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与“商人红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顶商人论文,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题一 先“仕”后商
理清两种“下海”方式
在讨论第二波官员“下海”热潮这个话题之前，首先必须理清这次热潮中两种不同的“下海”方式：一是公务员带薪从商，同时具备官员和商人双重身份；一是官员辞职后再“下海”经商。
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针对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列出了１４款“不得为”，其中第１３款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四十九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第五十七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前者公然违反《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明显的违纪违规行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纠正和清理；后者虽然许多人持不同的看法，但对行为本身法律并无禁止（２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除外），根据公民行使私权“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制度上规范这种行为。两种“下海”方式混为一谈，必然混沌不清。
辞官下海
焦点事件之“下海”人物
吴敏一、林培云、何包根、王运正：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４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４位辞官的政府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敏一。吴４５岁，是“文革”后的首届杭州大学毕业生和复旦大学首届硕士研究生（经济管理学）。１９９８年，出任温州市副市长。２００１年，他被中组部派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２００３年的２月，吴敏一提出了辞职。５月１８日，吴敏一到“红蜻蜓”集团出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２００３年８、９月间，吴敏一离开红蜻蜓，转投上海某通信公司。
王小平、胥正洋、顾成荣、唐逸、戴梅：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江苏省盐城市县处级干部酝酿换届，４８岁的东台市市长王小平递交了辞呈，随后出任建湖县永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与此同时，建湖县副县长、４９岁的胥正洋也主动辞职。此前原阜宁县副县长顾成荣于２０００年９月辞职后受聘于山东黄河药业集团。２００２年６月，滨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４２岁的唐逸和建湖县政协副主席、３８岁的戴梅两位年轻的县处级干部主动请辞。因５人均为建湖籍，人称“建湖现象”。
刘知行：佛山市顺德区原常务副区长。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５日辞去副区长职位。现任美的集团副总裁，分管美的集团的战略投资和资本运营。
王文进：５１岁，两任海南琼海市副市长，十年主管旅游，辞官后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崇洲：４２岁，广州市环保局原局长，２００３年３月辞去局长高位，出任一大型地产集团副总裁。
朱爱群：江苏省泰州市原市委书记，加入了陶建幸主导下的春兰集团。
刘从梦：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原司长，２００２年加入顾雏军领导下的格林柯尔系，出任科龙总裁。
徐刚：浙江省地税局原总会计师，２００２年３月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下海”官员今安好？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７日，４４岁的刘知行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作为前佛山市顺德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的刘知行正式到美的上班，作为美的企业集团副总裁，他将执掌集团战略投资与资本运营。
事实上，从２００２年３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
席执行官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前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从梦到前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一大批的政府官员开始辞官“下海”。一位研究人士认为这是继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出现的第一波官员“下海”经商热后的第二波“下海”热潮。
那么，这第二波“下海”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如何呢？“
下海”热潮
一般认为，中国最新一次的官员“下海”热潮是从徐刚辞职开始的。２００２年３月，汽车狂人李书福向世人报告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徐刚开始出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这条消息从互联网到平面媒体再到人们的口中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当时的徐刚是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被人称做浙江省厅局级干部中的“潜力股”。
继徐刚之后，高官下海的消息不断充斥报端。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４日，温州市的换届选举之后，吴敏一正式结束温州市副市长的职务，成为迄今为止温州市辞官下海的政府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之后的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８日，吴敏一赴上海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
与吴敏一一同辞职的官员还有：浙江温州市副市长林培云，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这３个人中，除何包根办理退休外，其余２人均“下海”到民营企业任职。
温州这两个副市长两个秘书长辞职的事件把辞官“下海”现象推向了一个高潮。据了解，他们如果不辞职，按惯例，在２００３年５月政府换届后，有的可能去温州市人大或市政协任副主任或副主席或秘书长等职，有的可能留任或平调其他单位。
２００３年６月，５１岁的王文进也辞官“下海”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鳖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此前的王文进两任海南琼海市副市长，十年主管旅游，代表政府参与了博鳌开发建设的全过程。
不仅如此，这两年下海的“官员”还有科龙总裁刘从梦，春兰集团执行总裁朱爱群等等。在加入格林柯尔集团前，刘从梦曾先后担任中国驻美国、阿富汗等国大使馆外交官、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等政府公职。朱爱群曾经担任过泰州市市委书记。
在官员辞职“下海”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江苏的“建湖现象”———盐城市“五驾马车”相继辞职。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均针对第二波官员“下海”热潮指出，辞官下海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表明我国体制改革已经深入到尊重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层次。
生存状态
那么，这些自由选择的“下海”官员现在过得好吗？
１０月中旬，吴敏一向媒体证实，他已经离开红蜻蜓。据悉他离开的时间在２００３年８～９月间。
从５月到９月，吴敏一与红蜻蜓“官商情缘”匆匆收场。尽管双方都对“分手”原因避而不谈，但是与当初双方握手时的相见恨晚相对，这次的分手双方都存有遗憾。
据悉，上海的另一家企业是吴敏一从商生涯的下一站。但是，他的前景会好吗？
在记者的调查中，除了像吴敏一这样典型的出现“分手”情况外，第二波“下海”的官员多数人表示现在生活得还“有滋有味”。
引发激烈讨论的跳槽吉利集团的徐刚现在就干得有声有色。
最近的消息说，他正在为保护美日商标而努力，２００３年８月初，丰田状告吉利美日商标“侵权”及在产品宣传中“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法”。
不仅如此，吉利集团在徐刚上任ＣＥ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先是明确和强化了“为老百姓造买得起的好车”的经营理念，继而提出了员工的培训问题、高级人才的引进问题。在产品方面，李书福的策略依然造完全自主的车，但是加强了品质管理，降低了成本，增加了销售的后劲。在资本运作方面，通过徐刚等人的努力，他们在寻求政府支持、银行支持、资本市场的支持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李书福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对徐刚工作的满意。
王文进也觉得自己现在过得不错。他称自己熟悉旅游，又是一位体育迷，海城体育旅游区的创意，符合海南发展健康旅游的趋势，又有上市公司背景，他有信心将新推出的“体育训练观光休闲游”变成海南健康游新品牌。
４２岁的姜崇洲同样认为自己的职业选择不错。此前，姜崇洲在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教６年，１９８８年以人才引进方式调入广州市规划局，后任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１９９９年９月起担任广州市环保局局长。２００３年３月，卸去局长职务后，姜崇洲将到富力地产集团担任副总裁。他说，经商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调查显示，第二波“下海”的官员现在多数人表示自己生活比从前满意。但是很多人也表示刚开始很难接受企业的工作习惯。同时大部分人表示，他们是有信心做好当前的工作的。
“下海”是非
无论“下海”的官员们生活得怎么
样，与第一次“下海”热潮不同的是，这次官员“下海”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大家讨论的话题，而且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这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一位接受采访的“下海”官员这样对记者说。这位现在的某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此前曾经当过官，“从商总会让人另眼相看”。
此前的议论中，很多人担心，官员的“下海”可能是这些人目的在于“洗钱”。有人怀疑，这些官员在官位上时，可能利用职权取得了一些企业的经济利益，“下海”恰好为这些利益寻找到光明的来处。同时，还有人担心，这些“下海”官员在官场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能滋生腐败。
针对这样的问题，国家调研组前段时间已经到广东展开调研。广东省委组织部人士证实，目前广东的调研工作已经结束，相关文件已经拟定，近期有望出台。
此前，针对江苏省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辞官下海”一事，盐城市审计局也根据该市市委组织部的授权委托，对王小平任期经济责任开展了审计调查。
不仅如此，在遭遇舆论风暴的同时，许多“下海”的官员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企业工作后开始感到自己的力不从心。
“官场和市场是不一样的，在官场能做得好不一定能在市场上做得好。”重庆企业家研究学会负责人张敏告诉采访记者。世人从吴敏一离开红蜻蜓事件就可见一斑。
张告诉记者，官员“下海”有很多原因，但是不能随波逐流。因为市场的“水”有多深是很难说的。
带薪从商安徽芜湖“红顶商人”成群
有时，一个大问题是通过解剖一只小麻雀来揭示的，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现象就是这只带着大问题的小麻雀。记者今年２月１日至２月６日在芜湖调查采访时发现，已被中央多次严令禁止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行为，在芜湖市已是人见不怪。“红顶商人”现象在芜湖已成建制、成系统、成系列地出现。
起初，记者对芜湖国土资源局的一位副局长的称呼产生了兴趣。这位名叫季兴善的公务员，同时还兼任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这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叫局长或叫总经理我都答应。”
无独有偶。记者采访芜湖市财政局副局长汪斌时，他掏出印有他名字和监督电话的财政局服务联系卡，开始侃侃而谈，谈至兴起，他又递给记者一张名片，上面除他的副局长身份外，还印有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据记者了解，芜湖市从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到市财政、计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
