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龚自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08）06－0034－05
龚自珍的经学著作，几乎都写于30岁以后。因此，虽然不排除龚白珍早年有经学的论说，但是，他经学思想的成熟体现却是在中年之后。他《己亥杂诗》的一首诗说：
少年无福过阙里，中年著书复求仕。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①
诗后龚自珍自注：“昔至兖州，不至曲阜。岁癸未，《五经大义终始论》成；壬辰，《群经写官答问》成；癸巳，《六经正名论》成，《古史钩沉论》又成，乃慨然曰：可以如曲阜谒孔林矣。今年冬，乃谒林。斋于南沙河，又斋于梁家店。”龚自珍在这里所说的几部书，都是他的经学或是与经学相关的著作，而被他自诩可据以谒见孔子的这些著作，都写成于他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之后。梁启超等前贤又以龚自珍为常州今文学人物，后人又多据梁启超之说，所以，学术界一般都以龚自珍为公羊学家，以其经学为公羊学，甚至将龚自珍早年与公羊学无关的论说，也牵强附会说成是公羊学。我们不排除龚自珍的经学思想有公羊学的影响，也承认龚自珍的著作中多有公羊学之说，但是决不能将龚自珍说成就是公羊学家，更不能将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归结为公羊学，这不是龚自珍经学思想的准确定位。从《古史钩沉论》关于经史关系的定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古史钩沉论》中，龚自珍提出了史无所不包的观念。龚自珍将历代置于史之上的五经，统统归属于史的范畴，并由此出发必然引导出经为史之部分的结论，这就是龚自珍的经为史之大宗说。他说：
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上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今夫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于史，非得之宗伯也；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于史，非得之司乐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②
龚自珍的五经为周史宗子的观念，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易》、《诗》、《书》、《礼》、《乐》、《春秋》都是出于史；二是五经在史之中不仅占据宗子的地位，而且是史的大宗。大宗是借用宗法的术语，说明五经在史中所具有的主导地位，如同大宗在宗族中的领导地位一样。由于龚自珍以史无所不包，关系国家、家族生死存亡，所以，他以五经为史之大宗，并不是对五经的贬斥，而是对五经地位的肯定，是以五经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所以，龚自珍又说：“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③
龚自珍不仅以五经为史之宗子，而且改变早年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以诸子皆出于史，为史之宗子。他说：
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称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称尹伊；辛甲、尹伊官皆史，聃实为柱下史。若道家、若农家、若杂家、若阴阳家、若兵、若术数、若方技，其言皆称黄帝、神农。黄帝、神农之书，又周史所职藏，所谓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④
接着，龚自珍详细地分析了诸子百家与史的联系，认为道家出于“任照之史”，农家出于“任天之史”，法家出于“任约剂之史”，名家出于“任名之史”，杂家出于“任文之史”，阴阳家出于“任讳恶之史”，纵横家出于“任喻之史”，墨家出于“任本之史”，小说家出于“任教之史”。龚自珍所谓“任照之史”云云，与诸子的关系，其说支离，颇牵强附会，但是，通过此说龚自珍将诸子百家全归于了史之流，为此，他认为刘向以道家及术数家出于史，是正确的，但是，不讲其余的诸子出于史，就是知一而不知十：
刘向云：道家及术数家出于史，不云余家出于史。此知五纬、二十八宿异度，而不知其皆系于天也；知江河异味，而不知皆丽于地也。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⑤
在宗法中，小宗是从属于大宗的。诸子于史，只是史之支孽小宗，而五经为大宗，所以，诸子还是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龚自珍早年以诸子出于王官，现在则以诸子皆出于史，二者的意义是不同的。前者重在治与学的合一，强调的是学不离治，这与龚自珍早年的强烈批评精神、重视政治改革是分不开的，他是希望从治学合一中直接寻找到社会改革的理论资源；后者则更多的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没有将治与学简单地合一，这在理论上更为深刻。同时，龚自珍晚年之说是以“史于百官，莫不有联事”为前提的，并没有否定学与治的联系。这种改变，既与龚自珍早年的强烈批判精神与政治改革主张受到统治者的冷漠，自己在仕途上的长期不得志有关，也与龚自珍的学术不断丰富、成熟有联系。
