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精神丰碑：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丰碑论文,新时期论文,跨世纪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报告文学与“亚报告文学”已成为20世纪全球主流文学倾向。这是我们梳理包括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线团时不能不正视的事实。作为报告文学的泱泱大国，伴随着社会综合动力结构的深刻嬗变，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大胆突破既定条框，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丰展的话语空间和日益激越的文本活力与小说、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驾齐驱，而且一度遥遥领先。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与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1]因此，称“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并非过誉。
在基本完成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型并逐步开始知识文化建构的世纪当口，新时期亦即转型期20年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以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全面而冷静的切入性检视提供了难得的对象和契机。承此，认真总结此期报告文学的核心主题意向与多维审美形态，进而考辨其面向未来的跨世纪文化品格，自然成为史思和文学的双重呼唤而倍显重要和紧迫。
报告文学“世纪末的辉煌”，显然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在文学上的敏感反应。正如人们认识到的，“月亮的皎洁辉煌，是由于太阳的发光；报告文学开启千万人的心扉，是由于作家敲响了时代的鼓点。只有当它像一滴水似地反映了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只有当它像回声似地激荡着人民的心潮，只有当它像闪电似地使山川道路突然明亮……报告文学，才不致囿于一人一事，流于浮泛表面，而是把握住时代精神，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显示它推动社会前进的雄浑的力量。”[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时期报告文学高高树起了跨世纪精神丰碑。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改变性救赎主题
人类的苦难以及作家对于苦难的忧患，促使“报告主体”发现并返回作为精神存在物的自我与类自我，进而思及种族与泛种族的生存境况与价值。因此，救赎意识本质上是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建立其上的参与和变革意识的趋进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与自然、灵魂、文化等的同步与超前对话中达成了多向救赎性超越。
一、天人矛盾的理性调解——自然的救赎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初始依据。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利用自然，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但直到今天，人们似乎才清醒地意识到，改造与驾驭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之互利互惠，和谐共处。
问题在于，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需求日趋膨胀，更多的人变得急功近利，因而导致人类对自然属性的严重误读，自觉不自觉地扭曲了生存环境，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加剧了天人矛盾。结果，人口、环境、资源等以异己方式成为人类跨世纪途程中的严重负荷。意大利人类学家贝恰曾尖锐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主张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权的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不停止作为这个星球上的贪婪、愚蠢的暴君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地位就会日益动摇，也许会以短命告终。”[3]他的忠告并非危言耸听。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人类意识和自省精神使之有可能敏锐地捕捉来自自然界的种种显在或隐性提示，并迅捷而直率地发出预警和规谏。这种醒世与劝谕功能，使报告文学再次走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沙青等首先感受到大自然的沉重呼吸，在《北京失去平衡》中，就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严酷现实作了冷峻思考。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长江流域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提出严正警告。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灾的追问，以及《西部在移民》之类的作品，无不表现出对于人类生存依据及现实境况的守护意识和忧愤心态。鉴于阳光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的可怕事实，《伐木者，醒来!》的作者悲怆万分。这种关于人口、环境及资源问题的凝重审视，显然是地球意识及终极关怀普遍增强和深化的结果。西北沙暴、华北泥雨、沿海赤潮等异常态势，已经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在新时期自然救赎型报告文学作品中，还体现了开发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未来眼光与拓新精神。这类作品，胸怀全球，极目未来，超越性企图更为明显。《沙海壮举》、《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等作品，显示了人类进军沙漠的信心和能力。《挺进公海》、《冰海沉船》等则宣告了科学认识海洋与合理开发南极时代的到来。如《冰海沉船》，真实而艺术地报告了人类征服南极途中的悲壮与豪迈，具有浓烈的生命意味。蒋家伦以非凡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于冰海脱险，用中英文写出《南极微型浮游生物的研究》、《南极爱丽丝海峡、鲍顿湖浮游植物的研究》、《南极近岸附着硅藻季节变化及生态》等论文，从而谱写了一曲人类接近自然、开发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壮丽乐章。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意识在自然层面的觉醒与明朗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成熟。正如贝恰所说，“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4]我们真诚地希望，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至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得以错误地运用。
