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变革研究
黄黎洪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11)
摘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引领中国外交走向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国内外议程统筹兼顾，积极对外交机制展开顶层设计，在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外交思想的同时，将新时代奋发有为的新思想注入中国外交理念中。外交决策从被动应对型逐步迈向主动统筹型，不再将创造战略机遇期寄托于其他大国的失误，强调主动谋划。通过外交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整合国家整体资源，为中国推进大国外交服务。以更大视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采取更为大胆的军事外交和灵活的主场外交与多边外交，都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发展与贡献。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发有为；统筹兼顾；外交变革
从世界主要大国崛起的进程看，大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与对外政策的变革是相辅相成的。大国外交的决策和走向取决于实力、意愿和将实力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乔尔·米格代尔指出各个国家在推进重大社会制度的改革，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能否提供一种普遍被社会大众所接纳的政治思想，从而动员社会各阶层对政府改革的支持；(2)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资源来支撑国家政策的实施；(3)是否积极推动国家制度的建设，有效地将国家的决策付诸实践；(4)是否具有一位意志坚定、影响力广泛和善于协调的领导人；(5)是否存在国际环境变迁的机遇，从而为制度变革创造外部条件。[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在国家整体决策中长期处于第二梯队的权衡范围，外交部门也存在决策能力不足、机构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各种力量和事件的影响错综复杂，彼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化。[2]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积极打破传统国内外决策的壁垒，强调以国内外统筹兼顾的方式展开国家各项事业的决策。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已经成为新时代国际格局的新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将中俄等大国视为战略对手，国际秩序的变革处于关键的转折期。国际环境的变迁推动中国政府积极将外交政策置于国内议程同等考虑的位置，向外事部门投入更多的国家资源，积极改革对外决策机制和实现部门整合，调动国家各种力量大力推进国内议程与外交事务顶层设计的融合。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是在40年来中国主动应对国内改革深化和国际环境变迁与挑战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拓展了中国外交的国际空间和创造了国内经济新的增长极，发展了中国的外交思想。由此，中国外交从独立自主外交1.0时代(1949～1979年)、韬光养晦外交2.0时代(1979～2012年)迈向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3.0时代(2012年至今)。
一、从被动应对型外交向主动运筹型外交转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受益于战略机遇期的创造，中国政府善于应对各种国际突发事件，从而为本国的发展谋求战略时间和空间，转危为安。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寻求中国对其联合国提案的支持，放松了对华全面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中国外部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决定不贬值人民币来扩大出口的举措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周边国家也逐步认可中国在亚太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地位。[3]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对两国关系走向极度恶化造成了重大影响。“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政府为了获得中国对美国全球反恐事务的支持，两国关系再次走向缓和。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深陷二战以来最长的战争泥潭之中，这场战争美国花费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也使得美国的全球威望和影响力遭到巨大打击。全球反美活动层出不穷，反恐战争却制造出愈来愈多像ISIS的恐怖主义国家和组织。全球反恐战争使得美国无暇顾及亚洲地区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权。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更是极大削弱了美国和西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在顶住经济危机的压力之后，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导致全球权力均势格局再次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和影响不断上升，各种与中国利益和人员相关的国际突发事件层出不穷，中国要应对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传统被动应对型外交决策模式难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习近平指出：中国需要对外交进行顶层设计，主动运筹国内外各种资源，积极谋划和创造中国的发展机遇。[4](P433)新一届中国政府采取更为大胆的方式打破传统外交思维的限制，在继续秉承韬光养晦原则的同时，奋发有为，将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风险纳入本国可控的轨道。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开始谋划中国外交变革的新方向。2013年11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此类会议。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初步阐述了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外交理念，提出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新思想。从全球层面上看，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地区层面上，中国倡议开展“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活动，强调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事务上，要采取正确的义利观。国家层面上，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采取灵活和富有弹性的方式解决外在矛盾与冲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运用经济手段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和欧亚国家的关系，为中国全球经济活动服务。
在2015年举行的亚洲博鳌论坛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所有生存在地球上的国家应该将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球上各国不能只顾及本国的发展，应寻求共同的繁荣。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阐述，双赢合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全球治理的新方向。各国应当积极寻求开放、创新和包容的发展，这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受益，推动文明间交流与和谐，建设自然和绿色发展优先的生态环境。[4](P323～325)
