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与重商——中西文学中商人形象描写殊异成因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殊异论文,成因论文,中西论文,商人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历来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早在战国时代的李悝、商鞅、管子等便积极倡导以重农抑商作为立国之策，韩非在他的《五蠹篇》中公开咒骂“工商之民”为蛀虫，认为他们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秦汉大统一的帝国建立后，重农抑商更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沿袭这一既定的国策。重农抑商的施行，不仅严重地抑制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提高，使我国长期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反映在我文学作品中，有关商人形象的描写甚少，而且多属被贬抑的形象。与此相反，在西方文学中，商人大量地作为描写的对象，既有歌颂的，也有贬抑的，既有各式各样的大资产者，也有各式各样的中小商人。总之，在西方文学中商人充当主角，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更是如此。西方文学的这一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与他们一贯的重商思想分不开的。本文拟就我国的抑商与西方的重商在文学上的表现试作论述。
一
纵览我国文学作品有关商人形象的描写，大致说来，有这样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明代中后期。长期的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了明代中后期，已逐渐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加之当时的中央政权的财政严重枯竭，迫切要求增加税源，不得不放松对工商业的抑制。如崇祯年间，“命采平阳、凤翔诸矿以储国用”①。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增多，商品流通的扩大，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以及适应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文学的发展。明代中后期描写商人形象的作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
我国第一部“写得如此逼真”“活泼如见”②描写商人形象的作品，应首推《金瓶梅》。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西门庆是十六世纪中叶我国封建末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兴商人。”③这个“新兴商人”是由一间生药铺起家，赚了些钱，与官府相勾结，开典当铺、绸绢铺、绒线铺，再加上走标船、贩盐等活动，在五六年的时间内，积累了除房屋等不动产以外近十万两白银的资本。西门庆的发家史的轨迹是：以财力为资本跻身于官场，活跃于社会，又以官场作靠山，进一步扩大商业活动，搜括更多的钱财；并以钱财贿赂当朝权贵，获得副千户之职，直接掌握了当地的提刑大权。就这样，财富与权力结合，官商结合，二者互相渗透，互为作用，如猛虎添翼。从西门庆的发家史可以看到：我国资本主义因素从它一开始就具有不光彩的一面，它不得不依靠封建势力作靠山，离开了封建势力的庇护，西门庆的财富是不可能如此迅猛地膨胀的。西门庆是如此，西门庆之流的子子孙孙又何曾不是如此。
西门庆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纵欲无度，他一妻五妾，又养着多名丫环、女仆供其淫乐，在妓院里又包占多名妓女，此外还有几名男宠。尽管他为了淫乐而挥金如土，但他从不会在钱财上有什么大的损失；相反，他娶孟玉楼和李瓶儿，不仅白得了两个美人，而且连同她们的财产也一并归为己有。这表明他既是一个色情狂，又是一个在经济上善于谋略的商人。
在明代文学中，除了《金瓶梅》这样长篇小说以商人作为主人公外，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也以商人作为主人公，这些作品集中表现在“三言”和“二拍”里。有人统计，在“三言”的一百二十篇作品中，描写商人的就占五十篇，于此可以窥见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在这些商人中，没有一个象西门庆这样的淫棍恶霸豪商，而是多属中小商人，他们没有恶势力的庇护，与下层人民多有往来，环境决定了他们只有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才能获得较好的生活，因而这些众多的商人形象，多数都不令人讨厌，他们的行为，有的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与朱恩对友谊的珍视，《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甚至使我们赞赏。
“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传统观念对商人要出外谋生的贬抑。其实，商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而背井离乡，别妇抛雏，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三言”中，写商人出外经商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环境所迫，不愿寄人篱下而出外经商。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主人公汪信之为了不寄养于人，不受别人的气，终于立下誓言：“不致千金，绝不还乡”，从而走上了经商之路。《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秦重也是这样，他为了不受别人的气，断然离开了养父之家，干着卖油的小本生意。二是不满足于现状，想通过经商的途径而致富。如《杨八老越国奇逢》的主人公杨八老向妻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也是这样，主人公蒋兴哥与妻王三巧虽情深似海，但仍忍痛与妻离别出外经商。