二、“后窗”现象的深度检视——灵魂的救赎
伴随着新时期前进步伐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生发了若干侵蚀主体灵魂的负面效应，亦即社会的“后窗”现象。新时期报告文学以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先行打开社会的“后窗”，紧追、深挖并全力拨正不良社会现象，显示了灵魂救赎的卓然风采。有如荒煤所说：“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5]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灵魂救赎是诚挚、全面和富有深度的。大凡生活中一切非健康、反进步以及违背现代生命理念的思想做派，都被纳入报告视野予以放大，以求准确诊断并获取疗救上的最佳效果。如前所述，自《哥德巴赫猜想》始，这种救赎工程就正式启动了。继之而来的《命运》、《线》、《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以及《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祖国高于一切》、《橘》、《胡杨泪》等作品，站在民族和历史的高度，从知识分子的特殊角度对那个人不为人的异化年代进行了整体反思。作家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曾经有过、现未绝迹、将来或许还会有的反人性、非人道以及肆意践踏真理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挞伐，表达了对理想、道义和良知的强烈吁求。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敏感投射，这类作品无疑又反过来强化了作家主体的批判意识和文本的理性力量。《沂蒙九章》、《山苍苍，水茫茫》、《忧患八千万》、《中国：与贫困决战》、《红土地上大决战》等，将贫困与温饱作为重大社会问题予以检视，写出了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与价值追求，民本情怀尤显炽烈。《人妖之间》、《一枕铜官梦》、《毕竟东流去》、《检查官汤铁头》、《无声的浩歌》、《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失控的权力》、《岭南虎的毁灭》、《弥天大谎的破灭》、《没有家园的灵魂》等反腐“文告”，汇成浩荡的“反贪风暴”，把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与反腐败话题纳入批判日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表达了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的必胜信念。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灵魂救赎在《恸问苍冥》、《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生者不应沉默》、《亚细亚怪圈》、《罂粟之狱》、《人鬼之战》、《世纪之泣》、《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作品中达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超越。这些作品或回眸历史，或注目现实，紧随时代又超越时代，尊重自我又超越“小我”，驻足本土又跨越国界，以感时伤世、忧国虑民的泣血之章，传达出现代公众对个人、家庭、民族及人类前途的沉重思索，具有撼人魂魄的震慑力量。
显然，上述作品的“类经典”效果，取决于题材选择的时代性和典型性，同时与作家的洞察力、社会勇气和人性深度密不可分，因而能够引发广泛共鸣，产生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面对关涉寻常百姓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时弊，霍达拍案而起，怒中剖责：“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中国曾有过数千年的私有制历史，私有制的本质就是一个‘私’字。千百年来的农业国造成了自私和狭隘。闭关太久，突然开放，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私和狭隘极易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结成姻亲，生出怪胎，丑态百出，还得意忘形，自以为‘时髦’呢!”字字见血，句句铿锵。《人生环行道》、《知识的罪与罚》以及《对话录——记者·山民·佛》之类的作品，各自从不同角度对现实境遇下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拷问。它们不乏前述报告文学的深重忧虑，更有走出“忆旧情绪”进而指向未来的改变性努力，其现实参与感和忧患的当下性至为强烈。《法兮归来》所倚重的价值准则以及对法律的深切呼唤，《丐帮漂流记》对另类群落的探视与设问等，无不标示出新时期报告文学明确而深刻的救赎动机。
类似的作品不胜枚举。事实上，社会与灵魂的救赎已积淀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母题。有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报告文学之为报告文学，不是因为它有着直接参政议政、瞬间改变现实秩序的能量，而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召唤社会的更早觉醒。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品质使之有可能在现实即将成为历史之前以最准确的体认和最明快的色调予以把握。报告文学作家郭慎娟的话应该很有代表性——我早年毕业于医学院，接着作了十余年的白衣战士，“但是时代的风云，又在心里唤起另一种使命感，转而对人的灵魂比对人的躯体产生了更大的关注”。[6]
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已经以极其有力的多元方式敞开了社会的“后窗”，发出了拯救灵魂的呐喊，并且，这种呐喊业已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又一个世纪漫长的灵魂塑造工程中，报告文学必将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
三、知识文明的着意保留——文化的救赎
世纪接口的热门话语之一是“泰坦尼克”。1912年4月15日，被誉为现代文明象征的“泰坦尼克”号葬身海底。就在一代神话被无情击毁的同时，也引发人们无尽的思索。几十年后，好莱坞斥资近两亿美元推出反思型报告电影《泰坦尼克号》。该片一经公映，迅即风靡全球，成为人类跨世纪话题中颇具原型意味的“集体意象”。