除芜湖市市委书记长期兼任上汽集团芜湖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外，以上部门领导主要任职于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这家“红顶”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８年，以财政局大楼作价６０００万元，财政资金４０００万元共计１个亿注册，是国有独资企业和独立法人单位，办公地点就位于芜湖市财政局楼上。芜湖市原常务副市长任董事长，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理事主要由市政府领导担任，市财政局正副局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出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上行下效之风在芜湖“红顶商人”现象十分明显。芜湖市所属四区三县均在芜湖市建投公司成立后，纷纷成立自己的建投公司，由区长和县长兼职担任董事长。不仅如此，四区之一的鸠江区大桥、官陡、湾里等镇也成立了镇建投公司，湾里镇下属的村里也成立了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芜湖市建投公司资源开发部部长赵炜对记者说，从公司出来的干部都受到提拔重用。他本人原是财政局的一名副科长，现在在公司兼任部长，也算是提拔
为正科长。同时，他本人在财政局中还有分工，两个工作担子一肩挑，哪边更忙时倾向哪边。
记者从芜湖市建投的一份汇报材料上得知，芜湖的“红顶商入”们完全是组织行为。芜湖市委组织部门对在建投兼职的“红顶商人”们视同下基层挂职锻炼，“红顶商人”一般两年轮换一次，因此，盛产“红顶商人”的芜湖市建投被誉为芜湖的“干部学校”，芜湖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位干部说：“我们想去建投还去不了。”
芜湖市建投的经理层从董事单位抽调，中层干部按照“机构常设、人不常任，合署办公、适时轮换”的原则，分别从市政府办公室、市计委等单位抽调，公司共有３３名员工，均由各机关党政干部兼职组成。据记者调查和当地干部群众分析，芜湖市官商一体的结构素有历史渊源，虽经多次清查依然层出不穷。芜湖市建投副总经理、财政局副局长汪斌向记者介绍，建投公司的成本很低，效益很高，因为不向下属工作人员发放一分钱工资，大家全凭觉悟干活，故没有人力成本。
但记者询问他：“你以公司老总的身份出去谈生意，应酬的钱如何报账？”汪斌表示，这个钱建投公司是要花的，它属于融资成本和财务成本。一位在建投公司工作过的人告诉记者，在芜湖以融资形式花出去的钱，是没有上限的。这等于说，这些在建投公司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只要以融资的名义就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地花费国家钱财。
芜湖市一名普通干部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中央关于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市领导怎么能不知道。只不过，‘红顶商人’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一手制定政策，一手利用政策赚钱，可以给个人带来的利益空间实在太大了！”
至２００３年底，刚刚成立几年的芜湖市建投公司已由最初的注册资金１亿元，超速发展到５２亿元资产，建投中的“红顶商人”们雄心勃勃地宣布，２００４年的目标是１００亿元。
建投公司下设两个全资子公司和１２家参、控股企业，还参股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业务的其中一项是受芜湖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对全市国有土地资源一级市场进行投资垄断经营开发。以下是芜湖市建投副总经理、财政局副局长汪斌对官商合一的建投公司的“高论”：“公司以政府信誉、资产和土地资源作担保，多渠道筹措各类资金，通过对城市资源的垄断，坚持市场导向和资本运作，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建投公司为政府‘阳光’融资、理财、聚财，经营财政，回报的利润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刀刃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引导和规范了市场。垄断产生效益！垄断产生效率！”
芜湖市有的群众说，政府成立建投公司，垄断市政经营，是典型的与民争利行为；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先垂范”，有一身两任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出下面一群“红顶商人”毫不奇怪。
安徽省委组织部门表示，安徽省委从２００３年第４季度就开始着手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省委组织部下文清理。今年年初，中组部下发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通知后，安徽又要求各地找补清理，严格执行中央要求。但直至记者在芜湖采访结束，芜湖建投等“红顶商人”兼职企业的情况，还被当作经验介绍。
中纪委中组部通知要求
党政领导干部
企业兼职四月底清毕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问题进行清理。
中央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据了解，各地、各部门执行这一规定的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有的地方和部门安排了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任领导职务，有的企业负责入兼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这一做法影响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不利于政企分开原则的贯彻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不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要求认真清理，切实解决某些地方由于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交叉兼职造成的政企不分问题。
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各地、各部门要对此前制定的有关政策和文件进行清理，凡与国家法律法规、中央规定不一致的，要予以废止。今后，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再审批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
通知对清理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２００４年４月底以前完成清理工作。凡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免去或本人主动辞去其在企业的职务；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依托企业建立城市的地方，为协调企业和地方的关系，建市以来一直由企业负责人兼任地方领导职务，今后确需继续兼职的，可继续兼职一段时间，但要从严掌握，并由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审核批准。经选举担任人大、政协领导职务不驻会的企业负责人不在清理范围。国家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应遵照本通知执行；国家机关委托其行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今后，在换届选举中当选党政领导职务的企业负责人（不含经选举担任人大、政协领导职务不驻会的企业负责人），当选后必须辞去企业的领导职务。因工作需要，企业负责人调入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必须辞去企业的领导职务；党政领导干部调任企业负责人，必须辞去党政领导职务。
通知强调，各省区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要
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要认真做好兼职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引导兼职人员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的有关规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组织部门要认真做好清理的具体工作，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共同把这次清理工作做好。对清理工作
中的问题要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
芜湖市企业当家人摘掉“红顶”
最近，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已辞去兼任的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该市其他党政领导干部在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兼任的职务均已全部免去，有关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基本办理完毕，所有兼职干部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正在进行中。
近些年来，随着芜湖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芜湖市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和结合自己的实际，采取了一些改革的做法，但也严重存在着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的现象。主要是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
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一批党政干部在芜湖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兼职。新华社对此现象作了披露，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芜湖市委认真贯彻中央二号文件精神，全面清理此前存在的干部在企业兼职的现象。安徽省纪检委、监察厅、省委组织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芜湖进行了调查核实。
据芜湖市委领导介绍，詹夏来在１９９３年任芜湖市市长助理期间，负责汽车工业项目，１９９７年安徽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经安徽省委批准，詹夏来兼任投资１７亿元、全部为国有资本的奇瑞公司董事长。近几年来，奇瑞汽车公司发展迅速，２００３年已实现产销１０万辆，销售收入８８亿元的目标。在奇瑞公司的发展中，詹夏来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詹夏来表示，辞去奇瑞公司董事长一职，有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党政分开，也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芜湖市财政局副局长汪斌辞去了兼任的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据记者了解，１９９８年，芜湖应国家开发银行的要求，在市、县（区）两级成立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基础设施项目承贷主体和项目法人，以便将过去分散使用的政府建设性资金集中管理，统筹使用，多渠道筹措融通资金，组织和实施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并由政府授权管理和经营政府性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出于节省行政成本考虑，按照“机构常设、人不常任、合署办公、适时轮换”的原则，芜湖市从有相关业务的市计委、建委、国土局、规划局等抽调干部任中层干部，但兼职不兼薪、工资待遇、干部管理（包括任用）均在原单位。
芜湖市委认为，虽然建投公司在芜湖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干部兼职的管理体制具有过渡性质，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积极纠正。党政干部不再建设投资公司兼职后，建投公司
将实行决策权、运行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离的运作方式。芜湖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方式，最大限度的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促进经济的发展。
芜湖党政干部免去企业兼职之后
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在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揭示了公司制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掀开“管理革命”的神秘面纱以来，企业掌门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落”，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经济学家重点研究的课题。因而
从国家经济发展来讲，如何通过建立健全这种管理机制，使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安徽省芜湖市建设投资公司的运作模式近期内成了全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带着问题，记者于３月上旬，采访了中共芜湖市委、市政府，以及处于浪尖上的上汽奇瑞汽车有限公司。