上述这些商人，由于离家远走，飘泊于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从这些生动曲折的故事里，我们不难看出它是与我国传统的轻商贱商的观念背道而驰的，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的觉醒之光的表现。
到了清代，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按说应承接明代而继续发展，然而，遗憾得很，在整个清代文学中难以看到以商人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主要是清代统治者对“微弱的资本主义因素”作了“种种限制和打击”④，使文学失去了描写这方面生活的源泉。
第二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统治从此结束，这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一时间，各种经济势力在中国竞相争夺自己的地位，加之各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更加促使了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那些官僚资本、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大银行家、大实业家、大商业家，各显神通演出了一幕幕千奇百怪的丑剧。
茅盾和曹禺对这一时期大都会的商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各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华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商人群象。
茅盾在《子夜》里，成功地塑了三十年代初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金融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和一心要发展民族工业的丝厂老板吴荪甫这样两个艺术形象，作品围绕着这两个人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对他们的方方面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赵伯韬以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优势以及他的狡狯狠毒，得以在上海横行无忌和荒淫无耻；吴荪甫虽精明强悍，但终因政治上和经济上乏力不得不向美帝国主义的“掮客”赵伯韬投降。作品通过这两人的矛盾和斗争，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凶狠毒辣。
茅盾除了《子夜》这部杰作刻画商人形象外，描写商人形象的作品还有《霜叶红似二月花》、《林家铺子》和《清明前后》等。《霜叶红似二月花》通过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与地主赵守义等的矛盾纠葛，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的社会状况。《林家铺子》以一个铺子怎样倒闭的故事，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处于风雨飘摇的民族工商业的悲惨命运和江南小镇的一派萧条景象。《清明前后》通过林永清夫妇所开办的工厂遇到了重重阻力和钳制，描绘了三十年代至抗战前夕的黑暗社会。从茅盾所描写的众多商人可以看到，近半个世纪不同阶段的林林总总商人都收入了他的眼底，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在茅盾的作品中构成了一个现代中国的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一部资产阶级命运的历史。”⑤
曹禺也是一位擅于刻画商人形象的里手。他在《雷雨》中，活画了一个生活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里有“教养”的买办资产阶级周朴园。他作为煤矿的董事长，面对工人的罢工运动，施展出他的老奸巨滑而又心狠手毒的手腕，将罢工工潮镇压下去，是一个十足的“发昧心财”的吸血鬼。
在《日出》里，曹禺以他对各种商人的深刻认识和了解，塑出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形象：诸如封建把头兼金融资本家金八，冷酷贪钱的银行家潘月亭，阴险狡猾的商场市侩李石清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人，像一群野兽一样，既吞噬毫无抵抗力的弱者，又毫不留情地互相吞噬。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商人的所作所为，作者严历抨击了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罪恶制度。
从上面两个不同时期描写商人形象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点：①商人与商品经济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之间具有共生性，甚么时候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甚么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商人出现；因而，文学作品也就相应会反映出各式各样的商人形象。②在作家们的笔下那些巨商大贾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塑造的，作家或指斥大商大贾们对金钱的无尽贪婪，或鞭挞他们荒淫无耻，或批判他们心狠手毒等等。总之，社会上的一切罪恶似乎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而对那些中小商人则多加同情或歌颂。③凡属大商人，无不依附于当权者。无论是明代的西门庆，还是民国的赵伯韬、周朴园、金八等，都与当时当地的当权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在这里有力地说明了我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先天不足的，他们有严重的依附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远不如欧洲资产阶级那样，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敢于与封建势力作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商人，也就等同于资产阶级，从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是属于被消灭的对象，除周而复写出《上海的早晨》等外，很少有作家去接触这一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一时间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之说，经商的热潮真可谓盛况空前，而且还有一批作家、艺术家直接“下海”，品尝当代商人酸甜苦辣的滋味。