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德江[1]2003年在《从制度分析的角度透视腐败现象：问题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标志，制度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制度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研究社会现象必然要研究与该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制度现实，必然要研究引起该社会现象的制度原因，也必然要研究如何通过制度改进来解决出现的社会问题。 制度分析理论正是适应社会研究的这种需要应运而生。制度分析理论作为从制度的角度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论，主要用于寻求引起某种社会现象的制度原因和研究如何通过制度方法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本文首先根据制度分析的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一套制度分析的方法，在简要介绍我国腐败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腐败给我们带来的主要弊端，并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导致我国腐败现象的制度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接着文章对反腐败制度的设计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了作为制度设计前提的公共管理价值观和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环境；在介绍我国和国际社会反腐败斗争的制度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反腐败制度创新应注意的问题。然后文章从治理腐败的预防制度、腐败现象的发现制度和腐败的惩处制度叁个方面对治理腐败的具体制度措施进行了设计。文章最后探讨了反腐败制度的实现途径并对反腐败的制度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制度分析理论贯穿本文的始终。从本文可以看出，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种分析社会现象有效的理论方法，运用制度方法也是解决腐败和其它社会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郑涛[2]2013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大量失地农民,同时出现了严峻的失地农民问题。在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严肃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今天,对这一庞大群体予以关注,系统研究其利益诉求,探寻其利益诉求表达不畅的成因,寻求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有效途径,推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及时有效回应,无疑是紧迫和必要的。本文以城镇化为研究背景,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为研究主线,以城镇化理论、物质利益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与成因、基本构成与特点、表达方式的选择与成因为叙事脉络。因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属于失地农民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导论部分对失地农民问题包括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的现状、背景、基于本文研究相关视角下值得关注的研究空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考察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谱系,并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假说、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本文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关系,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产生,描述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规模、增速与分布,闸述了城镇化何以成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直接推手。同时,勾勒了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对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关系的考察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论文全面阐述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本构成与主要特征。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利益诉求、教育文化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导、多元利益诉求并存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格局已经形成,并已成为当前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制度供给为视角,本文考察、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顶层设计成因。研究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缺陷是造成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原因,也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制度成因,是顶层设计的缺陷。权利贫困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在这一视角上,本文探讨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权利拥有和行使的实际状况,认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具体表现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以及失地农民获得救济权利贫困。以利益相关者困境为视角,本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格局下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进行了成因探讨。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基层政府、基层人大、政党以及大众传媒都身处利益相关者困境,造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这些理论上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代言人的普遍“不在场”,既无法阻止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又把失地农民推向了利益维护和争取的亲历亲为者处境。本文探讨了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现状和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成因。研究认为,失地农民之所以更经常地选择非正常渠道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寻求利益诉求回应,其直接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制度化表达低效或无效,非制度化表达具有“相对有效性”,根本原因在于权利贫困境遇下,失地农民无法对相关机构作出及时有效回应产生压力。我国政府面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机制不仅远未建立,而且缺乏强大的压力使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论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了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问题。通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乌坎事件,对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作出了描述。一方面从本研究的逻辑理路对乌坎事件进行审视,把乌坎事件放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比对,以印证本文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方面的研究是否符合逻辑进路；另一方面,通过对乌坎村利益诉求现象的研究,回应本研究的一个核心结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将虚置的公民权利回归于公民,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对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讨论。具体表现为有序推进城镇化,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以构筑减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础,赋予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保证失地农民获得权利救济,促进体制改革,推动利益相关者走出困境,实现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身份的回归,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渠道,提高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性。
