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1848年于《共产党宣言》中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其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革命理念、政治图绘、历史演进规律在乔纳森·斯珀伯为代表的学者看来，只是由19世纪特殊的经济语境、政治语境、历史语境构成的，马克思作为19世纪的思想家，其思想效应和理论方法并不能逾越他的时代。而大卫·哈维通过挖掘资本积累运动过程中构成的不平衡的空间地理关系，重新激活了《共产党宣言》内部当下运作着的历史能量和政治能量。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当中描述的价值积累运动，作为“社会与政治的调节方式”体现了卓越的当代感。虽然马克思关于革命的主体、革命形成的动力方式、革命的未来图景存在一定的历史边界性，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构想、革命战略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跨越的历史地平。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过去时；进行时；三维时间
引言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继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以来最具政治价值和时代影响力的单篇历史文献，其全球累计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恩格斯在1883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提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其发表170余年以来，影响更是从最初的核心欧洲腹地，扩展到拉丁、南美、亚洲等全球性区域。这更是“一位同志的信仰程度总是可以从他在《宣言》上作出的标记来衡量”[1]的充沛政治能量的天才性文本。在马克思的理论进程中，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宣言》的发表，标志马克思社会理论和活动方案的完备定义和纲领形式。他的后期著作无疑是对《宣言》以格言、口号、论证等标题形式进行具体化阐释的结果。[2]一方面，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构成、时代要素使得某些19世纪的历史语汇和政治策略失效，譬如“地产”(Stand)、“民主”(Demokratie)和“民族/民族的”(Nation/National)，相关的德语词汇“Idiotismus des Landlebens entrissen”所表示的“狭隘的眼界”，以及“党”的具体内涵都发生了历史延异，[3]且本阶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未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成熟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未形成，霍布斯鲍姆更认为，《宣言》时期的马克思更接近共产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另一方面，萨米尔·阿明认为，《宣言》中描绘的资本现代性动力结构和政治斗争图景，以更加贴合马克思时代的方式在当下运作着。此外，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国家机器的接管问题、历史决定论、资本的危机动力和普遍异化问题、阶级斗争牵引的社会运动、不平衡发展的中心-边陲的二元世界体系，价值运动的自我实现的周期性危机等各种马克思的历史前瞻性分析，都深度地嵌入到未来历史和社会的运行之中。综上，我们该如何面对马克思于19世纪所描绘的革命理念、政治图绘和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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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的优异成绩足以向世界证明我国已经实现体育大国的目标，后奥运周期，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成为我国体育发展新的认知，群众体育由此重新登上体育发展的大舞台。自2008年以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态势迅猛，群众体育领域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通过知识图谱的分析也发现我国群众体育研究存在跨单位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缺乏中心作者群等问题。因此，后续相关研究应当注重不同机构与作者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从而为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一、19世纪作为透视马克思思想构形的历史方位
美国著名的欧洲思想史学者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说：“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当代人物，声称他的理念正在影响现代社会，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之时，也该把他视作过去历史年代中的一个人物，对其进行新的解读。他的时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是黑格尔哲学的年代，是英国工业化的初期，政治经济学正发源于斯。更恰当地说，只有将马克思看成后顾型的人物，对他的理解才更有意义。他思考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情况，并将其投射至未来；并不能担任一个准确预知历史趋势的先知的角色。”[4]3无论是马克思运用的具体概念，譬如“资本主义”“资产阶级”“Wissenschaft”等，还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社会矛盾发展特征的认知，都同现代生活世界产生历史间隔。且对斯珀伯而言，以黑格尔——李嘉图——达尔文的思想矩形为标志的知识语境是马克思思想秘密的“发源地”，马克思与第一国际互动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参与塑造了马克思特殊的政治理念、革命组织形式、斗争方式、政治策略以及相关国家政权形式的思考，因此马克思的思想构型和革命理念都来自19世纪的知识语境和政治语境。