商品经济大潮把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意识震醒了，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民族之幸。在史无前例的经商热潮的涌动下，一大批讴歌“企业家”（商人）的纪实文学相继出现，然而真正经得起历史筛选的，则似乎尚未见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文学描写商人形象成功之作确实太少，它与我国漫长的历史，难以数计的作家作品以及无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实在是不相称。那么，原因何在呢？
一、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就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其意是说，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创始人夏禹是亲自从事农耕，才获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的。如果统治者不重视农耕，往往会遭到灭国之灾。商朝末代统治者武丁“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尚书·无逸》），由此政权也就很快崩溃了。
秦汉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建立后，重农抑商的思想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西汉初年，刘邦实施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他规定对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而对从事农耕之人，“则采取了一系列的免除徭赋的措施”⑥。到了文帝、景帝时代，又相继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尽管统治者采取了种种措施对商人进行抑制，但经商毕竟是致富的终南捷径，所以商人也就甘冒风险。为了致富，商人勾结权贵、逃避禁令，抑商法令等于具文。晁错有见于此，曾向汉文帝说：“今法律贱商，商人已富贵矣！”⑦
汉武帝为了打击商人，采取了比他老祖宗更加严厉的措施：他除了实行统一货币、盐铁官营等政策外，还规定商人的财产必须向政府申报，然后按申报的数目课以重税，如有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则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财产⑧。
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沿袭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历代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大概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威胁着中央集权，而且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对封建政权的巩固极为不利。
二、儒家重义轻利观念也影响到商业的发展。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只有“小人”才谈论钱财，才“言利”。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这一观点，而且更进一步作了发挥。孟子认为：“利”，是引起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要他提出有利于国家的意见，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梁惠王》上）。孟子联系当时各国的争夺和兼并的战争，认为这都是“上下交争利”造成的。因此，他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孟子将“义”与一切事物甚至生命都绝对的对立起来的观点，在我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民间广为流传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话，在中国的大地上代代相传。“义”，已成为封建社会口头上做人的准则，尽管谁也离不开钱和利，但表面上总要对发财表示不屑和厌恶。
三、地理环境也影响到我国商业的发展。我国东面虽滨临太平洋，但由于近海多风浪潮流，海岸淤积少良港，海岸反而成了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障碍；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种地理环境与外界形成了一种“隔离机制”，要冲出这种环境十分困难。而在环境之内的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开阔的地理环境又适宜于农耕。人们就在这广袤无垠的原野里世代栖息和繁衍，形成了以农立国。
正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使我国商业难以发展起来。商业不发达，当然也就谈不到商人和反映商人的文学了。
二
与我国文学中商人形象少且多属否定人物相比，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就林林总总，五光十色，数量多，规格全，可以说每一个时期的著名作家无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到商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作家就出生于商人家庭。如意大利的薄加丘；英国的乔叟，马娄，莎士比亚，笛福；法国的莫里哀，巴尔扎克；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海涅，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奥地利的卡夫卡等。而且上述这些作家中有很多人直接从事过商业活动。这一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很少有过的（近年除外）。
