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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科学都去哪儿了？
这是一个难得的时刻，大家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欢聚一堂，共同推进我们的科学史领域。这是一个团结的盛会，但是，此时此刻认识到这个领域中存在一些争论也是很重要的①，而我今天的发言就从一个特别的争论开始。争论的焦点是：我们该如何摆正科学史与科学本身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一些深刻的分歧，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分歧，并加以探讨和解决。(在技术史和医学史中，我相信也有类似的分歧。不过我今天只想谈谈我最为了解的科学史。同时我也欢迎医学史和技术史研究者进行思考，不论观点类似或者相反。)
我的演讲题目有些故意挑起争议的意味，敬请谅解。(我想在今天的场合下稍稍来点争议性的东西并非坏事——至少它能给大家制造彼此攀谈的话题，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你们将听到的其它东西都太乏善可陈的话。)我的题目指出了一些人的如下观点：当下许多科学史研究存在一种对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内容避而远之的趋势——这一趋势若成为主导，那将有损于科学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回溯到1980年《科学》杂志在一篇标题为“丢失了科学的科学史”的文章，该文中提到格里斯皮(Charles Gillispie)曾发表以下言论：“科学史曾经专注于科学思想的概念上的演进，因而备受尊崇，而如今科学史正丧失对科学的理解，过分偏重于社会历史并沦落为浅薄的学术。”②[Broad 1980,p.389]虽然这种说法颇为极端，但很多人有类似的感受。达里戈尔(Olivier Darrigol)是我最为景仰的科学史家之一，他就惋惜地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仍致力于“研究科学中比较深奥和系统的内容”的“为数不多的历史研究”不屑一顾，并“把它们贬为囿于陈腐史学传统的老顽固”。③[Darrigol 2007,p.34]郁郁寡欢的内史学者们(我暂且这样称呼他们吧)说道：如果我们研究的全是科学家的历史(而非科学的历史)、科学机构的历史以及它们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各种因素和影响；如果我们坚持将科学看作只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如果我们不打算去研究产生知识的独特科学活动，那么我们也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设立科学史这一有自己独立院系、学会或杂志的专门领域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淘汰科学史这一门类而加入到综合性的历史学家行列之中。若是其它历史学家也能认识到科学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历史系也招聘科学史学者的话，这当然很不错。不过，没有了对科学内容的分析，被称作“科学史”的这门学科就是不完整的，甚至连核心部分也没涉及。
当然，另一方面，很多人会说，加入综合性的历史系正是我们应当做的！他们觉得科学史学者首先应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具备和其它历史学家共同的研究方法和鉴赏力。过去十年担任Osiris刊物主编的奥莱斯克(Kathryn Olesko)指出，她所编辑的11卷Osiris都是“旨在消除历史和科学史之间的界限”④。在这一方面，人们常常担心关注过去的科学内容而不在意它的社会和文化与境的做法会阻碍对科学意义和科学发展的全面理解⑤。一些更为恼火的外史学者们对此感到沮丧，因为我们似乎仍然没有开除那些不具备扎实历史功底的内史研究顽固派⑥。持更乐观的心态看待未来，他们调查了2012年英语国家的科学史学术研究前沿，并找出时下普遍的研究主题：“交流和传播，地域和空间，出版和印刷文化，科学的世俗价值和应用，等等”——他们认为这些主题概念能保证科学史领域在不再进行宏观叙事之后，也不会陷入漫无目的地微观研究的境地⑦[Kohler & Olesko 2012,p.5]。这样看来，利用这些主题来构建以科学内容为关注点的研究框架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实际上却并不常见。科学内容在这里毕竟不是当务之急。