2018年6月22～23日中共中央举行的外事工作会议，总结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关于外交的思想和举措，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主要包括了六点：第一，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第二，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第四，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第五，坚持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第六，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5]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起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标志。
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具体举措上看，党中央会根据任务和职能范围，专门指定相关领导组建中央“领导小组”和“委员会”，这是我党推进重大制度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方式。中央领导小组会具体协调中央和地方各个相关部门工作的逐步开展，其中有些是常设性领导小组，有些是临时性领导小组。中央领导小组的搭建有利于缓解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压力，具体参与国内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由于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是属于跨部门的议题，外交决策机制容易出现碎片化的挑战，所以传统的制度框架必须进行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委员会、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委员会的组织者。这有利于解决国家决策中权力过于分散和责任不清的问题。
二、从守成型外交风格向变革型外交风格转变
外交决策风格早已成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受到各国领导人的心理、性格、社会环境以及政治需要等因素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主席对于中国外交决策具有巨大的影响。无论是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台湾海峡危机、中苏边界战争以及中美建交等重大外交决策，都受到毛主席理想主义革命情怀的影响。邓小平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制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原则，与其务实和冷静的领导风格息息相关。[8]
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过程和执政理念符合变革型领导人的标准。[9]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全方位的创新与新一届领导人个人执政风格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作为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的后代，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感。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我党各位党员“不忘初心”，每位党员同志都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基于“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推动着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制定决策时更具有雄心来改变中国的现状。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更大的勇气和坚定意志来推进中国的各项改革。为了实现中国改革的深入，新一届领导人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中国清醒意识到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深刻和复杂的变革之中，中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中国的战略机遇不应该建立在其他国家失误的基础上，中国应该积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倡议，创造发展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登高望远，保持更大的勇气来寻求改革，不断突破新的发展领域，要敢于啃硬骨头。
第三，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为我党和中国的未来发展积极展开谋划，提出新的发展目标。自2012年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习近平以平实朴素的语言与中国的百姓进行沟通，提出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目标”。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的发展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至2050年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指出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组合平台的水平度的好坏，精确度的高低，平台搭设的是否牢固，平台上是否有焊点、瘤子等尖锐物体，在搭设组合平台时都是需要注意考虑的问题。不能因为是临时平台就要降低标准，放松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内外大环境的变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治理国家的视野、政策与执政方式上，展现出更大的创新性和积极作为的精神。中国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的各种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各项制度变革，攻克历史遗留下的各种难题。国内大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动国家各项制度和机构的改革与创新，开展反腐倡廉行动，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的发展模式从高速度的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增长。国际上，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政策，从国家大战略层面注入“奋发有为”的精神，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外交事务。
较此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严峻和富有挑战。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将成为持久的博弈战，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对华大国竞争的战略，都给中国周边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积极寻求平衡战略，对冲和两面下注成为中小国家外交政策的首选。亚洲地区安全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分离，使得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难度更加突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西方国家造成重大打击，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
