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领导才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校长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荣幸应教育部的邀请参加此次重要会议，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大学的校长们共同讨论问题。在这个时间举行这样一次集中研讨非常合适，对于中国投入如此大额的资金用于提高大学的能力、质量和国际地位，我们深表钦佩。非常感谢周部长策划组织了此次研讨会。我期待着和大家广泛地交流意见。
在以下的会议议程中，有几位校长将谈论他们制定的几种用于加强大学学术规划的策略，有的校长将谈论他们所在的大学对当地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此外还有几位演讲者将向我们讲述影响在座各位的几种大的趋势，如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这些问题关系重大，意义非常，其共通之处在于反映了对校长领导才能的需要，而这也是我今天上午演讲的主题。
我并不想包罗万象。相反，我只想讲述历史上一个有关领导才能的实例。我所选的“案例分析”的主角名叫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他是哈佛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一位校长。在我讲述这一事例时大家能够清楚认识到我选择这个案例的原因以及它与当今中国大学塑造者的相关性。
一、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在1869-1909年期间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在位40年（注：具体引用句子忽略不计，我主要引用了两本埃利奥特的出色传记：亨利·詹姆士《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波士顿与纽约：霍顿·米夫林，1930；休·霍普金斯，《哈佛与美国之间：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的教育领导能力》(Between Harvard and America:Th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of Charles W.Elio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他当仁不让地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公平，因为他给哈佛大学以及美国高等教育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意义与持久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其任职的后半段，他倡导自由个人主义、推崇学校改革，成为国家知名人物。在退休期间，他构思、编辑了一部关于西方文明的多卷作品——《哈佛古典作品》，以此支持成人继续教育。
在当代关于管理和教育领域中的领导才能的讨论中，人们最看重的是远见卓识。我们希望优秀的领导人能够抱有远见，而且能经常清楚地阐明他的远见并付诸行动。在这些方面，埃利奥特实在与众不同。从一开始，他就提出了一连串清楚的旨在改革哈佛大学的设想，其中主要包含三个要素。
第一，他构思了一个本科课程，即提供更多种类的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择。
第二，他为未来的教师和学者致力于本科学位之上的高级学科（研究生课程）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他提高了哈佛大学法律、医学和技术职业学院的标准，这些学院只针对已完成本科学业的学生。
他的最终目标颇为远大，但是他能把远大的目标一步步分解，使人们不断体会到成功。他调整了校长的任期，这样为他行使最高权力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他敢于冒险，在最初的失败面前坚持了下来，而且他知道何时应该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而何时又需要首先获得教职员的支持。他选择强势的领导支持他并与他们联合起来，将个人的胜利转化为大学的整体胜利。在讲述这一事例的同时我将评论埃利奥特所有的领导能力要素。
埃利奥特在哈佛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对本科课程的改革，他将本科课程从起初的大量必修课改为一套完全不受限制的选修课。公平地说，埃利奥特并非选修制度的创始人，也并非将选修课引入哈佛大学的发起者。但是他使这一想法更为合理，并得出了体系性的深刻结论。据埃利奥特看来，准备充分的学生应该在安排自己的教育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在那个年代，哈佛只接受男性学生）。他谴责高压教育的缺点，但却支持采取激励措施使可能毫无组织的课程学习连贯起来。他采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即只将“优等生的荣誉”颁发给在单一学科中上满足够数量的课程并获得高分的毕业班学生。因此，埃利奥特管理下的哈佛大学成为第一家安排本科“集中”课程（哈佛现在仍然这样称呼这类课程）或“专业”课程（美国其它大学对此类课程的称呼），而实际却并不要求学生选择专业学科的美国大学。
