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戊戌变法的领袖层——兼析维新官僚在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官僚论文,试论论文,领袖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场社会变革，必然会形成一个领袖层，领袖人物之间优势互补，共同指导运动的进程。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康有为与维新官僚之间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共同发起了这场运动。他们之间谁能跻身为领袖人物，在领袖层中居于何种位置，则根据其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来决定。本文拟就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及其领袖层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戊戌变法前三年的甲午战争刺激了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自上而下变法得以开展，其改良内容涉及到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层面，为戊戌变法作了必要的准备。可是，当时以皇帝为首的清王朝官僚体制却呈现分裂状况。其时，光绪皇帝不仅指挥不动理应听命于他的官僚阶层，相反这个阶层中大都是反对变法者，或是持观望态度的骑墙派。由于维新派与顽固派人数相比较，“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1〕所以，无论是光绪皇帝，还是康有为， 都只能把官僚阶层中的维新官僚作为自己依靠的主要力量。
事实上，在戊戌变法中，维新官僚为变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功绩在于组织变法、策划变法、实施变法等三方面。
戊戌变法的组织工作，当始于“公车上书”后不久。当康有为“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喜之，命录存备省览”〔2〕后， 翁同龢也接见了康有为，二人晤谈长达半天之久，翁是光绪与康之间的联系桥梁。1895年8月，翁又支持文廷式、康有为在京成立强学会， 使维新派之间逐渐靠拢。还应指出的是，康有为成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与翁同龢等维新官僚的支持、扶助分不开。因为，对康有为的荐举工作，是由维新官僚翁同龢、李端棻等人相继完成的。翁、李系朝廷大臣，能直接面见光绪皇帝奏事，故为密荐；高燮曾、徐致靖为小臣，则通过疏奏明荐。张荫桓等人亦多次推荐。从荐举时间上看，翁同龢、高燮曾在先，李端棻、徐致靖在后。从荐举手段上看，翁先密荐，高接着明荐；以后李密荐，徐接着明荐。关于翁同龢荐康之事，《清史稿·翁同龢传》中未载，其本人也讳莫如深。但据今人孔祥吉考证：“是日翁氏日记甚详，却漏记了密谋策划推荐康有为的活动。此非疏忽，乃有意隐讳。康氏年谱详述了他到京师后，上书碰壁，心灰意冷，‘既谒常熟，投以书告归。’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称之，奉旨交总理衙议。证诸清档，康言不误。”〔3〕不过， 就在康有为即将进入权力核心的关键时刻，政局突变，翁同龢畏惧而动摇。此时，李端棻挺身而出，竭力保荐，终于把康有为推到历史的前台。军机四卿的荐举也是由维新官僚完成的。康有为说：“用林旭，以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桓。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4〕维新官僚还通过荐举这一形式，将梁启超等其他一批维新人士集结于光绪皇帝麾下。因此，可以说，维新官僚承担了变法的最初组织工作。
再从策划变法上来看，维新官僚参预变法的策划在史料中亦多有记载。如，《魏氏全书》载：“康有为居京，日夜于张荫桓宅图之。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侍郎李端棻素才梁启超，亦荐用梁启超。”〔5〕又，1897年11月，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五书，“工部长官淞溎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交，及与曾刚甫同送察院，先与都宪徐寿衡言之。寿衡本守旧而能练士，不以此折为然，而允为我代送也。李苾园侍郎激厉忠愤，欲联九卿上折，为草之后，无联名者，李公交司业贻穀上交。”〔6〕6月8日， 康有为代徐致靖起草了《请明定国事疏》，6月10 日则由翁同龢替光绪帝“拟变法谕旨”（《张謇日记》），即《明定国是》诏。可见维新官僚曾与光绪皇帝、康有为等同心协力，共同策划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宜。
实施变法时，维新官僚也曾出力。首先，变法实施的行政职能是由维新官僚负责履行的。我们知道，光绪皇帝虽是变法的权力来源，但他只负责发号司令；康梁等人虽负责变法的策划及宣传，并被委以六品官职，但却未参加变法的行政工作。变法的行政工作一直是由维新官僚承担的，特别是戊戌七月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李端棻、徐致靖等维新官僚负责部务，任用军机四卿负责阅览奏折，代拟上谕。“四卿裁决后，取中旨，经付所司，枢府不得与闻。”〔8〕之时，在新旧两 派实力悬殊情况下，维新官僚为推行变法，竭尽所能，功不可没。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幽禁，康梁等人逃亡海外，而维新官僚或喋血，或流放，或监禁，或免职，更为变法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维新官僚在变法中的重要作用，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所不能代替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应在戊戌变法领袖层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然而，在以往戊戌变法领袖人物研究中，多片面夸大了康有为在变法中的作用。考查一下这种观点，不难发现它肇始于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是他们将戊戌变法归结为康党所为，以此掩盖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又为戊戌政变抹上平息暴乱的色彩。而后来的研究者仍持此种观点，则是滥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忽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化，不相信皇帝、官僚也可能转变成为维新人物。其实，在戊戌变法这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中，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只能由光绪皇帝来决定，由维新官僚来贯彻实施。如果仅把维新变法运动看成是帝后两派的权力之争，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贬低了戊戌变法的实际意义。