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迁，习近平总书记在驾驭中国外交走向上更加积极作为，不再一味秉承韬光养晦的外交风格，强调与周边国家和各大国主动展开协商与合作。[11]十八大之前中国在领土问题上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并向周边国家承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威胁到它们的安全。习近平一改传统处理领土争端的方式，以更大魄力和决心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应对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海洋争端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刚中带柔的外交决策，在维护中国的领土权益过程中又带有灵活性，积极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12]中国为周边国家的外交举措划出红线，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但是前提是周边国家在考虑中国利益时能采取相同的立场。
·交际性公关：主要通过一些线下读者活动，读者交流会、座谈会，或者与部分读者的电话、邮件沟通等这些直接、富有人情味的活动来建立与读者的关系，深化交往层次，巩固传播效果。
以各共有峰相对峰面积为变量，采用SPSS 20.0软件，以欧氏距离分层聚类法中的Ward法对69批药材样品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详见图3。由图3可知，取欧氏距离为10时，69批药材样品可聚为5类：S4～S6为重庆垫江太平镇生长年限在17年及以上的药材样品，与其他药材样品有显著差异，相似度均小于0.800，和S41聚为第Ⅱ类；采自重庆垫江太平镇的S1～S3栽培品和采自安徽的S7～S9栽培品除S3外其他相似度均大于0.900，同S10、S12、S24、S25、S54、S59聚为第Ⅲ类；市售药材样品主要聚为第Ⅰ、Ⅳ、Ⅴ类。
习近平还为中国外交决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出新的理念。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进美国优先和去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习近平不断在国际舞台上阐明中国愿意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阐述“中国梦”的具体内涵及其全球影响时，习近平指出中国的繁荣、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密相连。“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寻求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3）灯光诱杀：每20亩悬挂频振式杀光灯一盏，诱杀小菜蛾、甘蓝夜蛾、斜纹夜蛾等蔬菜和金龟子、蝼蛄等地下害虫。
亚洲地区事务是中国外交决策优先考虑的重点，也是当前中国能否成功在该地区确立负责任大国地位的试金石。中国在不断平衡与周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的同时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在2013年11月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边外交对于中国的外交整体布局而言至关重要。如何与周边国家建立富邻、睦邻和平等的关系正不断考验中国外交决策的能力。在2014年5月上海举行的亚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新亚洲安全的观念，以更加包容、互惠、综合、合作与可持续态度处理彼此的安全关切，这与西方安全观有着极大的区别。
推进大国外交的进程中，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政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推动多边外交和主场外交活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除了举办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会议和签署巴黎气候协议，中国还提出了一系列新提案，贡献中国智慧，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全球制度中的影响力，中国越来越善于利用各种多边平台和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多边平台包括了金砖国家峰会、G20组织会议、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中国领导人不仅积极参与多边活动，而且成功地在这些国际机制中拓展了中国的影响力。
在外交领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展现出更强的历史使命感，从更大视野和更为大胆的顶层设计来推进中国外交改革的深入。处理与西方大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政府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积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自身的贡献。推动互惠、互利和共赢的国际治理体系朝着相互尊重、平等和正义的方向发展。[10]
三、新时代中国推进大国外交变革的重大举措
Painful DPN组及Painless DPN组在左侧颞下回均显示出较Non-DPN组增高的局部一致性。左侧颞下回在语义认知功能中起重要作用［23］。这种静息状态下特定脑区神经元活动增强的机制可能是DPN患者出现的一种额外的功能活动代偿，以弥补其他脑区神经元活动的下降。既往研究［24-25］表明，大脑结构和功能可通过重组和代偿的机制来代替受损的神经功能。临床上，DPN患者目前能维持相对正常的认知功能或许是这种代偿的结果。然而，复杂的神经功能和各个脑区的交互作用均参与了脑功能活动［26］，因此，这种代偿机制仍需更深入的研究。
(一)外交决策机制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外交体制和领导机制进行变革，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1)强化了党中央对国内外事务的统一领导，在外交领域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和集中决策；(2)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和重组，从顶层设计展开制度创新；(3)积极搭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领导班子，统筹谋划。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寄予厚望，国内建立起有效反腐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外交领域，中国政府在强化党的统一领导，担负外交决策的重任，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是中国国内外所有重大决策的最终决定机构。中国外交决策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决策的结果而非个人意志的体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工作分工，通过领导班子的协调与合作最终形成集体共识。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全党的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委员需要向习近平同志负责和递交工作报告。
where ω is the central angular frequency. Based on Eqs. (2)and (3), the parameter values of C1 and L can be obtained as,
当前，中国外交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指引下进入了3.0时代，以新时代的中国风格、中国方案和中国自信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决策。[6]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外交不应该回避作为一个大国的事实，而应逐步培养自身的大国心态，具备大国的担当和气度。中国也逐步摆脱被动应对型外交，通过主动运筹规划使得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7]新一届领导集体重视从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立体视角和协调的视角处理国际事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外交和安全机构必须进行改革，以此推动外交政策的协调能力，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统筹中国的对外事务。
