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 奠基未来——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优先发展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初期的“破冰”在教育领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教育改革全面推进，教育发展成就辉煌，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一、改革开放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
（一）改革开放从教育领域悄然兴起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1] 1975年，2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高中后教育的比例中国仅为1％，而美国为25.3％，苏联为9.3％，日本为7.3％，韩国为6.9％。[2] 改革开放的发起和突破，首先是在教育领域实现的，这就是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间开展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恢复高考制度和扩大派遣留学生等“破冰”事件和政策。
改革开放首先要突破“左”的思想禁区。1976年10月以后，虽然“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但政治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发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3]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而该文的主要作者就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邓小平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和教育界发出的思想解放的先声，为否定“两个凡是”和进一步反思“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对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关心的是人才。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关于科学与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要恢复高考制度，“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4] 1978年6月23日，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后他表示，“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中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5] 恢复高考制度和大量选派留学人员的决定，作为教育领域最早采取的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在推进国家改革开放、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其重大意义已经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
（二）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进程
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以教育改革为核心，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6年到1984年，是教育改革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教育正常秩序，其主要标志是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以普及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为重点进行教育改革的初步探索，以扩大派遣留学生为切入点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发展经验，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改善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拉开了教育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序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2002年，是教育改革逐步推进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为主线的教育改革全面启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体制转轨的目标和政策，全面改革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育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办学体制和招生就业制度。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形成了全方位教育国际交流的格局。教育改革的推进，为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是教育改革深化阶段。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富裕程度的提高，教育发展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从改善民生问题的高度看待教育，更加注重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和公平性。围绕制定“十一五”规划和“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向更多地体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提升教育品质和促进制度建设的战略转变，着力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二、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30年来，中国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一）教育规模迅速扩展，中国成为教育人口大国
30年来，中国政府克服了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所带来的诸多困难，推动教育事业进入了持续、迅速发展的时期。1978—2006年，全国总人口从96259万人增加到131448万人，其中教育人口（学生数与教职工数之和）从23214万人增加到33512万人，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4.4％提高到25.6％；各级学历教育规模中，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初中教育、普通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1％、3.2％、0.7％、－1.0％和3.8％。① 2005年，中国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册人数分别占全世界总量的16.5％、15.8％、19.8％和17.0％，高等教育规模达到2336.1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② （见表1）
（二）教育普及水平大幅度提升，教育指数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各级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1980年，学前教育（3～5岁）毛入学率为17％，小学净入学率为93.9％，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2％。[6] 到2007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上升到44.6％，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5％，中等教育阶段初中和高中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8.0％和66.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则达到23％。[7] 世纪之交的中国不仅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而且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阶段的历史性跨越。
从国际教育发展状况对比来看，2005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成人识字率为90.9％，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综合入学率为69.1％，教育指数（成人识字率和综合入学率的加权平均数，其中前者的权数为2／3，后者的权数为1／3）为0.837，各项指标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部分指标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同期中国人均GDP（1713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954美元）的25％，是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808美元）的61％。[8] 在世界9个人口大国中，中国教育发展居于领先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测和评估，2004年，中国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为0.954，在125个国家中排名43位，属中等偏上水平国家。[9]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3年的5％提高到2002年的15％，用了不足1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实现同样的跨越，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30年、16年、23年和14年。[10] 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追赶和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
（三）国民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进一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持续快速增长，其主要标志如下。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数明显提高。根据1982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1982—2000年，我国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由4.61年上升为7.11年，从国际比较看，已高于世界平均6.66年的水平。[11] 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由1982年的22.8％下降到2000年的6.7％以下。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数据测算，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达到8.5年左右，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接近初中教育水平。（见表2）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重心逐步上移。对比1982年和2005年受不同程度教育人口的变化情况，增长最快的是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0.6％上升到2005年的5.2％，该比重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84％，而受初中教育比重的年均增长率为3.66％，受高中教育比重的年均增长率为2.93％。这显示出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的重心逐步上移的趋势。到2005年，全国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2.5％，比1982年的25％翻了一番。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开始向高中教育驱动为主的阶段过渡。
