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人才培养新路——访历史学家赵光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家论文,人才培养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新路论文,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自从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后，王国维、吴宓、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请问现在创办国学班，培养国学研究人才，其初衷是什么？
赵光贤：我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有着灿烂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未来的世纪中，中华文明将对世界文化发生新的重大影响，这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因此，如何培养优秀的国学研究人才，具有战略意义。
我国现有的学科设置体系，是近代从西方学过来的。它既有优点，但也有缺陷，最明显的是学科彼此分割，专业设置过细。这一体系与我国传统学术尤其不合，我国传统学术最大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古代优秀的学者，不仅文史哲兼治，而且天文地理、音乐书画、文字训诂无所不通。而现行的学科设置体系并没有顾及中国学术的这一特点，不仅将文史哲分隔，各自为系，专业之内又再细分使得原本一体的学术整体被人为地割裂。如原为文科知识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天文、地理、音乐等，被划入自然科学或艺术类，由此造成学生知识面过窄，缺乏研究传统文化的后劲。顾炎武、钱大昕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研究领域很广，对中国学术影响很大，清代学者没有不读他们的著作的，而如今能读懂他们著作的人却是越来越少。
分科过细，使学术领域出现了大片“隙地”。如《墨子》一书，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知识，而目前学自然科学的人大多不读或读不懂《墨子》，而研究传统学术的人一般又不懂自然科学。以前西方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自李约瑟之后，这种看法才发生改变；但是这种看法并没有到位，其原因是我们对诸如《墨子》这样的文献研究不到位。这种状况不利于通才的培养，也使传统学术的研究在总体上难以有所超越。
与此相反，日本、韩国等受中国文化浸淫很深的国家则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传统的教学方式。他们十分注重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注重研读原著（而不像我们仅仅“选读”）。在知识结构的设计方面，他们也每每有令我们吃惊之处。前日本大阪某船舶制造专科学校所开设的公共课中，竟有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等连中国学生也很少读的古典名著课程。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趋势，若干年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优势是否还在我们手中？这决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而我国理工科的学生对古典文化的了解，则极其有限。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许多人在传统文化方面不具备通识，这不仅造成了总体素质的下降，而且影响了他们自身的发展。本世纪初，王国维就曾经指出：“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我们举办国学班就是要探索打通文理科培养人才之路。
记者：看来，国学班的创立正是为了矫正学科体系的弊病。那么，当前的学术研究为这一思路提供了什么契机？
赵光贤：1996年，国家九五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该项目汇聚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交叉研究，以期把夏商周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从而创立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范例。由于打破了现行的学科分界，形成了新的学科群，因而取得了许多单个学科所无法取得的重要成果。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迪：人才的培养也应该打通学科藩篱，走造就通才之路。“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决定把这个学术前沿的重大课题引进教学，一方面系统介绍与工程有关的学科知识，以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向学生展示，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解决的，它需要哪些学科知识，以此推动文理科交叉的观念，并期望由此培养出一些文理兼通、学术素质较高的学生。
记者：请您谈谈国学班的教学、反响及今后的发展。
赵光贤：开办国学班的海报贴出后，短短几天之内，报名人数即已超过百人，不仅有本科生，而且有硕士生、博士生、进修教师以及外国留学生，生源覆盖了我校文理科各系。
国学班采取开放式教学的形式，不考试、不记学分，主要靠课程的质量来吸引学生；配以幻灯、投影以及参观博物馆等形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学生们普遍反映收获很大。首先，国学班开设的六门课程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完善了他们的知识结构。由于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学、甲骨学、天文历法方面的课程，学员们对一些前沿性的课题已有能力接受。其次，增强了学科交叉的意识。学生们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看到了文理科交叉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只有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才能在未来的教学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再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无疑增强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感。
今后，国学班将继续办下去，并突出两个原则：一是系统介绍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介绍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思维、新成果，以期培养高水平的国学研究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