３月４日１６时３０分，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的秘书告诉记者，３月１０日之前，芜湖市、县、镇的建设投资公司，党政机关人员兼职一律取消。在中央和省有关文件要求进一步限期清理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过程中，芜湖建投公司已认真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建设投资管理、运行机制，已成立了市国资委、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和新的建投公司，后者的组成已不再有兼职领导干部。
在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就芜湖建投公司党政干部兼职一事，记者采访了沿街的市民。
画面一：
市民沈世林：每当我的外地的同学或朋友来到芜湖的时候，我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也是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呀！芜湖的变化真大。有关建投公司以及“红顶商人”的问题，我了解不多。但芜湖这两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傅告诉记者：当大家知道芜湖市建投公司与“红顶商人”成了各地关注的焦点时，大家相互传阅着从互联网上下载来的文章，说什么的都有。我的观点是，这个建投公司究竟是为谁服务的，这些挂名的政府要员、干部们真的有这么高的觉悟，不领取工资？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太低……
画面二：
２００４年３月６日２１时３０分，芜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树隆与市财政局局长肖本如、建委主任钱发荣，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汪奇燕以及部分市民代表，汇聚芜湖电视台“政通人和”演播大厅，就目前全国媒体关注芜湖建设投资公司这一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在节目直播现场，大家着重分析和探讨了芜湖建投公司成立的背景、公司的性质、公司资金运作状况以及现有人员去留等敏感问题。
市民张靖：作为一个普通的芜湖市民，我想对“芜湖建投”和“红顶商人”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芜湖的“建投”，它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一个政策背景下产生的新生事物。每一个新生事物从一开始产生，都有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你不能指望一个婴儿在刚落地的时候就非常成熟。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建投发生什么所谓党政官员在企业兼职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既然要讨论，还要进一步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是一个营利性的企业？是一个与民争利性的企业？还是一个掌控着本来就应该由政府掌控的垄断性的资源，然后为民谋利的这么一个政府性企业呢？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是一个掌控着本来就应该由政府掌控的资源，而又用非常规范的手法，非常透明的政策去运作的公司的话，也未尝不可。其次我们多数人对“红顶商人”的理解，事实上是建立在《红顶商人胡雪岩》中主人翁胡雪岩基础上。高阳笔下的“红顶商人”他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生意做大后，再在政界给自己找一顶帽子，作为政治保护伞，这样的商人严格意义上才能称之为“红顶商人”。
市财政局局长肖本如（原建投公司的总经理）：按照中央文件规定的要求，现在要彻底脱钩，原建投公司２月２４日拿出方案，３月３日顺利完成了脱钩，所以我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建投公司的总经理。
芜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树隆如是说：建投公司是在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应运而生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承担着拓宽政府融资渠道的重要职能，同时也承担着统一运作政府性资产和政府性资源的重要职责。这种转型体制，正如邓小平所说，短期可以，长期不可以，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可以。所以我们市委市政府也认识到这种体制的局限性，目前正着手抓紧完善我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建设投资公司的运作机制。
市民郭小荣：芜湖的建设面貌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是外地来的，在芜湖生活只有六年的时间，但是我对芜湖的感情已经很深很深了，尤其是对芜湖市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更是另眼相看。
画面三：
芜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总经济师陈奎典于３月５日全面接受记者的采访。芜湖市近年来，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加大招商引资、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城市综合功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２００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２８８亿元，前三年平均增长１１．７％，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２８７６９元。三年累计完成投资３１５亿元，超过“九五”的总和。主要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着力培育新型建材、汽车及其零部件、电子电器等三个支柱产业。
目前奇瑞轿车经过五年多的建设发展，具备年产３０万台汽车发动机、３５万辆整车生产能力。随着整车生产能力的迅速提升，吸引国内外近１００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纷纷来芜湖投资建厂。海螺型材经过六期建设，规模达到３６万吨，其生产能力与市场占有率都居全国之首。高标号水泥生产能力已达１２００万吨。芜湖市成为全国化学建材、石膏板等新型建材和高标号水泥产量最大的生产基地。
电子电器随着美的、科龙、实达等国内知名企业和日立、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进入，空调年生产能力达到３５０万台。产业结构基本实现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的转变。
不断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施了江堤加固和城市防洪工程，为建设大城市拓展了发展空间。
芜湖市近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需要，加快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着力推进芜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芜湖市的出租司机告诉记者：你在我们芜湖市的出租车行业里，不会看到除奇瑞公司生产的轿车之外的出租车，买谁的车都是买，这有什么不可以？这还是我们芜湖出租行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同行有人也说这是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是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但既然这里有
提供购车的条件，买自己人生产的轿车有何不可？市委书记詹夏来主动辞去奇瑞公司董事长职务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好的经济发展前景才是我们最关心的。整个芜湖的经济上去了，我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画面四：
换了董事长的奇瑞汽车有限公司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奇瑞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合友于３月５日下午带着记者走进了奇瑞第二轿车厂房。在参观过程中，李主任告诉记者，目前奇瑞正加紧汽车三期、四期建设，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品种，形成年产１００万辆轿车和为之配套的汽车动力总成生产能力，力争进入全国轿车生产、销售前列。在奇瑞生产线，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着。在回答记者有关董事长变动这一问题时，身着清一色工装的师傅们乐观地说，我们对奇瑞有信心，对这个企业有信心，对国家的政策更有信心。
在记者３月６日结束本次全程采访时，芜湖几十万家庭都于当天２１时３０分收看芜湖电视台播放的《政通人和》节目，随着市委书记詹夏来辞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该市其他党政干部所兼企业职务也已全部下发免职通知，有关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手续基本办理完毕，所有兼职干部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正在进行中。相信经过这场“变更”，芜湖的经济将会越变越好。
主题二 先商后“仕”
商人的文化变迁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研究市场经济起源时，曾经发问：为什么中国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出现了现代市场经济萌芽，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他认为这是传统体制和官僚习性对市场制度的束缚造成的。其实，以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古代不但没有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传统民营经济也没有掀起产业革命的浪潮，培育出它应该培育的制度。不能用新的制度来替代旧制度，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旧制度中陷入发展的困境。
传统商人在漫长的封建经济制度的历史中，其心路历程既复杂又悲壮。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三教九流”，商人的地位低下而又卑微，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产业方式把商业视为支配地位。而主流文化思想以“无商不奸”来怀疑商业活动的价值。因而传统商人在其人格化的社会归属中，往往被迫走上“商而优则仕”的道路，这既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商人的成功并不是直接体现在财富的聚集上，对国家的贡献也不是体现在社会繁荣和稳定方面，而是得到认可并能够封官晋爵。因此，成功的商人总是通晓政治的魅力，这就有了“红顶商人”或“红色资本家”的称号。而不能获取官职的商人则极力包装为“儒商”，“儒商”的说法是商业文化寻求主流文化认同的表现。
商人对“仕”的追求，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简单结合，而是经济受制于政治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威所作出的应对。以胡雪岩为例，因商而仕，然后因仕而商，虽然它与现代版的买官有着本质不同，商而优则仕是在公开制度层面上进行的，而不是地下的交易。既是政治权力的“招安”，也是文化价值的“顺应”。后世的商人以胡雪岩为商人的楷模，诚然有看重这一方式的获利便道，但更多的是身份的文化心理向农业社会的回归，以弥补商人在传统社会身份的缺失。
历史变迁源于制度创新。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导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之初出现的“文人下海”、“官员下海”现象，作为商而优则仕的逆向过程，预示了历史变革的彻底性。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文人下海，官员下海不仅是对旧体制的否定，也是社会变革时期主流价值观对商业文化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初，不断有传媒报道文人下海的消息，官员下海则在政府改革的背景下不断成为新的选择，成为一个时期人们关注的热点，对这一事实积极的解读是从观念更新角度加以肯定的，这是因为改革之初，急需从观念和行为上对旧体制加以否定。而文人下海、官员下海与传统的商而优则仕完全反向，对于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我们正在转变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立，使得“文人”与“商人”的价值差异消失，在共同创造社会财富方面，两者交叉和融合。
为民营企业家“正名”和确认社会身份，这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竞争社会的规则是公平和平等的，它的目的是激发每一个人的创造精神，每个人通过自身的奋斗，以创造增添社会财富，促进社会进步。
从传统社会的“弃儿”到市场制度的“宠儿”，商人命运的历史改变预示着民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出现在人大、政协等场合，看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谈论市场和利益，商而优则仕和文人下海，作的逆向的过程，同时出现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当代，可以感受到的是新