各类专业人才存量大幅度增长。1982年全国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为615万人，2005年上升为6764万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1％，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中，2004年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大学本科、专科学历的分别占0.7％、0.8％和15.7％，总计5221万人，合计占17.2％。[12] 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例，1978—2006年平均每万名职工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分别从215人、40人、174人、42人、122人增加到962人、138人、710人、64人、2510人，分别增长了3.5、2.5、3.1、0.5、19.6倍，③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呈现出跨越式发展态势。
（四）教育投资取得较高回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教育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和私人收益率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的加速来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改善得益于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显著进步。根据Barry Bosworth和Susan M.Collins（2003）的测算，同世界和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对人均产出的贡献率较高。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来估计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即把市场工资和学历联系起来，各级教育投资的私人回报率也在大幅度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测算，2004年，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为12.3％，[13] 接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14] 特别是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回报率不断提高。（见表3）
教育发展促使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持续提高。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在综合考虑了预期寿命、入学率、识字率和收入等方面的情况下计算的综合水平指数。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人类发展指数以来，中国是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1990年中国HDI为0.627，在世界136个国家中排名第88位；2005年中国HDI为0.777，在世界177个国家中排名第81位，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0.776的平均水平。[15] 其中教育的贡献不可磨灭，良好的教育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直接提高他们的收入。
教育提升知识贡献能力。1985年中国科技论文数和本国居民申请发明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分别为0.54％和0.63％，2004年则分别上升到4.18％和9.87％，美国／中国的倍数分别由71.55倍、67.92倍缩小为7.23和3.86倍。[16] 2004年，中国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30％，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20％的比例，居世界前列。[17] 特别是高等学校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创造了80％以上的科学研究成果，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高等学校更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高等学校从事研究发展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和折合全时人员数分别为42.9万人和23.7万人，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15.5％和19.4％。④ 根据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到2007年，高等学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45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130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775项，分别占授奖总数的52.4％、35.9％和29.4％。
三、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中国教育30年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增长问题，更在教育思想、战略规划、教育结构、教育体制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形成了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模式。
（一）教育功能从强调教育的单一属性转变为基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发展与权利的综合考虑，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教育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领域，更多地强调其政治功能。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客观上要求更加全面认识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充分阐释了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进一步强调教育的文化功能，指出教育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七大则将教育定位进一步扩展为社会民生的首要问题，这说明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又显示出新的特点：强调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已由出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基本战略考虑，进一步发展为基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性思考。
为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落实，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财政资金安排、公共资源配置等多方面优先安排教育发展需要，教育投入水平成为评价教育先行与否的重要标尺。1992—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728.8亿元增加到6348.4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6.7％；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由2.71％提高到3.01％；预算内教育经费由538.7亿元增加到5795.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8.5％，基本上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8.8％）持平。政府在提供基本教育经费的同时，还鼓励社会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非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0.51％上升到2006年的1.64％，⑤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办学热情，为中国教育的超前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教育结构从相对单一的普通教育体系向适时分流、多梯度的结构转变，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两种教育制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全部停办，形成教育类型单一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努力调整不合理的中等教育结构，发展多种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促进教育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提出了80年代在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义务教育法》（1986）正式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在《〈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992）中提出20世纪末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2000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两基”目标如期实现。2003年以来，国家强调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西部“两基”攻坚工程，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并逐步推行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和巩固提高的新阶段。到2007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8％，“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3.58％。