龚自珍以史之大宗、小宗来区分五经、诸子，这是以经、子皆出于史，强调的是经、子的同一性。此说在经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打破了一直以来的经、史、子分立的传统观念，将经、子都纳入了史的范围，在史上得到了统一。经、子二者尽管仍有大宗、小宗之分，但是，却都是史的部分，是相通而不相背的。
在汉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实际上一直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但是，龚自珍却认为儒家只是九流之一，在诸子中绝没有特殊地位可言。他有两首诗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
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
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⑧
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肯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
即以文章论，亦是九流师。释迦諡文佛，渊哉劳我思。⑦
班固《艺文志》序诸子为九流，其实学术并不只有九流。即使以九流而论，儒家也只是九流之一，九流的诸子各有其真知灼见，所以，儒家并不见得就比其他诸子高明，即使是儒家所追求的魁儒，龚自珍也不屑为之。尽管龚自珍在这里不恰当地认为佛教无所不包，表现了晚年对佛教的迷信。但是，龚自珍在诸子中不承认儒家的特殊地位，认为诸子各有所得，各有其价值的观念，却是他的一贯思想。所以，他批评那些以儒为荣，以诸子为愠；以经为尊，以诸子为诎的说法，不过是童子、瞀儒不知名实、不通情理的世俗之论：“三尺童子，瞀儒小生，称为儒流则喜，称为群流则愠，此失其情也。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⑧ 这就承认了诸子学的合理性及其应有的独立地位。这也是对自汉以来封建专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否定，是从文化上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既然六经是周史之大宗，孔子是周末才出生的，而且孔子是以宾的身份来传承礼乐道艺的，所以，历史上关于孔子作六经的说法就根本不能成立。龚自珍在《六经正名》多次指出，六经早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 《庄周·天运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书》、《诗》，后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见《礼》，即汉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天下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想增益。⑨
仲尼末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何尝率弟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以为尊圣，怪哉！非所闻！非所闻！⑩
龚自珍认为，孔子之前已有六经，孔子自己也明确声称，未有作经，就是自先秦以来就被认为是孔子所作的《春秋》，也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周室所藏的百二十国宝书。甚至六经、六艺的名称在孔子之前就早已存在了。孔子之前就存在的六经，当然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说孔子未生，早有六经，这与经学史上以六经为孔子所作的观念正相反。六经为孔子作是今文经学的一个根本观念，没有一个今文经学家不讲孔子作六经。今文经学从孔子作六经出发，将孔子说成是空前绝后的圣人。龚自珍则从根本上反对孔子作六经之说，并以周公、史佚为先于孔子的圣之祖：“知孔氏之圣，而不知周公、史佚之圣，此失其祖也。”(11) 龚自珍还在《祀典杂议四》中，论及孔子述而不作，孔子的思想是承继老子、郯子、师襄等先贤、先师而来。他说：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贡以为不学。孔子虽大圣，大圣亦尊古者也。
圣者虽有天下，功德为百世祖，犹且考三王，存三统，奉二王之后，毋是傲弃，以章文质循环之大本。孔子以布衣修百王之业，总群言之归，承群圣之后，尚不自是，则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问乐于师襄。同时之人，折节相师。不有前事，圣将安讬？夫以孔子为海，而先贤、先师则河也；以孔子兴王，而先贤、先师则二王也。若之何蔑之也？(12)
这里尽管借用了公羊学的通三统之说，但是，龚自珍不是用来阐发公羊学的理念，而是借以说明孔子之圣，孔子的思想并不如公羊学等今文经学所说的是空前绝后，也有对前贤与先王之道的继承。所以，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孔子是述而不作。