不难判断，现今许多人的情绪与“泰坦尼克”时代颇多类似，即肤浅地沉湎于既有的科技文明和暂时的成功，而缺乏内在的清醒和迎接未来的准备。本文称之为“类泰坦尼克情绪”。德国一家报纸曾尖锐指出，“泰坦尼克号”的旧话重提或许正是一种暗示——假如看不到眼前迎面而来的“冰山”，不能面向未来，居安思危，灾难就可能临头。这种反思中的危机意识，在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强化。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化救赎行为体现了整体“超度”企图。这种超度，是以迎候未来的准备心理作基础的。历史与现实的苦难，自然与社会的忧患，势必诱发主体的创新欲念，以期达致理想的彼岸。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介入，使其不可能像抒情诗或罗曼司小说那般迷醉于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于是，对未来可能与必然的期许便成为超越现实苦难，调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中介性策略得到文化上的认同。
文化及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其作用是经济力、政治力所不能替代的。它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是影响与整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7]因而，此期报告文学在文化层面上的救赎意愿，成为现代报告文学写作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集中显示了世纪交替的临界状态人们对于文化精英及其精英文化的深切眷顾与着意保留。孟晓云等在《还是那双眼睛》中有明确阐释：“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换言之，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崇尚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进而谋求向优秀文化范型的群体性靠拢，是数千年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
这种文化精英意识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别具亮色。
与知识关切紧密关联的是教育救赎。其实，教育及其体制的文化沉思本质上就是知识文明的救赎行为。这方面，《中国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年华》、《黑色的七月》、《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落泪是金》等诸多作品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和前瞻意识。涵逸针对日益突出的“四二一综合症”，敏锐指出，眼下的独生子女们，20年后将纷纷走上工作岗位，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就不是简单的个人或家庭小事，而是关系到缔造怎样的历史的大问题。陈冠柏就现行高考制度提出质疑，呼吁“把选择留给青年，把安宁还给家庭”，期盼对文明知识的不文明方式的追逐早一天消亡。面对严峻的中小学教育危境，苏晓康从历史的角度严加追问。此外，对特殊年代失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也成为文化救赎型报告文学的敏感题材，如《冲破罪恶的旋涡》、《希望在哪里?》、《拯救灵魂的人》、《请爱他》等等。这些作品的忧患意识与拯救心理，无异于晴空响雷，炸坍了国人早已习以为常却又十分脆弱的优越感，催人惊醒。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类泰坦尼克情绪”在诸如《啊，玛纳斯》、《敦煌之恋》、《东方佛雕》、《虹在风雨后》、《播鲁迅精神之火》之类的作品中有独特体现。这些作品，从正面直接讴歌文化播火行为，“接力”心态更见迫切。何启治、刘茵的《播鲁迅精神之火》，以深沉的文化关怀，饱含激情地报告了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经过。作品充分认识到，鲁迅——中国文化界的普罗米修斯，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因而，整理出版《鲁迅全集》，便是最高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救赎行为。
居安思危，危而思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设攀升的阶梯，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文化忧患意识在报告文学中的艺术投影。而今看来，就原创意义而言，报告文学的至美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其锄奸挞恶、追求超越的动天地、惊鬼神的救赎力量。
占尽风情向小园：多维审美形态
与传统报告文学相比，新时期报告文学在艺术形态和审美品格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呈全方位跃进态势。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形与神会的形象美和以点带面的细节美
与哲学社会科学比较，文学应该是形象学。报告文学自不例外。有识之士甚至认为，“报告文学在增强文学性上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刻画报告人物的性格。”[8]
有必要重申，报告文学的人物性格既不是社会实体中的生活原型，也有别于经由深度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典型”——报告文学典型。另一方面，“第三典型”遵循社会生活的现实逻辑，信守生活典型的本质依据，不容杜撰和歪曲；另一方面，务求斩除杂枝蔓叶，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和相应的艺术规则予以选择、提炼与整合，使之成为艺术文本。
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形象塑造方面显示了高超的技巧，一切有利于性格摹绘的方式方法都被派上用场，以图写出人物的时代感和立体面。其中，小说化的叙述和描写、散文化的语态和笔调、诗歌式的情思和韵致以及音乐的节奏感、绘画的色彩美、戏剧的冲突性、造型艺术的空间感、影视艺术的蒙太奇手法等，已经成为此期报告文学的基本话语方式。传统描写模式的突破，不仅实现了新型报告文学形象刻画的价值追求，而且达成了化平淡为神奇、变呆板为灵动、以形貌纳神韵的艺术效果。如陈祖芬的《理论狂人》对黑脸大汉党治国的肖像描写：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50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地有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接着，作品写党治国脚穿打着硕大皮革补丁的布鞋，泛黄的眼白“压根儿就应该叫做眼黄”，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皱巴巴，都使人败胃”，头发“所剩无几地徒劳地盖在秃秃的头顶上”——听说还是染黑的。这段描写，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主人公憨实、坦率、坚韧的性格特征以及十年浩劫中遭遇的巨大磨难、现时的困顿，还有对于生活的信心与挚爱。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收到了由表及里、小中见大、文约意丰的“放大”效果。