我所说的埃利奥特将选修制度形成思想代表了我的真实想法。在就职演说中，他就断言：“19、20岁的青年应该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最适合什么”（注：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哈佛大学校长就职演说，1869年”，霍夫斯塔特与史密斯再版，《美国高等教育：大事记》(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608页。）。我们可能认为这种观点植根于发展心理学，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但是在他任职的后半阶段，他开始将选修制度视为将人们逐渐从传统和专制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另一步骤。他夸张地将选修课制度称为“新教改革的一个成果……政治自由精神的一个成果”（注：埃利奥特，“学院选课制度之经验”(Experience with a College Elective System)，未发表的演说，1895年，引文见霍普金斯，第94页。）。他认为这是对美国赋予其公民在宗教、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上的自由的自然扩展。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教育家持有埃利奥特那样的逻辑。现在大多数美国大学为学生提供多种选修课程，但是对选修课的选择通常不同程度地受到学生跨行业学习能力的限制，以及专业领域的限制。
虽然埃利奥特对本科课程的改革在那个时候被看作是他最主要的贡献，但是我想强调的却是其另一个更持久的贡献，即他领导哈佛大学转型成为一所现代大学。虽然哈佛大学的完全转型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埃利奥特在35岁担任校长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他任职期间需要做什么，而转型中最关键的几步都是在他任职的头十年中完成的。
要了解埃利奥特取得了哪些成就及他如何取得这些成就，我们必须先大致了解一下1869年的哈佛大学。那时候的哈佛大学虽然名义上是大学，但实际却是一所小型的本科学校，每班招收大约150名学生。学校有一个建立时间相对较晚的“科学学院”以及三个关联不大的专业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以前的校长通常百分数把精力放在教授课程并在礼拜中传道说教上。劳伦斯科学学院要求校长给予他们更多的重视，因为这所学院是二十年前才建立的，他们经常要和那三个建立时间长而且比较富有的老学院争夺图书馆空间和设备。但是埃利奥特之前的校长很少重视或根本不重视这几个学院，而这几个学院也是独立管理，安于现状。例如，描述法学院的入学要求及课程学习的文字二十年来没有丝毫改变，而由三位教职员递交给校长的学院年报十年来一直有以下这句话：学院在组织或课程学习方面一直没有新的安排”（注：詹姆士，第267页。）。当时，哈佛大学的教职员是国家最著名的人士，但是耶鲁大学更有资格成为一所国家级学校，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只有30%的学生来自新英格兰以外的地方，而耶鲁大学却有60%以上的学生来自新英格兰以外的地方（注：爱德华·佩奇，“耶鲁与哈佛的二十年回顾”(Two Decades of Yale and Harvard:A Retrospect)，《国家》，1886年2月18日，第3-4页。）。
针对这样一所地域范围狭小又以本科教学为中心的学校，埃利奥特确定了改革的目标。同那个时代的其它校长（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相似，埃利奥特的灵感也来源于德国大学重视研究能力培养的模式。但与吉尔曼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完全照搬德国模式。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几个月后，曾在《大西洋月刊》中撰文道：“……一所大学，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度来说，都必须从根基发展起来。他不可能完全由英国或德国的模式转嫁而成……美国大学并非外国学校的翻版或温床植物，而是美国社会和政治习俗缓慢、自然发展而成的结果……美国大学并非是其它学校的类似物，他和其它学校一样完全是独创的”（注：埃利奥特，“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大西洋月刊》，XX I I I，1869年2月与3月，第202-20页，365-66页，霍夫斯塔特与史密斯(Hofstadter and Smith)再版，第636-37页。）。
埃利奥特关于美国大学的发展将是独创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美国大学的发展是“美国社会和政治习俗缓慢、自然发展而成的结果”却不那么准确，因为他本人推进了这一过程，使美国大学发展得比他想象得更快。
正如我所说的，埃利奥特关于美国大学的观点包含三个核心要素：一所不引导学生太早涉足专业而致力于进行通识教育的本科学校；为受过本科教育的人追求更高层次的文理学习和研究提供机会；以及成立法律、医学和神学等一系列专业学院，面向已接受过严格而广泛的本科通识教育的学生。要使1869年的哈佛大学转变为这样一所理想的美国大学需要使学校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要在文理方面向欧洲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发展，同时要避免过早进行职业训练的欧洲模式。