龚自珍的这些说法，后来遭到了今文经学家皮锡瑞的批判；(13) 以周公、孔子相提并论的观念，更受到廖平激烈的批判，说是刘歆所编造的恶毒理论，于经学最为有害。龚白珍否定孔子作六经，以周公甚至是史佚为先于孔子的圣人，孔子的思想是对前贤的承继，这些说法不仅不是今文经学的，而且恰好是今文经学最为反对的说法，所以，龚自珍不是一个今文经学家，说他的经学是今文经学，可以说是根本上的错误定位。
但是，以为龚自珍就只是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断然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就大错特错了。龚自珍反对孔子作六经，但是，他又认为孔子对六经的传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天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续绝，俾枢纽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统，史统替夷，孔统修矣。史无孔，虽美何待？孔无史，虽圣曷庸？(14)
龚自珍所说的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统，史统替夷，在《古史钩沉论二》被具体化为史官的四大罪与四小罪，这些罪状都与史的阙失、不能得到及时的整理、修定，及其未能宣明其义有关。同时，龚自珍又讲到史官有大功三、小功三，而第一大功是孔子削帝魁以来之书为百篇，“帝魁以降，百篇权舆，孔子削之，十倍是储”。第二件大功是“孔子与左邱明乘以如周，得百二十国之书，夫而后《春秋》作也”。(15) 第三件大功是《仪礼》十七篇得以完整保全。三件大功都与孔子直接相关。所以，龚自珍认为，“周道不可得而见矣，阶孔子之道求周道。”(16) 并引司马迁之说，天下言六艺者，应当折衷于孔子。可见，龚自珍虽然坚决反对孔子作六经，但还是承认孔子整理、修定过六经，至少是整理、修定过《尚书》、《春秋》、《仪礼》，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
尽管龚自珍在同一篇文章中，既说孔子所谓《春秋》，就是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又说孔子得百二十国宝书，而后《春秋》作，未免矛盾。但是，他在孔子与六经关系上的基本观点却是很明确，一是以六经先于孔子，孔子并未作六经；二是六经经过孔子的某种整理，六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成为了孔子的统绪。孔子之圣，不在作六经，而在于对六经的保存与整理，即述而不作，述而不作恰恰是今文经学所坚决反对的。
否定孔子作《春秋》，与龚自珍早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早年时，龚自珍甚至将《春秋》的著作权归属于左邱明：
左邱明聚百四十国之书为《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乃七十万言，其事如蚁。岂非周末文胜，万事皆开于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献具在，不能以已于文，遂创结绳以还未尝有者乎？圣门之徒，无讥其繁者。(17)
以《春秋》为左邱明所作，这就否定了孔子的著作权。《春秋》为孔子所作，是今文经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经学观念，龚自珍连孔子的著作权都否定了，怎么能说他的经学是今文经学呢？(18) 尽管龚自珍这里所说七十万言的《春秋》，应该是指《左传》，而今文经学的公羊学则是否定《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的，以《左传》为《春秋》，这也不是今文经学的观念。
注释：
①《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②③④⑤ 《龚自珍全集》，第21、114、21、22页。
⑥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全集》，第486页。
⑦ 《题梵册》，《龚自珍全集》，第506页。
⑧⑨⑩(11)(12)(13) 《龚自珍全集》，第24、36～37、38、24、103页。
(13)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引龚自珍此论后，接着批判说：“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
(14)(15)(16) 《龚自珍全集》，第24、24、25页。
(17) 《与徽州府志局纂修条诸子书》，《龚自珍全集》，第334页。
(18) 对孔子与《春秋》的看法，龚自珍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他也有一些类似公羊学的说法，如《题吴南薌东方三大图，图为登州蓬莱阁，为泰州山，为曲阜圣陵》一诗云：“素王张三世，元始而麟终；文成号数万，太平告功成；其文富沧海，其旨高苍穹。”（《龚自珍全集》，第439页）这是以《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作的说法。但是，这一说法并不代表龚自珍对孔子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