现在“青年土耳其党人”⑧已经成了权威人士，科学的社会文化史也成了当今的主流(至少在一些国家情况如此)。但是，就科学史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争论并未停息，还在火热地进行着。甚至我对目前大致状况的叙述也只是算是粗陋的描绘。直到2007年，加夫罗格鲁(K.Gavroglu)和雷恩(Jürgen Renn)仍然认为“关注科学内容和关注与境之间的……张力”造成了目前我们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许多激烈争议[Gavroglu & Renn 2007,p.1]。这一张力的根源和影响亟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试图将多种不同的视角结合起来，而我只是想再接再厉。例如，戈德法布(Ana Maria Goldfarb)和她的几位同事就呼吁给科学史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致力于内史、与境和编史学三方面研究兼顾的学者[Alfonso-Goldfarb 2008]。我尚不清楚这种来自圣保罗的呼吁传播范围有多广⑨。
二、奠基工作：抛弃错误的二分法
在提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我想把一些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消除，它们可表述为一系列错误的二分法。
1.社会史vs.思想史
首先，一直有一种观念认为社会史和思想史是互不相容的对立面。针对这种观点，我们只需想想有一些经典著作已经向我们出色地表明，对科学可以同时展开社会史和思想史分析。如伽里森(Peter Galison)或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有关现代物理学的论述、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强纲领的社会还原论，以及夏平(Steven Shapin)和沙弗尔(Simon Schaffer)有关近代早期认识性和社会性规则的研究⑩。
2.文化史vs.思想史
文化史也常被当作思想史的对立面。这一点令我十分费解。只有那些来自怪异的、反智的人才能想象“文化”和“智识”是对立的。正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其《屠猫记》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史”的意思是“用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那样的方式来研究我们自己的文明”，捕捉过去的“别样性”，以其自身的方式理解这种别样性，“从而揭示不同的价值体系”。[Darnton 1984,pp.11-15]但这正是科学思想史研究者们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的工作呀！(11)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对立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些人执意将科学排除在文化之外，然后又去寻找科学的所谓“文化”与境。
3.社会/文化史vs.科学合理性
与此类似，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如果我们关注科学的合理性，就无法开展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反之亦然。对这一错误观念，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内史学者与那些声称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负有同等程度的责任。我们需要同默顿、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凯切尔(Philip Kitcher)(12)这一群思想家一道，超越这一错误观念并努力认清，合理性是完全扎根于且依赖于社会、政治和制度背景的，但也不因此就丧失其在指导实践的规范性作用。
4.实践vs.理论
我们也需要丢掉那种将科学内容等同于理论或思想的习惯。科学内容体现在科学实践的所有认识论层面：不仅包括思想和理论，还包括实验、事实、模型、参数、技巧、发明、技术性应用、材料以及工具(13)[Darrigol 2007]。一般来说，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二分法是似是而非的，正如一些论述理论性实践的优秀著作——沃尔维克(Andy Warwick)和近来的凯赛尔(David Kaiser)的著作——所清晰表明的那样。[Warwick 2003; Kaiser 2005]
5.回到外史vs.内史
最大的害处是，把所有这些虚假的二分法串成一气，互相强化，形成了一种二元观，误导我们的学科。而且所有这些二分法都已映射到内、外史的区分上——即我们如今嗤之以鼻的老古董(14)[Shapin 1992]。然而，我认为内、外史的区分实际上是具有说服力并且有用处的。夏佩尔(Dudley Shapere)有关内、外史区分的新说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夏佩尔将内史看作是被“内化”于一个特定的认识论群体中的东西。内史研究是基于一组信念，因为基于它们的科学研究十分成功并且连贯一致，它们已经被接受，不容怀疑(15)。这些信念“构成一个基础，在其之上科学得以改变它的研究范围并建立进一步的假说、方法、推理规则和目标”。我会将这一内史观加以扩展，使其包括科学实践的其它方面，而不只是信念。但现在要紧的是，夏佩尔认为内、外史的区分“形成于对自然的探索过程中，而非被那些决定什么是科学或非科学的一些天启或哲学所规定”。[Shapere 1986,p.6]这样看待内、外史的区别，而撇清其与上述诸多错误二分法之间的联系，就有助于我们区分科学史中那些需要用不同研究模式来看待的不同问题。(16)我下文提及的所有“内、外史”术语都表达的是这一修正了的意思。