现代大学的校长们可能马上会意识到埃利奥特要实现其目标将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作为一名校长，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参与各种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对学校的发展却没有多大作用。他勇敢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通过设立哈佛大学本科部院长这一职位，将自己从传统的校长教育和训导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他不仅有时间主持本科部教职员会议，还能主持所有学院的教职员会议。他们的确经常开会。埃利奥特的传记作者亨利·詹姆士（著名小说家的一位侄子）指出在埃利奥特任职的第一年，本科部教职员召开了45次会议，而科学学院和专业学院教职员召开了44次会议。埃利奥特通常将这些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鼓励教职员自由讨论，并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探求他的同事如何看待他构思的改革（注：詹姆士，第243-44页。），这样，他打下了改革的基础，因为他知道他所希望获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教职员的支持。
同时，埃利奥特也很快采取行动准备进行扩展和更大的整合，即将各个学院整合成一所统一的大学。他既自上而下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又运用了自下而上的游说才能。通过这两方面的巧妙结合，他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邻近土地（自上而下的职权）并说服教职员将所有学院的活动安排进公共校历中，这样这些学院很快就对学校的所有学生开放了。
二、研究生教育
下面我们看一看埃利奥特如何成功地引导哈佛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首先，他建立了明确的愿景。我不想说得这么明白，但是他所希望做的正是模仿耶鲁大学！他注意到虽然1846年成立的劳伦斯科学学院计划开设本科水平之上的课程，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学生只是将科学学院作为获得哈佛大学理科学士学位的另一种手段。而对于极少数希望继续学习的研究生，哈佛大学却没有制定教学大纲或安排正式的课程。相比之下，耶鲁大学却于1847年成立了哲学系和文学系，教授更高层次的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正式开办了研究生教育。1869年，埃利奥特写道：“耶鲁大学哲学系和文学系的发展历程具有丰富的指导意义，足以详尽地证明确立于其之上的……的合理性；它立刻成为美国科学教育历史的一个缩影，同时也预示了它的未来（注：埃利奥特，“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霍夫斯塔特与史密斯(Hofstadter and Smith)再版，第628页。）。”
1860年，耶鲁大学成为美国第一所提供博士学位的大学——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两个方向中获得较高成绩的学生可以获得该学位。只有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或通过与之相当的考试的学生才能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到1869年，耶鲁大学共颁发了13个博士学位，埃利奥特对此发表了如下评论：“耶鲁大学在如此高的水平上取得了成功，即便是在中等水平上取得的成功也能为所有更重要的美国‘大学’迅速改进自己指明道路，这样才更符合它们的雄心壮志”（注：埃利奥特，“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霍夫斯塔特与史密斯(Hofstadter and Smith)再版，第629页。）。我还需要在其它哈佛大学校长的著作中寻找对耶鲁大学的类似赞赏。
这告诉我们埃利奥特愿意向其它学校学习正是他的又一个高明之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也应该承认他所在学校的不足之处，同时借鉴和顺应其它学校更好的做法。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大学校长积极向世界优秀大学学习，并将他们的做法加以调整使之适应中国国情，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埃利奥特决定为哈佛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开办有组织的高级课程，他在第一年就表现出其伟大领导才能的另外两个因素：愿意进行尝试，并且在失败面前坚定不移。他的前一任校长，托马斯·希尔创立了我们所谓的大学讲座。这是一些由哈佛大学本科部的教师和其它外校教师教授的短期课程，主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等学生提供接触先进思想的机会（大部分在科学领域）。埃利奥特决定采用这个制度以达成他的目的。他邀请了波士顿和纽黑文最知名的学者举办了两个系列的讲座，一个是哲学，另一个是文学。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查尔斯·桑德士·皮尔斯、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和威廉·迪恩·豪威尔斯都在被邀请之列。参加讲座的学生需要支付每个系列150美元的费用作为这些学者的报酬。这笔费用相当于当时哈佛大学一年的学费。
