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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出现爆发式增长以后,促进贸易基本平衡一直是近3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出台了降低进口关税、征收出口税的政策,商务部出台了增加加工贸易禁止类项目等政策,财政部出台了取消和降低出口退税的政策,人民银行也在不断推动人民币的升值步伐。
2008年2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开始下降了,到6月,累计贸易顺差比2007年同期降低了128亿美元,降低幅度为11.6%,6月当月的顺差更是同比下降了20.7%。对于这次顺差减少,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下降起了一定作用,近几年来的政策调整更是功不可没。在贸易顺差朝着“基本平衡”的目标迈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出口企业陷入困境的现象,出现了担心净出口减少引起GDP增长率过度下滑的忧虑。于是,要求防止出口下滑和贸易顺差减少的呼声,甚至要求改变对外经济政策方向和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那么,贸易顺差的减少是中国经济所需要的呢,还是在危害中国经济?顺差减少会不会引起GDP增长率急剧下降?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贸易顺差的变化?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讨论经济政策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看看贸易顺差本身到底是在如何变化的?
图1 2002年1月—2008年6月中国的贸易差额
注:“当月贸易顺差”用左边坐标表示,“12个月累计顺差”用右边坐标表示
资料来源:商务部商务统计
一、顺差增长体现了国内产业
发展和贸易结构的变动
由于贸易顺差的增长伴随着汇率改革产生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因此很容易认为贸易顺差中可能含有大量热钱。但从月度顺差看,2005年以来的顺差增长趋势实际上从2004年就开始了(见图1)。2005年的汇率改革不是加速了顺差增长,反而是减缓了2004年以来的顺差快速增长势头。贸易顺差增长与中间投入品的增长基本吻合,顺差中的虚假成分较少,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真实的。顺差的快速增长是中国近几年来产业发展和贸易结构急剧变化的体现。
2003年,中国贸易顺差最大的五类产品(在HS两位码共99章产品中)分别是非针织服装类、针织服装类、玩具及运动用品类、鞋类以及家具灯具类产品。显然,这五类产品都属于大家所熟悉的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五类产品的贸易顺差为821亿美元,为当年全部产品贸易顺差的3.2倍。到2007年,上述五类产品虽然仍然有大量顺差,但是占全部产品顺差总额的比例下降到了73%,而且只有三类产品排在顺差最大的前五名了。
贸易结构变化最大的当属钢铁、电机电气类和汽车类产品。其中钢铁是2003年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产品,但却是2007年中国顺差最大的第九类产品;电机电气类是2003年逆差最大的第三类产品,但却是2007年顺差最大的第六类产品;汽车及零部件是2003年逆差最大的第十二类产品,但却是2007年顺差最大的第十三类产品。
上述变化正是近几年来国内资本密集型行业快速发展的结果。在2003年,资本密集型产品高达19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2004年以来,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远远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每年吸纳的就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2倍还多(见表1)。考虑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劳动比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4倍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增长更是远远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见,近几年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正在快速地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结果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累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比较优势。资本密集产品每年的顺差增长额都要远高于劳动密集产品。到2007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顺差达1937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过去中国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格局,就在近几年之内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密集型行业已经迅速成长为中国的比较优势行业。
注: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工业行业分类包括“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21家具制造业”,“2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其中2440玩具制造)”。在海关统计中包括“60章针织物及钩编织物”,“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63章其他纺织制品;成套物品;旧纺织品”,“64章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65章帽类及其零件”,“66章伞、手杖、鞭子、马靴及其零件”,“67章加工羽毛及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94章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95章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工业行业分类中包括“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海关统计中包括“72章钢铁”,“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85章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86章铁道车辆;轨道装置;信号设备”,“87章车辆及零附件(铁道车辆除外)”,“89章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其中资本劳动比为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比从业人员总数
资料来源:COMTRADE; ACMR,北京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
资本密集型行业从比较劣势行业变为比较优势行业虽然发生在近几年之内,但是和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是分不开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成长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产物,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当然,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同时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所有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资源类行业和产品上(如铁矿、原油)以及在高技术行业和产品上(如飞机、光学及医疗设备)是处于比较劣势的,中国在这些产品上每年要形成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仅矿砂和矿物燃料、矿物油及产品,中国2007年的贸易逆差就高达1381亿美元。可见,中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形成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就一定会继续扩大。从比较优势原理来看,一个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强,一定意味着其他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削弱甚至丧失。要考察中国贸易顺差的变动趋势,还需要分析其他因素的影响。
图2 2004年1月—2008年6月中国的顺差增长增长率与实际汇率指数
注:“顺差增长率”为12个月累计顺差的同比增长指数,用左边纵坐标表示;“1/REER”为实际有效汇率的倒数,放大1万倍用右边坐标表示。实际有效汇率为12个月平均值,并以2000年为100
资料来源:商务部商务统计;IFS
二、顺差减少:升值是主因
实际上,用12个月滚动累计贸易顺差消除月度数据的季节波动后,发现贸易顺差的上升趋势在2008年1月以后出现了反转(见图1)。我们需要判断的,是看看贸易顺差的反转到底是趋势性的,还是临时性的?