三、为何科学史需要对科学内容进行批判性考察？
1.什么是批判性考察？
以上排除了一些错误二分法(并复活了一个看上去已经过时的二分法)，有了这样的铺垫，让我来陈述我的主要观点：科学史的一些重要功能，只有对科学内容进行独立的批判性考察才能得以发挥。(我的意思不是说科学史不具备其它有价值的功能，只是想表明我今天演讲中提及的这些功能通常没有被充分重视。)对科学内容进行考察的同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我提到“让科学回归科学史”这句话时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为了充分理解科学史的潜在功能，我们历史学家必须具有科学洞察力。作为有益的对照，我们且看一看温奇(Peter Winch)对艺术史持有的观点：“一个艺术史家要想理解他所研究的时期的艺术家们所面临的问题时，他必须懂得审美。如若不然，他写的历史将遗漏真正构成艺术史的东西，艺术史不是令人费解的外史，只讲述某些人写写画画、敲敲打打。”[Winch 1990,p.88]对于科学史，这一看法也完全适用。
当今科学史家中的通常看法是：科学史的目的是描述过去的科学知识，或是解释科学知识的演进过程，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对科学知识进行价值判断。(每天都有不少学生在科学史课堂上因为违反这条禁令而受到批评。)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自洽也站不住脚并具有误导性的有害态度，在我们认真讨论科学史的功能之前应将其摒弃。(17)我想我们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对传统辉格式科学史有一种被误导了的过激反应。人们常会认为，要避免辉格主义者依据现代科学标准评判过去科学的错误做法，那只能不做评判——采用库恩内史学或者是强纲领中的公平原则所鼓吹的认识中立论。不过这是一种极端的反应。正如贾丁(Nick Jardine)所言：“如今的科学史家在规避现代主义时动不动就抛弃常识性的东西。”[Jardine 2003,p.134]
其实想要抵制辉格主义，我们只需要确保我们对过去科学的看法不受现代科学正统观念的支配。我们没必要因此抛弃所有的判断。而且中立主义不过是伪装成无判断的一种判断立场。(试想当瑞士或奥地利宣称自己是中立国家时，我们都能意识到这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在科学编史学中，拒绝采纳这一更为现代性的观点可以成为多元主义甚或分歧主义的有力工具。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我记得当我第一次阅读库恩对哥白尼革命的诠释时，从他对托勒密地心天文学体系如何奏效的同情性描述中，就感觉到了中立主义的强有力的解放性效果。[Kuhn 1957](18)
一些科学史家们所选的研究题材事实上已经带有很强的判断，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被科学家们当作无用的过时玩意儿而摒弃的那些陈旧科学系统仍有其价值，声称中立主义只不过是为他们充当了有用的防护盾。但是现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已经很强大，当面对科学家们肤浅而粗糙的判断时，可以完全扔掉中立主义这块虚伪的盾牌。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正如福曼(Paul Forman)所指出的那样，是宣称我们的独立性[Forman 1991]。正如一些自由而尽责的学者们所实践的那样，我们可以有自信的编史学概念。我们首先就要承认我们自身不可避免要扎根于现在的社会和科学当中。问题是：我们要从现代的社会和科学中选择哪一部分或哪一类来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的基础呢？(19)
我从福曼对科学史家的劝诫之言中受到启发，他认为科学史家有义务“自己决定什么是科学中好的部分，并通过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来促进这些好的部分”。[Forman 1991,p.86]与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视觉艺术史家和音乐史家尚能发挥“做独立判断的批判者”的作用相比，他对“科学史家们接受的智力从属性”这一反常情深表痛惜(20)[Forman 1991,p.77]。我们千万不要把这误解为反科学的立场，若如此，就好比说影评人是反对电影一样。
2.科学史发挥其功能需要批判性判断
至此，让我来讲讲那些需要对科学内容进行批判性考察才得以发挥的科学史功能吧。此处“功能”是指科学史的固有目的(下面讨论的前四点)，以及科学史在其它方面的应用(后三点)(21)。我想说的是，科学史的确有许多功能。
(1)理解科学知识发展的偶然性
