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新论：构成、功能和发展规律——兼论中美软实力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论文,中美论文,新论论文,发展规律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2-0003-09
自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软实力进行了诸多的研究，对软实力理论也有了不少探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要么是在奈的概念中进行简单的阐释，要么是对该概念进行拓展，而对软实力理论的研究却显得非常单薄。特别是软实力究竟有哪些构成要素，对国家成长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以及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的发展究竟有什么独特的规律等理论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尝试对软实力的理论进行新的解读。
一、软实力的构成
关于软实力的构成，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约瑟夫·奈只是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没有直接探讨软实力的要素构成。即使提到这一问题，也主要是从软实力的来源来分析软实力的构成。他认为，软实力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①。后来中国学者沿着奈的逻辑进行了多方的拓展。倪世雄指出，软实力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西方文明、文化和宗教等的影响。”②很显然，这一概括远远超出了奈对软实力内涵的界定；特别是这里包含了奈的概念中所没有包含的制度因素——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把制度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即制度力纳入到了奈的软实力概念的框架之中。周桂银等认为，软力量包括三个要素：建立并控制国际制度的能力，文化与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国际形象和地位③。这里又在奈的软实力框架内增加了新的内容：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也就是说，软实力的内容进一步增加。楚树龙则认为，软力量是以科技、管理、体系、吸引力、文化、人的素质、竞争力等为内容，重要一环是价值观、文化、教育等精神方面的吸引力。另一重要内容是系统力，包括信息系统力量，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个人的最永久、最根本的软力量是创造力、创新能力、应变调整能力。这里实际上包含了软实力和运用软实力的能力的内容，也就是奈所说的聪明力(smart power)④。龚铁鹰的博士论文又将软权力分为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⑤，而阎学通则认为，软实力由三个二级要素(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国内动员力)和六个三级要素(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战略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构成⑥。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软实力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不断拓展了奈的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奈只是指出，软实力存在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框架之中，并没有明确分析软实力是什么。这就表明，即便是奈的软实力研究也有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例如，一方面，奈对软力量和硬力量从概念上做了简单的“一刀切”式的划分，即硬力量是一种强制力，主要表现为军事和经济；而软力量是一种吸引力，主要表现为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另一方面，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他又指出“软力量”和“硬力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性质。经济、军事等硬力量可以催生软力量。这就是说，奈的软实力概念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⑦。这种矛盾也导致了软实力衡量的难度。奈曾指出，“衡量权力有两种途径：一则是资源和潜力的衡量；一则由对结果的影响来衡量”⑧，而且他用了吸引外来人口数、文化产品的出口数量、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等来衡量软实力⑨，但奈也觉得这些只不过是各种力量的资源问题，而并非软实力本身的大小。可见，奈始终没有真正解决软实力的衡量问题。
国内学术界关于软实力衡量的最新成果要算阎学通建立的软实力构成要素系统。他设计了一组衡量软实力的量化指标：用相似政治制度的国家数量来衡量国家模式吸引力的大小；用相同民族文化的国家数量来衡量文化吸引力的大小；用执政党人数来衡量国内动员能力，等等⑩。但问题是，A国认同B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A国会推行与B国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制度；文化的内涵非常复杂，其中也包含了民族情感的内容。中日民族文化相近甚至相同，但中日两国在民族情感上却一直相互排斥。可见，同质文化的两国并不一定产生文化上应有的吸引力。又如，美、法、俄都是基督教文化，日本是儒家文化，但美俄之间、美法之间的文化吸引程度却远远不及文化异质的美日之间的吸引力大。国内的动员能力不能以执政党人数的多少来衡量，因为它涉及体制、机制和协调性等问题。当年苏共作为执政党的人数在苏联不算少数，应该有足够的能力继续维持苏共的执政地位，但百年老党却一朝倾覆。以举行成建制、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为军事盟友的标志和作为国际动员力的标尺，中、美、印都进行了这样的军事演习，但我们绝不能说，美、印都是中国的军事盟友。即便是俄罗斯和中亚四国及朝鲜，要说中国对它们有动员能力亦是值得怀疑的。此外，阎先生还把不同要素的数量作平均值来比较，其结果也难以令人信服。基于上述的研究，本文也试图建立一个关于软实力构成和衡量的方程式，即：
Ps＝±A(Rs＋Rf＋Rp)(1)
●Ps(Soft Power)即软实力
●A(Ability)代表国家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
●Rs(Structural Resources)代表国家的结构性资源
●Rf(Functional Resources)代表国家的功能性资源
●Rp(Policy Resources)代表国家的政策性资源
●“＋”表示接受者对他国软实力积极认可；“-”表示接受者对他国软实力持消极态度