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学术界也提出了“西进”战略和“南进”战略，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压力。“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拓展海外经济影响力的抓手，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真正整合，是实现“中国梦”大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中国需要确保能源供应链上各交通线和港口的安全，拓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第二，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需要中国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消化中国国内过剩的工业产品。第三，中国海军从近海向远洋的发展，要真正成为蓝水海军必须有相应的补给港口，甚至是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第四，中国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提供新方案，弥补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传统西方国家在推进海外投资时总是附加政治条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和政治内斗。“一带一路”倡议把改善民生和平等互利作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前提，真正意义上以中国的力量为世界做出中国的贡献。第五，中国越来越自信，也有能力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抵消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全球制度上单方面的优势。
(二 )将 “一带一路 ”倡议提升到中国国家大战略的核心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将传统的经济外交上升为中国大战略的核心。“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革，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富有雄心，而且是具有前瞻性，有助于沿线国家实现政策相通、设施联通、贸易互通、资本流通和民心相通的重大项目。在过去的五年中超过100多个国家和组织先后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超过30多个沿线国家和联合国下属机构与中国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为了给“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中国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也有助于拓展中国国际金融影响力。[14]
中国全面制度性改革的深入对外交制度和国家安全机制的变革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党中央非常重视从顶层设计对外交和安全议题的规划、协调和管理进行改革。[13]为了解决外交领域可能存在的效率不足、危机管理意识缺乏和部门职权不明的挑战，中国急需在中央成立统一协调的机构，2013年11月新一届领导集体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应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解决现有体制效率不足的问题，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平台来协调安全事务，强化中央对安全事务的统一领导。此外，党中央还通过提升外交机构的级别强化对外交事务的领导，2018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升格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担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是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展开工作，参加人员包括了外交事务相关的所有部长级官员。外交决策的设计和框架的建立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交事务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提升决策、议事和协调的有效性和效率。
中国要走向世界性大国和强国，就必须能够提出自己的新观念和新制度，才能有效变革现有西方俱乐部主导下的全球秩序。[15]当然，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也要尽可能避免战略的过渡延伸和国力的透支。“一带一路”倡议以“大手笔”的方式提出了中国的新方案，中国以碎片化的方式在国际经济制度的制定上进行尝试。“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将中国经济与沿线国家经济实现有效对接，而且能通过加大彼此间的联系与合作，拓展中国的国际空间和影响范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化了同心圆外交模式，呈现出一个以北京为圆心、以周边为第一圈、逐圈向外拓展、辐射，进而形成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以亚欧大陆为根基的新型全球化的大格局。
中国外交不再仅仅关注与某个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全方位多维度与各国展开互动，增强中国作为同心圆圆心的吸引力，从而寻求彼此间更大的合作空间，以点带面，建立起中国对外交往的大战略。随着西方理念和价值观影响力的衰退，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寻求国家发展的新方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的国家品牌对周边国家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然而，西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防范和警惕心态也越来越浓，它们认为中国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直接颠覆了二战以来西方国际秩序最为核心的内容。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全球影响，目前尚未完全呈现出来。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大力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和立场，这与当前美国去全球化举动和美国优先的自私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其次，“一带一路”在推动中国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一带一路”倡议为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提供现实保障。历史上中华文明和经济作为吸铁石牢牢吸引住周边国家，一直是中国人民引以为豪的回忆。中国国内大众也能够通过旅游和商务交往，更了解周边各国，寻求海外更大的商业机遇。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的各地方政府建立起互惠互利式合作，平行外交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最受欢迎的核心内容。
他是中国香料和食品添加剂专家，是我国食品领域的第一位60后院士，被人们尊称为“香料院士”；他为攻克中国香料技术难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终于使得我国关键肉味香料摆脱了依赖进口的局面，同时也使我国成为迄今为止全球仅有的两个能够自主生产此类高档香料的国家之一。
取OA中点C,连结CM.在△AOB中,M为AB中的点,C为AO的中点,因此CM是OB边上的中位线.故CM∥OB,且容易得知,点M在过C且平行于平面xOy的平面内.设z轴与此平面的交点为D.所以,镜面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即为∠DOM.