另外，通过对除翁同龢、梁启超、谭嗣同、李端棻、张荫桓、徐致靖等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有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在这场变革中他们之间的差别。
例如，翁同龢曾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9 〕在晚清政坛，确是一个重要人物，为前期维新变法有过重要贡献，如影响光绪皇帝变法，荐举康有为等。但就在戊戌之际，他却不再坚持变法，因而被罢官回籍，从此对戊戌变法不再产生直接作用。因此，他不可能成为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又如，梁启超不愧是当时天才的宣传家，在戊戌变法中他大力宣传变法理论，并积极参与变法策划，当属戊戌领袖之列。而谭嗣同，虽是变法的激进主张者，但其前期活动主要是在远离中枢北京的湖南，后期才由李端棻等维新官僚荐举入京，其参与新政约20日，职务、职能与其他三章京相同，因此，把他列为戊戌变法领袖，主要是指他喋血变法、警醒国民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在戊戌变法中，李端棻则始终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还在戊戌变法前六年，他就以朝廷大臣的身份进入中央权力层。当翁同龢离职还乡后，朝廷中的维新官僚就只有李端棻能够定期接近光绪皇帝；向他报告有关事务。又因李是梁启超的老师和姻兄，维新派与光绪皇帝的联系，一度主要靠他才得以进行。对此《清史稿》作者指出：“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剧起，激成政变。”〔10〕在戊戌变法中，李端棻的全面而广泛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其一，“策变法以抗疏兮，发维新之大旨”〔11〕即，他参与了决策变法大计，对此，我们在《论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12〕一文已有论述，在此仅引一例：李端棻所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中所提出御门誓众、开懋勤殿、改定六部则列、请派各省通才办学四事，就是和康、梁密议后由李出面奏请的。又据《戊戌履霜录》载，李曾荐举变法人才16人，康有为、谭嗣同即为李密荐〔13〕，梁启超则“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14〕其二，李端棻“抗疏维新冠九卿”〔15〕。在戊戌变法前几年，他已是朝廷大臣中有名的维新官僚。当时，“日难初平，德衅旋发于胶，士论器，……于是李端棻言学，荣禄、胡燏棻言兵，翁同龢议没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16〕戊戌变法中，李“封奏独夥”〔17〕。梁启超曾指出“李端棻屡上封事，清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18〕正因为如此，光绪皇帝特拔李为礼部尚书；七月二十八日在决议开懋勤殿时，又拟定李为首席顾问官，倚为股肱之臣。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才会遭遇到“南城外士大夫群相议论，纷纷集矢于公”〔19〕被视为变法的祸首而下狱问罪戌边等不幸。根据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他完全可列为戊戌领袖人物之一。至于张荫桓、徐致靖等人，由于资料有限，在此存而不论了。
还应指出的是，变法领袖层中，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端棻等人的作用亦不相同，光绪皇帝是变法的决策者，康有为是变法的策动者，是戊戌领袖层中的核心人物。百日维新中，变法领袖层是被以慈禧为首的另一个更大的权力中心所包围，处于受制于人的地位，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决定了变法领袖层是一个松散无力的领袖集团。如，光绪皇帝一直受着慈禧等人的监控；康有为只能于折奏事而不能站在一个制高点来领导运动；梁启超被委办译书局事务，未能进入变法权力机构；谭嗣同到京参予新政已是运动后期，难有大的作为；李端棻“戊戌七月也连续告假”。〔20〕戊戌变法领袖层的这一致命弱点决定了他们不能对“守旧盈庭”〔21〕的顽固派发起成功的挑战。
注释：
〔1〕严复：《论中国分党》。
〔2〕《清史稿》第12830、12748页。
〔3〕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7年第1期第82页。
〔4〕〔5〕〔6〕〔13〕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57、312、137、343页。
〔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17页。
〔8〕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72、276页。
〔9〕恽毓鼎：《澄斋日记》。
〔11〕康有为：《祭故礼部苾园李公文》。
〔12〕载《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五期。
〔14〕梁启超：《李公墓志铭》。
〔15〕《南海先生诗集》。
〔16〕胡思敬：《政变月记》。
〔17〕〔19〕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1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20〕《晋阳学刊》1983年第四期。
〔21〕《康有为自编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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