赵岩[3]2014年在《治理视角下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文中研究表明腐败是发展的天敌,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当前中国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不容乐观,腐败对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只有建立、健全国家廉政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制约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廉政体系也是治理理论在反腐败领域里的具体应用。本文运用文献、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依托治理理论与国家廉政体系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国家廉政体系进行分析,分析内容集中在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历史演变、构成、功能以及特征等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构成腐败的叁个条件——公共权力与资源、腐败动机、腐败机会——入手,指出当前中国国家廉政体系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其中在约束公共权力方面,存在政府运行公开透明性不足、政府与私人部门权力边界模糊的问题;在抑制腐败动机方面,存在公务员系统未能有效规避公私利益冲突、司法机关和反腐败机构未能有力惩治腐败的问题;在减少腐败机会方面,存在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公民社会和媒体的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新西兰、新加坡两国建设国家廉政体系的典型经验,基于治理的视角提出完善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对策性建议。其中在约束公共权力方面,基于治理理论的透明性与合法性特征,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的建议;在抑制腐败动机方面,基于治理理论的有效性与法治性特征,提出提高腐败机会成本,提高腐败预期成本的建议;在减少腐败机会方面,基于治理理论的责任性与回应性特征,提出推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民社会及媒体监督作用的建议。
仇荀[4]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摆脱贫困是千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之路,其成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密切相关,同时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通过研究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总结概括了当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原因,并尝试阐述了当前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及未来中国贫困治理所应采取的可操作性对策。第一章导论主要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形成与演进。该章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的文献为依据,通过文献的历史梳理全面回顾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苏联时期、中国革命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即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现象,试图通过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等理论工具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进行阐释。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建立起来以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真正得以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现状和治理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第叁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逻辑内涵。在第二章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章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邓小平、习近平的贫困思想进行逻辑阐释,归纳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四大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困不仅包括由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带来的物质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财富稀缺造成的精神贫困。贫困的产生往往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安排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又因不同社会而有所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引起。要解决贫困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进行体制改革,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第四章是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分析。该章分别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例,分析了上述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和检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无产阶级贫困状况恶化的历史表明,英国在资本和土地相对稀缺的年代,劳动人口却大大增加,劳动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劳动的边际收益不断降低,这是造成工业革命时期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大规模相对失业人口存在导致社会贫困状况恶化理论的正确性。二战以后,美国等国家分配状况不公的趋势持续加重,工人分得的相对财富在增加,但工人的贫困化趋势却丝毫没有减少,以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制度改革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贫困的论断的科学性。第五章对当代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对贫困治理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了分析。中国贫困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包括财税体制与分配机制、政府行政制度、扶贫模式创新在内的政府层面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贫困治理作用受限、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存在两面性、社会观念落后等等影响贫困治理的社会层面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不易克服、农村贫困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体现出不同特点的贫困群体自身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淘汰效应等其他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有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因,有制度跟进不及时的原因,也有能力知识欠缺和资本剥夺层面等多方面原因。第六章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对策思考。本文认为未来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措施在于以下五点。第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深化财政体制和再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初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第二,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助推生产力持续发展,在增加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投资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城市整体就业人员素质。第叁,以人民为中心标构建贫困治理路径,其中要让“强政府”与“大市场”有机结合;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协同增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四,以多样性政策供给丰富贫困治理手段,引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模式,建立开发式扶贫系统。第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调整贫困治理体系,优化扶贫的治理结构、重构扶贫的实施策略、定位扶贫的目标指向、推动扶贫体系的动态发展。