首先，这是我们所有人基本都会同意的科学史研究目的：将科学知识作为在偶然性中得以发展的动态整体来理解(22)。这一研究目的显而易见，今天的历史学家都觉得不用多费口舌。不过我们不能这样想当然。在科学史之外的领域，一种大众性的常识看法仍然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地朝着真理进步的。许多科学家、哲学家、记者等不断宣扬科学进步的必然性以及科学真理一旦发现后所具有的绝对性。(正像巴特菲尔德对政治史所说的那样：“正因为社会上现存的历史非常糟糕，我们才必须教历史。”[Butterfield 1951,p.171])基于对越来越多的历史素材的认识论判断，科学知识的偶然性这一观点需要不断地进行辩护和重新评价(23)。
对我来说，形成这一看法的关键经历是我本人对化学革命所进行的细致研究(即研究构成化学革命的那些实验和数据(24))。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还是没能说服自己相信在18世纪末有足够好的理由抛弃燃素理论；我这里说的“好的理由”的依据是当时化学家们共同使用的那些判断标准。我也没有找到任何确定性的外部原因能解释拉瓦锡的胜利。因而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我自己形成的看法，认为18世纪末大多数科学家对燃素做了不正确的判断，不管他们是受了拉瓦锡雄辩的影响、还是出于对形而上学的偏好、纯粹的从众效应或其它什么的影响。对科学史上这样一个重要事件的复杂偶然性的认识，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学家的思维和实践都有积极的作用。
(2)了解科学方法
对科学方法论及其演进的研究是我想讨论的科学史的第二个功能。现在的历史学家总倾向于对科学方法避而不谈。这是很不幸的，虽然作为对一些非常糟糕的科学哲学的“过敏反应”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算懂点哲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之中很多搞科学哲学的人正想尽办法来超越那种会将历史学家吓跑的奢谈哲学的做法；所以可以放心地再次同我们合作(25)。)而且这一工作可以和对认知风格和认知方式的讨论结合起来(26)。我们获得一些科学方法方面的理智观点是很重要的——部分也是由于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会妨碍科学教育和科学政策的糟糕观点。如果我们需要了解科学方法，除了转向历史之外，也就没有别的好方法(27)。批判性判断在此处再次成为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不对那些科学研究案例的成功或失败做出判断，我们就不能辨别出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3)领会过去的科学知识
接下来我要谈到在通常的史学研究讨论中经常遭到不公正忽视的两个科学史功能。库恩过去常谈到“像当事人一样思考”：暂且不论这个习语已成为使历史学家丧失现代偏见的禁令，我相信这个习语表达出的是，对古人如何看待世界的理解所带来的那份纯粹的快乐。海尔布伦(John Heilbron)明确指出科学史家应该是内行人士(28)[Heilbron 2007,p.75]。弃绝了内行人士的那份乐趣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无疑是巨大损失。
我们的工作就是纯粹领会过去的知识本身。在我称为“补充性科学”(complementary science)(29)的工作模式里，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复原那些被遗忘的知识，包括各种事实和思想。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给诸位简短说一下我们能从被遗忘的过去的科学中学到什么。当我还在研究测温学史时，18和19世纪的文献中反复提及煮水的温度依赖于多种外在条件：甚至在标准大气压下的纯水，依照不同的煮水方式，沸腾过程也会有差异(30)。
在完成了史料研究之后，我忍不住去做实验来验证这些文献所述是否属实，结果我居然能相当轻易地重复出这些文献中记述的现象。例如，我对日内瓦的德吕克(Jean-André De Luc)在1772年提出的一个问题进行了实验验证(虽然我所用的实验设备不和他的完全一样)：用一个低温热源去煮水时会发生什么？水被煮开是通过减少水的散热表面积来实现(31)。随着水温逼近100℃，水如常开始沸腾。然而，随着进一步的沸腾，水温继续升高，同时水泡变大，不过数量减少；这些水泡的出现越来越不规律，并时常发生爆炸。当沸腾现象相当稳定时，温度超过100℃，并轻易就达到101℃－102℃。继续加热，水泡更少了，且同时温度迅速攀升。在这个阶段我们能观察到德吕克所说的“喷气”现象，即水在很长的稳定阶段之后出现很大的气泡。有时气泡会爆破，将水溅出烧瓶。这段视频所示实验在喷气过程中产生了104℃的高温。这不像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沸腾现象，但却同德吕克在1772年的报告所述完全一致(32)。
(4)激发新的科学知识