其中，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包括运用的工具、实施的手段和技巧。若工具先进、手段高明且有技巧，那么运用资源的能力就大；反之，运用资源的能力就弱小。结构性资源包括国家的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制度资源，是软实力来源的最基本要素构成；功能性资源是指软实力在国家成长进程中发挥功能的表现性资源，包括议程设置资源、国际话语权资源、国家形象的维护资源、制度塑造资源等；政策资源则包括国家的对内政策资源和对外政策资源。需要说明的是，Rs、Rf、Rp不是表示其所代表的资源量的多少，而是代表该资源的权重值。例如，人们常常以文化产品的数量来表示文化资源的多少，但文化资源的多少并不直接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大小。文化软实力的大小还要看分析者对文化资源在软实力框架中重要程度的评价即权重值。其他各指标则依此类推。也就是说，这一方程式不完全是对软实力大小的定量分析，而是对软实力大小的程度分析，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性为主的分析关系式。
从上述方程式可以看出，资源丰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软实力，但决定一国软实力大小的不是资源，而是其运用资源的能力。如果运用资源的能力强，它可以对软实力产生倍增效应。从这一方程式可以解读，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却不是一个软实力大国。中国文化资源丰富，特别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发展脉络从来没有被打断；所以中国拥有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文化厚重感。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文化资源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11)。但是，中国运用文化资源的能力弱小。这是因为，从文化传播工具来说，中国缺乏像西方那样庞大的媒体机构和先进的传播技术；从文化传播手段来看，中国基本上是靠政府推动，即使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下引发的“汉语热”，后来也主要是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如设置孔子学院等来进行传播的。但是，这种最简单的传播方式实际上已经面临种种困境，包括经费难以筹措等问题。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流行乐、电视和快餐能够实现全球的另类的统治，完全是借助于市场和技术的手段来传播的(12)。我们用政府力量来推动世界性的“汉语热”，其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全球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认同汉语深层次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文化的传播力决定文化的影响力，传播技术落后、传播手段单一，导致中国的文化传播力弱小(13)。从传播技巧来看，中国缺乏文化创新或创新不足。一方面表现为当今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负感，沾沾自喜于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文化现代化陷入了困境，特别是中国文化发展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悖论：在传统文化资源面前的文化自负感和中国现代化之路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愈来愈远，相反，受西方文化精神影响却愈来愈大。其结果是，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上，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创新，而是把一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移植到了中国。一种文化要拥有传播力，首先必须自身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成长力。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是一堆文化垃圾，而没有成长力的文化则只能是“侏儒文化”，这样的文化不可能有传播力和影响力，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存的民族就会成为文化的“侏儒民族”。中国文化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当今却缺少强大的成长力。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创新力，只有持续的创新力才能造就持续的成长力。
二、软实力对国家成长的二重性功能
软实力是国家成长的基础性实力之一，那么，软实力对国家成长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呢？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相关的研究，奈也只是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从软实力的性质的角度提到了软实力的功能。国内有学者认为，软实力对国家利益具有维护作用，包括可以提高证券存在的合法性，增强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增强政治当局的凝聚力，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以及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等等(14)。除此之外，鲜有学者专门分析软实力到底在国家成长进程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中国古代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说。于是，学术界就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软实力在国家成长过程中一定是发挥正面作用的因素。其实不然，软实力既可以成为国家成长的积极推动力，同时过多地宣扬自身的软实力也可能成为国家成长的障碍。前者称为正功能，后者则称为负功能。这就是软实力对国家成长的二重性功能。方程式检验如下：
Ps—＋(……)(2)
Ps—-(……) (3)
关系式(2)表示，只要接受者对该国软实力持积极态度，那么，该国的软实力资源越丰富、运用资源的能力越强，即方程式(1)中C(Rs＋Rf＋Rp)越大，该国的软实力越强大，二者存在正相关性；关系式(3)则表示，只要接受者对该国软实力持否定的态度，那么，该国拥有的软实力资源越丰富、运用软实力的能力越强，该国的软实力实际上越弱小，二者存在反相关性。
软实力的功能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软实力是国家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种实力，是大国成长进程中具有持续性的关键性力量；另一方面，正如奈所说，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性实力，具有影响、改变和塑造他者的功能(15)。也就是说，软实力同样是征服他者的力量。所不同的是，软实力的征服性比较柔和、隐蔽。但是，只要含有征服性的因素在其中，软实力的受动者最终总会对施动者产生消极的反馈，从而在软实力问题上导致国家成长也会陷入软实力“安全困境”。