埃利奥特称讲座是为进修生设立的，但也对公众开放，包括妇女。这是一次大胆而冒险的尝试，但由于大学讲座已安排到位且没有被视为大学或其它任何学院课程的一部分，因此埃利奥特得以自上而下推行他的新方案，而无需获得教职员的同意。
这儿还包含着另一个道理，即校长开创一套新的教学大纲甚至开办一所新学校要比修改现行的大纲或改进现在的学校都容易，因为后者一般需要获得教职员的同意。如今，至少在美国，只有最敢做敢为的校长才会尝试自上而下改革现行课程；课程改革几乎一直是教授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鼓励，但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指导。因此，当我组织对2001年耶鲁大学的本科课程进行综合评审时，我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由42名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评委会。我和这个评委会开过几次会议，引导他们向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他们却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而在一些耶鲁大学以前没有进行规划的领域，如针对在职专业人员的进修课程，我都能严格地从上至下创建全新的教学大纲。耶鲁大学的全球精英课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将世界各地的领导精英集中起来进行有关全球问题的强化培训。
我们再回到埃利奥特上，坦白地说，他对研究生教育的第一次尝试以惨败告终。学校招收了155个人进行上述一门或两门课程的学习，使讲座在经济上得以进行。但是学校只招收到四名刚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攻读哲学课程，六名攻读文学。这些年轻人是仅有的通过参加有关讲座内容的考试而被录取的人，余下的都是些希望丰富自己知识的成年男女，而非埃利奥特想吸引的有远大抱负的教授和教师。
埃利奥特却并未退缩，他在第二年改变了试验的形式，提供大量的短期课程，每期均不超过10美元；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在年度报告中，埃利奥特写道，大学讲座“并未能使本校的文学学士留在剑桥开展独立的研究，也未能将其它地方的优秀学生吸引过来（注：埃利奥特，《年度报告1871-72》，引文见詹姆士，第251页。）”。接下来埃利奥特展示了他的下一步目标，“优秀学生需要深刻、连续、系统的教学”。他认为“非专业教师的知名学者缺乏授课经验，导致课程失败”，实际需要的是专业的长期教师。
由此，埃利奥特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专注于最初的目标，终于找到了双管齐下的途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首先，他必须将长期教师组织起来，以提供所需的高深课程。他通过成立由“学术委员会”监管的“研究生系”而达到上述目标，该委员会由各个学院的教授及助理教授组成，由埃利奥特担任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学术委员会能够正式授予文学硕士、科学博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873年，继其竞争对手纽黑文12年之后，哈佛大学授予了其第一批博士学位。
其次，他必须扩大教师队伍。这时，埃利奥特的两个主要目标完全契合。他需要开设适合研究生的高级课程，他还需要增加本科选修课的数量和种类。于是，埃利奥特开始了自主的聘任活动。与今天的校长们不同、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课程变动需要教职员的同意，这与目前的做法相同，不同的是教师的任命完全由校长控制，只需得到哈佛大学理事会机构的批准。在这一点上，埃利奥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仅改变了大学的组织，还深入到其核心。尽管他未能如愿吸引来他的第一人选——对著名的耶鲁教授夫妇，埃利奥特还是在四年的时间里聘用了24名以上的新教师，包括亨利·亚当斯（或许称得上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小温德尔·霍姆斯·奥利佛（宪法学者，后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威廉·詹姆士（哲学家，机能心理学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杰出的法学家，创立了法律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法”）以及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杰出艺术史学家，著名政治与文化评论杂志《国家》的创始人）。
埃利奥特对如此非凡人才的任用提醒我们，没有什么比人才更为重要。尽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对全体教师有直接任用权，但大部分都有权任命行政管理人员，系主任以及学院教授。这些管理者能在整个机构内激发教师保持较高的教学水平并寻求持续的进步。我们都应当自问，我们是否对杰出人才的挑选与任用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埃利奥特聘请的新教师使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更为有效，同时也拓展了哈佛大学的选修课制度。在埃利奥特任职的第一个十年内，本科必修科目由40门减少到22门，选修课由20门增加到34门，学生可以在更大范围中选择。到1884年，大二、大三、大四的所有课程均为选修课，选修课制度也首次扩大到大一新生，他们一半以上的课程都可以自由选择。