从西方各个时期的商人典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发展脉络，窥察到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时代特征，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一个典型，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了解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来说，教会是阻碍社会前进的一大障碍，薄加丘在《十日谈》里通过不同的商人对教会的虚伪和欺骗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抨击。作者所塑的这些商人或直接将教士玩弄于掌上，借以显示商人的聪明和教士的愚蠢（第一天故事第一），或通过商人的耳闻目睹，揭露教会的无恶不作（第一天故事第二）。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拍雷在其代表作《巨人传》中描写了一个名叫巴汝奇的商人。作者对巴汝奇的狡滑、欺诈、放高利贷等行为加以肯定，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过去评论界对拉伯雷这一观点多持批判的态度。如果把他摆在具体历史环境来加以考察，便不难理解当时的商人（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弱肉强食来击败懒惰愚昧的封建势力的。
如果说薄加丘和拉伯雷所塑的商人在道德方面还有某些缺点，那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却塑了一位品德高尚的商人安东尼奥。这位被称之为“商人王子”的安东尼奥，疏财仗义，济人之危，借债不要利息。他的这种行为，破坏了高利贷者夏洛克放债的勾当，于是后者伺机报复。不巧，安东尼奥的一位朋友急需用钱，而安东尼奥一时又周转不灵，只得向夏洛克借债。夏洛克提出如到期不还，便在借债人身上割一磅肉。为了帮助朋友，安东尼奥甘愿冒割一磅肉的风险。安东尼奥与夏洛克围绕着“一磅肉”的斗争，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式高利贷者与新兴工商业资本家的斗争。莎士比亚由于受了当时日益增长的重商主义的影响，鲜明地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赞美安东尼奥，把他写成是一个不惜一切地去成人之美的人文主义者，是作者理想的新兴工商业资本家。
十七世纪的法国由于重商主义的推行，不仅使它的工商业欣欣向荣，走到欧洲大陆的最前面，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是全欧的最高水平。法国十七世纪的文学是古典主义占统治地位，它的代表人物莫里哀塑造了一大批可笑的商人形象：有贪婪吝啬的高利贷商人阿巴贡，有拜金主义和虚荣心极重的商人乔治·唐丹，有一心想攀高结贵而奴颜婢膝的商人茹尔丹，有对宗教无比虔城以致受骗上当的商人奥尔恭。作者通过这些不同性格的商人形象，对资产阶级的吝啬和虚荣作了有力的讽剌。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商人还有几分羡慕贵族的地位，那么，资产阶级发展到十八世纪，随着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得势，商人反而看不起那些无用的贵族了。英国十八世纪的作家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就明确的表现了看不起贵族的思想。作者通过鲁滨逊的口说：“一个道地的商人是全国最好的绅士，无论在知识上，在仪态上还是在判断力上，商人都比许多贵族强”。鲁滨逊正是这样的商人。他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又能吃大苦耐大劳。从他家境来说，完全可以依靠父母而丰衣足食，但他不愿过这种平庸的日子。他悄然地离家，冒着风险飘洋过海去经商。在他心目中，经商才是光荣而神圣的事业，他说：“贸易是世界繁荣的生命”，“一个国家没有商业就不能维持下去，好比教堂没有宗教就不能维持下去一样。”在他的经商活动中虽几经艰险，但他毫不气馁。一次，他到非洲购买奴隶，途中遇难，他独自飘流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在渺无人烟的荒岛上孤寂地生活了二十八年。作者着力写鲁滨逊在荒岛上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一个“小王国”。鲁滨逊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笛福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向外扩张开拓世界市场的时代。《鲁滨逊飘流记》所表现的思想与当时英国政府以殖民制度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完全呼应的，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西方文学发展到十九世纪，以商业为题材的作品与日俱增，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家大多以商人作为主人公。即以巴尔扎克为例，在他的不少长篇巨制中，描写了一系列本质相同而形象各异的商人。有自称“无人知晓的国王”戈布塞克这样的商人，他的特点是吝啬、贪婪，单纯地靠高利贷剥削而致富；有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投机商人葛朗台，他的特点是除吝啬和贪婪之外，还善于使资本流通增殖；有穷奢极欲，用各种办法来炫耀自己财富的纽心根，他的特点是使所有资本经常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和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从中捞到百万黄金；有趁时局的动乱而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粉商高老头，他的特点是：当其不能再去经商时，便把全部心血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成了“父爱的基督”；有公寓老板娘伏盖太太，她的特点是善变：可以从舞女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式的冷酷无情。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职业的商品化和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化，使一切都成了商品，人人也都成了商人。