就软实力的正功能而言，这已经被西方大国崛起的正反两面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诚然，从历史来看，大国的崛起首先是指其实力的崛起，但传统的权力政治学却把实力狭义地界定为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硬实力，从而忽略了软实力对国家成长的重要作用。历史上的西方大国崛起主要是靠硬实力增强而成长为大国的。远的不说，就如德国，以军事立国和通过三场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最后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就通过发展硬实力而不断打破欧洲的均势，最后纳粹德国更是敢于向整个欧洲开战。然而，由于纳粹德国通过灭绝人性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成长，所以德国很快就覆灭了。同样，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而崛起为世界大国，但立即就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然而，日本的军事扩张和反人类的政策最终导致其内部矛盾的激化；而为了把内部矛盾转移出去，它就必然要发动更多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的。与德国、日本相反，美国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国家之后，历经了一个多世纪而不衰，究其原因并非只是美国拥有强大的硬实力，而是美国在拥有强大的硬实力的同时，还拥有强大的软实力(16)。
就软实力的负功能而言，这已被不久前的历史所证明。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的样板”、“自由的灯塔”，因而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保护自由和民主、推行民主和人权，也就是对其他国家行使软实力。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分享“和平红利”的同时，在独联体国家培植亲美势力，用渐进的手段向这些国家输出价值观。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又利用独联体国家大选的机会进行“民主化改造”，不遗余力地展示美国的软实力。然而，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的软实力攻势，很快就陷入困境：以“颜色革命”为背景的“民主化改造”，2003年始于格鲁吉亚、2004年盛于乌克兰，而在2005年止于吉尔吉斯斯坦。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改造”作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宣布失败，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战略的相当重要一部分失败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美国在新的国家成长之路上遭遇到的失败。
无论是软实力的正功能还是负功能，其具体表现实际上都是一种塑造：一种功能是塑造一个新的他者；另一种功能则是塑造一个新的自我。在奈的软实力内涵中，软实力的塑造功能主要是指塑造新的他者的功能。奈把国家实力分为命令性实力和同化性实力，但在奈那里，无论是命令性实力还是同化性实力，目的都在于改变他者。不同的是，命令性实力是基于胡萝卜(Carrots)加大棒(Sticks)的引诱和威胁方式来改变他者的行为，这种实力通常与施加对象的意愿是不一致的；而同化性实力则是使他国希望实施者所希望的能力(17)。也就是说，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对他者具有征服性的色彩。硬实力对他者的征服性毋须多言，软实力的征服性常常被疏忽，但其征服性却最具有持久性。以美国为例，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不是以其军事实力征服英国，而恰恰是借助于美国的软实力实现的。例如，1823年出笼的“门罗主义”虽然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想把拉美变成自己“后院”的战略野心，但是它既制止了神圣同盟对拉美革命的镇压，又挫败了英国势力侵入拉美的图谋，客观上保护了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在19世纪正值欧洲列强凭借硬实力拓展殖民地的时代，门罗主义公然反对欧洲列强干涉拉丁美洲的革命，从而在美洲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使美国自身在实力上升的情况下，不仅不会被周边邻国视为威胁，反而被视为一种保护，从而也赢得了拉美人民的好感(18)。与此同时，门罗主义虽没有打破英国主导下的殖民主义体系，但在拉美却建立了一个新的地区体系，使美国成为“担负美洲国家代言人的角色”(19)。即使是军事扩张，美国也打着种种合法的旗号，或者说是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权国的进程中，“美德或道德的作用”更为突出。众所周知，美国搞垮冷战对手苏联并不是硬实力起决定作用，而是软实力发挥了独特的功能。所以说，软实力的征服性功能不可小视。软实力的这种征服性功能就是对他者的塑造。
关于软实力塑造自我的功能，这是从中国近年来软实力增长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中国软实力威胁论”而得出的结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说三道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等，一直伴随着中国成长的进程。然而，在中国硬实力发展有一定基础而大力发展软实力的时候，“中国软实力威胁论”也开始甚嚣尘上。例如，中国在海外办孔子学院和日益流行的“汉语热”等，都一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国在发动“魅力攻势”(20)。2008年4月，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拜登曾组织国会研究处撰写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在南美、亚洲和非洲的软实力》的报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软实力在亚非拉地区的增长情况(21)。以该报告为蓝本，2008年9月，美国国会出台了一篇长达175页的长篇报告《比较全球影响力：中国和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外交、外援、外贸和投资》，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国软实力的上升深表忧虑。而这种忧虑，实际上一些美国学者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直白地表露出来(22)。即使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也被认为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意味，认为中国在用“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Beijing Consensus vs Washington Consensus)(23)。由此可见，西方对中国提升软实力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楚。