材料、加工表单的准确性取决于前期的模型准确性。各类机电设备及管道附件的模型数据依据是各个厂家，因此数据的准确性大大提高。通过BIM模型快速提取项目工程量，可避免人工统计带来的误差和争议，同时对项目变更和修改快速提供对比。所有工程量复查无异后，加工表单即是可以下料的清单。
此外，相对于单方面外交援助的成效，“一带一路”倡议避免了西方国家所谓的阴谋论，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极大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影响力。此前，中国曾运用对外援助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来达成中国的外交目的。西方国家和媒体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抹黑中国的海外合作。“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创建和实施多边金融制度的方式，聚集各种资金和资源，参与到长期被发达国家所排斥在外的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的建立都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创新的亮点。
再者，“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重大突破的典范。“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的转型，而且有助于拓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合作的范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路径，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向世界推销中国的技术和商品。“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五年来，中国企业凭借强大资金和技术支持，极大拓展了海外市场。据中国进出口银行统计，对外贷款总额超过330亿美元，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公路、港口、工业园区和核电站等领域共达成了13500多项新协议。“一带一路”倡议还成为中国推动制度革新和技术创新的孵化机制，深化和拓展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国也进一步将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统筹规划，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外交所能解决的新模式。最重要的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将逐步接纳中国倡议的新规则，承认中国作为国际大国乃至强国的地位。
(三)采取更为有效的军事外交和军事改革
强大军事力量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为坚实的保障。2012年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以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政府有了更多的筹码和资源来应对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相对于之前中国更乐意采取政治和外交途径来解决国际问题，新一届领导班子不避讳展示军事实力，通过军事威慑和勇于承担风险来处理与周边国家争端。邓小平时代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足，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往往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然而，随着近十几年来中国军费开支的提升和国防工业实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应对周边的各种威胁。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采取国有化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对钓鱼岛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土主权。中日在钓鱼岛上展开针锋相对的博弈，形成了钓鱼岛由日本实际控制逐步走向中日两国共同巡航和管理的新局面。2016年中国军方开始在钓鱼岛展开定期巡航行动，并已经常态化，这体现了中国军事外交的重大变化。
中国在南海岛礁争端问题上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中国凭借强大的工程基建能力，吹填造岛，在短暂时间内迅速取得了对南海相关岛礁的有效控制权。该举动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一直难以达成的战略目标。首先，在南海岛礁上取得了实际控制能力，为宣示和维护中国的主权提供强有力保障；其次，南海岛礁上的相关设施不仅能够为国际公共水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且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也拥有了更多的筹码与周边国家展开谈判；最后，强大的军事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有助于向周边有领土争议的国家阐明一对一与中国展开竞争是徒劳的，双方只能在开放和协商的基础上展开谈判，确保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也重拳回击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举动。由于萨德导弹的部署严重损害到中国的军事和安全，中国政府向韩实施经济制裁和政治谈判，从而形成实质性的压力。虽然中国最终未能迫使韩国方面撤出萨德导弹系统，但是中国向周边国家清晰阐明了当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挑战时，会做出何种强烈的应对举措。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更是坚决，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展开谈判，不要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16]另一方面展开实际的军事行动来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中国航空母舰和战机多次环绕台湾岛航行，旨在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具有不可触碰的底线。
当前军事在中国外交决策中被赋予更大的使命，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展开维护海外利益的行动。中国首次在非洲吉布提完成相关军事设施的建设，这能够有效保障中国在该地区的财产和人员安全。中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人员数量和次数的快速增长，以及海外军售市场的不断扩大，都表明了中国军事外交正经历重大变革。[17]
中国的军事外交举措直接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不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寻求自身的发展，但是其他国家也不要试图希望中国放弃自身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新一届领导以更加直观和坦率的话语向周边国家阐明了中国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上的立场，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划出中国的底线。尽管中日关系从僵持对抗走向缓和，但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的，主权问题是不容妥协的。中国加大了对钓鱼岛的巡航力度，以应对日方海上自卫队的行动和日本将岛屿国家化的影响。2013年中国政府决定在海南省设立三沙市，将中沙、西沙和南沙岛屿纳入管辖的范围，这进一步弥补了中国海疆管理上行政机构的缺失问题。作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庭关于南海仲裁的回应，中国政府对裁决的结果积极进行反击，强调中国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来解决南海问题，这些举措得到中国民众大力支持，也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一篇是杨振之先生从哲学角度提出的“诗意栖居说”[27]，另一篇是胡传东先生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提出的“心理适应说”[28](笔者姑且这样称之)。本文认为，杨振之先生的“诗意地栖居”一定程度上切近了旅游的本质。但由于其切入的路径是哲学的思辨，逻辑上虽有说服力，但比较缺少科学和事实的说服力。本文认为与其说是“诗意地栖居”，不如说是“流动地栖居”“迁移地栖居”更能反映出旅游的动态性特征，也更符合人类发展演化的历史事实。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中国军事领域展开重大的改革：(1)全面根本的军事改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开启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军事改革行动。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在军委直接领导下建立一套联合指挥和管理的体系，对军事战区和部门进行全面重组，将随时随地能打胜仗纳入军事斗争的使命中。(2)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和产业合作。2017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建立专门的中央机构负责监督战略的具体实施。随着各大国即将步入工业4.0时代，各国军事部门越来越重视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这也有利于中国打破军事和民用产业之间的壁垒。军民两用技术的融合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与发展，而且能够为创建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提供保障。(3)具有更大的冒险精神来维护国家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愿意在国际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碰撞与对抗。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政府越来越愿意通过非对抗性的强硬政策来应对周边存在的威胁。
(四)重视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以双边外交的方式推进的，较少部分融入多边外交。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长期的围堵，造成了中国对地区制度和组织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将其视为西方国家对华遏制的工具，这也妨碍了中国将多边外交作为传统双边外交的重要补充。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才逐步参与东盟以及亚太部分地区组织的谈判与协商。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大踏步拥抱全球多边机制。中国不仅对多边机制的建设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将其视为整体外交活动的第二条阵线。
局部PUE适合用于同一建筑内有多个数据中心的局部能效评估。对于电网企业数据中心来说，自动化机房与通信机房，甚至自动化机房或通信机房中的各个独立分区都可独立计算pPUE。通过计算自动化机房或通信机房的PUE，可对其中计算值较高的机房进行针对性的优化，从而提升整体数据中心的能效状况。