除了复原过去那些被忽略的知识以外，历史研究还能通过激发新思维来拓展科学知识。或许最著名的例子当推鲁德威克(Martin Rudwick)的工作，他利用居维叶的方法论成功复原了“已灭绝的腕足类无脊椎动物的生活模式”，尽管“一些古生物学家对此持敌对意见，因为他们不相信能从达尔文以前的人，尤其是一个被我在进化研究上所利用的反进化论者那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33)。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也注意到被重新发现的科学知识是如何得以拓展的，这里再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一下。在我最近关于电化学早期历史的研究工作中，我饶有兴趣地发现伏打使用盐水而不是酸或其它更特别的东西来充当电池中的电解液。这个重新发现的寻常小插曲激发出我对氯化钠溶液电化学成分(现代意义上的)的好奇心，并且引发了我亲自做一些有趣的新实验。例如，在试图进一步了解氯化钠溶液的导电机制时，我发现当外加电压为2伏—3伏时，金属阳极(正电极)会溶解于盐水(34)。这一现象也使得每一位看过我实验演示的化学家感到惊讶。我想，对此进行探究或许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新的化学知识。
(5)丰富科学教育
一旦上述目的都实现了，我们还可以用科学史来做很多其它事。很多人倡导在科学教育中引入重要的科学史内容。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倡但很少被实践的理想，尽管霍尔顿(Gerald Holton)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在“物理史”课程中做出成功的尝试(35)。科学史的这项功能我们可忽略不起。因为如果不和科学教育更好地结合，我们这些科学史家就是在抛弃数以亿计处于各种水平的科学专业的学生，任凭后者被糟糕的历史所荼毒(36)。我们也必须牢记大多数科学教学的受众是那些将来不当职业科学家的人；而我们的一项公众职责就是要考虑如何为高素质公民提供更完善的科学教育。毋庸赘言，没有对过去的科学内容加以细致的批判性研究，科学史的这种教育功能是不能实现的。
(6)弥合“两种文化”的鸿沟
科学史也有助于弥合不同学术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斯诺(C.P.Snow)勾勒的“两种文化”的概念让人印象深刻，这种论调至今仍有反响，尽管艾杰顿(David Edgerton)等人对其进行过激烈的抨击[Edgerton 2005]。将科学放在其文化与境中进行考察是有帮助的，不过这需要辅助以重视科学内容的策略。对科学价值的真正文化性理解需要用心领会科学内容。科学的历史就给非科学家的这种科学教育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素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对科学工作者进行人文教育，除了向其严谨而忠实地阐明历史上的科学知识代表的是偶然的人类活动和奋斗历程，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么？
(7)挑战科学家的权威
最后，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通常是在必要时挑战科学家的权威(适当的时候也可促进之)。如同其它领域的权威人士一样，科学家需要具备优秀判断力且训练有素的人来对其进行外部监督。不过，质疑科学正统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而且所作出的判断也必须总是尽责的。如果我们想对科学家进行批判，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更应该以对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的深刻理解为基础。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相关科学内容的重点，并且要努力得到我们不得不挑战的科学权威的尊重。以库欣(James Cushing)为例，他艰辛的涉及技术细节的历史研究就揭示了“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诠释”建立过程的偶然性[Cushing 1994]。即便是当我们争论的是现代科学而非古代科学时，对历史的了解也能给我们提供视角和判断力，这正是科学家们容易缺乏的那种判断力。
3.忽略科学史的这些功能会导致自我狭隘
以上我所讨论的七项功能都很重要，它们都只有通过对科学内容的细致考察才能得以发挥。如果忽略这些功能的话，我认为科学史就会不必要地自我贫瘠并降低了自身的意义。我们不能让方法论上的标新立异或固守教条限制了科学史有益于学术和社会的那份潜力。因为这事关重大。并且，对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知识进行理解是可能的。(任何人都能学会燃素理论，这肯定比历史学家们所进行的拉丁语或中文学习这一类常规性工作要容易得多(37)。)
当然，我承认科学史还有其它一些并不关注科学内容的功能。不过，即便是那些只将科学研究看作社会性、文化性、政治性、经济或物质性的现象来加以探讨的人，留意一下科学内容对其工作也是有益的。哪怕是进行纯粹的人类学研究，也需要通过理解作为其研究核心的那一群科学家的信仰和实践活动，以获得全面的信息。比如说，一个研究另一社会宗教活动的人类学家，绝不会认为这个宗教的教义和相关的宗教仪式的各方面内容与他们的研究无关。这样一来，有趣地是，科学内容就成了与境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与境啦！所以我说，内容是新的与境。我将其称为“知识与境”：即当我们将科学看成社会-文化活动来加以研究时，从活动者的角度而言，他们自身的首要目的就是知识获得(他们自认为正在获得诸如此类的内容)，这一点肯定是相关的与境信息[Warwick 2003,p.44]。