实际上，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并不是像美国那样，是为了改变别国、塑造新的他者，而是为了改善中国自身的形象，塑造一个新的自我，以纠正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歪曲。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的任何发展都不以改变其他国家为目的，软实力的发展也是一样。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的国际政治观，并不是为了改变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其国际政治理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倒是通过软实力来征服别的国家。然而，中国是要用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全新的国际政治观来彰显未来的一种理想的国际社会秩序，并为构建这样的国际秩序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因此，中国提升软实力仍然是内部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对外的拓展战略。其次，近年来中国遭遇的国际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而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指责是多方面的，更多的却主要是民主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社会如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国的形象。因此，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是为了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更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此外，中国提升软实力也是为了更高地提升中国硬实力的素质。过去30年改革虽然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硬实力，但中国的硬实力仍然表现出“量大质低”(24)的特点，而要改变硬实力的这种现状特点，根本出路则在于全面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因为只有软实力的全面提升，才会有硬实力的质量上的持续性提高。由此可见，中国提升软实力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国家形象——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自我。如果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什么“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奇谈怪论了。
三、软实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所谓规律，就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软实力也不例外。既然软实力有别于硬实力，那么软实力的发展也就有别于硬实力的发展，从而也决定了软实力发展拥有特殊的规律，即软实力发展对硬实力的依赖性、软实力发展具有倍增/减效应和软实力发展对信息反馈的敏感性。
所谓软实力发展对硬实力的依赖性，是指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离开了硬实力的依托来谈软实力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方程式检验如下：
Ps—(Rs＋Rf＋Rp)(4)
软实力中的结构性资源、功能性资源和政策性资源(Rs＋Rf＋Rp)都是在硬实力基础上的软实力资源。离开了硬实力，也就没有软实力资源。所以，软实力对硬实力具有摆不脱的依赖性。
当然，单就软实力本身而言，软实力可以不依赖于硬实力。正如奈所说，罗马教皇没有部队，但梵蒂冈却着实拥有软实力(25)。沿着奈的逻辑类推，古今中外的例子举不胜举：罗马帝国不存在了，但罗马文化、法律精神等还在影响世界；苏联解体了，但苏联的某些软实力因素还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甚至远离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26)；中国从秦王朝以后出现了不少盛世王朝，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在盛世王朝都成为历史之后，它们所创造的文化、价值观念等对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些情况来看，软实力的确不依赖于硬实力而存在并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但是，我们不是专门就软实力来讨论软实力，而是把软实力建设置于大国成长的背景下来讨论，主要是探讨软实力对大国成长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都不存在了，还来讨论软实力对该国成长的作用，无异于空谈。因此，一个存在的大国，其软实力的发展必然是以一定的硬实力为基础的；离开了特定国家的硬实力来谈软实力，这样的软实力缺乏客观的载体，是没有意义的。
软实力对硬实力的依赖性，集中表现为需要硬实力为之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一方面，任何国家没有一定的硬实力基础就没有资格来谈软实力建设，只有在硬实力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软实力建设才能提上日程；另一方面，软实力要发挥作用也需要以硬实力作依托。这两方面都可以从中国的国家成长历程中得到验证。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赤贫人口数量多达数亿人的情形下，中国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软实力。把历史再往前推一些，弱国无外交的真理，则被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证明。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到20世纪前半期历届中国政府为收复香港进行外交努力的徒劳，都表明硬实力弱小的国家无法使自己的外交软实力起到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即使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初期，由于中国硬实力还处在崛起的起步阶段，中国在国际制度建设、国际议程的设置以及国际话语权等方面都无力发挥作用。但是，当进入21世纪中国硬实力增强到全世界都给予高度关注的时候，中国在上述几个方面才逐渐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2001年6月，在中国的倡导下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亚太安全、东亚合作、APEC、联合国等问题和框架内，中国角色和中国因素越来越被重视，甚至在与中国利益相关度不高的八国集团内，中国也开始主动争取话语权(27)。如果没有硬实力的提升，中国就不可能使自身的软实力功能发挥得如此良好——尽管中国软实力的功能本应该更加强大一些。