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已由自由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从此，在他们的文学中也就看不到戈布塞克和老葛朗台式的人物了，能看到的是大批中、小企业的破产，金融资本垄断世界。金融资本的特点是要求大量集聚资金，使用这些资金用于工业的发展，铁路的建设，运河的开凿，都市的扩建。于是，适用于金融资本需要的银行、公司、交易所纷纷出笼。
在西方文学中擅于写金融寡头巨商活动的有两位大手笔，一位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左拉，另一位是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德莱塞。在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笔下的金融家们，都是以规模宏大，竞争激烈，资金雄厚而不可一世，而且都是写他们由“白手起家”发展成百万富翁。他们在商场的勾心斗角的竞争中，又交织着情场上的纠葛，使商场与情场紧密相连，形成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画。即以左拉《贪欲》中的萨卡尔来说，这位靠房地产起家的投机商（是卢贡家族的第三代），野心勃勃，厚颜无耻，精力过人，具有政治家的敏锐，企业家的精明，冒险家的胆识，诈骗犯的狡猾和刽子手的狠毒。由于他具有这些特点和本领，因此，在商界群雄的竞争中屡屡得胜而成为不可一世的暴发户。滚滚财源流入他的金库，他便得意忘形，挥金如土。他的公馆豪华惊人，巴黎所有伤风败俗的事和寡廉鲜耻的勾当，都在这里汇合。萨卡尔终因亏损过大而倒台。二十年后，左拉让萨卡尔在《金钱》里再度出现，他重振旗鼓，创办了世界银行，派人到中东各地去发展事业，建立“联合轮船总公司”，经营地中海的航运。他利用银行资金在交易所大搞投机，甚至窃取政府情报藉以达到操纵股票的目的；但他却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犹太人银行大王甘德曼。在“两雄”相斗中，萨卡尔终因资本有限，无力与之抗争，使得世界银行的股票猛跌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萨卡尔被捕入狱。萨卡尔出狱后，离开法国，又以殖民者的身份到荷兰去搞围海造田的“事业”去了。从萨卡尔身上，可以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色彩。
无独有偶。美国的德莱塞与法国的左拉一样，也写了一个类似萨卡尔的金融资本家典型柯帕鸟。柯帕鸟与萨卡尔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从“白手起家”到资本家再到百万富翁以至金融巨头，都经历了几起几落；也都是写经济上的发迹与生活上的腐化同时并进。所不同的是，德莱塞写柯帕鸟在商场与情场的角逐中为什么都能一一得手时，作者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着重强调了柯帕鸟的“才能”、“胆识”、“勇敢”、“机智”，是一个在能力上，在贪婪上，在无耻和阴险毒辣上都是天生超出常人的人。
通过西方文学各个时期商人形象的粗略勾勒，我们可以看到：
①西方从文艺复兴以后，均有大量作家将商人作为描写的对象。
②商人在西方作家笔下一般都作为智者、强者、能人来加以塑造，虽然作家们有时也批判他们的贪财或贪色，但很少有将商人完全作为反面形象而加以鞭挞的。
探究上述这一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归结为与西方一贯重视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西方何以会一贯重视商业的发展呢？
一、地理环境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西方很多国家，濒临大海，国与国之间无所阻碍，往来密切，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从经济结构来看，西方的手工业很早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荷马史诗中（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九世纪），已提到有铁匠、木匠、皮革匠、制陶匠等各种手工业者。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商业的发达。这一点，恰好与我国适成对比。
三、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欧洲各民族本来就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又从行政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制定这种政策的代表人物在英国有斯泰福德和托马斯·曼；在法国有柯尔倍德和蒙克莱田；在意大利有斯卡卢非和塞拉。重商主义者们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而要金银货币的不断增多，就必须对内发展工商业，对外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文学商人形象少而西方文学商人形象多的原因，主要是我国抑商与西方重商必然导致的结果。无论是抑商与重商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地理环境的等因素，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体现。由于这些因素影响到对商业和商人的不同态度，也就直接影响到文学对商人描写多寡、褒贬的不同。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依据我的意见，总是同它的经济有着最密切的因果联系。”⑨这一论断，确是至理之言。
注释：
①见《明季北略》卷12。
②郑振铎：《插图中国文学史》第四卷922页。
③《政工学刊》：1989.4，《新时期古典文学重大理论问题论争》。
④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四册，第7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523页。
⑥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112-113页。
⑦《史记》：《货殖列传》。
⑧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147页。
⑨《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