[18] “两基”的普及提供了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为提高国民素质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青少年一般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90年代末开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00年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比例，全国平均保持在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到2010年使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达到800万人以上，与普通高中招生人数相当；高等职业教育年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达到786.2万人和1940.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重分别为48.3％和43.3％；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科）招生和在校生数分别达到392.8万人和1162.0万人，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相应比例为49.17％和45.95％。⑥ 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并举的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占“半壁江山”的高等教育格局基本形成。成人教育和培训成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正规与非正规、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多种途径，不断满足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我国从1977年开始恢复和发展研究生教育，198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将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制度密切联系起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专业硕士学位教育。1978—2007年，研究生招生和在学人数分别由1.07万人和1.09万人增加到41.86万人和119.50万人，分别增长了38.1倍和108.3倍。⑦ 80年代，国家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所大学进行重点建设，并在107所高等学校评选和建设了416个重点学科点。90年代初开展“211工程”建设，即面向21世纪建设100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以及覆盖大多数高校的公共服务体系。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拉开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的序幕，从体制机制和创新平台建设入手建设一流大学和重点学科。从2007年开始，国家还陆续选择100所职业院校进行重点建设。经过30年的努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明确定位、注重特色、多样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三）教育管理体制从集权模式转型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权与分散结合的新模式，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教育发展
1949年以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其主要特征是：从小学到大学、从教学计划的制订到学校领导的任命，权力集中于政府，教育经费由政府包揽，渠道单一。[19] 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体制改革渐次推进并取得明显进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体制已见雏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宏观方面，地方政府统筹和管理教育的权限逐步扩大。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方面，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强化了县级政府在基础教育事业中的主要地位和主要责任。199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到2000年，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以及协作等形式，共有556所高校合并为232所，有360所高校由中央划转地方管理。[20] 经过调整，部门办学、条块分割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地方政府统筹高等教育的权限加强。
微观方面，学校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特别是在高等学校，逐步建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学校自主权主要包括“招生、专业调整、干部任免、经费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和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
办学体制方面，民办教育再度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30年来，民办教育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从非正规教育领域向正规教育领域扩张。2007年，民办高校、民办独立学院、民办普通高中、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民办普通初中和小学、民办幼儿园在校生数占全国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分别达到8.65％、9.75％、13.27％、7.21％、4.25％和36.99％，⑧ 投资主体和办学模式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人力资源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
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方面，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和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建立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形成了义务教育由政府负全责，高中阶段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高等教育实行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互补充的基本格局。（见表4）
（四）人才培养模式从片面强调应试、知识本位的教育向注重提高素质、育人为本的教育转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综合形成了强大的升学竞争压力，在一些地区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倾向相当严重，“应试教育”倾向体现的是以考试为手段、以分数为标准、以选拔为目的的教育模式。[21] 199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贯穿于教育各个领域和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1999年启动的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迅速推进。到2005年秋季，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全部实施了新课程，2007年，全国有15个省份实行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1987年、1993年、1998年对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三次大的修订，由原来的1400多种专业缩减为249种，改变了专业划分过细过窄的状况。“十一五”开局，高等教育真正转向内涵式发展的轨道，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逐步完善质量评估办法，扎实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高等教育质量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稳步提升。
招生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在不断探索中逐步推进。中考改革试点取得突破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逐步推广学业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将优质高中部分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中学校等招生办法。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稳步推进，1985年开始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和保送生制度，1993年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基础上的高考科目“3＋2”方案，1999年进行“3＋X”改革实验，2003年22所高校自主招生，并在2006年自主招生扩大到57所高等院校，2004年部分高考科目由地方自主命题。[22] 高考制度改革对推进素质教育发挥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1994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把教师队伍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对教师的质量、培训和职责作出规定，在住房和社会福利方面给予优惠，提高教师的地位。教师教育体系走向开放，教师资格制度全面实施，教师学历层次提升，高学历教师比例逐年提高，总体上各级各类学校生师比趋于合理，教师聘任制和定期交流制度稳步推进。2007年，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9.1％和97.18％，其中高学历教师（小学为大专及以上、初中为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6.88％和47.24％；生师比分别为18.82∶1和16.52∶1。⑨ 2007年试行恢复免费师范生制度，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全面实施。高等学校加强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创新团队建设，组织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和设立“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培养和汇聚了一批创新人才和高水平学科带头人。
（五）区域教育发展战略从统一计划到非均衡发展再到逐步均衡协调发展，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共同发展
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和梯度发展战略，沿海和内陆之间、各省之间、城乡之间教育的发展差距也在扩大。世纪之交，国家把区域均衡发展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遏制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教育的区域结构调整也随之展开，促进教育发展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007年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在强调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原则的同时，还强调城乡、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义务教育趋于均衡。