型社会关系的和谐、协调和合作。一个充满活力超稳定结构的社会，能够在制度框架下自发形成企业家、知识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良性互动。经久的文化底蕴和完善的市场体制，所锻造的将是民营经济体现出的真正商业精神和创造精神。
商而优则仕
三个时期的“红顶”代表
吕不韦：投身政治是最大的买卖
吕不韦，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１３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吕不韦长期贩贱卖贵，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他不满足于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秦昭王４２年，他在邯郸经商时，得知秦质子子楚十分可怜。原来，子楚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
吕不韦拿出全部家产，一半供给子楚优裕的生活和结交宾客，另一半全部买成珍宝奇物，亲自带到秦国，献给安国君宠幸的华阳夫人，使安国君答应，正式以子楚为嫡子嗣。
吕不韦又把自己娶的已怀孕的赵姬献给了子楚。据说，赵姬隐瞒了怀孕的事实，到１２个月时，生下儿子，取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母以子贵，赵姬被子楚立为夫人。
胡雪岩：经典“红顶商人”
胡雪岩，出生于１８２３年，安徽绩溪人。年少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就在钱庄当学徒。也就因为出身贫穷，胡雪岩自小就明白：做事要靠朋友，助人就是助己。胡雪岩的发迹史就是一部官场结交史。他２０岁时，挪用钱庄的５００两银子，送给因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而滞留杭州的王有龄，并因此失业。做了官后的王有龄涌泉相报，视其为生死之交，胡雪岩倚为靠山，横扫商场，迅速暴富。后来，胡雪岩又攀上中兴名臣左宗棠，纵横捭阖，终成一代巨贾。后因帮办朝廷军务、盐务有功，被赏戴“红顶二品花翎”，赐穿黄马褂，世称“红顶商人”，传诵至今。
胡雪岩的巨大成功，剔除其经商智慧和个人天赋，来源于其广博的官场人脉和资源，也就是说，生意会不会做，做得好不好，不是看你能掐会算的本领，而是比后台，比关系。
尹明善：“副省级”商人
尹明善，１９３８年出生，重庆人。１９９２年，以２０万元资金创办重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１年，连续８年被授予重庆市高新区“优秀企业家”。２００１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授予光彩事业奖章。２００１年，被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授予“争光贡献奖”。２００２年，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评为“２００２年全国质量管理突出贡献奖”。２００３年，当选为政协重庆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中国省级官员序列的民营企业家。紧随其后，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也当选为该省政协副主席。两位亿万富翁首开先河登上省级领导岗位，中国政治格局中布下的这一东一西两枚棋子，意味深长。
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时间里，一批非公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草根阶层”进入“庙堂”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沂，
从２月中旬开始，他先后参加了浙江省九届政协二次会议、杭州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富阳市六届政协二次会议。他的与会身份分别是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代表、富阳市政协副主席。
除此之外，王建沂还有一大堆头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委常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富阳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
时间回放到１９８７年，王建沂刚刚从
富阳县邮电局辞职出来创办了一家小小的通信器材厂，从此邮电局少了一名普通职工。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十多年之后，政坛上却增加了一位民营企业家。
如今，中国政坛上活跃着一大批像王建沂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不仅在地方政界越来越多地拥有一席之地，更有部分企业家已经在国家的高级政坛崭露头角：２００３年１月，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担任省级政协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同年２月，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７月，盛大网络总裁陈天桥当选第十五届团中央候补委员……
据统计，目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民营经济界人士已经超过１００位，远远超过上届人大和政协。其中来自浙江省的８９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１４人是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全国已有数万名民营经济界人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一个对中国社会和经济进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新社会阶层”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在政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此，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十六大报告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定位将极大地调动这一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历史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相提并论。新社会阶层是不同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支“基本社会力量”的新生阶层。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王河说：中国民营企业家本身经济实力不断强大，同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日渐理性和健康，因此他们应有的政治理性必然回归。
那么，这些进入政坛的民营企业家都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在从政的同时会不会像有人所担心的那样首先为自己的企业谋取利益呢？我们不妨看看王建沂从政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经历：２００２年，通过对富阳市有关乡村的医疗卫生现状的走访和调查，提出了以较富裕乡镇作为试点，在全省尽快推广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议；今年２月，在杭州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王建沂提出了关于调整杭州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议案；在富阳市“两会”期间，王建沂提出了富阳市工商联关于工业经济对富阳经济的发展应发挥新的更大贡献的建议，为富阳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五项战略性建议；今年２月１５日，在杭州市工商联十届四次执委会议上，王建沂宣读了“抗缺
电、促生产，让电于民”倡议书，号召全市广大非公有制企业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有序用电、让电于民，打好抗缺电这场特殊战斗……
一位工商联副主席的从政历程
３月的北京华润饭店戒备森严，两会如期举行，代表委员云集京城。戴着“企业家从政”这顶引人注目的帽子，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会长、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仍旧是记者们追逐的对象。
“士为知己者死”
士农工商，按照中国传统的四民划分法，尹明善认为自己应该属“士”。
“我经常对自己不满意。我对自己最大的不满意是，没有写过一些惊天动地的好文章。”这样的话语从一个由商而政的企业家嘴里说出，让人乍听非常怪异。在记者的大笑下，尹明善也笑了。
面对媒体，他总是不忘提及曾经的教师、编辑身份。“我一直认为，我本质上是个文化人。”至于怎样成了一个企业家，以至后来还成了“大”企业家，尹明善以“生活的潮流”来应对。“一个人要善于适应环境。”他说。
２００２年４月，“生活的潮流”再次让他成为媒体的焦点：他当选为重庆市工商联会长，成为我国总共三位民营企业家当选省工商联主席的其中之一。２００３年１月，作为市工商联会长，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当一开始通知他当选市工商联会长的时候，尹明善非常意外。为了更好地做好这个职务，他表示要把企业所有的职务都辞掉，后来上面说不行，因为辞掉后，他作为非公有经济代表人士的身份就变了。最后是采取折衷，这三个省市的工商联会长不能担任经营性的职务，只是财产的拥有者。“甚至我还问：需不需要我把公司卖掉？需要的话我卖掉就是了。”尹明善的参政热情从此可见一斑。
“我们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你看得起我，我为你死都行。”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学而优则仕。从尹明善的谈话中，不难发现，“学”和“仕”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担任政府公职，可以是股权拥有者，但不能担任企业具体职务。尹明善认为，中国以后可能也会是这样的趋势，只是股权的拥有者，不担任董事长，董事会的决策也不参与。
尹明善自称中国办报名人。《重庆商报》、《广西商报》、《天津青年报》和《重庆青年报》等都有过他的影子。他有一个报业和媒体情节。
“做大媒体，做默多克呀。”说这句话时，尹明善的眼睛里有着光荣与梦想。
工商联应保持现状
１９９１年，中共中央出台１５号文件，给工商联工作定性：协助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助手，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１３年过去了，中国的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关于修改工商联性质的呼声众多。至于到底怎么修改，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联应该变为真正的商会，以经济性为主，减弱它的统战性。而尹明善的看法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工商联的统战不但不能减弱，反而要加强。
他的理由是，中国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越来越多，多到有几千万，实力越来越强，差不多有成千上百亿资产，影响越来越大，有的企业家手下有了几万工人。既然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的取向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能够完善，也关系到我们党领导的国家能否稳定。所以他认为，对工商联而言，更多地是要加强对非公经济的团结和引导。而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工商联在搞经济上没有多大权力，也没多大手段，这
些事应该是政府部门做，工商联应该只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助手。
至于有人认为工商联不应该归统战部管，应该拿出来与其他部委并列。尹明善认为这个不合适，因为非公经济在宪法里确定的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应该是在统战系统内把这一块的工作加强。
至于现在有人说“工商联扩权”的问题，尹明善认为有一句很好的话可以概括：有为才有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经济的发展，工商联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它的定位现在主要还应是“引导非公，促进非公”，至于这两个以外的，他觉得目前还是不宜扩展。“以前的工商联是纯统战性的，现在需要赋予一些经济性和民间性。但这种经济性，我的理解，它是要通过经济性来团结更多的非公人士，而不是说要通过经济性把非公经济搞得多大多大。”尹明善说。
政商双馨
没当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之前，尹明善参政的时间很少，就是开会时，会前准备，会上做点事，会后贯彻一下。现在，他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从政，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企业上。
参政占去了尹明善三分之二的时间，他最初想，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说不定会影响很多。现在看来，有一定影响，但是最终变成了好事情。因为他在企业的时候，喜欢事必躬亲，经营层有什么事，都会和他来商量。现在他到工商联上班去了，经营层也养成了自己做决定的习惯。最大的好处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企业，反而造就了一批职业经理人。“万不得已时才打电话给我。”