当然，软实力对硬实力具有依赖性；反过来，软实力对硬实力也具有促进作用。硬实力的提升具有递减的规律，也即当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要想继续通过在量的维度上增强硬实力就越来越艰难。但是，如果通过提升软实力的质量和素质来提升硬实力，那么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中国之所以会强调要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就是因为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已经进入瓶颈。而硬实力本身却无法打破瓶颈，只有而且必须通过提升软实力，才能根本走出硬实力发展的瓶颈。由此可见，软实力发展对硬实力的依赖性并不意味着软实力对硬实力毫无作为，相反，软实力对硬实力同样具有“能动”作用。
所谓软实力发展的倍增/减效应，是指软实力在某个偶然事件发生以后，或者在不同技术水平的传播工具之下，如果一国对这个事件处理得当、传播工具运用巧妙，那么，软实力将倍增；反之，如果一国对事件处理不好、不会运用或缺乏先进的软实力传播工具，那么，软实力将大大缩水。方程式检验如下：
Ps—A(Rs＋Rf＋Rp)(5)
假设(Rs＋Rf＋Rp)是一个固定值，当运用资源的能力强、传播工具先进，那么软实力Ps就成倍放大；反之，当运用资源的能力弱、传播工具不先进时，软实力就会成倍缩小。
就软实力倍减的情况而言，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有众多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凭借着作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大国之一而在欧洲拥有很强的软实力。但苏联在1957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这种实力就被消耗掉了(28)。也正是从这两大事件开始，苏联模式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彻底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所以当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东欧进行“松绑”之时，东欧各国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也都纷纷成为反苏的国家(29)。同样，美国在2003年未经联合国授权而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成为一种浪潮，而且在国际上美国的吸引力也一落千丈。上述情况表明，错误的政策引发的错误事件必然导致国家软实力严重滑坡。
就软实力倍增的情况而言，特别是一国善于运用先进的传播工具，那就能够迅速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美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软实力传播工具：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网络，而且还善于运用这些工具来宣传和推销美国，也就是所谓的公共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宣传美国的政策，以便赢得外国民众和各国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同时，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了解其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以便使外国民众和政府了解美国对外政策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同时达到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此外，美国还运用富布莱特项目、国际访问项目、公民交流项目、国际青年交流项目、图书馆项目等文化交流活动来拓展美国的影响(30)。客观地说，美国在这些方面曾经是非常成功的，单从美国吸引的移民数量就可见一斑(31)。美国在其迅速成长的时期，是世界各大国中移民移入数量最大的国家，而欧洲大陆的主要大国都是移民的输出国家。自1870年至1913年，美国所吸引的移民量是位居第二位的移民大国法国的近18倍；1914年至1949年，这一数据则是居于第二位的日本的近32倍。即使在1974年至1998年间，美国吸引移民相对量在减少，但也是移入量最大的国家，是居于第三位的德国的近3倍(32)。这虽然不能说完全是软实力在起作用，但美国运用软实力传播工具向全球宣传美国，其所发挥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自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以后，两种情况中国都遭遇过。既有对灾害、危机事件处理不当而导致中国软实力严重受损的情况，也有对灾害、危机事件处理得当而使中国软实力迅速提升的情况；既有缺乏先进传播工具，有限的软实力无法对外传播的现象，也有巧妙利用有限的传播工具得以使中国软实力倍增的现象。从处理灾害、危机事件的情况来看，2003年在SARS疫情发生初期，个别官员人为地隐瞒了疫情的真实情况，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恐慌，也使得政府信誉和政府形象都严重受损；相反，在2008年的雪灾和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国家领导人走在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即使是一直自诩为民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也难以做到。面对达摩克利斯的死亡之剑，中国领导人奋然不顾，直奔灾区，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是以人民的生命为重的政府；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政府的错误认知，中国软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软实力传播工具来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固有偏见，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成为国际舆论讨伐的对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软实力传播工具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大国，既没有像CNN、VOA、BBC和被英语高度垄断的网络等媒体，也缺乏支撑媒体巨无霸的技术工具。因此，中国面对国际舆论的横加指责却无力回击。其结果是，中国良好的形象被严重歪曲。相反，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巧妙而现实地利用了有限的传播工具，使信息走在谣言前，所有的信息完全透明，结果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大大提高。这一情况也正应验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所谓软实力发展对信息反馈的敏感性，是指一国软实力的提升很容易受其他国家态度的影响。