同样，埃利奥特对研究生教育严密计划的设想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实现。即便在设立博士学位之后，也并没有几门课程是为研究生专门开设的。实际上，博士生仅仅有更多的机会从更多的选修科目中选择本科阶段未能学到的课程。直到1890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教育取得成功的激励下，哈佛才将其“研究生系”转变为羽翼丰满的研究生院，并开始在若干学科中开展真正的研究生课程。
三、职业教育
在埃利奥特的所有改革举措中，最具个性、也是最为独到的是其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在埃利奥特任职前二十年左右，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韦兰主张本科选修课制度，哈佛大学也开始引入选修科目，后来埃利奥特只是大大增加了选修课的数目。耶鲁与约翰霍普金斯均在埃利奥特之前就已设立了博士生计划，历经试验与失误，推进了哈佛的研究生教育，后来其成为美国标准形式。但埃利奥特对职业教育的观点以及他由此发起的改革却并无明显先例。
埃利奥特对其在1869年观察到的职业教育状况大为吃惊。他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写道，“‘学术的专业’一词逐渐带有讽刺的意味。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小部分律师、医生和牧师是文学士。平均说来，法学士和神学士学位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明显低于文学学士，而且人们也发现，用一年或十八个月的时间也可能使缺乏教育的年轻人成功地登上讲坛布道”（注：埃利奥特，“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霍夫斯塔特与史密斯(Hofstadter and Smith)再版，第635页。）。接下来，埃利奥特引用密歇根大学的例子指出，入学的标准与研究课程的持续时间都不足以培养出真正博学的专业人才。密歇根只有12%的法学学生与5%的医学学生录取时持有学士学位，而法律的正式研究课程只有一年的时间。
担任校长职务后，埃利奥特发现哈佛大学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的大量学生直接从高中录取。毕业的标准也非常之低：神学院修业三年，无考试；法学院十八个月，无考试；医学院学习一年（并跟随执业医生实习三到六个月）。课程中并没有循序渐进的概念；课程可以按照任何顺序学习。
在努力改变所遇到的困境中，埃利奥特展现了一位雷厉风行的学术领袖的诸多特点。他视野开阔，具有清晰而构思巧妙的愿景；他极具耐心，将一些自鸣得意的教师争取过来；他富于冒险精神；他借助职位的权力自上而下发起一些改革，他还利用自身的说服力赢得了人们对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支持。
在其最早的年度报告中，埃利奥特阐明了他所期望的目标——提高录取与毕业的标准，使每一个专业学院的课程更为连贯。在两年的时间内，各主要学院要取得长足的进步。
神学院是改革最为容易的学院，早已将埃利奥特所追求的状态奉作规范。在他的督促下，神学院的教师也很快恢复了早期的要求，即报考者需要证明其掌握了希腊语及拉丁文，学院还规定毕业生必须通过一门考试。
法学院的改革难度较大，教师们骄傲自满，培训毫无计划，课程也没有从初级到高级的合理安排。但很幸运的是，该学院三位资历较老的教师中的一位退休了，因为新校长明确表示的改革决心使他觉得受到了伤害。这是埃利奥特的一个好机会。他立即启用一流的法学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并说服其余两位资历较老的教师选举兰德尔为系主任。兰德尔将埃利奥特提出的目标视为己任，将学习的时间由一年延长至两年，并要求考试合格方能毕业。他将全部课程分为两部分——一年级与二年级课程——并改进法学教育，其热情已经超越了埃利奥特。他开创了新的法学教学法：通过已判定的“案例”教学，而不是依靠论文。在兰德尔的带领下，再加上埃利奥特的坚决支持，法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招收的拥有学士学位的学生比例增速高于以往。如埃利奥特所愿，在十年之内，法学院的录取标准发展为必须接受过大学教育，或通过同等水平的考试。
医学院的改革难度远大于其他学院，全体教师的领头人亨利·比奇洛坚决反对改革。面对这种强硬的态度，埃利奥特明智地采用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的策略。由上所述，他控制了所有专业学院的财政，削弱了相对富裕的医学院的反对意见。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埃利奥特冷静、耐心地主持了31次全体教师会议，终于说服教师们支持他期望的改革，不再支持仍持反对意见的亨利·比奇洛。老温德尔·霍姆斯·奥利佛，医学院一位知名教师，用一段精彩的语言描述了这位年轻校长的明确目标与人格力量：
“他（埃利奥特）参加每个系的会议，包括我们系，将我们留至深夜11点12点，讨论他的新计划。他对大学中每一个系都有着惊人的了解，主持会议时平静、从容、严肃却又极富幽默感，令人不得不钦佩……我时常为医学院会议中的一些画面忍俊不禁——这位冷静、沉稳的年轻人以最平静的方式计划颠覆这一切……”
“这做何解释？我倒要问一下，”不久以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的一位成员说道，“我们这个学院存在了八年，我们对自己的事务管理得也很不错，……现在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想改变我们的一切管理方式——这太反常了，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很容易就能回答（比奇洛）博士的问题”，这位温和、沉稳的年轻人说道，“因为这里来了一位新校长。”（注：詹姆士，第283-85页。）