这三分之二的从政时间尹明善主要都做些什么事呢？
因为是重庆工商联会长、一把手，所以他在工商联的工作更多。按照中国的政府序列，重庆市工商联是一个正局级的机关。他要管理这里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通过尹明善的描述，你会发现他对这个部门的人事、奖金、集资房、办公楼一系列琐事津津乐道。尹明善说，他还要完成中央下传的任务，以及一些提案。
尹明善认为，工商联最大的帮助是替会员维权。以前的维权主要是维护其非公企业的生存权，现在到了维护其发展权的时期。以前主要是有什么地方卡你，或是与国有企业打官司，有些事有理也败诉。现在呢主要是发展权。维护发展权是比较特殊的事。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损失和伤害，没拿走你东西。但是不让你发展比拿走了更严重。
至于政协，他只是副职，分管的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一些调研任务和议案落实的任务。
尹明善认为，用去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他的参政仍然是不够的。
尹明善在刚当选重庆政协副主席时曾说过，“如果不能成功成为铺路石，人家从我身上走过去，后面的人成功了，也是件好事情。”两年回首，他自觉政商两路走，开局还不错。
纳税当官
一个民企大县的官场与市场
王洪增，河北省清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副处级干部；他的另一个角色是民企老板，河北清耐集团公司和河北科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是该县公职级别最高的老板，也是该县的纳税大户。该县工商局的人士表示，王所掌控的清耐集团是该县“第一个年纳税超过１００万的企业。”
自１９９３年担任副县长以来，王洪增已经连任３届。但王本人否认了其任职与纳税有关，“第一届是邢台地区党委任命，后两届都是县人大代表会选举产生。与纳税没有关系。”
虽然在１９９３年出台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对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早有规定，但在清河县，类似王洪增这样老板兼干部的现象却并非特例，“纳税大户可以进入政府挂职”的政策在该县例行十余年。
从市场到官场
在清河县，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挂职最先开始于１９９０年代初。时任清河县县委书记、现河北省环保局副局长孙彦敏向记者讲述了当时政策出台的背景。
孙说，在８０年代初期，清河县是河北省最贫困的１８个县之一。从１９８４年开始，清河农村的家庭工副业开始勃兴，在１９９０年前后，一大批私营经济业主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避免风险，不愿意再扩大生产规模，有了“小富即安”的心态。政府为了刺激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找到一些对策。
在这种背景下，包括“企业家纳税可以进入政府挂职”等一系列政策得以出台。据孙彦敏介绍，当时出台此类政策的主要思路是首先从政治上肯定民营经济，给那些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人一种“政治荣誉”，同时还有刺激和规范纳税的目的。孙彦敏讲到，由于当时存在一定的偷税、逃税、避税的现象。因此，此类政策出台后，该县形成了企业家之间（在纳税上）相互较劲的局面。
由于时间久远，孙彦敏已经记不清第一份鼓励纳税大户政府挂职文件上的最初标准。而据清河县工商局副局长董恒祥介绍，从１９８８年开始，清河县就开始提倡“规模工程”，“当时个体户投资５０万元以上就属于规模企业”。对于这些“规模企业”，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非常多，除了纳税达到一定数额可以进入政府挂职以外，还规定只要具备一定规模就可以划拨生产用地。
据孙彦敏称，政策出台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每年税收增长率达到了３０～４０％。同时，在政策出台后的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是企业家进入政府挂职的人数最多的两年。”
任职标准水涨船高
“那时候党政干部的办公经费主要依赖于民营经济的税收，如果没有当时的政策刺激，政府收入甚至难以摆脱债务。”一位在清河县基层工作２０多年的干部对记者说。
随着民营经济实力的增强，原先制定的纳税挂职标准水涨船高。１９９５年，清河县又下发新文件规定，“当年固定资产投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上，或年纳税１００万元以上，可以挂任局级副职，享受正局级待遇并授予县级劳模。”“以１９９４年算起，连续三年固定资产投入累计超过１０００万元或年纳税达到３０万元以上的，挂任局级副职。”
据当地干部回忆，每年春节过后，县里都要召开“经济工作表彰大会”。在会上，那些在去年完成纳税标准的企业家都会戴上大红花，被请到主席台就座，然后由县领导宣布挂职决定。
“这个场面给那些坐在台下的企业家刺激很大，有个别企业家为了能够坐到主席台，甚至会自掏腰包补足与纳税标准的差额。”
一份统计则表明，到１９９９年，清河县财政收入达到１．５５亿元，来自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占９５％以上。个体私营企业中，纳税１００万元的达到５４家。这也就是说，在１９９９年，满足清河县“１９９５年纳税挂职标准”的企业家至少有５４人。
而根据有关报道，这个标准在２００１年又有大幅度提高，“当年工商税总额达２００万元以上，其中地方税占２５％的，或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达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可评为优秀企业家，连续８年获‘优秀企业家’称号，年龄５０周岁以下（个人贡献突出的可延长至５５周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便可被聘任为镇局级副职，任期５年。”
根据这个标准，在２００２年年初召开的经济工作表彰会上，共有３０名企业家被评为“优秀企业家”，三人挂职办事处副主任（副乡级），有两人被提拔为副局级干部。
虚衔与实惠
据孙彦敏介绍，当时出台政策时，明确规定挂职企业家只能担任“副职”。“所谓副职就是不掌握用人权、财权、物权，不占指标，不领工资，完完全全是个虚衔。既然是虚衔，就只能是个荣誉。”
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些挂职企业家可以领取财政工资，有些则转为实职。实际上，根据１９９５年的规定，“连续三年年纳税额达到或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除转干转非（非农业户口）外，本人改革意识强，有创新务实精神，懂经济，会管理，有组织领导才能，经考核合格的，可调县直或乡镇任实职领导干部。”
而根据相关报道，在２００１年的规定中，纳税额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可以奖励“财政指标”（领工资的公务员编制）。在２００２年的“表彰会”上，共有５家民营企业被奖励了１１个“财政指标”。
在记者采访的挂职企业家中，也多支持挂职只是一种“荣誉”。河北金都铁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玉华，１９９５年挂职县劳动局副局长。他向记者表示，自己挂职已近１０年，但从不干涉劳动局的内部决策，除了每月领取１０００多元的工资以外，自己从没有利用副局长的身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
孙还强调说，自己从１９９４年至今累计交纳的利税已经超过１５００万元，不会在乎每月１０００多元的工资，“我根本对官场就不感兴趣。”
虽然众多企业家共同表示挂职无实惠可言，但是一位在清河县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则向记者分析了其间的隐性收益。他认为，尽管企业家挂虚职，但是企业家本人首先得到了政治荣誉，是对其政治地位的肯定。同时以政府领导的身份与外界交往无疑增加了企业的信誉度。另外，企业在与其它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会减少不少的阻力，降低了不少成本。“最为重要的是，企业家挂职与政界来往密切，为子女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位老干部说。而据当地人士透露，在清河县，挂职企业家子女进入政界已确有实例。
官商角色的互变与模糊
金都铁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玉华告诉记者，当初任职副局长时履行的手续是“填写了一张干部资格审查表”，随后不久就被宣布正式任职。而清耐集团董事长王洪增的任命则相对慎重得多。“当时提拔他担任副县长，是经过了邢台地区党委的讨论。”清河县原县委书记孙彦敏回忆说。
相比于这些行政职务任命的“透明化”，清河县法院副院长张立栋的任职过程则隐晦得多。据《望新闻周刊》报道，张过去从事经销硬质铝合金，只有初中文化，后因纳税达标，挂职工商局副局长。１９９９年转任县法院院长助理，２００２年担任该县法院副院长。
在清河县，记者多方联系未能找到张立栋本人。而法院相关人士则证实了张立栋确为该院副院长，并主管民三庭（主要受理经济案件），是院审判委员会成员，但拒绝透露张何以从一名行政人员转任为司法审判人员的过程。清河县人大秘书长告知记者，张担任法院副院长是经过该县人大会的批准，但是拒绝让记者查看有关批准文件。
另据当地人士透露，企业家纳税进政府不但有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同时亦有立法部门，该县人大常委会的多名副主任即是该县的纳税大户。
非但企业家纳税多可由商界进入政界，公务人员亦可从政界进入商界。如果公务员在帮办、领办、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有贡献，亦能在官场上得到提拔。
清河县交通局副局长史永福，原为县科技局的公务员。１９９９年受命帮扶民营企业，后来担任了天颐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但仍然保留公务员身份。２００２年，史被授予“优秀企业家”，并被提拔为副局级干部。史永福说，在企业中自己并不占有股份，只是领取工资，并且自担任交通局副局长之后已经不在企业内任职了。
当地人士介绍，为了鼓励下海，该县为公务员创造的环境相当宽松，下海经商的公务员可保留三年公务员身份。而根据山东某地到清河县考察归来撰写的调研报告称，在清河县，“绝大多数机关干部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都有自己的生意。县里规定，对于下海经商的机关人员，凡纳税过１５万元的挂副局长职务，年纳税过３０万元的挂局长职务。”
在清河，记者听到的对于“挂职民营企业家”的评价多以正面为主。自１９８８年以来担任清河县政府顾问的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汤安中，则把这种政策看作是“以不规则对抗不规则”的产物。汤安中说，清河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贫困县，在无资源、无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发展，就必须有一些超常规的发展手段，“民营企业参与政府咨询、决策，现在看起来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商人红顶”升迁路线调查
如果说红顶商人大多是先“仕”后“商”，那么“商人红顶”的路子则正好相反，他们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不同方式走入仕途。但无论是红顶商人还是商人红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头上戴着“官”和“商”两顶大帽，都是权力和市场交合的焦点。
致富升迁
去年６月１日，经江苏赣榆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选举通过，宋世敏当选为赣榆县副县长。当时，有关“农民当选副县长”的报道见诸当地的各大媒体。而实际上，宋世敏除了出身农民以外，还是连云港榆城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有评论认为在宋世敏当选县长一事0上突出其农民身份不妥。从其简历上可以看出其企业家的身份，宋世敏是赣榆县青口镇宋口村人，靠水产经营起家，１９９９年组建注册资金１．５亿元的全省惟一的省级水产苗种集团公司———江苏榆城集团。如今榆城集团已经拥有固定资产１．８５亿元，下设１２家紧密型子公司和３８家分公司，业务涉及冷藏、制冰、食品、水产捕捞等，宋世敏持有公司３２％的股权，也算是几千万身家的富豪。
记者致电赣榆县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宋世敏被选为副县长完全是按照国家法定的程序，从提名到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都是有严格执行程序的。当记者问及宋世敏为什么会被提名时，对方答道，主要是基于宋世敏能够带领村里的人致富，使宋口村从原来一个全国闻名的穷村变成了“苏北第一村”。
然而，受到众多媒体的质疑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宋世敏当选县长后，还任榆城集团的董事长。记者致电宋世敏的秘书王先生要求采访时，王先生表示，宋当选县长后分管的是沿海经济，需要了解一线情况，很少来县政府办公。一般县里重大会议要求他参加，一般性的会议就尽量不去麻烦他。
对于宋世敏身兼两个角色，可能导致权力参与市场的问题。王秘书表示，县里的重大政策都是由县长办公会议决定的，不是宋世敏一人说了算。榆城集团的产品都是面向全国的，买家通常是按价格决定是否购买而不会因为其董事长是否是县长。
纳税当官
与江苏赣榆县的公开选举不同的是，在河北清河县，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可以通过纳税的方式进入政府部门。据了解，在清河县，前两年私企老板连续３年累计纳税超过１００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到２００１年，“行情”发生了变化，只有３年累计纳税６００万元才能得到官位。据统计，在清河至少有近１０位私营企业主在一些机关担任领导。
最典型的就是来自孙庄乡三十里村的张立栋，他过去一直是经销硬质铝合金的个体户，只有初中文化。由于达到了纳税的指标，曾被奖励到县工商局任挂职副局长。１９９９年，张立栋又因为纳税谋得县法院任院长助理一职，２００２年升任副院长。
在清河县的劳动局副局长一职的宝座上，同样坐着一位靠纳税而“仕”的金都铁合金厂厂长孙玉华，他是１９９５年就被奖励任县劳动局副局长的。
