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灵论文,心态论文,殷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7)06-0059-05
殷璠《河岳英灵集》是一部专收盛唐诗的选诗总集，集前有《叙》和《论》，他强调“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兴象”、“声律”、“风骨”，又强调“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等，这些理论主张涵盖了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选编标准等诸多领域，在唐代诗学及诗选学等方面皆有重要意义，故长期以来，学术界极为重视殷璠的诗学观与《河岳英灵集》。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傅璇琮先生、李珍华先生的《〈河岳英灵集〉研究》，该著全面考察了《河岳英灵集》在唐人选编唐诗总集之中的地位、殷璠的诗学观及其与盛唐诗风的关系、《河岳英灵集》所提出的音律说及其特点、殷璠的生平、《河岳英灵集》版本与该集的选编年代等[1](P39-97)；王运熙先生的《〈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此文考证该集选编的起始年代，并研究了该集的选录标准，认为殷璠《河岳英灵集》选诗的主要标准是兴象与风骨[2](P197-201)；袁济喜先生的《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认为殷璠的诗学观是兴象与风骨并重[3](P173-174)；张海明先生《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认为殷璠的选诗标准为声律、风骨、兴象[4]；吕玉华在其博士论文《唐人选唐诗述论》中对殷璠“兴象”的内涵、声律的特点等做了研究[5](P133-150)；邢蕊杰《盛唐时代的文化精品——论〈河岳英灵集〉的诗学意义》指出殷璠自觉地坚持择优选择的原则，体现了新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气象，显示了盛唐诗歌的本质特征[6]，等等。要之，学术界有关《河岳英灵集》研究成果颇多，本文不能一一列举。除上述诸学者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成果以外，殷璠选诗的动因是什么？该集的编撰折射了殷璠怎样的选诗心态？这类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从选学角度进一步认识殷璠的诗学与选学思想以及《河岳英灵集》的选学价值，故亦有研究的必要。
一
《河岳英灵集·叙》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辑纂，往往盈帙。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这段文字似乎是殷璠对其选编《河岳英灵集》心态的概括性声明；他还说：“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璠今所集，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等，从殷璠这些言论的字面上分析，其选编诗集旨在遴选精核诗篇，继续《文选》事业。故殷璠撰集的意旨之一即在于立言。
但是，考察《河岳英灵集》选诗的实际状况，其选诗心态却不尽止于此。首先一个问题即是殷璠意在“立”什么样的言。《河岳英灵集》存诗二百三十首，笔者依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杨士弘《唐音》、（明）陆时雍《古诗镜》、（明）高棅《唐诗品汇》、（清）康熙朝编订的《御定全唐诗录》等，分析《河岳英灵集》所选诗歌体裁总体状况，其如下表（《赠怀一上人》、《晚春诣苏州敬赠武员外》二首诗之体裁乃笔者尝试分析之外，其他诸诗均见于以上著述）：
由上表统计可知，殷蹯说“既闲新声，复晓古体”实际却是偏爱古体诗，这一特点可以和芮庭章的《国秀集》比较。郝润华、张羽《〈国秀集〉编选动因探微》对该集选诗体裁状况作过统计[7](P725)，现列表如下：
对比表一、表二，殷璠和芮庭章对待古体诗的态度是不同的。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亦说：“是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此亦能管窥其选诗心态之一斑。故殷璠虽然接受了近体诗，但从《河岳英灵集》所选诗歌体裁分析，殷璠喜爱古体诗甚于近体诗。因此，选编《河岳英灵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殷璠的崇古心态。
除编撰《河岳英灵集》，殷璠还编有《丹阳集》。该集诗篇多已散佚，故所选诗歌体裁难以考定。今以殷璠评谈戭“戭诗精典古雅”、评殷遥“遥诗闲雅，善用声”等观之，其对待古、近体诗的态度似乎同于《河岳英灵集》之“既闲新声，复晓古体”，以此推测，其偏爱古体的心态或当有之。