图2的顺差增长率能够显示顺差的趋势性变化。从12个月滚动累计顺差的同比增长率可以看出,顺差增长速度早在2005年7月就开始减少了,而且2007年2月以来,顺差增长速度几乎以等速下降。
顺差增速从2005年7月开始下降,显然不是偶然的。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改变了2005年7月之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快速贬值的趋势,转而开始快速升值。正是汇率的变动改变了顺差增长速度的变动方向。在随后的时间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化趋势与顺差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一直高度吻合,只是汇率变动要滞后1—2个月才会对顺差增长速度产生影响。在2006年下半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停止升值,甚至略有贬值时,贸易顺差增长率也停止了下降,并略有上升。直到2007年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度升值时,顺差增长率才在2月重新开始下降。可见,汇率变动一直在决定着贸易顺差的变动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汇率是影响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因素。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综合反映了国内外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升值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国外产品的相对价格,因而会降低出口需求,增加进口需求,从而给顺差增长减速。需要说明的是,在顺差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民币缓慢升值是在给顺差增长踩“点刹”。“点刹”虽然降低了顺差增长速度,但是顺差增长的“列车”仍然在继续前进,而且开始刹车时的速度越快,刹车的力度越小,继续前进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看到了从2005年7月开始踩刹车以来,顺差增长速度虽然一直在降低,但是顺差一直保持了正的增长,直到2008年2月才停止继续正增长。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也是国内外相对生产成本的综合反映,尤其是用工资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更是反映了国内外相对劳动成本的变化。相对劳动成本的变化给各行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2006年上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成本在增加值中约占31%的比例,而上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成本在增加值中仅占15.5%的比例。也就是说,劳动成本的变化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两倍。劳动成本的上升将抑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并引导企业通过资本深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得资本和劳动均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行业集中。表1所反映的国内产业的发展情况体现了这一要素流向。可见,在升值过程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的较大影响甚至出现衰退迹象,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总体衰退。纺织、鞋帽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削弱,正伴随着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正伴随着制造业和外贸格局的积极变化。
当前顺差变化的复杂性在于,不仅有汇率变动的影响,还有外需变动的影响。外需变化的影响是总量性,不仅加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加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外需的影响不仅强化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受到的冲击,而且容易掩盖汇率变动的结构性影响。不过,不管是总量影响,还是结构影响,都在降低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
可见,2008年2月开始的顺差反转与3年来的顺差变动趋势是一致的,是近3年来各种政策和环境变动累积效果的反映,也是国内产业和贸易格局持续变动的结果。因此,这种反转不是临时性的,而是趋势性的。
既然贸易顺差呈趋势性变化,就可以依据这种趋势来预计2008年全年的贸易顺差变化情况。假定外需、汇率以及国内经济状况对贸易的影响在2008年内均保持不变,并进一步假定2007年2月以来贸易顺差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在2008年内均保持不变,则可以用2007年2月—2008年6月顺差增速的变化趋势来预测2008年全年的顺差增长速度。依据这一趋势,可以预计,2008年的贸易顺差将为2120亿美元,将比2007年下降19.2%。
三、顺差减少的影响:不要被净出口的贡献误导
由于近两年来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3个百分点左右,有种担心认为如果贸易顺差出现负增长,则中国的GDP增长率至少将下降3个百分点,即GDP增长率将立即下降到8%,甚至8%以下。其实,这种担心并不完全正确。
图3 中国进口和出口的变化趋势
注:出口和进口均按照12个月累计贸易的增长率表示
资料来源:商务部商务统计
国际数据和中国的历史数据都表明,GDP变动与贸易顺差的贡献总体上成反向关系。比如,中国1978—2006年间GDP增长率与净出口贡献的相关系数为-0.37。虽然这种反向关系不是很强,但是足以说明净出口增长贡献的下降并不一定会导致GDP增长率同等程度的下降。
如果顺差减少是因为国内需求上升引起的进口增加造成的,则净出口的贡献下降反而是GDP增长率上升的“结果”,显然不会再成为GD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不过中国的顺差减少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顺差减少综合反映了汇率、外需以及国内需求的变化。因此,要分析贸易顺差减少对GDP的影响,需要综合考察出口、进口、内需的变化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按照估计贸易顺差的方法,根据图3中中国进出口的变化趋势,可以预计:2008年出口总额将增长19.1%,增长率回落6.6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将增长30.0%,增长率上升9.2个百分点。