四、适用于科学史的从事历史研究的几点理由
以上我们已经谈到了科学史的一些独特功能，现在我想简要地从另一个角度来提供一种观点。科学史毕竟是历史的一个门类，因此让我们先来思考如何做好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之后我们再将得到的想法应用到专门性的科学史上。换句话说，让我们现在先关注那些将科学史当成通史的一部分的人，进而考虑当关乎科学时，好的历史研究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不去思考为什么做历史，我们就不能合理地(38)讨论如何去做好的历史。在研读了多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后，我大体上得出了做历史的五个理由(39)。其中每个理由都表明当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是科学时，我们必须考察科学内容。因而从考察一般性的史学研究出发，我再次得到了同样的总体结论。
1.我们想描述过去
那么，我们为什么做历史呢？首先，或许是因为我们想描述过去，并尽我们所能去忠实地或真实地描述(暂且不论“真理”指什么这一更深层的问题)。这或许是“为了记录”，或是为了拥有一种深奥的知识。不论是哪一种，对科学的历史进行全面描述必须包含对每一时期科学知识的状态及科学发展的定位的描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同本次大会的主题“知识在作用”(Knowledge at Work)那样。
2.我们想理解过去
除了描述之外，我们做历史的目的还想达到对过去的一种理解。这大致上包括两种不同的意义。其一是身临其境的理解(或许用德文词“Verstehen”能最好地表述)，这种理解就是要全然站在当事者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过去的科学内容自不必说是关键的。其二是一种外史性质的诠释性理解。这种理解不那么看重身临其境，而重视原因和影响等因素。科学内容在此不是中心问题，不过仍然一定是“explanandum”(待解释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3.我们想利用过去
除了描述和理解之外，还有为了其它目的而想要利用过去及其相关知识的持久冲动。这是一件冒险的工作，不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试着去将它做好，而不是置之不理，留待那些非专业或品行不端的人去把事情弄糟。关于我们能从过去得到何种“收获”或“经验”，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而且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历史通常被用来赋予个人和团体一种认同感。用这样的思维来考虑科学史的话，我们又会回到科学政策和科学教育问题上来，也会回到科学史在科学家研究生涯中的地位问题上(不管科学家是为了自我认同，或是为了从其科学活动中得到一些收获)。正如前文所述，我认为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进科学知识本身。不难发现，对科学内容进行认真的考察会增进科学史的这一用途。
4.我们想超越过去
我这里专门留出一个独立的标题来表述历史的一个特定功用，这个用处就是让我们通过对过去的了解而将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过去的那些偶然性决定造就了我们的今天；鉴别过去的那些偶然性要素能让我们明白，在今天看来是必要或必然的事物，实际上也只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这个有点心理分析意味的洞见或许不是史学中的主流，但这样的洞见有一个值得敬重的传承：歌德、狄尔泰、马罗(H.Marrou)和克罗齐(B.Croce)；其中克罗齐有句著名的格言：“唯有历史性判断能将精神从过去的压力中解救出来。”(40)(Only historical judgment liberates the spirit from the pressure of the past)[Croce 1941,p.48]能理解今天表面上看来必然的东西不过是过去偶然性的一个结果，对于我们的科学生涯来说，也是有好处的。鉴于此，历史学家就必须钻研那些发生在过去科学家之间的各种争论的细节了。
5.我们想重现并品味过去
最后，还有一种对过去的特定理解是我要专门用一个独立小节来说明的。马罗对这一目的进行了生动的表达：“我想赋予历史一项重要功能，即通过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浸润在已逝去的社会或文明当中)的重现来丰富自身的睿智与想象力。不过话说回来，从我们能抓住和理解这些价值的角度而言，它们就在我们这里获得重生。从某种意义上上来说，通过历史学家的思想孕育以及被再次引入当代文化氛围中，这些价值获得了新的现实和第二次历史性存在。”(41)[Marrou 1959,pp.260-261]尼布尔(B.Niebuhr)更简单明了地指出：“那个能让消失了的东西重现的人，会感到创造般的欣喜。”(42)这些深刻见解自然也该应用于科学史领域，正如我前文利用“复原”和“行家”的概念所表述的那样。