二
从《河岳英灵集》选诗总体状况分析，殷璠偏爱古体诗，但具体到每一诗人，选诗情况还是有差别的。现列表如下：
分析表三，具体到不同诗人，殷璠选诗差别甚大。如选孟浩然九首诗，近体诗有八首；选崔辅国诗十一首，古体诗四首，近体诗七首；选祖咏六首诗，近体诗四首。因此，在具体的遴选诗篇、面对不同诗人诗作时，殷璠对待古体诗的态度不是绝对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会影响殷璠最终的遴选呢？现参考贺新辉主编《唐诗精品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周啸天主编《唐诗鉴赏辞典补编》、王克让著《河岳英灵集注》等文献将《河岳英灵集》所选孟浩然、崔辅国、祖咏三人十九首律诗内容归类如下：
由上表可知，《河岳英灵集》所选孟浩然、崔辅国、祖咏三人律诗的内容特点是歌咏闲情逸致、抒写隐沦情怀、感叹悲剧人生、抒写壮志难酬的苦闷、抒写离愁别恨及思乡怀人之情。笔者据表四所参考的文献，再参考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等文献，将《河岳英灵集》所选律诗的内容归类如下：
由上表分析可知，殷璠所选律诗的内容以表现闲情逸致、抒写隐沦情怀、感叹悲剧人生、抒写壮志难酬的苦闷、写离愁别恨及思乡怀人之情为主。对比表三、表四可知，表现闲情逸致、壮志难酬及思乡怀人这三方面情感内容的律诗在《河岳英灵集》所选56首律诗中所占的比例，同殷璠选孟浩然、崔辅国、祖咏三人十九首律诗中这三类内容的律诗所占的比例基本接近，综合殷璠在《论》中强调“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等观点观之，具体哪一首律诗将被殷璠遴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诗的内容。
这是否就意味殷璠主张“文质半取”，而在其实际选诗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诗歌的情感内容呢？殷璠评常建“属思既苦，辞亦警绝”，评李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评王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评刘眘虚“情幽兴远，思苦词奇”，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岑参“语奇体峻，意亦奇造”，类似的例子在《河岳英灵集》中不胜枚举。再结合表一、表三、表四分析可知，殷璠选诗时确实做到了兼顾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问题关键在于形式和内容的轻重次序。联系他评诗所用的“警绝”、“纵逸”、“词秀”、“意新”、“情幽”、“意奇”等术语，可知殷璠在偏爱古体的前提下，对符合其遴选心态的律诗也不排斥。为进一步研究殷璠选诗在情感内容方面的倾向，笔者参考表四、表五所引用的诸文献将《河岳英灵集》选诗的内容归类如下：
由表六可以看出，《河岳英灵集》所选表现闲情逸致、抒写隐沦情怀、感叹悲剧人生、抒写壮志难酬的苦闷、写离愁别恨及思乡怀人之情的诗篇175首，约占76%，约占全集总数的四分之三，尤其是选歌咏闲情逸致、抒写隐沦情怀一类诗歌90首，超过全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特点，和殷璠选孟浩然、崔辅国、祖咏三人律诗的内容特点基本相吻合。因此，殷璠选诗，虽然注意到所选编诗歌情感内容的复杂性，但他对表现文人内心悲凉、抒发闲情逸兴以及怀乡思人一类的诗歌颇为喜爱，而对表现国计民生、抒写理想壮志等方面情感的诗篇，选编时则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故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折射出他对隐沦出世的生活向往、因为壮志难酬而感到苦闷的心态。
三
上文分析了殷璠选什么类型的诗，本部分拟考察其选什么人之诗。《河岳英灵集》选诗迄止年代，主要有三种不同说法。《河岳英灵集·叙》及《文镜秘府论》南卷均记载“起甲寅，终癸巳”，甲寅为开元二年(714)，癸巳为天宝十二载(753)。而《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所载殷璠《叙》，作“终乙酉”，乙酉是天宝四年。《国秀集》后宋徽宗大观年间曾彦和跋，谓“殷璠撰《河岳英灵集》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傅璇琮先生与李珍华先生《〈河岳英灵集〉研究》[1](P102)、王运熙先生、杨明先生撰文《〈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2]以及安旗等先生的《李白年谱》[8]等皆认为《河岳英灵集》止于天宝十二年。