细节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聚焦，主题话语的凸显。它将琐碎驳杂的生活事相浓缩于具体的“胶片”上，映射出万象纷呈的大千世界，于有限的语符之中蕴含尽可能丰厚的意味，可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此所谓新时期报告文学以点带面的细节美。
以钱钢《唐山大地震》为例。作品中众多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似一个个影视分镜头，构成并推动着作品的情节链条和思想波澜。护士丰承渤值夜班时被砸入废墟。一天一夜后，人们打穿数层楼板，从凿开的小洞中发现她还活着，但身体被嵌死在楼板和铁床架之间。救护人员无法挪动那块楼板，又因缺乏输血条件而无法截肢，她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活活等死。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友张淑敏问道：“小丰，你还需要做什么?”她想说话，但发不出声音。小张懂得她的心思，以指代梳，含泪整理好她的头发。尔后，这位年仅20岁的姑娘便永远地离去了。这种美被毁灭、生命被扼杀的悲剧细节，以其强烈的现场感与过程性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振动。作者感叹：“这位姑娘在生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地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像丰承渤那样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记录”。可以认为，丰承渤的特殊“告别”，既是美好人性的一次超常闪光，也是对动乱年月人性扭曲的冷峻反思——因为活着的时候人们非议她“爱美”，如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儿”之类。她最终以美的形象离去，无疑是美好人性对丑恶势力的顽强抗争，同时表明，美是毁灭不了的。
新时期报告文学脍炙人口的细节比比皆是。如孟晓云等《还是那双眼睛》中王震将军从马上摔下继续躺在原地看书的细节；陈忠实等《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回忆》中几位农村老太到城隍庙为李立科求神问卜的细节；《中国的“小皇帝”》中那位爸爸深夜躺在床下以防儿子摔下的细节等等，均生动传神，过目难忘。
二、情与景会的诗意美和声色互惠的语态美
随着新时期报告文学生活判断力和审美把握力的普遍增强，其诗化特征及声色语态也日趋清朗。这再次标示出当代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增长。
权衡某一作品的诗化程度，标准固然多样，但关键看其是否在形象生成和文本结构中营造出情景互融、心物相往、天人合一的诗境。因景生情，缘物抒怀，境中达意，此乃立境之前提。无景不合境，寡情难成意。情景两全，虚实相生，妙合无垠，方得“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可见，诗意美是报告文学美学品格的高级形态。别林斯基说过：“给予无实体的概念以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观念不过是海水的浪花，而诗意形象则是从海水的浪花中产生出来的爱与美的女神。”[9]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诗意女神丰姿俊俏，袅袅百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型。
[婉约型]以《人生环行道》为代表。雷超最终按照母亲的意愿离开了肖丽，重新回到玉环身边过起以往的平静日子。这时，作者将我们带入一种哀婉的情境之中：
我来到松花江畔，秋天了，江水是那样平阔，缓缓东流。有几只小舢舨在江心艰难地向上游划，走得那样慢，从岸上望去，就像纹丝不动，僵滞在那儿。萧萧的秋风掠过沿岸的垂柳，枝条虽还柔韧，柳叶儿却已瑟缩地低垂和飘零了。江畔的草坪已呈墨绿色，微黄的草尖在野风的粗野呼吸下驯服地摇曳着，并以它的胆怯的窸窣声向高悬的秋阳致礼。
字字景语，句句情深。以平缓的江水隐喻节奏沉闷的生活，以艰难游动的舢舨象征追求者有限的抗争，以低垂而飘零的柳叶暗示主人公抑郁的心绪和悲哀的结局，以驯服的草尖类比雷超的人格萎缩与最终妥协。如此，作家复杂的情感状态就被形象而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此所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
[清雅型]以《大雁情》为表率。当作者随秦官属来到蟒岭时，但见——
海拔1800米的蟒岭在望。古城公社谢底大队快到了。这里杉皮小屋和砖瓦房错落有致。进村了，远远听见像鸟叫般的童声：“秦姨——”
蓝天、白云、树丛、小径、石级，金银花含苞，红芍药怒放，一个小女孩，像一只淡粉色的蝴蝶，从山顶飞下来，飞下来，一头扎在了老秦怀里：
“秦姨，我做梦都梦见你哩。快家去，快家去。”小女孩又像一头小鹿，深情地蹭啊、顶啊、拉啊地把老秦拽进家。
写景抒情贯通，叙述描写结合，由远而近，由声及人，由色彩到言动，以推镜头方式描画出女孩迎“秦姨”的动人情景，创造出诗画般的意境，并在诗意化的渲染中勾勒出山乡人民的朴实、善良以及对老秦的深情厚谊，间接驳斥了所谓骄傲、脱离群众的偏见，颂扬了知识分子的宽阔胸襟和奉献精神。蓝天、白云、树丛、小径、石级、金银花、红芍药，色彩缤纷，温馨清雅，深得田园牧歌情趣。正是在这种明丽的背景之中，身着淡粉色衣服的女孩蝴蝶般飞下，亲切自然地“扎”进老秦怀里，蹭着、顶着、拽着，更是静中写动，动中含情，诗意盎然。
[雄放型]以《当年他们多年轻》中“学兵队”员送别彭雪枫的场面为典范。年轻的队员们哽咽着送别“彭主任”上前线——
送一程又一程，转过了一道山梁，歌声还跟在身后……彭雪枫挥了挥手臂，接过警卫员手中一件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穿上，翻身跃上马背，双腿用力一夹，策马向远处奔去。敞开的大衣襟向后飘飞起来，像一副展开的鹰翅……
“看，我们的恰巴耶夫!”一位女学员赞叹道。
此刻，太阳刚刚从东面的山峰上升起来，满天是锦缎也似的朝霞。骑手不再回头瞻顾，俯身在马背上直向前奔，迎着阳光他越去越远，仿佛要一直冲进那冉冉上升的血红色巨球里面去。
在激越歌声的烘托中，在满天朝霞和初升太阳的映衬下，彭雪枫立马赴战的飒爽英姿如活动雕像般耸立。绚烂的色调，浓烈的意象，燃烧的诗情，美好的希冀，使作品的艺术境界尤为雄放，给人以豪迈、幽远、崇高而深邃的审美感受与革命英雄主义召唤。
此期报告文学的诗意传达风姿流韵，千红万紫，远不止于上述三种。这表明，报告文学的审美特质正由粗放型向精约化方向迈进。
报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论其形象如何生动，细节怎样精美，诗化特征何等鲜明，都必然体现为一定的文本语态。语态美因此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符号学意义上的中介形态。
新时期报告文学在语言的音响性、色彩感方面颇多追求，表现出很强的造型功能，堪称“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正气歌》、《路的呼喊》、《毕竟东流去》、《万家忧乐》、《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马家军调查》等作品，说理则力透纸背，言情则泣鬼感神，有着超越其他文本语态的巨大艺术冲击力。
除广义的声色语态外，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特别注重言说符号的内在灵性，从而使文本语态的视听效果更为热烈生动。请看黄钢在《巴黎，让我们仔细看看你!》中以电影特写手法“塑造”的人道女神像：
我看她是以那坚定安祥的神态，挺立在弹痕累累的公社社员墙前——她似乎是在迎面扑来的枪林弹雨之中，视死如归地张开了她的两臂，一直到今天，火热的生命在她身上并没有终止；当我接触到她那已经风化了的雕石上有粉末在脱落时，好像仍然听到了公社战士们心脏的跳动!