关系式(2)和(3)实际上对此发展规律进行了检验，这里不必赘述。软实力是一种关系性实力(33)。在这一层面上，软实力可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即软权力(34)。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理论，权力是一种关系，而不是静态的所有物，它是多形态的、流动的、变化的，是一种针对行动的行动。因而在发展和运用软实力的时候，就不可能像发展和运用硬实力那样可以采用单边主义(35)。虽然一国硬实力的增强或减小都会使该国陷入安全困境，但无论是一个超强的国家还是一个三流国家，都可以对另一个国家单边使用硬实力。例如，美国可以未经联合国的授权，也无须考虑伊拉克的态度而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同样，当年伊拉克也无须考虑科威特的态度而对科威特发动军事行动。也就是说，不考虑成功失败，硬实力是可以单边使用的，而且有时候还能成功。然而，单边使用软实力不仅困难而且由于违背软实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注定失败。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哪种软实力通过单边行为而能够推行成功的先例。自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在向全世界推销其价值观念，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更是凭借其强大的硬实力，通过文化输出、文化渗透、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等手段，不断加强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最终在所谓“信息与思想自由交流”的过程中实现全球文化霸权(36)。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外交。基辛格曾直白地表示，美国“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文化和价值”(37)。“9·11”事件以后，美国在“世界为什么仇恨美国’’的反思中，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的文化外交高潮，力图消解、融化对美国的仇恨。然而不仅美国的价值观遭到了怀疑和批判，而且美国所设定的某些国际规范和制度安排也遭到了漠视、抵制，从而使美国丧失了建立广泛国际反恐联盟的机会。即使当今世界存在着亨廷顿所说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和美国内部的“文化冲突”(38)，那也是因为美国在国际上把基督教作为全世界的“福音”并无视其他文明的存在而进行“贩卖”；在国内则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作为美国的核心文化而推行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种族民族主义(39)。
与美国单边推行软实力所遭遇的景况相反，以推广汉语、推广中国文化为目标的孔子学院，自2004年3月在海外设置以来，截止2008年3月，仅仅4年的时间就在全世界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38所孔子学院，近5万人在其中学习汉语。孔子学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速度发展呢？这固然与中国政府的推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的巨大需求造就了孔子学院和“汉语热”的空前盛况。中国政府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国际上的需求，而不是中国政府的推动造就了国际的需求。同样的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显示其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它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加速实现现代化、和平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尽管中国并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但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席卷世界的今天，西方制度模式的历史局限性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模式”，而且许多有远见的西方人士也开始转向关注中国的制度优势(40)。通过对中美两国软实力推行方式进行比较，可以认为，美国软实力在相对下降，而中国软实力在相对上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发出的任何影响力都十分在意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而美国却常常用推行军事硬实力的单边方式来推行其核心的软实力。
注释：
①[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约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②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394页。
③周桂银、严雷：《从软实力理论看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④不过，奈所说的smart power是指如何更好地将硬实力、软实力结合起来使用的能力。参见[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⑤龚铁鹰：《论软权力的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同时还可参见龚铁鹰《软权力的系统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⑩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
⑦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及其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⑧[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⑨[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5版)，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11)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Summer 2006,p.17.
(12)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请参见[加拿大]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13)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力，有学者将中国的传媒实力与主要国家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国内传播实力并不弱，相当于居于首位的美国的89％；但中国的国际传播实力只相当于美国的14％，而这正是中国长期在国际舆论界被动挨骂的根本原因。参见张晓群《中国传媒实力的战略取向》，载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4)孟亮：《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73页。