对于这种情况，清河县政府一位人士告诉记者，这是２０００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县里是为了激发民营企业的积极性。纳税好的企业就给在县里机关挂个职，但是没有实职。而一些民营企业挣了钱，也想要一个政治上的名分。但对于现在仍在职的“老板”的情况，该人士则三缄其口推说不知道。
记者拨通县法院张立栋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士告诉记者称张立栋去学习了。记者拨通张立栋投资的酒店京九宾馆，当向接线人员表明自己的采访意图时，对方表示，老板吩咐过不接受采访，就挂断了电话。
在记者采访时发现，清河县从县委组织部乃至人事局对于“纳税当官”的事都遮遮掩掩，不肯多说。
乡土人才的选拔方式
与清河县不同的是，吉林省江源县将纳税当官当作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而且官位级别没有那么抢眼。
江源县人事局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当时是１９９３年，省政府、市政府为了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县里出台政策：凡年利税超过３０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以奖励一个干部身份。而这个干部身份不一定是公务员，后来有的干部身份的过渡为公务员，有的则没有继续任职。
据介绍，江源县先后有２５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江源县委一位姓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县很穷，没有人才愿意来，党政人才很缺乏。因此，只能通过一些方式从基层选拔。而那些纳税多的企业主都是各镇的“能人”，给他们一个副科级的官职一可以解决党政人才匮乏的问题，二可以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带领一方群众致富。
主题三 “官——商”是非之说
官员“下海”考验体制改革
一位从南方回来的内地人士谈到南方官员“下海”，诡秘地说，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不解其意，忙问何故？她说，反腐风暴越刮越猛，年纪轻轻住进监狱实在不划算，还是提早离开官场的好。我说问题有如此严重吗？她反问，为什么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往国外跑？你看看哪个“下海”的官员不是低调行事？
这位旁观者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们不禁要问：对这些“下海”官员进行过离任审计了吗？这些“下海”官员是不是已经为离开政府预先铺好了道路？他们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不是与他们以前所掌管的部门有关？
官员“下海”引发如此广泛的联想，不能不令人深思。
首先，能否建立一套更为合理的官员退出机制？在我们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不是没有官员辞职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往往流于形式，政府官员能上不能下，完全出于个人原因辞职的官员少之又少。因此，能否考虑在首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官员总辞制度。譬如，在每一届政府任期届满时，如果政府首长更换，那么，政府内部的官员可以递交总辞呈，然后由下一任的官员根据需要挑选自己的副手，让政府官员的辞职行为经常化，制度化。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落实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首长负责制，也有利于减少政府内部矛盾，提高政府机关运转的效率。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团队内部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官员会自觉地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如果人大的监督能够经常化，社会舆论监督能够正常化，政府官员辞职不但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日常运作，反而会不断地为政府机关补充新鲜的血液。
其次，我们能否适当改革现行的“议行合一”体制，减少人大代表中的政府官员比例？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议员，还是普通的老百姓，眼睛都死死地盯住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在中国，政府官员理所当然的是社会精英，他们必然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因而我国在制度设计时，出现了议行合一的体制，政府官员既是决策者，又是决策的执行者，在人大代表中间，政府官员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权力机关对政府的监督大大减弱。一旦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由于权力机关难以对政府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政府官员的腐败往往会形成窝案、串案。一人出事，往往会触动当地政府许多官员的利益，他们会理智地选择离开官场。
最后，能否实行科学的薪酬制度，留住政府官员中的优秀人才？中国目前的政府官员薪酬制度存在着“合法却不合理，合理却不合法”的怪现象。政府官员的月工资不高，但实际消费水平却很高，出现了“工资基本不动”的现象，结果是引发大量的腐败行为。以交通工具为例，中高级政府官员往往配备有专车司机，
每一位司机每年要耗费纳税人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这样的消费是合法的，但它明显地不合理。仍以交通工具为例，每年仅车辆的保养和维修费用，要花费国家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这样做在许多地方是合理的，但却未必合法，因为许多车辆维修的费用以各种形式贴补给了政府机关的司机。所以，在政府官员的薪酬改革中，简单地提高官员的工资是不妥当的，应该将政府官员的所有实际消费统一量化处理，然后以职务津贴的方式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官员的实际薪酬水平。
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下海”举动给予过多带有普遍意义的解读毫无意义。但是，望着这些远去的背影，耳听人
们对这些人的种种猜测和议论，我们还是不得不反思，因为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芜湖“红顶商人”的是非之说
红顶商人：
这是辉煌的政绩
专家群众：“简化”了腐败的程序
芜湖市的一些党政干部在谈到官员从商时，大都认为这是辉煌的政绩，是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而创新的大手笔。芜湖市建设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财政局副局长汪斌认为，建投公司的成本很低，效益很高，因为不向下属工作人员发放一分钱工资，大家全凭觉悟干活，没有人力成本。但应酬的钱要由建投公司花，它属于融资成本和财务成本。一位在建投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告诉记者，在芜湖以融资形式花出去的钱，是没有上限的。也就是说，这些在建投公司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只要以融资的名义就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地花费国家钱财。
但是芜湖市的一些干部群众却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中央关于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市领导怎么能不知道！只不过，‘红顶商人’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一手制定政策，一手利用政策赚钱，可以给个人带来的利益空间实在太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邵道生对“红顶商人”本质曾有一段精辟的分析：“若硬要说‘红顶商人’现象有什么‘利’的话，那就是它最大程度地‘简化’了腐败的程序，原来当官的、有权的若要想腐败的话，必须经过权力者和商人之间的讨价还价，经过一番权钱的交易，然后才能‘成交’，如今倒好，权力者将权力和资本集于自己一身，省去了容易出问题（露馅）的‘中心环节’，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捞就怎么捞，这个好处不是天大的吗？”
另外一些人士则认为，由于“红顶商人”掌控着国家的公权和企业的资源，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比起单纯的公职人员或企业领导人来，就更易假公济私。安徽省社科院的一位专家也说，“红顶商人”获得双重身份后，与原企业的关系就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企业可以利用它的公务员身份获得“保护伞”，使自己的企业在行政干预下更“红火”；他则可以利用“老总”的身份，坐享单纯公务员身份的领导干部所享受不了的权利，比别的“老总”更有权，比别的官员过得更“潇洒”。比如，芜湖市规定出租车只能用奇瑞生产的汽车，而在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兼职副县长的潜山县，为保证集团蚕茧缫丝项目的资源，该县规定所有蚕茧不准卖出县境。
红顶商人：
垄断产生效益和效率
专家群众：
权力经济破坏正常经济秩序
针对建投公司的经营问题，芜湖市建投副总经理、财政局副局长汪斌是这样介绍的：“公司以政府信誉、资产和土地资源作担保，多渠道筹措各类资金，通过对城市资源的垄断，坚持市场导向和资本运作，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建投公司为政府‘阳光’融资、理财、聚财，经营财政，回报的利润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刀刃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引导和规范了市场。”并声称：“垄断产生效益！垄断产生效率！”
但一些专家的看法正好相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均指出：“政府官员进入商界，在国外都有严格的规定。何况现在国内还存在‘权力经济’盛行的现象，让政府官员去下海，麻烦就更大了。何况，如果一家企业聘用了一个处在领导岗位的政府官员，就为权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换提供了一个温床，其他商人就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很不利于当地建
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胡守均认为：“‘离岗’比中纪委所规定的‘离职’更加危险，这样对于企业竞争更为不利。市场的管理者和市场主体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还有一些人认为，由于离岗期间干部的职位、身份、待遇三不变，本身就没有危机感。同时，干部带着职权官衔进入市场，最直接最有效最省劲的就是利用权力影响经营。头戴“乌纱帽”的官员与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开发或经营同一种商品，其实质就是与民争利。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发展私营经济需要公正，这是私营经济发展的最基本
规律。所谓公正，就是要保障每一位投资者都必须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平等的竞争地位。通常，人们从‘起点的公正’和‘过程的公正’两个方面来强调公正的意义。”因此，国家公务员兼职做私营老板，无论是“起点”还是“过程”，都无公正可言。“官商”不仅违背了经济规律，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红顶商人：
这一举措是合理的
专家群众：
与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驰
究其原因，芜湖市成建制地出现“红顶商人”现象并非偶然。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皖发〔２００３〕１３号》中提出：鼓励离岗创业。在《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意见》（皖发〔２０００〕２０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离岗创业政策。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省内创办民营企业，在３年离岗期间，保留原身份不变，并参加正常的工资晋级，基本工资和工资性补贴仍由原单位发放。
安徽省的不少官员认为这一举措是“合理”的。安徽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说：“这个政策是真正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安徽的企业弱，缺少真正有能力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官员认为，很多有能力的人都窝在机关里，不愿意进企业，即使有鼓励政策，也极少有人走“下海”这条路。因此，省委的某些官员将之归纳为鼓励性的“优惠政策”，对安徽省的发展“利大于弊”。安徽省纪委一些人士也表示：“既然官员已经‘离岗’，那么下海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随后，他们也承认“可能会给查处腐败增加难度，但是应该会出台一些应对政策的。”
被称为“受益方”的安徽民营科技企业对这一政策的出台似乎并没有表示出多大兴趣。安徽安贝尔集团人力资源部表示“没有聘用当地的政府官员，外地党政机关的干部有一些，但是所有人员的聘用都必须视企业情况而定，单位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就重新考虑。”芜湖环宇电子有限公司更是明确地说，“如果不符合公司条件决不任用。”还有一些企业直接表明“任用政府官员反而麻烦，宁愿从大专院校招一些真正的技术人员”。