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出台的有关重大政策有：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建立中西部困难地区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保障机制，国家财政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等。在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并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首先在农村地区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支持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事业。非义务教育的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也更多地向西部民族地区和贫困省份倾斜。2007年，西部地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占全国总数的32％，已与其人口比例（33％）大致相当。[23] 国家还建立和完善了教育对口支援制度，推进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城市支援农村，不断缩小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六）国家教育体系从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教育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格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教育发展采用前苏联模式，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国家教育体系基本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改革开放后，国际教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成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资源。我国已经与18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交流关系，与28个国家（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24]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WTO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双边和多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向全方位、广领域、高层次拓展。
扩大派遣留学生规模并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定“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留学方针，并逐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条件。90年代提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同时切实改善国内工作环境和条件，完善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措施。进入21世纪，有针对性地扩大研究生的派遣规模，选派部分优秀青年教师及科研人员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并设立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到200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121.1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31.97万人，65.7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25]
引进和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1981—1994年，世界银行提供9.1亿美元贷款实施了8个高等教育项目，支持中国政府增强高层次专门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26]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尝试，加入WTO后，我国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模式的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起来。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712个，覆盖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 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是“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鼓励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
四、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发展的若干重要经验与启示
30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教育改革的做法和发展道路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为国际教育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一）正确处理教育发展满足经济社会需要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关系
政府和个人把教育列为优先项目，反映了政府普及教育的意愿和社会对教育的强烈需求。任何一个国家教育的迅速扩张都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社会对教育的强烈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形成的。
需求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强大力量，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巨大热情可以转化为推动教育发展的巨大动力和丰富资源。在国家建设任务繁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是义务教育的“两基”目标实现，还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都得益于全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重视、支持和参与，2006年我国非财政性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66％的国际高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90年代，“人民教育人民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农村加快了义务教育普及进程。同样，1998—2005年7年内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在校生从340.9万人增加到1561.8万人，增加3.58倍，但同期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增幅仅从356.75亿元增加到1090.84亿元，增加了2.05倍，成本分担机制和其他非政府渠道收入的增加，客观上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在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情况下，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完善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
教育发展应该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如果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及教育发展的可能条件，就可能导致在教育发展中出现某些困难。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扩张了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扩张成为世界性特征。享有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大幅度扩招，使全国普通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由1998年的83万人猛增到2006年的377.5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数年均增长率由“九五”期间的3.4％增加到“十五”期间的26.4％。⑩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就业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就业岗位的开发力度和教育结构的改善滞后，以及某些不切实际的就业观念和心理预期，开始出现了就业难的现象，并给教育质量保障带来极大挑战，需要高度关注。
（二）正确处理教育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明确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30年来我国改革的过程也是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和公正性，决定着政府在教育发展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在教育发展战略选择、资源配置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正确处理教育公平与效率、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满足教育发展的精英性与公平性需求。
实行低重心教育发展战略，并逐步确立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主要职能和责任。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大众教育战略，优先普及初等教育和开展成人识字运动，80年代以来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重点，进入21世纪又将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列入政府公共预算支出的优先领域，义务教育成为政府的承诺，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成。世纪之交，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基础教育，但是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基本维持了原有比例而没有显著增加。（见表5）