由色入声，由神态到情态，将今天和历史、现实与理想、和平与战斗、生活与诗思立体地凸现出来，使人犹忆呼啸而过的枪林弹雨，仿佛听到了公社战士心脏的跳动，感悟了他们行动的意义及其与当今生活的潜在联系。
类似的语态呈现，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内在追求。穆青等在《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以主人公的话语立场和准确的语感，多方面展示了吴吉昌得知总理去世的消息时内心的极度悲痛及其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实现总理遗愿的坚定决心。噩耗传来，无异于晴天霹雳，“几乎把吴吉昌击倒了”。他踉踉跄跄地往家赶，“沿途的村庄、道路、田野在他的泪眼中被蒙上了一层白纱，模糊着，颤动着”；当他失魂落魄地推开自家的门，“那些悬挂在檐下、窗前、墙头、树上的一株株棉花，在他眼前一下都变成了痛悼总理逝世的白花”，他禁不住倒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这里，有动态——颤动、痛哭；有色彩——白纱、白花；有神态——踉踉跄跄、失魂落魄。泪眼的模糊颤动，棉花幻化为悼念的白花，既写出主人公悲痛的程度，又具有色彩上的可比性，而且与农民科学家的身份、性格及其命运联结起来，入情入理，丝丝相扣。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语言创新及随之而来的语态美由此可见一斑。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诗意追求及语态特征，一方面促成了报告本体的调适与新变，另一方面，预示着我们有可能重新估价报告文学的艺术准则。
三、多元推进的叙述美和时空互动的史诗美
报告文学既是描写的艺术，抒情的艺术，也是说理的艺术，叙述的艺术。因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强悍的文体复合特征，使之较前更多地显示出多元推进的叙述美和时空互动的史诗美。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传统线型平面的叙述格式被打破，起而代之的是网络状复式叙述路径。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报告文学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平面报告，而是要进行多角度的投射，展开横向和纵向比较，用多层次的面面观对事件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10]
随着经济、政治等领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生活节奏及其面貌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快速感、复杂感，不再是一眼望穿的透明玻璃；经受生活磨练和开放文化精神濡染的作家也不再满足“竹筒倒豆子”式的写作思维；读者的口味也水涨船高，既希望作品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生活信息，又渴望读后获得一种总体上的明晰性。承此，报告文学的叙述方式为之一新。这集中体现在全景性报告文学的审美追求上。如《中国农民大趋势》、《唐山大地震》、《京华见闻录》、《中国农村大写意》、《中国人才大流动》、《中国院士》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信息新鲜、哲理感强的特点，而且视角多变，时空交错，空间感广阔，呈现出时代缩影、‘全球村庄’的社会全息图画。”[11]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叙述美主要在下述四个层面展开：
1、叙述媒体上出现了口述报告、广播报告、影视报告。
2、叙述角度上，一改过去一元角度或二元角度的单纯型展现，出现了三元角度和多元复合角度，而且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交叉闪回间灵活自如地切换叙述视角。
3、叙述结构上，除纵式、横式外，更多地采用纵横交错的复迭式结构、巨细相衔的包孕式结构、环环相扣的连环式结构等。
4、叙述体式方面，大胆吸收相关艺术文体优势，从而使报告文学演进为一种包含甚广的文体谱系概念。
以《中国农民大趋势》为例。叙述方式上，将自述、广播、录音、史志以及作者家史、个人生平和对象描述结合起来。叙述角度上，多元第一人称、多元第三人称以及对话中的第二人称，交错穿插，纷繁多变。叙述结构上，采用连环式结构，纵向掘进，横断展开，现实与回忆交织，个人、家庭、社会互渗，视野宏阔，既含炽烈的现代意识，又具厚重的历史感。叙述体式上，小说式情节、诗歌体剪贴、散文化笔致、戏剧式对白、电影式蒙太奇、书信体连接、日记体补正等多方综合，蔚为壮观。此外，时空上的顺叙、倒叙、转叙、插叙、补叙相互交织，使得作品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可以说，几乎各种必要的“叙述可能”都被派上用场。其他诸多作品则在叙述的某一层面或某些方面颇具特色，同样拓展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叙述空间。如《唐山大地震》的特写镜头法，《千日养兵》中的声画分立蒙太奇，《转型人》的板块结构，《极光下的梦》中意识流片断，《橘》的“原型”结构法，《继母》的“剥笋”式叙述法，《走出神农架》的“卡片”式叙述法，《路在脚下》的回环式叙述法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报告文学的艺术表现力，拓展了报告文学的叙述可能，并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史诗空间准备了基础条件。
世纪之交的顾盼和迎候心理，造成了以现实审读为支点的回眸和前瞻意识。回眸和前瞻间的显性或隐性时空度量，构成开放视野中的史诗空间。关于该空间的似真性艺术文本，必然给人以历史的沧桑感与雄阔感。
跟踪进行时报告文学能够表现生活的过程性与流动感。从中，读者可以更为真切地聆听时代前进的足音。理由的“栾菊杰系列”——《扬眉剑出鞘》、《续扬眉剑出鞘》、《她今天称杰于世》等，渐进地写出巾帼剑侠栾菊杰从成长到成熟、由中国走向世界的非凡历程。张嵩山的《一个“傻子”和一个瓜子市场的兴盛》及《傻子瓜子衰微录》，历时地报道了年广久及其瓜子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兴衰浮沉，折射出改革时代行为主体的开拓与调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等)及徐剑的《大国长剑》等作品，也以集束方式纵向勾画出新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强的时间感和紧迫感。《蛇口走笔》、《龙飞蛇舞》、《看这里黄土怎样变成金》、《特区女经理》等作品，多侧面报告了特区火热的建设场面，塑造了特区人坚毅、豪迈的创业性格。