这一进出口增长趋势的特别之处在于,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进口增速却大幅度提高。如果中国仅面临外需冲击,则出口下降的同时一定伴随着进口下降。进口增速不降反升意味着进口还可能受到汇率、原材料涨价以及内需变动的影响。
据以前的估计,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的出口每下降1个百分点,GDP将下降0.6个百分点。故出口增长率回落6.6个百分点,将导致GDP下降4.0个百分点。同时,1个百分点的出口下降将导致0.8个百分点的进口下降。然而,2008年进口增长率不但没有下降5.3个百分点,反而上升了9.2个百分点。假设2008年人民币升值10%,并扣除原油、成品油和铁矿石的涨价因素,2008年的进口增长反映了GDP中有2.2个百分点的额外内需增长。故综合起来看,2008年的GDP增长率将下降1.8个百分点。可见,净出口的增长贡献为负并没有引起GDP增长率下降3个多百分点。这种情况在2008年上半年就已经体现出来。上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2007年同期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了11.6%,意味着不仅2007年对GDP增长的正的贡献没有了,反而是负的贡献。但是,2008年上半年的GDP增长率仍然高达10.4%,并没有大幅度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顺差减少对GDP的影响虽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出口行业所受到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比较大的,其中尤以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为大。这些行业会出现企业经营困难、破产、就业增长下降以及结构性的失业。
四、如何对待顺差的减少
对待顺差的减少,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顺差减少会不会引起总需求的过度收缩,从而需要将宏观政策的方向从紧缩改为扩张?二是要不要停止人民币升值以避免顺差的减少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前面的分析指出,顺差减少确实会引起总需求收缩,但是9.6%的GDP增长率仍然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附近,一旦实行扩张性政策,则总需求过剩的问题立即会重新出现。尤其是,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需要维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使通货膨胀率逐渐回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既然GDP将回到潜在产出水平,那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引起总需求过度收缩,从而将GDP增长率降到潜在增长率以下。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将已经上升的通胀率降下来,只有将实际增长率降到潜在产出水平以下才行。所以,GDP增长率的下降是控制通胀的代价,也是前期GDP过度增长的代价。
当然,仍然可以依靠财政政策来尽量降低控制通货膨胀的代价。这里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或者政府投资政策,而是通过税收或者补贴政策来增加供给的政策。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增加总需求,会抵消货币紧缩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而税收补贴政策则可以激励企业增加供给,提高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可以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程度的总需求紧缩来实现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另外,在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以前,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平衡应该作为宏观政策的目标之一。因为逆差可能导致贬值预期和国际收支危机,顺差可能产生升值预期和货币政策压力。但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指出,经常账户平衡并不意味着国民福利最大化。因而追求经常账户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当作汇率没有市场化的代价。同时,汇率市场化需要在经常账户基本平衡的条件下实行。只有经常账户基本平衡,放开汇率管制才不会引起汇率的过度波动。因此,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不仅不应该停止升值以避免顺差的减少,而且应该继续保持升值步伐,继续降低贸易顺差,为尽快实现汇率完全市场化创造条件。一旦汇率改革基本完成,就可以相机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那时,中国就不必过于关注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平衡了,而可以利用跨期资源配置来实现国民福利的最大化。
但是,如何处理货币紧缩过程和汇率升值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呢?货币紧缩产生的失业是总量性和周期性的,而汇率升值则可能产生结构性的失业。前面已经指出,税收与补贴政策可以激励企业增加供给,避免总需求的过度收缩,从而尽量减少总量性和周期性的失业。结构性失业则是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然代价。不过也可以通过财税政策来尽量缓解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降低或取消出口关税,提高出口退税率来缓解汇率升值的影响,避免过度冲击;另一方面可对这部分结构性失业予以适当的失业补助,并增加劳动市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