五、结语
我想用一个多元化的注解作为结尾。在我的演讲中，我着力强调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多项功能的一个特别的观点，并且努力论证，要使这些功能得以发挥，需要有对科学内容的批判性考察。但是在我的观点中包含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模式，也不意味着凡是我观点未涉及到的研究模式就是不正确的或是低级的。这里没有敌对方，除了那些习惯于树敌的人，他们声称任何不符合他们关于好学术的狭隘看法的都“不是历史”或者“不是真正的科学史”，因而不值得去下功夫。我想提一个总的请求，希望大家能深思熟虑且悉心探讨一下，我们为何从事科学史(以及技术史和医学史)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进行这样的思考势必要考察科学史和科学本身之间的关系，同时我认为对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活跃的讨论对于我们学科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我本人关于科学史和科学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在科学史中，我们要持理解、尊重甚至是爱的态度来研究科学，但同时要保持我们批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本文是作者就职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的演说，2013年7月22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第24届国际科学、技术及医学史大会开幕式上宣读。承蒙演讲人许可首次发表。
注释：
①有了对这些分歧的清晰认识，我们就能在是否及如何消除或启发这些分歧的问题上做出明智决定。
②记者William J.Broad撰写的这一报道，促使Gillispie本人对其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同时也促使身为化学博士的Robert Kohler的有力回应。见Gillispie & Kohler 1980。
③Darrigol的陈述是以这样的认识开头的：“没有涉及深奥和系统的科学内容就谈论了那么多(价值)，确实令人诧异”，但是很明显，他痛惜于这样的事实：“现在很少有科学史研究者具备足够的背景来研究科学的深奥和系统的内容了。”E.Grant[2012,p.135]虽承认科学的社会与境的重要性，但仍对社会史学者提出质疑：“将重心从科学文本中的思想转到科学的社会关系上，不完全是科学史研究者们拓宽研究兴趣的结果。我觉得，这种重心的转移也是科学史家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少，阻止或严重妨碍了他们对当代科学内容进行研究的结果。”
④见Kohler & Olesko 2012，封面内页。
⑤过度偏好科学内容或许也是一种对科学家过分顺从的“病症”。
⑥对Gillispie的无礼可以说是以牙还牙。
⑦他们将这些主题描述成“中层概念”。
⑧原文Young Turks，泛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反对苏丹专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土耳其造反者，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迅速成为一支主导这个国家社会进程的重要政治力量。——编者注
⑨这里是双关语，表面指圣保罗的一批巴西科学史家，暗指圣徒的呼唤。——编者注
⑩最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见[Galison 1997; Pickering 1984; Bloor 1976; Shapin & Schaffer 1985]。
(11)如果这是通史领域在1984年获得的全新认识的话，那么我们这些科学史家们，即便是老一代的科学史家，在这场游戏中已经领先了几十年。
(12)阅读以下著作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Merton 1973; Habermas 1984; Kitcher 2011]。另外，关于这方面内容，我们也应当提及马克斯·韦伯、波兰尼、库恩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13)对所有这些因素的研究可以囊括在达瑞格所呼吁的“知识史”当中。
(14)夏平对内外史区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而富指导性的讨论。
(15)在这里夏佩尔承认任何事物都会受到全局性的质疑，这种质疑与探索的实践活动无关。