(15)Joseph S.Nye,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5,No.2,1990,pp.177-192.
(16)正如资中筠所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两条主线，一是物质的和表层的，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姑称之为‘硬件’；一是包括精神、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等比较内在而抽象的，姑统称之为‘软件’。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尤其特色”。参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页。
(17)Joseph S.Nye,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5,No.2,1990,p.181.
(18)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51页。
(19)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20)David Shambaugh,"Beijing Charms Its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14,2005; Edward Cody,"China's Quiet Rise Casts Wide Shadow,"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6,2005; Joshua Kurlantzick,"China Buys the Soft Sell,"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5,2006.
(21)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Asia and Africa",http://www.gpoaccess.gov/congress/index.html.
(22)有关的观点可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2006,pp.81-126; Joshua Kurlantzick,"How China Is Changing Global Diplomacy:Cultural Revolution",New Republic,June 27,2005等 。
(23)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24)黄仁伟、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软力量建设》，《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25)[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6)例如，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在每年十月革命胜利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今日俄罗斯国歌的旋律还是苏联国歌的旋律，当今不少俄罗斯人还在留恋苏联时代，等等。总之，苏联软实力对今日俄罗斯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
(27)例如，2008年7月9日，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上的讲话中提出四点建议：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就被认为是中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而欲施加中国影响的表现。
(28)[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29)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30)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31)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自愿移民国，而且这种移民潮基本上处于一种持续状态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就被认为是比较强大的。参见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32)[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33)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机制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34)关于“soft power”一词，主要对应中文“软权力”、“软实力”和“软力量”等词，虽然目前国内学术界几乎是三个词都在用，但实际上三者是有较大区别的。“软实力”和“软力量”的内涵比较接近，都是指主体自身拥有的力量。而“软权力”则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是主体与客体建构的结果。
(35)[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36)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37)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2,p.242.
(38)关于美国内部的“文化冲突”，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9)郝时远：《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世界民族》2005年第1期。
(40)例如，美国学者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并认为即使“中国模式”不能在其他国家复制，但它表明中国已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强国，这恰恰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感兴趣之处。2006年11月，中非北京论坛，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元首都聚集到了北京。所以会如此，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非洲国家除了看重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贸易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到北京来亲身体会一下“中国模式”给中国所带来的实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