朱庆跃[5]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曾丹芳[6]2011年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廉政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鉴于我国廉政制度的现状及其反腐绩效，本文拟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对廉政制度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论述，以探求更加有效的制度与创新。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四功能框架来对我国的廉政制度进行四功能分析，然后以此为基础，探寻廉政制度内部结构性的缺陷及其完善之道。本论文主要概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起源，特征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代表和他们的理论观点。重点概述了帕森斯经典的AGIL功能分析框架和阿尔蒙德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在分析我国廉政制度结构时，通过对廉政制度的基本功能定位概括出我国廉政制度结构由廉政教育制度、监督制度、惩处制度和实施机制构成。根据我国清廉指数分析当前我国腐败的现状并总结出我们廉政制度的局限性。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帕森斯的四功能分析法为研究工具，对我国廉政制度的现实功能运行状况进行系统的功能分析。通过对其四个基本功能层面：适应、达鹄、整合、维模，在廉政制度体系中承载状况的分析，结合现实中我国廉政制度的功能定位和效果，来透视其功能发挥不足或功能缺失的表征下隐含的内在症结，并深入探讨其功能现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完善我国廉政制度的建议，主要从四个功能项上着手调适，即：体制改革与职权拓展，机制完善与严防重惩，配套改革与协同合作，文化维新与素质建设。结论部分是本论文的落脚点。论文认为尽管我国廉政制度在不断创新，但腐败依然猖獗，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原因是我国廉政制度功能发挥不足或功能缺失的表征下隐含的内在症结，即功能现状背后的结构问题，所以应完善廉政制度的结构，从而提高制度反腐的绩效。
陶林[7]2011年在《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和重组,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政治现象。分析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形成及演变,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途径、特征、影响和趋势,得出有益的启示对于转型国家出现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正是基于此,本文以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等方法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包括八大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方法,论文的重要概念界定,论文框架、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分析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历史演变,首先系统探讨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历史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政治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分化是经济原因；转型时期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文化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阶级阶层的分化是社会根源。其次认为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发展演变有叁个历史时期：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叶利钦时期的发展壮大和普京梅德韦杰夫时期的转变。指出苏联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发展和蜕变既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源之一,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雏形。第二章介绍转型时期俄罗斯的主要利益集团。研究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应当对于转型时期俄罗斯主要的利益集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俄罗斯转型时期大体分为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两个阶段。首先对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分类进行了阐述。然后介绍了叶利钦时期的以金融工业集团、石油天然气工业集团、军工利益集团、地方利益集团为主要代表的利益集团概况。最后介绍了普京执政后打击寡头干政,原七大寡头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现状以及俄罗斯新寡头的兴起和强力部门利益集团的出现。第叁章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为了达到和维护自己集团的切身利益,进行政治参与的六个案例。包括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尤科斯事件的折射；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安大输油管线之争的折射；俄罗斯军工利益集团与俄罗斯军火出口；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与俄罗斯里海能源政策决策；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1997年银行家的战争。第四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剖析。阐述和总结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四个主要途径。在对美国和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比较的过程中提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特征：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主体发展不平衡、政治参与的游说对象比较集中、制度供给有限、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自身成熟度低、对寡头政治的治理可谓初见成效。第五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互动。强调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供给密切相关。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特殊的社会大环境。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对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对于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深远影响。第六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治理与展望。首先提出了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其次分析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与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互动效应。认为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是俄罗斯政治民主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推动作用是有限的。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应当在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谨慎的推进和扩大俄罗斯利益集团有序政治参与。最后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趋势展望；分析了当前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存在的问题,指出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任重道远,带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使俄罗斯利益集团从寡头政治参与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重视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及其治理,是一个长期的重大课题。