(16)何以如此？Chalmers 1990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不错的简单类比。假定一个足球运动员对准球门踢了一球；很容易理解常规下它的运动将按照足球运动的规则——换句话说，这是从内史的角度考察。但若是这名运动员冲向足球，然后坐在它面前拿出一副刀叉试图开吃，我们就需要对此从足球正常运动规则之外的因素中寻找一个外部解释。类似地，科学史家需要这样的概念性手段来区分哪些是某特定阶段中发生的常规科学事件，哪些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结果。借助于内、外史因素的考察，有利于我们对科学进行不同模式的理解和诠释，这与强纲领中的对称原理的要求恰好相反。
(17)更详细的论证，见Chang 2009。
(18)我不知道这一效果是不是库恩本人预料中的。
(19)辉格主义的批评者们正确地认为那种简单采用现代科学价值判断作为框架的科学史是不值得提倡的，这样的“历史”只能留给科学家们自己。不过我们需要做的是开始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假装我们没有判断可做。
(20)我不知道Forman会否赞同我的整个想法，因为他似乎在表明科学史中的批判性立场需要一种以社会性为重点的研究。然而我确信，根据科学知识的性质来做独立判断会符合他的胃口。因为他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就是这么做的，这些作品包括其研究魏玛物理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经典论文。
(21)我在此不但关注为了科学史自身价值而进行的科学史研究，也很重视Heilbron 1987所呼吁的“应用科学史”。
(22)总体上，这应当和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拉图尔以及与境主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23)反过来，如果我们仍继续对科学的社会建构和诸如此类的话题进行敷衍性的陈述的话，我们最终只能得到像“科学战争”那样的一场毫无用处的败仗。
(24)见Chang 2012，第1章。
(25)例如，可以关注一下科学实践哲学学会SPSP的工作。网址：http://www.philosophy-science-practice.org/。
(26)有关认知风格和认知方式的讨论，见Pickstone 2000。
(27)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在抽象的认识论原理指导下的先验性思考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
(28)海尔布伦在其文中将Sam Schweber视作内行人士的例证。另见我在Chang 2008中对Clifford Truesdell的讨论。
(29)见Chang 2004，第6章。
(30)见Chang 2004，第1章。
(31)我像德吕克一样，使用一个长颈烧瓶，并加水至瓶颈底端。不同的是，德吕克用油盆加热，我用的是电炉。大家可以在我的在线文章“沸点之谜”中观看该实验(实验5)的视频短片及文中的具体说明，同时在此文中还能看到对另外几个实验的讨论(网址：http://www.hps.cam.ac.uk/people/chang/boiling/)。
(32)沸腾现象的持续“颠簸”很有可能是水中释放出了越来越多的溶在其中的空气的结果。
(33)该引证及相关的一份简略的导言性讨论，见Meyer 2008。
(34)在更高的电压下，金电极保持完整并会在该电极上产生氯气。有关这一实验此前的一系列相关研究的详细描述，见Chang 2011的4、5节。
(35)对这项工作的回顾性描述，见Holton 2003。
(36)虽然认为历史直接有助于培养将来的科学家未免太乐观，但如果不假思索就否定历史意识对科学工作的裨益作用，同样是愚蠢的。
(37)认为科学“太难了”因而不应难为那些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历史学家来研究科学内容，这乃是妄自菲薄之语。历史学家是聪明人，他们一直都在学习并解决各种困难。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子就学会量子场论这样的科学内容，但是只要肯用心，掌握历史上的大部分科学内容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对于那些确实需要很费力才能攻克的科学内容，我们就需要专门培养一些人来弄懂它们。如同其它领域一样，合理的分工在科学史领域也是必须的。
(38)在这里我只是想表达在“狭义”或工具性层面的合理性，这样的合理性认为我们可以去做有利于我们实现目标的任何事。
(39)Vaughn 1985和Tosh 2009编辑的文集是我参考的有用资料。
(40)库恩等人曾引用这句格言作为他们所编《量子物理史档案》前言中的指导思想。见Kuhn et al.1967。尽管他们没有详细说明关于他们所考察的量子物理中有什么样的解放效果，不过我认为这一问题在下列著作中得到了清晰表述：Cushing 1994及Heilbron 1985。
(41)我在此感谢David d'Avray向我推荐了Marrou的著作。
(42)见尼布尔《罗马史》，援引自Lyell,Porter & Secord 2004,p.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