首先，我们来看19世纪的知识语境是否完全支撑了马克思的思想边界。费迪南·拉萨尔的评论，在斯珀伯眼里精准地诠释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图式，即“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黑格尔式的经济学家”。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主要由19世纪的三个支点构成，第一个支点，也是最关键的是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规律代表的实证主义。譬如，恩格斯在谈论《宣言》历史意义的时候，他认为“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5]13，在“1882俄文版序言”中他认为“《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5]6。这表明19世纪实证主义的知识潮流刻度于马克思的思想之中，尤其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使得马克思认为其在人类社会中发掘的自然历史性过程的社会规律有了自然史的基础。斯珀伯进一步提出实证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论，也是一条哲学纲领。它的观点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发展的社会理论相互重叠，至少呈现三重相交。第一，实证主义者将人类历史的展开视为阶段式的前进，社会形式的文明程度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样由进步必然性所奠基的社会历史观，同《宣言》内部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更加同马克思《资本论》中叙述的生产方式内部的辩证矛盾运动正在孕育出的一种更新、更高的历史形式相吻合。第二，对实证主义来说，社会行为是观察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相关著述。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中，无疑呈现了一套社会行为展开的历史画卷。他强调了不同阶级之间差异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行为，其源于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与政治运动以及相应的知识表述。第三，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将生物科学的研究作为知识典范，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理解类型，即“种族”。而马克思通过劳动分工形成的社会阶级类型，也可视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框架内部的“种族”。[4]255第二个支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形式。斯珀伯认为，《宣言》关于资本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完整地表述在《资本论》中，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无疑是《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母型。在方法论层面，《资本论》中物物交换的历史表象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的区别，同《巴黎手稿》中的哲学分析异曲同工。资本逻辑的抽象支配权力无非是异化劳动产品同生产者分离的逻辑递进形式而已。第三个支点，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吸收并重置了亚当·斯密和他的门徒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其核心内容包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价值到价格的转形问题、以及决定农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要素。而且，随着19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学内部展开的“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抵制，斯珀伯认为特殊时代的知识语境塑造的马克思的理论，无疑将无法有效穿透和回应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全球经济发展形成的新社会图景。
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开宗明义：《宣言》开篇的第一个单词，是幽灵。幽灵，不可见的，没有确定的历史形体、社会形体、经验形体，但同时确是事物存在之无法缺失的内在之维、准先验之维。它意指非同一、差异、脱节、分裂、断裂、溢出、他者、外部性等事物的构成要素。而马克思的幽灵，至少具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体，尤其是其政治形体遭遇历史剧变，马克思主义从现实性走向可能性；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资本逻辑社会构形的批判性之维、历史性之维，始终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在场形式正是以一种幽灵逻辑的方式运作在资本社会内部。同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形体内部并不存在一个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秩序和同一基因，它本身就构成一种幽灵态的历史性运作方式。