实行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举战略，教育资源配置坚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重点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全民性、公益性和公平性，为义务教育地区、城乡和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奠定了法律依据。在高等教育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向大众化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坚持实施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和“985工程”，以非均衡方式带动国家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一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实行促进教育公平战略，区分教育属性，明确政府责任。我国现阶段教育公平的目标是优先解决义务教育发展中的资源配置均衡问题。近期以来，国家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同时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推动农村同城镇、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教育协调发展。首先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开始，进一步扩展到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初步构建起普通本科高校、高职和中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这些资助政策体系全部落实到位后，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可达500亿元，将有大约400万大学生和1600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获得各种形式的资助，高校资助面超过20％，中等职业学校资助面超过90％。[28]
（三）正确处理教育改革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遵循教育自身规律的关系
教育发展与改革战略必须纳入社会发展的总战略、总规划，使其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教育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外在因素而不是教育制度的内源因素”[29]，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将决定教育发展。同时，教育系统的改革是十分复杂的过程，改革决策的成败往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表现出来，其效果会影响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因此，在确立教育发展战略与改革过程中，必须尊重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注重试验。
制定符合实际的教育中长期发展战略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教育发展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情况，每当经济发展加快大都伴随着教育的急剧扩张，在每次发展之后又总会经历一个结构调整和强调质量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制定具有长远性考虑和全局计划的中长期战略，并转化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的教育规划，在改革体制、制定政策、安排投资、确定发展速度等方面统筹协调，保证教育事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特别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选择和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对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产生了历史性作用。
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依照教育规律实施渐进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是个大国，教育发展问题复杂，教育改革不可能超越政治体制改革阶段。任何教育改革项目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需要一个社会广大民众认同的过程，以此获得对改革适宜的公共支持。在形成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1985年开始允许公办高校计划外招收企业资助生或自费生，1989年开始高校对计划内学生收取少量的学费，1997年取消计划生、代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实行收费并轨。与收费制度相配套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为主体，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有机结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在原本免费入学、经费由政府承担的公立大学引入学费制度，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政治风险极高的政策改变。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注意到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平衡，坚持积极、稳妥、审慎的原则，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了新老体制的平稳过渡。
采取不断学习的方式，坚持先试验后推广的教育改革。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都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一定周期的试点，积累经验之后再在大范围推广。2001年“以县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就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基础上，总结实验县的经验然后出台的政策。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实现，也是按贫困状况逐级扩张和按区域逐渐扩张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的。
（四）正确处理教育的本土化发展与教育国际化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需要在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下进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格局，为国内教育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宏观到国家最高决策的教育理念和构想，微观到教育层面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改革，都有着浓厚的国际教育发展背景。但是，教育国际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教育及其体系的终结，教育深深地植根于它所服务的当地文化、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之中。
借鉴国际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要逐步形成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主要以检讨前苏联模式、学习发达国家经验为特征，进行理论和学科重建并逐步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改革。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验，逐步形成符合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和战略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集中智慧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现实问题的实践探索，与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倡导的“有质量的全民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契合。
借鉴国际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要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特性。在有关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针问题上，1999年世界银行提出，中国今后20年内应当逐步降低独立设置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比例，在其他形式的高中也减少职业教育培训课程内容，长期目标是被二年制高中后职业教育培训所取代。[30] 世界银行专家主要基于较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我国是人口大国，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产业结构、就业格局以及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也很不相同，我们应当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目标。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和技能性人才的旺盛需求，职业教育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对待国外教育改革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建议，我们应当谨慎从事，要在深入分析和仔细权衡后作出选择。
注释：
①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的有关数据计算。
② 根据UNESCO.The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Education for All by 2015:Will We Make i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提供的有关数据计算。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年鉴·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所提供的数据计算。
④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提供的数据计算。
⑤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所提供的数据计算。
⑥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8》提供的数据计算。
⑦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所提供的数据测算。
⑧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8》提供的数据计算。
⑨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8》提供的数据测算。
⑩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提供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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