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0)06-0072-05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不景气问题。但由于当时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问题十分突出，从而使得相当一批研究者和决策者，误将内需不足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看做是一个问题，并将其归咎于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这样就妨碍了对造成内需不足的深结构原因的关注。直至今日，对于内需不足的原因，还有人认为与产业政策有关，或认为是花色品种、产销对路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是当下国人收入水平太低。
一、滞后的城市化：使农村人口被甩在市场之外
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一个非常奇特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生产某种产品（生活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比如，生产热水器的人们，家里基本不使用热水器，因为在那些生产热水器的工厂中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农民（除极少数之外）与热水器是无缘的；在城市中，在建筑工地上忙碌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住宅、别墅、公寓，豪华的、简易的，但这些房子与他们毫无关系。类似的现象还有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他们生产着各式各样的消费品，但他们却不是这些消费品的消费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也不可能人们生产什么就会消费什么，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耐用消费品。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的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的问题之所在。在西方国家，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城市化。西方的城市化发生在其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初期的典型特征是：工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工业生产能力有相当部分集中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农村中的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之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来了。当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进入工业之后，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特别是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对付市场需求的不足，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工业进入了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阶段，而这些社会相应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一是相当高的城市化程度；二是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因这些造就了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
然而，比较一下我国的情况，就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进入迅速的工业化阶段。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是一种分裂的工业化。于是，当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
其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与消费耐用品不相称的低水平状态。农民收入低水平，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长期被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但问题在于，在一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只要大量的农民仍然滞留在工业和城市之外，只要他们还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就不可能使他们的收入达到与城市中的劳动力大体相当的水平。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消费品与农民无缘，就是许多日常消费品如牛奶、面包、许多副食品等，也为农民所可望而不可即。
其次，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是要以城市生活为条件的。比如，洗衣机和热水器的使用，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电，一个是要有上下水道。因为热水器无论如何不能安在农民那些没有上下水道、用土坯、碎砖砌成的厕所之中。没有上下水道，洗衣机也无法使用。于是我们在一些富裕农村中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结婚时买的洗衣机被用来装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中的洗衣机市场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电冰箱的使用也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电，二是脱离“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生活方式。只要出门就可以摘到一把新鲜的蔬菜，只要还不能消费大量的需要较长时间储存的食品，电冰箱在广阔的农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用途。
由此可见，分裂的工业化不仅将农民甩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将农民甩在工业品的消费过程之外。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还有那么多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就不难发现，这个因素对内部市场需求的影响有多大。
二、制度不确定性：导致畸形的储蓄倾向
面对连年增长的居民储蓄，有的人不明白：人们手中不是有很多钱吗？他们怎么就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消费呢？
确实，与人们的消费行为相联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如果人们手中确确实实就是没钱，那么讲扩大需求也就是一句空话。而目前我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到1998年底的时候，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5万多亿元人民币（尽管这当中包含着一些公款私存），而且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着。5万亿元的存款，意味着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消费潜力。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无不在关注着这5万亿元的存款，试图采取措施使得居民能够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消费。
政府直接的措施，就是连续而大幅度地降低利率。按照道理来说，这样连续而大规模地降低利率，应该能够抑制人们的储蓄倾向，从而推动人们的消费行为。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你将钱存在银行中，是为了得到利息，那么我将利息降低，你就不得不将存在银行中的钱拿出来进行消费，从而增加实际的购买力。
道理是没错，然而，预期却并没有变成现实。1998年3月底，中央银行第四次降低利率。5月份存款余额增幅反倒较4月份提高了1.2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6.8%。这与80年代一降息就出现抢购风，人们担心“老虎（储蓄）出笼”相比，已经全然是另外的一种景象。统计数字更清楚地表明，近些年来，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落后于GDP的增长。1986年至1997年，GDP的年均增长高达9.8%，而同期最终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8.2%，比GDP增长率低了1.6个百分点。
利息高的时候不将钱拿出来消费，利息低的时候仍然不将这些钱拿出来消费，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既然不是为了利息，那么人们储蓄是为了什么？是生活中的物品已经足够用，因而没有了消费需求？是像某些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节俭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习惯于进行储蓄（据说这是亚洲文化的特征）？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出于制度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这种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形成的用储蓄维持安全感的需求。
这就涉及到了目前我国社会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人们用努力多储蓄的方式，来应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而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则是制度的不确定性。
前些年在研究短期行为的时候，我曾经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因为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预期，而一种较为长期的预期能否做出，以及所做出的预期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与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特征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然而，最近我却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在处于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个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还有许多。出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是强烈。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点钱来获得“安全感”。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信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会有多大。如果一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安全感而储蓄，如果他对于自己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这时你对他说，我可以贷给你钱。你可以用贷款的钱来买汽车。他会作何反应，不是可想而知吗？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津津乐道西方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但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在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发生的。他敢于借贷消费，是因为他对以后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至少是可以形成明确的预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在促成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社会中的福利国家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由“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开始建立的，而在社会保障制度相当不健全、人们对生活缺乏明确的预期而存有普遍的无安全感的情况下，我们前一段大力推行的消费信贷措施的有效性，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的。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从80年代的收入预期到90年代的支出预期的变化。在80年代的时候，人们非常重视收入的增加。许多人都在经常盘算，明年每月的收入会增加多少多少钱，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收入预期。但到了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人们更多地不是考虑到收入是否会增加，而是考虑今后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支出项目。如上面所说的子女的教育、购房、养老、医疗等。人们也在根据这样的预期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可以称之为支出预期。为什么支出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在于收入增长幅度与支出增长幅度的对比。因为在目前正常的情况下，月收入最多只能以三位数增加，而上述的支出项目，往往是五位数的，甚至是六位数的。相对于可能会出现的五位甚至六位数的支出项目而言，三位数的收入增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依据制度的规定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预期，可以说是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三、收入结构：决定了常规性支付不足
也许我们还可以回忆得起改革前的情景。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都很低，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是很普通的状况。但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使用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可以说是当时许多人的消费方式。有的人还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将工资花完了。那时候人们常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的收入少。但实际上也不尽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能够发多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将本月的工资花掉，甚至寅吃卯粮。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工资不是也按时发吗？不是数量也可以判断吗？这样说是不错的（除不能正常生产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企业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们应当注意的。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或更早的时候，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的收入，工资的按时、稳定发放，就意味着几乎全部收入的按时而稳定的获得。但现在的情况是，在人们的常规性收入之外，存在着很大的一块非常规性收入，或称之为偶得性收入。由于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即使是在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中，偶得性收入也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常规性的工资收入，往往成为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津贴，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这说明，尽管在今天工资仍然是按常规发放的，但其他的收入并不是按常规获得的。这样的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这种偶得性收入。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偶得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现在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收入构成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收入结构造成人们支付能力的如下两个特征。首先，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其次，是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于一次性支出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却是不同的。你让他们一次性地拿出一个较大数目的钱来，他可能咬咬牙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让他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钱来，很可能就拿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感到后者的压力太大。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以前偶得性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今后的稳定收入为基础。
这就导致我国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住房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在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经济增长点，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是相当有限的。偶得性收入过大而常规性收入过少的收入特征，加上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制度不确定性的因素，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存款大多来自不确定的偶得性收入，他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你让他去贷款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为此以后要固定按时间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他也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我们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