首先，革命主体的变化。马克思的革命设想参照了法国的传统，它要求的首先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而这个革命的牵引者在大工业时代，主要是英国的宪章工人，是法国里昂的纺织工人，是巴黎郊区被雨果描述为“里尔地窖里的人”的手工艺者，是被马克思在科隆的《莱茵报》里谈得很多的波兰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总之，他们都是后来我们称作“无产者”的人。工业革命导致他们的大量出现，并集中于大城市，很快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通过罢工、“联盟”、暴动等方式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他们是“人民的人民”，他们是人民最可靠的组成部分和未来的主人公。……从《神圣家族》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认为这个无产阶级“代表着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上的解体”，就是说：(1)无产者的生存条件与这个社会的原则之间产生了矛盾(今称为排斥)；(2)他们按照别人的价值观而活着，而非按照私有财产、利益、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他们与国家政权和统治阶级日益加剧的对立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必要效应，也导致了统治阶级在短时间内消亡。[12]而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差异化的生产方式在资本全球化塑造的整体秩序中并置，占据主导的欧美发达国家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结构。生产力水平的推动，使得作为具体的历史的和道德水平中的无产者，其生存条件获得了巨大调整，无产者开始介入到资本股权分红，福利国家的资产阶级税收给予其一定的生活保障，公司经营权允许其一定范围的介入，且自主性工人联盟获得相对政治经济权益的保障和空间。并且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形式和剥削形式通过新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消费形式的变化、文化功能的转型、传媒文化话语的传播等方法，使得坚硬的阶级对立转变为一种弹性状态。同时随着社会劳动过程、经济形式的历史变化，阶级划分的方式，阶级内部的多重分层和多元的构成成分也在转化，不仅阶级在复杂化，而且进行斗争的社会条件也在延异。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导致阶级斗争的历史形式、政治方式等都发生改变。1848时代以暴力革命、议会斗争、街头示威、街垒之战、起义、罢工等为表现的阶级斗争形式无疑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迁移，“阶级斗争”的构成方式主要在于其是否表现为更好、更快、更有效地接近目的本身，而不能被具体的斗争形式所限制。因此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希·库诺看来，谈判、舆论、报纸、演说、小册子、学术著作、选举斗争、议会辩论等都可能构成阶级斗争的场域。[7]420
《宣言》发表以来，无论是恩格斯后期的反思，还是社会民主党阵营内部的梅林，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反叛者伯恩斯坦等诸多人物，都认为《宣言》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价值积累规律构成的经济全球化的一般历史进程和历史命运，经受了不同历史时期重大政治和经济变革的考验。正如齐泽克所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简单地活着：马克思是一个持续在我们身边出没的幽灵——使他保持活力的唯一方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那些在今天，比在他的时代更真实的洞见上。这个更真实的洞见到底是什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经济学人》杂志“熊彼特”专栏作家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认为，马克思是“自由主义的死敌”，但《宣言》却对资本的全球化作出了成功的预言：“关于这个特定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立即会承认的事情之一是他最后发现的一个悖论：全球化越成功，它给与自己的后座力就越大。这个过程与冲向沙滩的海浪确实不无相似之处：后浪击碎前浪，更有后浪在后头。”[8]12也就是说，马克思当年提出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命运问题，依旧摆放在当代人面前：“如何克服全球化表面上的坚不可摧与内在的虚弱之间的悖论，依旧是新的二十一世纪的最重要挑战。”[8]12可见，资本的全球化及其运动的一般规律无疑是《宣言》提供给当代的最重要的洞见。
二、马克思的资本动力学“图绘”准确呈现了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布展
其三，从1848革命的历史语境往后推移，自米勒兰危机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争论以来，革命和改革的争议日益蔓延，彼得格勒的苏维埃革命并未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地带，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存在一个复杂的政治角力和历史进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不断地因为新科技革命而使得19世纪的赤贫工人阶级走向一种消费化、景观化的剩余社会，列宁主义的影响力逐渐因为斯大林时代的政治事件而失去影响力，社会主义建制的苏联形象从一种资本主义替代性可能的活力经济模式逐渐褪去。“二战”后，改良主义政策得到系统性贯彻，全面就业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改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经历了“黄金年代”(1947—1973)，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开始衰退，象征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相关内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认为：“革命是来了，然而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类型的革命，它是另外一种革命。”[7]703
以下就马克思19世纪的革命图景和幽灵学逻辑相综合认为，第一，解放政治学的革命主体构成发生一定变化，马克思定义域中的阶级因历史条件、经济活动方式、产业结构、技术条件、生活方式的转移而发生复杂性转移。第二，革命构成方式的偶然性和重复性。1848革命的矛盾因为具体的历史条件、在地化条件、经济条件，形成规模化的、全国化的、二元阶级对抗性的、颠覆性的政治革命形态。然而历史发展过程凸显出，革命因历史的内在结构性，呈现一种反复的循环，结构性的颠覆所需要的时空爆炸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多维总体的过程，即经济的矛盾转化到政治矛盾进而构成革命事件，存在一个复杂的中介过程。且革命的结果往往形成一种政治集中化和祛政治化的二律背反性、异质性。第三，革命图景的后乌托邦构形特征的激进可能和现实。马克思论证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现实社会运动的必然历史趋势，且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社会形式是在具体历史中生成的。因而，当资本图景完全阉割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一种现实性的、条件性的康德式理念通过一种后托邦性的辩证想象吸收了共产主义的“未来诗情”，自我构成某一种可能的政治力量。而在可能和现实辩证互动的乌托邦气质上，大卫·哈维、本雅明、詹姆逊、德里达等提出的构想并不完全陌路。因而，马克思19世纪的革命理念既有其相对的历史边界性，同时资本积累运动的一般规律依然在当下运作，同时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要素构成未来辩证图景的有机构成部分。
