼”，经济步入刘易斯拐点后，这一现象将得以化解，经济也将实现再平衡。本文的政策涵义如下：

      1.加快户籍、教育、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方面的综合制度改革，消解二元体制张力，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建立城乡统一开放、双向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利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大契机，积极拓展服务业，既强调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全局性作用，也重视发挥传统服务业门类多、对技能要求低、吸纳劳动力强的优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产业上的载体。创新城乡管理体制，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健全农民工公共服务制度，赋予农民“国民待遇”，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2.在遵循劳动力市场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健全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稳步提高农民工收入，压制以过低工资为代价的暴力行业。在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的背景下，“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非常明显，劳动力市场出现过度竞争以及“买方垄断”，工人工资长期受到压制，所以我们无须担心劳动法和最低工资制度会侵蚀资本的积累能力，削弱经济增长，作为对市场扭曲的矫正，它们既不会对就业造成负面效应，也不会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反，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收入，撬动内需，避免经济陷入严重失衡。

      3.合理利用财税工具矫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失衡，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范围，适度控制政府收入规模，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发挥税收对于企业利润的“削峰”作用，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消费水平，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我国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企业可以将大量间接税转让给居民部门，从而加重了我国居民部门的税收负担，资金流量表显示我国居民部门社会保险净福利为负。换言之，我国实际上是居民对企业进行补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是“逆效”的，形成了收入分配的“二次失衡”。对此，要在稳定既有税负水平的条件下，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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