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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6)11-0005-07
一、科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科学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恩格斯曾经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1] (P13)
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主要是牛顿的机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因而，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要以近代自然科学成就为依据，对它们进行批判与分析。
牛顿科学革命开辟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其中以力学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总结了伽利略、开普勒等人以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力学的三大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把地面上物体的运动和太阳系内行星的运动统一在几条力学定律中，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自然科学的大综合。
牛顿力学正确地反映了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规律，它成为后来力学与物理学发展的基础，现代科学革命的旗手爱因斯坦满怀崇敬的心情，高度赞扬牛顿这位杰出的人物，指出：在牛顿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地决定着西方思想、研究和实践方向”。[2] (P222)牛顿力学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它开创了科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表明了近代科学不同于古代科学的根本特点是：它是实验的科学，它的方法是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主要的理性方法。[3] (P163)
牛顿力学不仅为力学科学创造了一个逻辑上令人满意的基础，“而且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理论物理学领域中每个工作者的纲领。一切物理事件都要追溯到那些服从牛顿运动定律的物体，这只要把力的定律加以扩充，使之适应于被考察的情况就行了”。[2] (P225)
正是在牛顿力学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与之相适合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按照这种观点：“外在世界的客体，是由相互作用着的不变的质点组成的。作用在这些质点上的力是已知的，质点在这些力的作用下处于不停的运动中，所有观察到的现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质点的运动”。[2] (P519)这样，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形成了盛行两个多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这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自然界的历史只是在空间中扩张的观点。
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 (P26)在《自然哲学》(1817年)中，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4] (P28、34)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1] (P387、28)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面临自然科学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揭示出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变革主要是：
1.康德的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康德认为，太阳系是从弥漫物质(星云)，由于吸引而不断凝聚，由于排斥而发生旋转运动，从最初的混沌状态中逐步发展成的、有秩序的天体系统。“星云假说”否定了牛顿的神的“第一推动”，不仅为现代天体演化学奠定了基础，而且推动了整个自然科学的进步。恩格斯高度评价说：这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1] (P62)
2.赖尔的地质“渐变论”。赖尔认为，地球表面的变迁是由各种自然力的缓慢作用而引起的，这些自然力包括雨水、河流、泉水、洋流、潮汐、冰雪等的水成作用和火山、地震等的火成作用。正是在水成作用与火成作用这两种自然力的长期缓慢的综合作用下使地球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指出：赖尔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1] (P367)
3.迈尔、焦耳等人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迈尔最早从研究动物热的来源得到启发，指出，位能、动能和热可以相互转化，后来他又进一步论证了机械能、热、化学能、电磁能、光能和辐射的相互转化。与此同时，两位科学家：一位是焦耳，对各种物理力特别是电力的应用价值进行了研究，他的热的机械当量实验，不仅确定了电流中的所谓“电动力”的机械当量和热当量，而且还证明了它和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完全等价的；另一位是格罗夫，他指出：一切所谓的物理力(能量)，即机械力(机械能)、热、光、电、磁，甚至还有所谓化学力(化学能)，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能量)的消失。此外，还有其他科学家分别独立地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当时物理学家大多强调量的“守恒”，而恩格斯则突出地强调质的“转化”，第一个把这条定律表述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恩格斯称这一定律的发现是物理学中划时代的发现。
4.维勒的人工合成尿素。化学家维勒从氰和氨水这两种无机物相互作用中得到两种有机物：草酸和尿素。这是人类第一次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此后，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的建立、门德列耶夫化学元素周期律的提出，把被割裂的两个重要化学部门——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统一起来了，开辟了不断地从无机物制造出有机物、由简单有机物合成复杂的有机物的途径。这些重大成果，不仅有力地冲击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且沉重地打击了那种认为有机物只能在生物细胞中受一种神秘的“生命力”作用才能形成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总结道，化学领域的这些重大发现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并且把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
5.施莱登与施旺的细胞学说。施莱登用显微镜研究显花植物的结构和胚胎发育，发现了植物细胞。他指出：低等植物全由一个细胞组成，而高等植物是由许多细胞组成。施旺从事动物胚胎、组织的研究工作，发现动物是由动物细胞组成的，据此他明确宣称：区分动物界与植物界的界线被撤除了。恩格斯高度评价细胞发现的哲学意义，认为有了细胞的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1] (P537)
6.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长期的科学研究，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1)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亲代与子孙、个体与个体都有差别，这种差别就是变异，变异是生物的普遍现象和共有的特性；(2)动植物普遍存在繁殖过剩的现象，造成了激烈的生存斗争，只有适宜于生存的变异的个体才能在斗争中保存下来，这就是“适者生存”；(3)那种有利于生存的微小的变异，通过世代的遗传，得到积累和加强，逐渐发生形状分歧，最后形成适应新环境的新物种，这就是“自然选择”。物种的产生和生物的进化就是通过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而实现的。这是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的由来，是生物界发展的规律。
以生物进化论为依据，恩格斯指出：由于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限一一消失了，自然界中的对立和区别，便只具有相对意义，它们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是形而上学的思维强加给它们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规律，证明了“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辩证法“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1] (P16、554-555)
正是在自然科学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1] (P370)并且根据当时自然科学革命的成就，描绘出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阐明了自然界中的天体演化、地球演化、生命演化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声言：他们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真理开辟道路；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辩证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二、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自然发展史的概括与总结，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则是对社会发展史的概括与总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联系的中间环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因为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劳动，从自然界那里取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料。[5] (P20)所以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6] (P258)
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技术，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人的直接的生活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把技术和科学结合，从此科学并入了生产过程，技术与科学不仅成为联系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中间环节，而且成为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革命力量。
技术改变自然的革命力量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工具上，因为劳动工具“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7] (P203)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劳动工具的变革，研究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原理。
1.技术是社会发展史的指示器。马克思认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至于社会工艺史，即：在人类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器官(劳动工具)的形成史，它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组织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自然工艺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社会工艺史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后者揭示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关系，标志着社会生产的不同历史时代，因而区分各种经济时代的标志，“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7] (P204)
2.技术革命划分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形态时期。技术革命归根结底是劳动工具的革命，新的劳动工具引起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以工具机为起点，最后发展成为由发动机，由传动机构、工具机组成的机器。机器是新型劳动工具，它以蒸汽动力代替人力，以工具机代替手工工具。机器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物化。技术发展史证明：“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8] (P219)
机器这种划时代的劳动工具，是工业社会特有的生产资料；机器制造业(用机器制造机器)是工业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就是以科学技术代替经验成规，因而机器的生产力大大超过手工工具的生产力。资产阶级正是由于掌握了机器大工业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在它统治不到一百年里，就把人类社会从保守、闭塞、落后的农业社会推向创新、开放、进步的工业社会。
3.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它引起产业革命，最终导致社会革命，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以英国为代表，研究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3] (P281)