《宣言》中马克思明确表明，每一种社会机体、经济生活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指称的是社会经济形式历史性转化的规律，即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式的一般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内在的特殊规律。一旦社会经过一定的发展，由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它所受到的制约性规律就会转换。经济生活内部的规律和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各种社会机体就像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互异。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器官各有差别，且每一个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即便同一个现象也可能受到完全不同的规律的制约。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内部的辩证否定过程，阐明的是支配这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7]714因此，当历史条件发生转移，我们应当遵循弗莱切在谈到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之时提出的解构主义表现出一种“批判的转化过滤器”的方法论原则，即对马克思19世纪革命理念的继承存在一个批判性的过滤、转化、借鉴与综合。
第一，马克思把世界分为“文明的”和“野蛮的”民族类型，并将资本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粗略地概括为一种传播的流动方式。这种区分或许相对过时了，但这其中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资本积累的价值运动规律的普遍化是一种地方性通过中心—外围的方式向外传播达成的吗？这种传播论的思考方式由此激发了对于某些东南亚国家通过某种内生性的原始积累形式，而使得自己的劳动力和产品介入到全球市场的异质性的思考。且《宣言》中有相关线索表明，应该更加辩证地解读资本的起源。因此，应该通过不同位置、区域、疆域等构造的差异的空间关系和地方辩证法来看资本全球化的布展方式。因此，资本积累的空间不是均质同一的，它高度多样化，包含各种差异要素的综合。因而，资本流的拓展、嵌入应该同差异的、具体的地方性条件相结合。而且资本积累运动同时构造出差异化的地缘政治权力关系布局，由此为进一步探测资本关系和革命的复杂角力提供了触角。第二，《宣言》中勾勒了后期被马克思描述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积累逻辑，即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创新使得空间障碍不断被突破，资本流不断加速，资产阶级的权力通过现代技术、先进的工艺学形式不断增强。这种空间转型过程，尤其是空间绝对性的削弱，更加深刻地呈现在当代资本运动的轨迹和过程之中，即从收费公路到铁路、公路、空中旅行，直至赛博空间。且商品运动的空间轨迹，其运动形式和速度形式，愈发契合德勒兹的“流”的表现形式。第三，《宣言》中描述了国家作为资产阶级财产利益的代理机构，必将随着资本积累的集中化倾向而构成统一的政治-经济联盟。即资产阶级政治优势的兴起，“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是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10]9。的确，在赫尔德(Held)等人的著作《全球转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对全球化持转型论的学者认为，世界市场组织有了巨大的转换：新技术既增大了世界不同区域间的交易范围，又提高了交易的频率，“知识经济”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区域性合作组织开始影响国家在全球市场的行为；国际组织对个体国家法律、经济和政治主权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市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整合，相互依赖水平提高，而作为这种转型的结果，地区主权的实践已经从根本上被改变了。国家被看成正统的新自由主义跨国公司、国际法的道德要求与民族的政治文化间的争执场所；远在被国际经济的功能律令吞没之前，国家就受到了全球影响的刺激，它必须不断进行适应与调整。[11]可见，领土构型的主权归属呈现一种动态性，商品流、资本流、劳动力流及信息流如同“世界公民”一样具备自由迁徙、运行、寄生的历史力量。第四，《宣言》中描述了对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动力系统产生作用的诸多要素，如国家、世界市场、商品交换、自由贸易、乡村的城市从属、东方从属于西方、机器和分工、与自由竞争相关的政治手段、生产过剩、资本的价值增殖运动，等等。其中，它偶尔提及了金融和货币组织在资本积累的地理动力方面的作用，这一具体化的构想虽然最终概念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和《资本论》中，但是其有效提示了世界货币作为一种价值代表，“它产生于物质行为特殊性(具体劳动)与价值普遍性(抽象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各种机构通过各种调节手段，达到通过指挥资本积聚和资本流动来控制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模式。第五，《宣言》就1848年欧洲背景下的阶级运动所形成的共同道路给出了一般模型的简述，先由某个工厂单个的个人，然后是某一地方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直接抵抗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在这个阶段，工人还并未形成聚合的整体，阶级的斗争还是局部的、地方性的、某个分工领域的，这种斗争的激发也表现为非决定性的和偶然性的。