不少专家群众认为，这些规定和中央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中纪委曾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现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７章第３１条也明确规定，公务员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经商、办企业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行为。中央、国务院也三番五次发出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安徽省委组织部门表示，安徽省委从２００３年第４季度开始，着手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的情况。今年年初，中组部下发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通知后，安徽又要求各地找补清理，严格执行中央要求。但不可思议的是，芜湖建投等“红顶商人”兼职企业的情况，为什么还一直被当作经验介绍呢？
一些人提出，党政官员要辞职，应该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其一，党政官员往往是决策者，要防止其带走国家机密；其二要考虑如何淡化其政治身份，以免下海后利用其政治资源搞权钱交易；其三要看这些官员是否“干净”，否则就会有人带着大笔的不义之财去经商，去“洗黑钱”，合法地享用赃款。也有人认为，应该正确对待“官员下海经商”，重在拿出规范办法，尽快完善有关制度，防止出现利用“权力期权”谋私获利、坑害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
据悉，类似这些现象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国家调研组前段时间已到广东展开调研。
反腐制度专家李永忠如是说
“官商一体”近来又有死灭复燃的迹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我们曾出现过几次干部下海经商的浪潮，涌现出不少所谓的“红顶商人”。党中央对领导干部违反规定经商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中纪委也就此问题颁布过不少明确规定。但是由于利益的驱使，也由于公务员队伍的急剧膨胀，加上有些地方和部门出于本地、本部门的利益的需要，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鼓励干部挂职经商、兼职经商、带头经商，使这种现象屡禁不止。
“官商一体”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红顶商人”们凭借权力，凭借信息的不对称，凭借“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粗暴干预，的确能很快获得比别人多得多的利益。这不仅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则，而且也损害了经济建设的整体利益。以上汽集团芜湖奇瑞汽车的发展为例，当地的市委书记兼任该有限公司董事长，它确实可以在一个局部和一个短的时间获得“超速的发展”。但是如果安徽的所有地市都这样做，全国各省市也都这样做，那么它的优势也就很难体现出来，这样追求的利益只能是局部的、短期的利益。
“官商—体”：破坏了法治原则和公平原则
“红顶商人”之所以让人们侧目而视，很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了手中的权力资本。自己制定政策，“近水楼台”焉能不率先受益？将有形的国家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优势玩于掌股之间，加之以无形的影响，“红顶商人”自然会无往而不胜。红顶商人是权力与资本的近亲繁殖的畸形儿。这种通过垄断社会资源进而获得高额垄断利益的做法，不仅扭曲了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导致了不正当的竞争，而且，也扼杀了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它破坏了法治原则和公平原则，损害了大多数的利益。
“红顶商人”是公权的滥用
公共权力不该用于与民争利
封建时代出现的“红顶商人”现象的特点是官商勾结敛财。时至今天，这种现象竟然被一些地方当作了“改革的新鲜尝试”，甚至还被当作经验介绍。说穿了，如果政府及其部门的负责人以搞好一个企业为己任，而不顾对公众的普遍服务，那么这个政府就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少数人的政府，“红顶商人”成群就是与民争利。
“利”的问题，尤其是“利”的流向问题，想必是各层级政府考虑的大事。“红顶商人”与民争利的“困境”在于，党政机关与企业有着不同的职能，党政干部和企业经营者这两个角色有着不可兼容性。党政机关作为社会规则与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执行监督者，具有“裁判员”的身份特征；企业作为参与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具有“运动员”身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只当“裁判员”，而不能兼有“运动员”身份。
尽管“红顶商人”现象恰恰与上述变革的大趋势相悖。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不能一厢情愿地在好与坏之中选择，只有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只是在宏观上发生作用，即政府既不偏爱某些企业而排斥其他企业，也不偏爱某些地区而排斥其他地区，才能真正实现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
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我们社会之中的“官权”即党政权力，很多时候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一地政府的主要官员掌握着各种项目、工程资金使用的审批权、决策权，他们在企业兼职后，其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职位影响、政府内部信息也会“与之俱移”的。不管是利用原有的关系网、人情链也好，还是利用“余权”、公权的“剩余资源”也好，其实都是腐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就是“红
顶商人”与民争利的核心所在。
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说，上行下效之风在芜湖市十分明显。芜湖各级建设投资公司的共同特点是：直属于政府，由当地党政一把手担任公司的董事长，由党政干部在其中运作，甚至在村里成立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也是由村支书担任董事长。
上述商业机会的不公平和社会资源占有表现为，商人和官员作为两种不同的职业，它们有着各自的边界和游戏规则，不能互相侵入到对方领域。简单说来，商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天职”的，官员由于掌握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应以服务社会为己任。
进一步引申，市场经济推崇平等，平等的市场主体构成是判断一个经济体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说到底，就是政府跟企业、跟民众之间的利益界限怎么划。政府这头划多了，民间那头当然就少了。在市场当中，无人可以与政府机构匹敌，因为你代表的是一级政府。在经济领域里，凡是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对经济行为要强力干预，一般的企业或公众就必然会把精力放在与政府关系的协调和寻求政府支持上，其最后结果往往会演变成“寻租”，因为，这要比企业靠自身力量在市场上打拼省时省力的多。
“红顶商人”一心想当大老板？还是踏踏实实办好百姓授权你必须办好的许多“开门之事”？既然政府的一切权力（而非权利）是人民授予的，政府就应该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人们盈利的动机，更需要一个让这种动机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环境。与民争利的顽疾一旦扼杀了民众的盈利动机，其代价不仅仅是妨碍一两个市场的发展，更会扰乱整个市场体系的秩序。
科学发展观的缺席
在中央多次严令禁止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的情况下，芜湖“红顶商人”还成建制、成系统、成系列出现，的确让人担忧。
以报道提及的芜湖建设投资公司为例，这家以财政局大楼作价６０００万元、财政资金４０００万元共计ｌ个亿注册成立的“红顶”公司，其董事长是芜湖市原常务副市长，董事会理事则主要由市政府领导担任，而市财政局正副局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出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风气所及，市所属四区三县纷纷成立自己的建投公司，由区长和县长兼职担任董事长，甚至一些乡镇和村也成立了建投公司。所有建投公司的共同特点是：直属于政府，由当地党政一把手担任公司的董事长，由党政干部在其中运作。
这种官商合一的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所谓“红顶”公司，无非是采用垄断的手段来牟取利润和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芜湖市建投副总经理、财政局副局长汪斌的一番“高论”就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公司以政府信誉、资产和土地资源作担保，多渠道筹措各类资金，通过对城市资源的垄断，坚持市场导向和资本运作，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建投公司为政府‘阳光’融资、理财、聚财，经营财政，回报的利润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刀刃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引导和规范了市场。垄断产生效益！垄断产生效率！”
在这位“红顶商人”看来，垄断不仅产生效益和效率，而且完全符合十六大精神，可是他恰恰忘记了一点，其所取得的效益和效率，是以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被破坏和其他企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由此可见，在一种错误的发展观里浸淫日久，也就会把“政企不分、官商一体”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对于芜湖的“红顶商人”现象，这些年都有媒体进行过报道。安徽省委从２００３年第４季度也开始着手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的兼职情况。今年年初，中组部下发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通知后，安徽又要求各地找补清理，严格执行中央要求。但这些报道和所采取的措施，到了芜湖似乎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不仅市委书记照样做着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大小官员们也争着要挤进“红顶商人”的行列，组成“干部培训学校”。是什么促使芜湖的官员公然置党规于不顾呢？我想，除了“‘红顶商人’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一手制定政策，一手利用政策赚钱，可以给个人带来的利益空间实在太大了”（一位干部所言）所带来的诱惑外，从报道来看，其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地方官员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缺席。
我们看到，正因为在错误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指导下，一些官员才会把政府成立建投公司垄断市政经营这种典型的与民争利行为，当作经验介绍推广；而同样因为有一身两任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率先垂范”，才会带出下面一群“红顶商人”。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只当“裁判员”，不能兼有“运动员”身份。依法行政、按规则办事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可以说，“红顶商人”和“红顶”公司有悖于目前这种变革的大趋势，损害了党的执政为民的形象。
芜湖“红顶商人”现象说明，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以一蹴而就，必须从组织制度、法律法规上，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落实。
“纳税当官”导致权力进入市场