同时，瞄准一点、多维投射的集纳式共时性叙述也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现代史诗意识的重要承载方式。《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温故戊戌年》、《世纪晚钟》等史志体报告文学，用力将笔触伸入那些具有鲜明聚焦性质和浓郁历史意味的岁月拐角处，于记忆的“黑箱”中清洗出富有当代启示意义的各色“剧照”。天安门事件作为新时期文学喷发的“井口”，直接启动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品，如《在“四五”的激流中》、《伟大的瞬间》、人民日报“丙辰清明纪事”系列征文以及杨匡满、郭宝臣合写的《命运》。它们多角度展示了“四五”运动，给人以清晰、完整感。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史诗特性尤其体现在80年代以来众多全景性作品之中。日新月异的生动现实，作家对于多彩生活的深度介入，读者群落多样化的求知求解心理，使全景报告文学以大跨度、大容量的史诗形象成为当今报告文学新思维。在时空的纵横互动之中，这类作品提炼出一幅幅20世纪的各色图景，并不时将触须伸向国际界域，显示出跨越国门的世界关怀。《中国知青梦》、《忧患八千万》、《百万大裁军》、《中国863》、《“希望工程”纪实》、《大京九纪实》、《中国院士》、《香港大案》等，显然很有代表性。它们视野宏阔，握笔如椽，行文如飞，浩歌长啸，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光明前景。
时代呼唤报告文学，人民需要报告文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确信，伴随着新时期报告文学审美形态的多维跃进，文学与读者间的亲和关系将愈加稳固。
风卷红旗过大关：现代文化品格
透过救赎主题和多维审美形态，可以看出，20世纪第三次报告文学浪潮拥有鲜明的跨世纪现代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预警生活的先锋性，书写对象的平民性，话语方式的自便性。
一、预警生活的先锋性
最美莫过于生活，故有“美是生活”的经典命题。报告文学与生俱来就是生活的文学、现实的文学、前哨的文学。这突出体现为选材的新特性和社会批判的先锋性上。
以真为本、以新为荣、真中求新的报告文学，像《法兰西内战》、《1871年公社史》、《深渊中的人们》、《震撼世界的十天》、《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的故乡》、《包身工》等，都是紧扣时代步伐、走在艺术前列的先锋文学。
人们不难注意到，在敲击社会、撼动心灵、痛挞时弊、瞻望光明、激励未来方面，报告文学从来都是急先锋。《哥德巴赫猜想》是为知识分子摇旗呐喊的急先锋；《命运》是全景性展示“四五”运动的急先锋；《北京失去平衡》开了生态、环保话题的急先锋；《阴阳大裂变》首开婚姻、家庭及道德批判的急先锋；《敢立“军令状”》成为企业改革的急先锋；《三门李轶闻》成为深度报告农村经济变革的急先锋；《万家忧乐》堪称关注消费问题的急先锋；《中国的“小皇帝”》率先揭示“四二一综合症”——独生子女问题；《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对特区建设作了有益探索；《洪荒启示录》意欲“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唐山大地震》“要给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对文人下海进行了深刻反思；《新闻警示录》检讨了新闻界严重存在的“有偿新闻”、“道德危机”问题；《中国863》第一次全面报道了我国高新技术——863计划；《1998：决战长江》以最快的速度艺术地报告了长江抗洪抢险的壮观场景和民族气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因为新时期报告文学鲜明的社会预警性，所以徐迟说：“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12]
从审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生活事象愈真、愈新，其审美特征就越是鲜明、独特、强烈。因而，选材的真与新，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首要的、突出的文化品格。确切些说，审美主体都有主动探求事物底蕴的欲望和意志，在探究中既可获得身心愉悦，又能满足求知需求。辩证地讲，审美激发了求知欲，探求又深化了审美活动。“但是并非任何同人分立又同人发生联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审美探究心理，只有当对象信息系统在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性、奇特性、陌生性、变幻性、复杂性或具有朦胧性、空灵性等特性，对人形成了强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发生了矛盾、对立，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状态，才激发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冲动。”[13]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先锋性及其赖以生成的心理学基础和解读中预警美的美学依据。
新时期报告文学以其非虚拟化的“真”给人以信赖与参照感，以其“新”诱发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好奇心和探究欲，又以其批判及预警之“深”来促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它的“热”与“火”就有着生活与艺术上的双重必然性。当李延国从滚烫的引滦工地回到繁华安宁的北京时，遇见一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艳妆少女，这与热火朝天、流血牺牲的建设场面形成巨大反差，他似乎刹那间感悟了人生的要义，以至于“想追上那个少女，对她讲：小妹妹，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上帝就是我们自己，请爱我们这片国土吧，它是那样充满苦难而又希冀着光明。”[14]一位年轻女读者致函《人民文学》，其中写道，读报告文学作品，“一想到这是真的，我们哭起来就越哭越伤心，笑起来就从心眼里往外高兴。再想到我们放下书，马上就能提笔给我们所喜爱或痛恨的人物写信，而他(她)们也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世界上的某一地方，将亲自得知他(她)们为人们所景仰或被憎恨的时候，我就好像也参加到对现实的变革之中，浑身充满了力量”[15]。
由半知或未知世界探求真切的新奇信息，尽可能丰富地获取未曾经验过的体验，从而达致超越性的人生境界，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先锋性的真谛所在。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急剧变动的生活节律和日益扩张的期待视野中，完成了由“轻骑兵”向“导弹头”的审美嬗变。
二、书写对象的平民性