最终，学院彻底调整了课程，使其趋于合理，并将课程由十八个月延长至三年，规定年度考试合格方能进入下一年学习。最后一点，毕业考试要求医药的九个主要领域全部合格，而以往只要求九个中的五个合格。
埃利奥特如此从根本上提高医学教育的标准，其间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由于强制施行更为严格的标准必定会减少学生的数量，因此学院的财政稳定性面临着冲击。但埃利奥特相信，哈佛追求的是在全美范围内提高职业标准，尤其是在医药这一行业。他提出，如果这需要额外增加资金，我们可以寻找新的基金来源，但决不能以降低标准为代价。
其结果是，班级的规模缩减了35%-40%，但招收的新生学习为期三年，而不再是十八个月。改革进行三年之后，医学院盈余数目可观。
四、领导能力原则要点
讲述完埃利奥特早年的事迹之后，现在总结一下他在领导能力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1、设立愿景并很好地传达给他的同事。
这一点在埃利奥特于1869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以及就职演说中都得以完美体现。他最初便阐明了三个首要目标：拓展本科生的选修课制度，发展文理科研究生的高级课程，以及提高专业院系的标准。他在年度报告中还会定期提到这些主题。
2、制定远大而又可以实现的目标。
拓展选修课制度、设立研究生的高级课程、将专业院系转变为面向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学院——这些目标都颇具挑战性。埃利奥特明白这些目标都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他提及了“缓慢、自然的演进”。他并没有提高期望值——这样于事无补——而是循序渐进，同时又能抓住机遇，在任职的头十年内便取得重大进展。
3、留出充足时间致力于主要战略任务。
埃利奥特起初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很快任命了哈佛学院院长，将自己从诸多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能有时间参加各个学院的会议，而他将在这里开展主要的改革活动。
4、敢于冒险。
大学讲座这一尝试很有价值——开始了向研究生教育的转变；在主要原则问题处于成败关头时，面对医学院强有力的领导他也没有退缩。
5、不要被最初的失败吓倒，一些好的想法值得再试一次。
未能依靠大学讲座激发人们对研究生教育的兴趣之后，他直接转向引入博士学位。
6、明确如何结合使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策略。
土地购买、行政制度重组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教师任命都在校长的权力范围之内。埃利奥特花费大量时间在一些领域内赢得了教师的支持，而在一些领域他需要说服大家，比如大学本科课程的改革与专业学院录取标准的提升。
7、选择强势的部门领导，并赋予他们充分自由，让他们去创造。
任用兰德尔出任法学院院长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不仅遵循埃利奥特加强录取标准的意图，还独立开创了新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后来成为最有影响的法学示范教学方法。
8、调整激励措施。
绝大部分课程均为选修课时，为鼓励专业化，埃利奥特支持只将优等生的荣誉颁发给在某一学科中上满足够数量的课程并取得高分的学生。
五、结束语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与查尔斯·埃利奥特时期已大不相同了，但在任用优秀教师及提高每一层次——本科生、研究生——及专业教育质量方面，我们仍有共通之处。希望这一案例分析能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各自的学校内成为更合格的领导者。
我选择这一案例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没有雄心勃勃且具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任何一所杰出的高校都不可能达到目前的地位。与埃利奥特一样，中国的国务院、教育部长与一流大学的校长们也有着雄心壮志；与埃利奥特一样，中国的政府及大学的领导们也意识到，照搬照抄外国模式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与埃利奥特所设想的、所塑造的独具特色的美国大学一样，你们也在借用外国的经验，也对它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并创建能够反映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新颖独特的教育模式。
110前，时值埃利奥特获选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二十五周年，全体教职员谨致颂词：“这一时期的管理开启了哈佛大学的新纪元，从此哈佛大学以其实力跻身于世界伟大的高等学府之列”（注：引文见霍普金斯，第78-79页。）今天，作为大学领导者的我们也对中国的决心与承诺印象深刻，中国正致力于改进大学的基础设施，改革本科生课程体系，以及通过借鉴、评估国内外在连任、晋升和终身教职等方面的探索，来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为你们的雄心与努力喝彩，也欢迎你们的一流大学跻身世界伟大的高等学府之列。