自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先后访问了50多个国家，足迹遍布全球，每年平均接见60多名国外政要。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外交活动和对外交往的重视为历史罕见。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多边机制的建设与参与，但是也有所变化。一方面，中国与现有的国际制度展开合作；另一方面，将多边外交逐步提升为核心外交，积极主办各种国际重大项目，提升主场外交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自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至少主办了十几场重大的地区和国际峰会：2014年5月上海亚信会议、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15年9月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2015年11月杭州举办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峰会、2015年12月郑州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2016年1月北京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幕式、2016年3月海南举行的大湄公河首次峰会、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2017年5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2017年9月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
中国通过积极举办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活动来推进中国的外交议程。[18]首先，成功举办多边外交活动有利于新一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走向，也有助于党对国内外各项事务的统一领导，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中国政府正不断利用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提出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新主张和新理念。随着G20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与新兴国家在共赢和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新方案。其次，中国正不断通过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解决双边场合难以协商的问题。当前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外交活动不可避免受到本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双边场合对某些尖锐的争端展开协商，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问题的升级。例如，2017年杭州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上，中国就利用多边场所与印度就洞朗对峙事件展开磋商，并顺利得到解决。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方式。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积极参与的态度也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奋发有为的外交精神。新时代中国要具有大国的担当和责任，积极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为中国从地区大国迈向全球大国服务。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综合国力和外交领域积累起足够强大的实力，从而为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奠定了基础。在经济层面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打破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是苏联难以匹敌的。外交领域，党对外交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动员社会的各种力量和资源为中国外交服务。此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而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有利于将国家的实力和意愿转变为现实的行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指引外交行动的指南，内政与外交的有效融合，有助于中国向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
[参考文献 ]
[1]乔尔·米格代尔.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和相互构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于洪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N].人民日报，2018-10-08.
[3]杨洁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J].国际问题研究，2018，(05).
[4]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5]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
[6]卢静.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刍议[J].教学与研究，2018，(09).
[7]王毅.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开拓之年[J].国际问题研究，2017，(01).
[8]张清敏. 领导人人格特点和中国外交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06).
[9]张清敏. 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09).
[10]徐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原则问题初探[J].现代国际关系，2018，(03).
[11]陈少铭. 新时代的新外交[J].中共党史研究，2018，(07).
[12]陈须隆.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国际影响[J].国际观察，2018，(06).
[13]刘建飞.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基本框架论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02).
[14]罗建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成就和新气象[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02).
[15]黄河，戴丽婷. “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太平洋学报，2018，(08).
[16]赵可金，史艳.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美国研究，2018，(03).
[17]高飞.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J].当代世界，2018，(01).
[18]王鸿刚.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砥砺前行[J].现代国际关系，2018，(01).
Xi Jinping ’s Thoughts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a ’s Diplomacy Reform
HUANG Li-ho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11,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the guiding ideology leading China’s diplomacy for quite a long time. The leading group with Xi Jinping as its core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agendas, actively carries out top-level design of diplomatic mechanism, and injects new and promising ideas of the new era into China’s diplomatic concept while continuing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hiding capacities and biding time. In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China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active coordination, no longer relying on other big powers to creat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emphasizing active planning. Through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diplomatic system, we have integrated the overall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to promote China’s major power diplomacy. In addi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eing carried out with a broader vision, bolder military actions, flexible home diplomacy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re being adopted as well. All these approaches reflect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to China’s diplomacy.
Key words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im higher and work harder; balance domestic and foreign agenda; diplomatic reform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9)03-0022-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2014CGJ002)
作者简介 :黄黎洪(1980—)，男，福建莆田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周边外交研究。
〔责任编辑 ：阮凤平 〕
标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文; 奋发有为论文; 统筹兼顾论文; 外交变革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