平民意识是现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内涵。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上的平民性是现代语境中公共意识、社群意识以及非英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社会的转型，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念和“领地”意识破颠覆，更多的人沦为平民。人们无法回避如下事实：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面临跋涉的艰难。面对烦琐的生活境遇和严峻选择，自己丝毫显示不出更多的神圣和优越。于是，平民心态以时代情绪的形式蔓延开来。
反映在报告文学中，便是对传统英雄理念的反叛以及对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民间命题的认同与皈依。从文化脉络来看，现代平民意识及写作中的平民路线，可视为“五四”以来民主与平等观念的延续和推进。
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上的平民选择有赖于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对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世俗化处理；二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实况，表达其情绪和意愿。新版马恩列斯传以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开国总理周恩来》、《走近刘少奇》、《我的父亲朱德》、《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作品，一反过去领袖思维模式，突破既往写作定势，在健康的平民心理氛围中，写出了具有可沟通性的伟人性格，喜怒如常，血肉丰满。富有启示性的是，这类传记体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打破了领袖题材正面切入的一维视角，拓展了作家的能指空间，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善意地淡化了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这样，在日常生活视域中，我们重新接近了伟人。
与此相关，直接以平民为书写对象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策略性创作主流。这与前述生活的平民化以及作家的平民视角与读者的平民心态密不可分。《中国的“小皇帝”》、《唐山大地震》、《沂蒙九章》、《中国农民大趋势》、《万家忧乐》等全景性史诗作品，将取景焦点对准各色平民和平民群体。而类似《山野斯人》、《中年颂》、《继母》、《美丽的眼睛》、《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追赶太阳的人》、《小挎包》、《一片叶子》等作品，更以边缘意识塑造了一个个触手可及、鲜活生动的颇具身边感的小人物。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便不难判断，普通人毕竟是社会的大多数。当我们谈论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否时，实际上是将公众化的平民作为谈话前提的。在此种意义上，平民文学是本真的文学，也是最美的文学。正如肖复兴指出的那样，普通人应该成为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辛酸苦恼，了解了他们在平凡之中创造出来的不平凡的事迹”，也就领悟了生活美。[16]以描写普通平民命运见长的李玲修说得更干脆：“没有哪位报告文学权威大师讲过，平常的人和事不能进入报告文学。”[17]可以认为，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平民写作路线的庄重承诺。
事实表明，平民报告文学不仅赢得了生活和读者，而且，在更其深广的层次上，也唤起了被书写对象的自信心、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这种“脊梁”心理无疑又刺激了作家的选择热情。《心中只有国门》中那三位被困喀刺昆仑山的战士的“遗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生活中的凡人俗事，带给作家对象选择上的俯拾即是和读者接受上的亲近效应。这也正是新时期报告文学长写不衰、读而不厌、大领风骚的重要原因。
三、话语方式的自便性
就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写作状态和文本形态而言，其话语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倾向。在真实性法则规定之下，更加强调作家的艺术自主性，笔法更为自由活泼，运动感、速度感更趋强烈，并在广角性上取得可喜进展。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自便意识主要受制于三种因素。一是现代生活快速节律的自然约定；二是个性化时代作家主体的自觉追求；三是读者日渐多样化的审美召唤。这不仅意味着文学多元化时代中“主流”文学的暂时退避，也宣告了报告文学权威规范的适度消解。同时表明，由于作家们的超越性努力，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报告文学写作观念已经面临跨世纪的挑战。
举目四顾，新时期报告文学几乎是在“无传统”的状态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作家们“在构筑自己的作品时，都不满足于既成的模式，而总是力求寻找新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独特的发现和创意”。[18]理由、罗达成、黄传会等作家将小说叙述方式引进报告文学。工作人等《极光下的梦》、王蒙的《访苏心潮》等诸多作品，巧妙借用意识流方法刻画人物心理，强化了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刘富道《人生的课题》在新写实原则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卢跃刚、陈祖芬等作家作品中的电影手法以及韩静霆等人作品中的戏剧化倾向令人耳目一新，徐迟、黄钢等大师级作品的诗意品格国人公认。可以认为，对于报告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无比自信、豪情满怀、新法迭出的话语竞争时代，其文体探险精神和语式冲浪意识前所罕见。
