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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国内外出现一些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怀有敌意的人士，他们希望从西方引入两党制、多党制，最终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针对此阴险用心，胡锦涛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模式，绝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制。”①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
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性质的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近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国情和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先后形成了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其他政党为辅的“多党制”、“两党制”。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伴随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脚步，我国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多党制到一党制、再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发展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对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改变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些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介绍、传播西方国家的政党理论和政党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皇权帝国体制下形成的“君子不党”的传统观念，为近代中国政党思想的萌芽奠定了观念基础。但是，当时中国仅有政党观念，而没有合法的议会政党的存在。中国政党真正开始公开在政治上运作、并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始于民国建立之初。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享有结社结党等民主权利。一时间，中华大地政治团体蜂拥而起，政党多达300余个。它们围绕国会选举展开了激烈竞争。不过，因为一些政党人士仅把成立党派作为谋取官职的“晋身之阶”，作为揽权攘利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纲领，所以，这种政党竞争属于恶性竞争，政党之间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多党制下的激烈党争以及政党的其他一些不良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党政治的形象，导致国人对政党政治持厌恶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强人”袁世凯依靠暴力手段，非法取缔了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即国民党，解散了政党赖以活动的政治舞台即国会，埋葬了中国的政党政治。至此，民国初年的竞争型的政党政治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政治乱象。
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实验，影响了其后中国的政党制度。此后，近代中国的政党制度由多党竞争型转变为一党垄断型，即国民党的“党治”时期。在此时期，蒋介石国民党独揽国家一切权力，大肆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排斥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更不容其他政党染指国家政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国民党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合法性，但始终不忘“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肆意打击、迫害民主进步力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然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溃败。
诚如毛泽东所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它不符合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注定要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鉴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专制与腐败，在长期合作和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基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幻想被彻底粉碎，其成员毅然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表示愿意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选择走多党政治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新民主主义道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制定了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由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是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些规定不仅从国体上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而且从形式上明确了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政治协商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正式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与合作，不断推进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贡献是：第一，用以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方针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第二，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由政党制度上升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三，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理清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第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与发展”载入宪法，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多党合作制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又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既尊重了各民主党派客观存在的既成事实，又充分认可了它们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它是唯一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政党制度。
综上所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近现代中国政党制度与民主政治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民国初年多党政治实验的失败说明，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没有生存土壤与环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迅速败亡说明，垄断型政党制度是一条根本行不通、也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表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性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
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制度
学术界对于政党类型的划分，国内外各不相同。目前较为普遍采用的是以执政的政党数目为主要标准，把政党制度统一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大类型。所谓一党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权完全掌握在单一的一个政党手中，法律上和事实上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或与之争夺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属于一党制。因为在此制度中，虽然只有共产党一党是执政党，但共产党执政是建立在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础上，与各民主党派参政有机结合在一起。所谓多党制，是指在一个国家中，由不确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联合执政的政治制度，也有一个政党控制多数议席而单独组阁的情况，但那只是一种特殊情况。所谓两党制，是指在一个国家中，由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通过竞选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或者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轮流执掌政权。不过，在两党之外，并不排除其他众多政党的合法存在，但与两大政党相比，它们都是一些小党，其力量与作用无法与两大政党抗衡。
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表面上看起来是交替上台，轮流执政，很热闹，实质上都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它们无论谁在台上，都不会根本改变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不管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政党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在大选中竞争执政党地位，以此掌控议会和组织政府。为了竞选获胜、上台组阁，资产阶级各政党往往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之上，不惜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和社会资源，经常相互攻讦，钩心斗角，目的在于击败、搞垮对方。由此看来，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所包含的政党关系属于竞争性关系。当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基于政党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有时政党之间也会出现合作，但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一旦利益冲突，或分赃不均时，彼此间又会势不两立。
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所包含的竞争性政党关系相比，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所包含的政党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各党派参政”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亲密友党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亮点与特色，它们汇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首先，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核心。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就这种领导地位看，它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既得到了《宪法》的规定，也得到了《政协章程》和各民主党派章程的一致认可。从历史发展看，共产党领导贯穿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全过程；从政治作用看，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为中国人民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可以说，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多党合作制区别于西方国家两党制、多党制的根本特征。
其次，多党合作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础。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多党合作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团结奋斗。在此过程中，得益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国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先后完成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其一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转变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其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转变为代表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正是由于有了这两次政党性质的华丽转身，由此奠定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在政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不是在朝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它们之间没有执政党与反对党之分，能够在共同目标下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广泛参与与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这种既合作又统一的政党关系不仅是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而且也是其区别于西方国家两党制、多党制的显著标志。
再次，亲密友党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亮点与特色。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有着本质差异。西方国家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存在着主要利益冲突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它们的两党或多党的关系是竞争性关系，很难产生共同的利益目标。对此，邓小平曾精辟指出：“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相互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这种状态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相互牵制和抵消。”② 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不同，虽然“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它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有的是“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③ 基于此，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共产党执政而不专制，各党派参政而不竞争，相互监督而不反对，它们结成了亲密合作、友好互助的政党关系。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就在这里，同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④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实践证明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
衡量一种政党制度类型的优劣，最根本的不是对它进行抽象的思辨，而是要从这种制度的实践效果着眼。邓小平曾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国情，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持续、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⑤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之所以能够成为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其核心与关键是它保证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政治保证，没有她的坚强领导，保持社会稳定是不可想象的。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稳定的至关重要。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⑥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同时，也处在各种矛盾突发期与凸显期。在此时期，国家往往会出现诸多不稳定的政治因素，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而强大的政党则是强大政府的基础，没有强大的政党支撑的政府是脆弱的、能力低下的政府，这是强大的政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内在“奥秘”。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的政党制度。
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当今国内外有些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颇有疑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共产党领导等于一党制，就是一党专政。他们借助中国在发展中所出现的诸多困难与问题来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我国的政党制度与政治制度，希望中国能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从西方引进两党制、多党制。但西方的政党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却因“水土不服”而产生了诸多弊端，造成了引进国政局的持续动荡、政变频繁、经济衰退、民不聊生。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盲目照抄照搬别国发展经验和政党模式的严重后果，正如埃及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宪盟等所强调的，以西方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并不一定适应每个国家。恰恰相反，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集中而不是过度竞争的政治体制比西方两党制、多党制更具优势，可以更好地促进权力资源的集中、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革新，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那种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的政治主张，其实质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就是要搞乱中国，最终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对此，我们要有所警惕，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我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实践也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不适合所有国家，它具有特殊性，不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近些年来，针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甚嚣尘上，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决不照抄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对这个重大政治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含糊。”⑦“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我们有十三亿人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头脑一定要清醒。”⑧ 与此同时，胡锦涛、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反复强调，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值得借鉴，但我们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尽管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并被实践检验证明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但诚如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不可能尽善尽美，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在坚持中不断地加以完善与发展。这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为人类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作出我们自己的更大贡献。
注释：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95－1496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0－342页。
⑦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311页。
⑧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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