据望周刊报道，河北省清河县、吉林省江源县４０多名破格选拔的私企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没有放弃原来的企业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同时拥有“官”和“商”双重身份。私企老板只要完成税收任务，竟能当法院副院长以及副局长、副镇长。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交叉兼职，已成为当前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其实，“商而优则仕”在很多地方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一些地方事实上已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相当规模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有资格到党委、政府任职或“挂个头衔”，以至于出现了个别没有在党政机关工作过一天的企业家竟担任起县委副书记。“官帽”在此成了刺激经济发展的“奖品”。而多数“红顶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在党政权力部门并非“挂了虚名”，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权力，这些“红顶商人”自从获得双重身份后，与原企业的关系就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企业可以利用它的公务员身份获得“保护伞”，使自己的企业在行政干预下更“红火”；他则可以利用“老总”的身份坐享单纯公务员身份的领导干部所享受不了的权利，比别的“老总”更有权，比别的官员过得更“潇洒”。这些就是他们死死抓住企业“老总”头衔不放的主要原因。
“商而优则仕”意味着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必然造成企业之间事实上的不
平等，其他企业无论在政策资源、资本资源、服务资源甚至在司法资源的占有上都无法与“红顶”企业相提并论。其实从根本上讲，在“红顶”企业之间也无平等可言，它们所占有的本地资源必然与“红顶商人”的级别高低、官职大小相联系，形成事实上的等级森严。同时，“红顶企业”的存在，也可能诱发社会的无序发展。一方面，无论企业负责人怎样排除个人情感，努力摆正自己的双重身份，但终究摆脱不了“屁股指挥脑袋”的倾向性；要么侵犯自身企业利益为党政服务；要么利用权力为自己企业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是“裁判员”，制定有关政策，从宏观上指导和解决有关
问题，参与经营，兼职“运动员”，难免会滋生各种保护措施，甚至腐败。
一个人能将企业搞好，势必就能管理好经济和社会；“官员”当得好，未必就能成为市场上的好手、经营上的骁将。硬以各种理由把这两重角色拧在一起，既体现决策者对社会公众的不尊重，也体现其对市场的藐视、对竞争的无知。政府与企业应该各司其职，让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纠缠不清甚至合二为一，势必人为地导致市场天平的倾斜。作为政府，任用什么人，给予他什么职位，都应有足够的广泛性和透明度，既不能沦为权权交易、权物交易的场所，也不能成为某些人赏罚褒贬、生杀予夺的工具。政府的职责就是站在市场之外，对市场进行监管和维护，并根据市场走向调整各种政策。如果政府也“下场”参与交易，市场势必乱套。“红顶企业”现象，实际上就是某些地方政府想通过出让一定的监管权限，来换取某些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则所不允许的。“商而优则仕”，说到底仍是一种人治观念的表现，是封建意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回光返照”。
“富人从政”为什么
富人们为何纷纷从政？
新闻周刊：近几年来，一批“先富群体”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参政或从政，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会出现这种趋势？
詹成付（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生活富裕起来的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在获得财富之后就有更多的想法，就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对社会多一点责任感，就会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
新闻周刊：具体来讲，商人参政和从政有什么样的动机？
杨凤春（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处于高度不可分的状态。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政府就是政治共同体内所有资源的最大调配者，由于市场体制不完善，政府行政随意性很强，这可能使得缺乏公共权力保护的商人处于危险的境地，政策发生变化，就可能使商人一文不名。因此商人会本能地向政府靠拢，依托公共权力，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优势，或者减少交易费用，都可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或者可以在一些个案上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从中获取利益。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以前很多是“泥腿子”，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也希望能够“登堂入室”，取得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
詹成付：在农村，富人从政的动机很复杂。有些人是想在占据公共职位后，利用公共资源以获取更大回报。因此从政是一种投资。还有一种人是想光宗耀祖，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但的确有一些人是知恩图报，希望以自己的财富和能力回报社会。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有钱人喜欢政治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钱后，有了更高的需求，如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他发现商业活动的最大阻力，比如市场不公平，来自政府，所以想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改造市场环境。而在农
村，富人参政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村官油水太大，比如在批地方面有非常大的权力，可以方便地调配各种资源为自己所用。
如何防止新的不平等？
新闻周刊：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也主动吸纳富人从政。如河北省清河县规定纳税可以当官；又如江苏射阳规定，担任村官者年收入必须达到５万或１０万，对这种现象应怎么看？
杨凤春：这本质上是对公民社会政治权利的一种践踏。因为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是平等，这些规定暗含的意思是，你没有达到财产限额的，就失去（担任村官这种公职）的权利。由此就在公民中制造出一种财产权的等级。
新闻周刊：从媒体报道来看，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中，各地出现的贿选或买官卖官的案例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
杨凤春：这首先在于目前公共职位的进入渠道设置不合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讲，是缺乏担任公共职位的正常渠道的。官员的选拔主要还是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干部选干部。这样，一些人想要得到公共职位，就会通过非正常渠道。而商人所能动用的资源比其他社会群体都要大，因此更有条件来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如果（竞争公共职位）都靠选票来说话，贿选反而能减少。
詹成付：关心政治的人越来越多，但我们的相应制度和游戏规则是否准备好了呢？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在农村，富人从政一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可以带动其他人先富起来，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要防止不利影响，如果没有制度保障，钱权结合、钱权交易就会成为社会的毒瘤。虽然从总体上讲，我们现有的制度能防范金钱对政权的渗透，但是仍要防止其不利影响。
在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中，富人参政的近年来比较多。从总体上来讲，（金钱对农村基层选举）的影响肯定比过去要多得多。但村这一级是熟人社会，免费竞选，因此，就整体而言，金钱对选举影响不大，做出选择的是选民自己。我们的制度并不是因为你是富人而歧视你，也不会因为你是富人而给予你更多特权。而且从长远来看，选民会更加成熟，政治经验更为丰富，会更少为金钱所左右。
新闻周刊：很多人担心，有钱人又有权之后，会将公共权力为己所用，对此应如何规范和监督？
杨凤春：在基本制度层面，在新的选择和监督机制没有建立之前，很难解决。比如说，商人担任政府职务后，应该从公司辞职。但在操作中这很难做到。因为企业是一个高效的现代组织，即使他不当董事长了，但企业仍然是存在的，很难界定它是否从政策制定中受益。
党国英：传统的看法认为，富人当政，就会控制政府。事实上，我们应该把富人当政和以前的制度相比，比如竞选就比提拔任命好。从这一点看，现在的做法无疑比过去好。富人对民主政治有强烈的需求，商人要发展，必须对未来有把握，即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投资办厂也需要具有长久性。而民主政治就提供了一种确定性。富人即使通过不规范的办法当政，也会对民主政治有热情，即使坐在那里打架，最终也会形成一种规则。民主会带来很多问题，但同时也会消解这些问题。富人从政的社会后果
新闻周刊：那么，越来越多的富人从政，会对我们的社会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杨凤春：富人从政，是一种新现象，也是大势所趋。从总体来讲，当前商人从政尚是边缘化的。能否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要看中国的大走向，即市场体制能走到什么程度。市场体制的建立过程是市场资源自由流动、自由配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控资源减少，官员的影响力也会削弱，商人的影响会加强。一方面，他们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力，能动用很多的资源。他们一旦进入政治体系内，就可能形成独立的力量，与传统的政治力量相抗衡。传统的官员，是高度依赖于提拔他的人，因此缺乏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从政的商人对自我命运的可控性更高，当需要冒着一定政治风险去做出某个决定时，两类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商人天生具有自由倾向，具有自己做主的倾向。他可能不一定听命于提拔他的人，而是按自己自主性做出决定。
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官民二元社会中，他们制造出了一个新的等级，与传统的官员不同，又拥有比普通民众进入官场更好的条件。从中国民主化发展的角度来讲，从良性角度来说，这是必经的一个过程。
新闻周刊：相对于普通民众，这一群体拥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现在可能拥有更多政治资源，这是否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
杨凤春：说得偏激一点，这的确可能形成了新的不平等。如果拥有商人身份的官员过于位高权重的话，很多人担心，他们可能误用公共权力。商人可以从政，官员当然也可以从商，这就形成官商勾结的怪胎。在制度层面上，商人官员的中心化不会很快实现，但在非制度层面，官商勾结很难防范。
新闻周刊：如果形成这种不平等会带来什么影响？如何降低这种不平等危及其他群体利益的风险？
杨凤春：公民政治权利不平等，是不以职业和经济状况而转移的。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公共政策实际是各种利益平衡的结果，在其他利益主体没有进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之前，平衡机制无法形成，就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公共政策的滥用。
由于其他人群总体上还缺乏获得公共职位和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途径和制度性渠道，这种情况下，在不同的甚至相冲突的社会利益阶层和集团中，有些人可以
利用自己的渠道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的人则没有办法。这可能使得政策制定脱离或不能满足其他社会阶层的需要，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比如更多地满足城市居民或房地产商等。
如果在商人从政的同时，没有其他相应的制度安排，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参政从政的机会，如农民参政、工人参政，比如建立农民协会，或者由选民选举更多的官员，那么其他群体的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必须建立更有效的监控机制来监督官员行为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是否偏向于某个群体甚至某些企业，必须有一个监督机制，包括舆论监督来约束。
资料来源：
《经济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１３、２００４．３．２５/张玫/万建民/乔新生
《２１世纪人才报》２００３．１１．１０/杨艾祥/邹尧
《今日科技报道》２００４．３．１/朱玉
《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４．３．１８/汪延/偶正涛
《当代财富报》２００４．３．１２—３．１８/符荣
《民营经济报》２００４．１．８/张艺
《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４．３．３/邹建锋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４．３．８/覃爱玲
《新闻周刊》２００４．７/孙展/唐建光
《中国经营报》２００４．３．１、３．１５/姜蓉/梁美娜
《中国产经新闻》２００４．３．２/杨谨语
《经理日报》２００４．２．２６/王佳宁/邓聿文/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