以天宝十二年为选诗截止年代，本文参考以下著述，考察此年之前《河岳英灵集》所选诸诗人的职官：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与《唐代诗人丛考》、吕慧鹃等编撰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张清华《王维年谱》、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与《唐代诗人行年考》续编、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安旗与薛天纬《李白年谱》、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等将《河岳英灵集》所选诸诗人在天宝十二年前的职官品级状况列表如下（本表所列职官品级为该诗人在天宝十二年以前所任职宫中品级最高者）：
由表七可以看出，殷璠所选诗人皆为仕途不达的中下层文士。殷璠在《叙》中说：“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实际上，他在选诗实践中，是有一定程度的过激的。《河岳英灵集》所选二十四人中，六品以下者二十三人，职官品阶最高者是王维，而其天宝十二年以前最高职官品阶也仅仅是从五品上。这一特点，亦可与《国秀集》所选诗人职官状况比较：芮庭章选诗，除年辈较高的李峤、沈佺期等，所选盛唐五品以上诗人甚多，如右丞相张说、左丞相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秘书监贺知章、殿中少监崔滌、礼部尚书席豫、灵昌太守李邕、刑部侍郎孙逖等，相比之下，正五品以上诗人的诗篇，殷璠竟未选一首，这似乎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巧合。
殷璠这一选诗心态，从其评价诗人亦可以管窥一斑。如评价常建“高才无贵士，诚哉是言。囊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照卒于参军，今建亦沦于一尉，悲夫。”评王季友“然白首短褐，良可悲夫。”评高适“隐迹博徒，才名自远。”评薛据“自伤不早达……可谓旷代之佳句也。”评孟浩然“余尝谓祢衡不遇，赵壹无录，其过在人也。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才明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由此可见，殷璠对仕途不达、功名未就的文士充满着同情，这种同情和殷璠自身经历有无关系？
殷璠生平材料极少，他在《河岳英灵集·叙》中说：“爰因退迹，得遂宿心。”可知，《河岳英灵集》的编撰，是和他的“退迹”有关系的。关于殷璠的仕途，傅璇琮先生认为：“殷璠很可能即任润州的文学，系一个从八品下的品位低微的小官……殷璠很可能很快就辞去此品位极低的官职，长期退隐，《嘉定镇江志》因称为隐士。”由此可知，和《河岳英灵集》所选诸诗人一样，殷璠仕途极不顺达，故《河岳英灵集》所选诗人皆品位低、仕途坎坷和殷璠其人的生平应当是密切联系的。傅璇琮先生还说：“他在对诗人的评论中一再以文学成就与仕履进退相对立以表示对世局的不满，认为有才能的人，不是屈居下位，就是受到毁谤。”[1](P10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河岳英灵集》考释亦云：“姓名之下各著品题……其序谓‘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盖不得志而著述者，故所录皆淹蹇之士，所论皆感慨之言，而序称名不副实，才不合道，遂权压梁窦，终无取焉，其宗旨可知也。……”由此可见，殷璠对表现文人内心悲凉、抒发闲情逸兴以及怀乡思人一类的诗歌颇为喜爱、选下层文士诗以及评点之中对仕途不达之士充满着同情等，展示了殷璠由于其怀才不遇，退而发愤著述的选诗心态。
四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极玄集》条”云：“《姚氏残语》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佑、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各有意也。’”陈氏末进一步分析“彼各有意”的“意”的各自不同的内涵，现依《河岳英灵集》所选诗歌体裁、诗歌情感内容特征以及诗人职官品级等分析，殷璠虽接受近体诗，但他选诗时体现了较浓厚的尊古心态；他虽以续《文选》为己任，但仕宦不得志的遭遇，使他在选诗时流露出其壮志难酬的苦闷以及对闲逸隐沦生活向往的心理；在文士积极追求上进的盛唐时代，殷璠选诗动因之一虽在立言，但其立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即对下层文士的理解和同情，表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因怀才不遇而发愤著述的心态。综合如此种种，或许就是殷璠选诗“意”之内涵所在。也正是这些选诗心态的影响，使《河岳英灵集》成为一部具有一定批评价值并且带有浓厚个性色彩的选本。
收稿日期：2007-08-09
①王维天宝十一载官至文部郎中，从五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