弥足珍贵的是，这种自便意识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内省式追求。乔迈宣称：“小说长于刻画人物，戏剧讲究结构艺术，诗歌富于激情，散文重视叙述语言的提炼，等等，这些都是报告文学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甚至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意识流、时空转换、回闪等表现手法，都不妨在合适的场合加以运用。”[19]经作家们艰苦探索，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已是春色满园，摇曳多姿。小说体、散文体、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卡片体以及长镜头、大特写、心理分析、仿拟语态等，酣畅挥洒，一切以自便为最高准则。因此，新时期报告文学充分体现了创造本质。
新时期报告文学话语策略上的自便式运作，打破了独尊权威的历史霸权主义局面，相当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文艺生产力，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不过也应看到，在促成作家个性自觉和文体演进的同时，这种自便意识也鼓励了某些非报告文学因素的增长。我们期待并相信，激情过后，作家们对此会有一个正确的估价。
客观地说，新时期报告文学犁进现实、指向未来的现代文化品格，归根结蒂还是世纪末的冲刺意识和新世纪的起跑意识在文学中的“先锋体现”。值此社会生活急速转进、个性思维空前活跃、艺术态势多极扩张的世纪风口，任何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企图都是不合时宜的。
余论
新时期报告文学以“非匿名”方式创造了中国文学世纪末的辉煌，以其改变性救赎主题、多维审美形态和现代文化品格抢先开启了新世纪文学的大门。诸多迹象表明，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将以别样的风姿再次激起人们新的艺术热情。
第一，繁复而快速的现实生活为报告文学的再度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报告文学植根于肥沃的生活土壤，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神经，被誉为“生活的镜子”、“战斗的擂鼓”。可以肯定，只要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科学与愚昧、战争与和平同在，便会有报告文学的闪光。世纪之交孕育着充分的变革因素，新世纪的生活舞台必将上演更为精彩的节目。当现实变得超过诗人的想象和小说家的反应时，“这正是把赤裸而且严肃的报告装入紧密的形式的成熟时期，这正是要求作家去即时报告那在今日和明日之间用影戏般的速度变化着世界面貌的时代。正是报告文学的时代。”[20]
第二，读者主体的阅读吁求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期待动力。沸腾的生活铸就了作家，反映大时代的作品又影响了读者。可以断言，21世纪的读者将更为关注现实生活和周边环境，他们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更多地看到自己和周围人的身影，借以调节自身行为，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样，报告文学的继续存在与不断繁荣便在读者方面寻找到了绵延不绝的期待动力。
第三，市场体制为报告文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激励机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不断完善，已经并将继续有效地促成全球市场一体化这一宏伟的超大经贸与文化工程的达成。这是全球经济不断高涨、文化日趋进步的显著标志。其结果，民族封闭状态、国家保护主义及地区“围墙经济”势必打破，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公共准则将以国际惯例的形式得以确认，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将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逐步纳入国际循环。这样，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化产品将获得更为便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境，从而刺激作家的竞争心理和精品意识，促进报告文学的发展。
第四，全球信息网络为报告文学的交流提供了运行通道。信息社会的到来，高速公路的开通，网络传输的实现，以及信息与文学形式的结合，促使我们面对一个通过新闻文学交流的时代。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文学的驱动力不完全来自生活的撞击，也不单纯取决于作者和读者的游戏、自娱、消遣、审美的需要，文学的另一本质功能正日益显现——交流。在此背景下，文学话语的信息作用将大为增强，人类必将面对通过新闻化的文学方式进行交流的对象性世界。这无疑保证了报告文学更为广阔的再生空间。
第五，艺术创新为报告文学的拓进提供了内在可能。报告文学以其蓬勃生机和开放胸怀，一出现就拓宽了文学界域，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内涵。这不仅显示了文学自身的魅力，而且说明文学历史是可以被改写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与社会进程相适应，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出现了更为积极、活跃的因素，科学的边缘化势必影响到文学的边缘化，各种文体的自在演变及相关体式的交叉融合，必将导致新的文学样式面世。报告小说便是受到报告文学的启发而俏走世界文坛的。以海勒《夜晚的军队》、艾荣《戈尔普的世界》和卡波特的《冷血》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非虚构创作路线，早已宣告了报告思维确实具备较强的新式文体的生长功能。徐迟的《牡丹》、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老鬼的《血与铁》以及舒马托夫的《美国荒漠传说》、奥菲柯斯的《一个民族的悲剧》、雅宁娜的《奥里米塔·卡拉贝戈维奇的两个终结》、马金的《法国人的遗产》、卢卡的《左上方》、马尔克斯的《绑架逸闻》等报告小说的全球性走红，表明任何文学体式都不是永恒不变、绝对封闭的一元模式，艺术本体的开放结构正为报告文学衍生模式的深层推进提供种种潜在可能。
回望20年，放眼新世纪，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扣合着时代的鼓点钟声，拥动着改革开放的狂飙巨浪，新时期报告文学已经完成了由文字报告向电子报告、书面报告向影视报告的革命性战略转型。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周恩来外交风云》、《邓小平》、《决胜》、《百年沧桑》、《澳门岁月》、《大三峡》等作品的声、画、乐网络状立体呈现中，不难领悟，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带给我们的似乎不会仅仅是艺术谋略上的惊讶与好奇。
责任编辑注：原文篇幅过长，现经作者删改，由20页减至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