再然后，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这种集合是为了有效应对资产阶级的集结而形成的。随着大工业推进经济规模和剥削程度，随着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无产阶级开始规模化成长，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的冲突慢慢经由社会历史过程推及到两个阶级之间的分裂。而这种跨地域规模的联合又同样是大工业时代推进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带来的，慢慢的，类似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为全国性的阶级斗争。但同时，资产阶级为应对这种空间组织力量的集中化过程，形成了一种分散化的空间策略，工人阶级内部的整合同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格局、地方主义、民族国家、宗教政策、意识形态导向等各种要素的影响。这一辩证互动的抵抗与反抵抗同时沿着生产结构和社会整体条件的推进而推进，一方面，资本积累的动态关系形成的冲突性、创伤性后果结合新的时代要素构造出一种更加普遍异化的现状，同时新的技术手段的发明、新的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加速、新的阶级团结的可能性也在加深，地方性的联合、地方性的阶级政治同样衍生着新的联合的条件。哈维认为，《宣言》无疑为这种回应资本发展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给出了有力提示。[9]31
三、马克思19世纪的经济历史机制分析作为指向未来的“革命语法”
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地理的历史性重构、空间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关系，都构成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的关键方面，而阶级斗争随着具体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地理条件、社会条件等不同方式展开。[9]31革命首先要区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可以理解为以推翻政治国家暴力和改造国家法律为目的的群众运动，而社会革命则是对社会生活关系，即社会成员间的物质关系进行深刻的变革。[7]691社会革命是前提和基础，而政治革命是实现方式。因此，只有首先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形式构成的地质层才能推进到革命的地核。以下就综合哈维以地理学视角对《宣言》批评性重构的五个方面来呈现《宣言》卓越的当代感。
其次，我们简要图绘1848年阶段工人运动的现状及其政治革命的历史。19世纪60年代，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重心围绕在国际政治斗争之中，包括美国内战、意大利统一运动与德国统一运动、波兰起义以及爱尔兰独立运动。之后的19世纪后十年则发生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由此构成工人国际诞生的重要历史背景。第一国际时期，这个阶段的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聚焦在国际政治、基本权利以及社会政策上。除了对和平、自由、废除奴役以及国家自主等的共同诉求，另一些促使各地工人联合的因素包括争取政治权力和选举民主，规划工人劳动的权力，防止向外国罢工破坏者求援，减少工作时间以及进步性的税收政策和免费公共教育。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的革命理念、政治斗争和具体目标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如《宣言》1872年序言中所说，我们对于《宣言》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3。英国工党原领导人之一H.J.拉斯基更认为《宣言》只是技巧性地将前人的相关思想进行逻辑综合，而表现在具体时代的政治行动纲领而已。[6]
对于资本的全球化，尤其是其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地理学过程，其价值运动规律深度介入到空间的生产、日常生活、城市化之中的当代资本积累图绘方面，大卫·哈维无疑最具典型性地拓展了《宣言》的当代性，他认为，“《宣言》的绝大部分是那样深刻、清晰有力，以至其当代相关性令人震惊”[9]21。而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斯蒂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就马克思的个人情况、政治氛围和经济环境作了有意义的分析，但他们却试图将马克思一同埋葬在海格特公墓中，对他们而言，19世纪是理解马克思的绝对界限。但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而《宣言》中铺陈的祛除地理界限的资本全球化正在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系。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出身名门，性格果敢而仁慈，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言传身教，对苏轼思想、人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最常引用的故事就是程夫人带着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汉代官员，铁面无私，因而得罪了权贵，被判了死刑。临刑时，他向妈妈告别:“儿子不能尽孝，请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母回答说:“一个人既想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正义舍弃了性命，妈支持你。”这时苏轼问母亲:“我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很平静地回答:“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从此苏轼立下“奋厉有当世志”。
通过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发现现有文献的研究热点是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扩展出更多的具体研究情境下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行为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同时，可以结合营销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研究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发生时其心理状态的变化。