4.技术革命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分工的变化：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技术革命，引起两次社会大分工，一次是农业和畜牧业分工，导致了产品的交换的产生；另一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6] (P163)但在当时的技术与分工的条件下，这不过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市场结构极为简单，除了城市市井，主要是集市；市场功能主要是自给性生产之外的部分产品的交换。
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协作与手工工具革新的基础上，产生了以机器为中心的工业体系，空前地扩大了社会的分工和工厂内部的分工，把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商品生产成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9] (P40)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它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因为需要不断增长，满足需要的商品生产就必然越来越专门化，各个专门的生产过程便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
由此可见，技术革命，新技术的诞生，一系列相关技术的出现，社会分工的扩大与加深，劳动者只能从事一个工种，而他的需要却是多方面的，这就必然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要把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因而市场“成为人类生活的巨大中心”。市场的功能不仅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且通过调节流通过程来调节生产与消费，调节市场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市场的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功能，在保证经济正常运行中起基础作用，因而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它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马克思对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系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总过程，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主是资本范畴的人格化，他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正是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他还从资本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服务商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阐释了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改变市场结构，极大地提高商品的质量，同时降低商品的成本，因而技术进步与市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规律。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功能，指出市场通过它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调节各个方面经济利益，调剂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发挥它的基本功能，这就是：(1)激励先进，促进生产。通过市场竞争，刺激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消耗。(2)优化资源配置。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市场为导向，规划生产经营的规模和方向，这样，经济资源根据价格信号，不断地从价低利微的部门转移到价高利大的部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3)制衡供求，调节经济结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根据市场价格的涨落来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这样，各个生产部门、各个企业大体上根据市场需要来分配劳动，使社会生产和市场需要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
应该指出，国家调节市场的手段——经济杠杆，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通过调节物质利益关系，引导经济活动，达到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经济手段。要从根本上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完善，依据“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7] (P53-54)的规律，依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必须大力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三、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1.近代科学革命提出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建立在科学革命伟大成果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回答了近代科学革命提出的重大问题。
第一，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培根经验论与笛卡儿唯理论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果，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正确地回答了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1)自然科学“是实验的科学”；(2)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3] (P163)
第二，关于如何看待自然界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牛顿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概括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处在永恒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希腊哲学创立者们曾经直觉地指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自然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第三，关于自然界的演化问题。它在18—19世纪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革命性进展的基础上，科学地描述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天体演化—地球演化—生物演化—人类的起源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劳动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原理，从而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2.近代技术革命提出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研究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回答了关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一，关于劳动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必须劳动，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而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关于劳动工具的变革与生产力革命的关系问题。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是生产力的一场革命，它把人类社会从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社会推向先进的工业社会；它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发展。
资产阶级正是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 (P277)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资本主义社会代替传统农业社会的主要原因。
第三，关于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工业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革命，而且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资产阶级由于发展和掌握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通过自由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它排挤了个体劳动的小生产者，把他们都降落到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并日甚一日地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7] (P19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第四，关于如何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资源管理中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11] (P1、9)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从而也是社会科学的革命。
首先，《资本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并完成了威廉·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继承了他们的优秀成果，从“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出发，批判地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是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它把政治经济学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
其次，《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创造性地提出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资本流通公式即：G(货币)——W(商品)——G′(货币)其中的G′=G+△G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中的△G是剩余价值。[7] (P172)
按照商品等价交换法则，△G在流通过程中不能产生，它在流通过程外也不能产生。那么，△G究竟如何得来的呢？
马克思创造性地发现：△G只能来自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W的价值上，因为这是等价交换，而只能发生在W的使用价值上，即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使用上。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力。它的价值“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它的使用价值则是在市场以外、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因而劳动力的买卖和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商品等价交换法则并没有给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规定任何界限，因而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值是M，而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使用时间却可以创造价值M+△G。
剩余价值的发现证明了，“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1] (P30)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者的创造，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再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改革的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即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他们指出：工业革命把工场手工业变成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使生产成为社会化的(在大工业中，生产资料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生产过程需要成千上万人进行协作)。但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包含着现代一切冲突的萌芽”，它在经济危机(市场的扩张力赶不上大工业的扩张力)中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把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股份公司，或者转化为国家财产，都不可能消除这个矛盾，因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1] (P303)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解决这个矛盾，“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通过革命的道路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在进行社会改革时还必须牢牢记住：“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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