结束语部分,总体评价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得出基本的结论,并认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及治理对于广大的转型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姚震[8]2006年在《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纪检监察机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越来越广泛。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力是以监督权和执纪权为主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涉及的范围、影响的程度、产生的作用往往是其他权力难以比拟的,但是拥有这种公权力的纪检监察干部却缺少相应的监督,出现不少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事件。因此,把纪检监察机构作为一个系统,研究这个特殊群体的内部监督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首先介绍了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的内涵,从纪检监察系统的体制背景、社会背景和现实情况叁个方面分析了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的产生背景,并探讨了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的发展轨迹。其次,论文分析了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的现状,结合案例分析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再次,论文运用有关理论对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进行理论分析,为提出解决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问题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最后,论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从机构和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并就需要完善的相关措施进行了阐述。
王卫中[9]2009年在《国内公务接待泛化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务接待是指具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使用公共财政资金,为因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而来访的公职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与工作服务的社会交往过程。当前国内公务接待已经明显超出了履行公务所必需支出的行政成本的“合理”范畴,成为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公务接待的极度泛化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论文分析了公务接待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分析了公务接待活动的主要特点,指出了公务接待工作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分析相关统计数据,从公务接待问题的宏观表现出发,分析了我国公务接待泛化现象的主要特点:消费数额巨大,呈刚性扩张趋势;消费严重超标,浪费严重;接待范围不明晰,消费随意;接待过程腐败现象严重;接待消费转嫁现象普遍且较为严重等。从政府运行效率出发,研究了公务接待泛化的危害:严重浪费国家财政资金,造成政府行政成本攀升;挤占国家有限的经济建设资金,影响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败坏政治与社会风气,损害党与政府的形象;疏远干群关系,影响社会稳定。国内公务接待的严重泛化,实质是政府行为偏向的表现。而政府行为偏向的实质就在于,在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代理人偏离了公共利益这个主旨。探讨了国内公务接待泛化的现实原因:财政管理体制的内在缺陷,公务消费体制的制度缺陷,公务接待法规体系的不足,公务接待监督机制的乏力,行政管理体制与方式的缺陷,以及行政文化与消费伦理的失范等。从公务接待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国内部分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来看,提出了相关对策:强化公务接待问题治理,必须推行公务接待货币化改革,通过共有产权的个人化分解才能真正减少消费主体的外部性行为。同时,必须改革国内财政管理体制,构建公务接待相关的法规体系,倡导“适度消费”的伦理观念与行政文化,并健全公务接待的监督机制。
李琼[10]2005年在《冲突的构成及其边界》文中研究表明社会冲突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在现代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社会冲突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剧变中的社会。伴随着现实社会冲突问题的经验性积累,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是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基层社会的利益整合及社会秩序状况。 本文是以S县的“7·7”群体性冲突事件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个案研究。这是因利益分配问题而引起的一起群体性冲突案例,其间充满着矛盾、冲突甚至大规模抗拒的过程。本项研究采用社会冲突理论和边界分析的研究视角,考察在面临社会冲突时,各非正式利益群体之间得以凸显的微妙关系,试图揭示他们隐秘在日常情境之下的内在逻辑以及被综合成可操作的临时性行动方案,从而对群际冲突的构成因素和整合逻辑进行探讨,力图解释制度设计间的相互作用和多元冲突的演变过程,进一步认识影响社会冲突的微观社会结构基础。 文中提出边界冲突这个核心概念,并建构了关于边界冲突的动态分析模式,作为该事件研究的理论工具。把冲突纳入变动发展着的边界分析范畴中,揭示出社会冲突是各类冲突群体在利益、权力、权利和制度等边界空间中互为控制和影响的行为。正因为相互之间边界空间的模糊性和越界现象的发生,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协调机制,边界的运行将出现低效或无序,各方之间才会产生社会冲突和紧张。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关于“7·7”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博弈分析框架和模型,分析各利益群体的角色特征、利益取向、心理状态及行动方式等在其中的表现与策略选择。分化的利益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导致各种权力和权利边界的相互交迭和模糊、制度性规则和非制度化手段相互兼容的状态,逐渐形成以利益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边界交叉式综合结构。研究表明,利益冲突及基层管理阶层的功能缺失、行为失范所造成的权力和权利边界空间失衡,是社会冲突的基础性根源。 多元边界同时并存,相互重迭的程度有限,其间必定存在整合上的真空区,边界在内外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下而移动,在一定时候出现临界现象。越过临界区域外移,各种冲突因素难以保持共生状态,冲突由此生发。只有在各边界非常清晰的前提下,在相互冲突着的需求中找到适当的边界,才能把冲突的构成层级化、将冲突的边界制度化。因而,对社会冲突进行整合的关键,是冲突主体都必须遵守各自的边界,以各方收益最大化曲线的交叉区间为自由发展着的收益限度空间,力图在边界的柔性与刚性之间寻求张力平衡机制,进而形成相对合理的社会结构。
参考文献：
[1].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透视腐败现象：问题与对策[D]. 楚德江. 郑州大学. 2003
[2].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D]. 郑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3]. 治理视角下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D]. 赵岩. 清华大学. 2014
[4].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D]. 仇荀. 吉林大学. 2016
[5].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6].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廉政制度研究[D]. 曾丹芳. 湖南大学. 2011
[7]. 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研究[D]. 陶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8]. 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问题研究[D]. 姚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9]. 国内公务接待泛化问题及对策研究[D]. 王卫中.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9
[10]. 冲突的构成及其边界[D]. 李琼. 上海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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