其次，革命构成方式的偶然性、重复性。柄谷行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思想启示中，勾画了国家——经济——政治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反复性结构，[13]无独有偶，德里达的“幽灵学”也在强调马克思历史思想内部的“反复性”，任何一种独一性的革命事件，就其自身而言，事实上包含着一个保罗·利科称为“作为他者的自身”的异质性，这个异质性在德里达这里便是自我重复，这个重复性的深层逻辑放在社会经济的历史化语境中，可以视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形成的差异整体形成的一个反复性结构，这个反复性结构的运转，使得政治运动所借以发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呈现出某一种循环性，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无疑是这种结构重复的表现，而这种结构性循环，促动了相关政治、革命要素呈现出历史性的重复和循环。事实上，《宣言》表明的是经济进程构成的历史规律，以及由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奴役性占有制，而形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它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复杂互动的历史规律。如果说《宣言》的重心在于表述历史的必然性，那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体现了偶然性和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偶然性、复杂性构成历史规律自我实现的某种表现形式。
再次，共产主义未来革命图景的后托邦构形成的“可能”政治。1880年，恩格斯应法国革命者的请求，将自己的三篇旧著改写成了一本通俗的小册子，翻译成法文，以“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之名出版。其中，科学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乌托邦社会主义则指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传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乌托邦更多地与不切实际的空想联系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不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们依旧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乌托邦，即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8]6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危机与困难并不在于其科学性，而在于其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的性质上。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仅仅靠历史理性科学的严谨性或者伦理的规范性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文学美学方式的辩证想象或者想象的辩证法。“认知图绘”是当今时代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政治批判与想象解放形式的重要辩证认识论方法。社会主义解放不能没有总体性想象(辩证认识论)，但这种总体性又是一种失败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乌托邦)。[14]大卫·哈维更是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当代发展的基础上，构想了一系列关于空间想象的多元替代方案。德里达更是试图通过幽灵学结合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通过过滤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运动的遗产，借助布朗肖式的“指令”结构，根据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历史条件，重建一种弥赛亚性的世俗历史化运动，规划了“新国际”的革命纲领。
此次《通知》专门对高品位步行街进行了“画像”：区位优越，商业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健全；功能完善，名品名店集聚；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消费吸引力和辐射带动力明显，在国内国外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据了解，商务部将组织制定高品位步行街评价指标，对重点培育步行街进行跟踪指导、定期评价。
综上所述，正如马克思所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的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10]22本文认为，当人们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因历史条件而转移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资本社会运动的新阶段，其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特征，而旧时代的思想、战略、条件、方法论应该同新时代的延异而进行调整的步调相一致。当19世纪的资本形态不再构成主导的时候，信息-技术产业正在整合资本的价值积累运动演绎更深入且复杂的矛盾机制，幽灵学思想的弥漫，不过表明新的资本逻辑特征正在演绎新的革命方式罢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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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4-0042-09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王勇(1987-)，男，浙江湖洲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